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木屯]、[十/早|人/十]　、[木舌]、柏，砺、砥、[奴/石]、丹，惟菌[竹/路]、[木苦]，三国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纟熏]玑组。九江纳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晋公子重耳（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甲，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管子·轻重戊》载：“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可见楚与晋、齐等当时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这说明楚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商业和市场管理十分重视，故能做到体察下情，倾听百姓呼声。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左传·成公十二年》。）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楚国对他国商人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如《佐传·成公三年》载，原被楚所俘的晋人知[艹/冖/缶]，郑国商人曾策划助之逃跑，后晋、楚互相交换俘虏，知[艹/冖/缶]被释放回国了。郑国商人在楚国既能设法帮助晋国俘虏逃跑，说明楚国对他国商人实行保护政策，外国商人来楚国经商比较自由。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龟脸钱”。上面提到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混乱，不得不取消更币令，此钱币当是铜贝。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楚国经济发展脉络》，《江汉论坛》1984年第4期）。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版）。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社1991年第1版）。持战国说的，则以公元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