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不朽的诗篇，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怀、顷襄王两代，正逢楚国由盛而衰的时期，国内矛盾重重，国外问题尖锐复杂，而国际形势总的趋势，则由大国纷争的局面逐步走向统一，这一特定的环境，对一个有深邃目光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来说，必须作出回答。其二，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经过长期的相互辩难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渐呈融合与总结之势，故屈原的思想纷呈异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现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宽阔的胸怀。

　　屈原的哲学思想，基本承袭老庄，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学说。我们知道，老子创道家学派之后，至战国后已逐渐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庄子哲学；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屈原的本体论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气说。气化生万物，即所谓“化不易气”（《管子·内业》。），这是道家气一元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进一步提出精气说，认为“精”也是“气”，是“气”的更微小的东西，精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如《管子·内业》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产生的，可见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然而他们又强调“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即所谓“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诗人，并无专述精气说，却以文学的手段委婉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显得更加细腻贴切。如他在《离骚》中吟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翳/鸟-羽]兮，溘埃风余上征。”这种“内美”和“中正”（道德），实际上就是精气，它能使人离开尘世而上天。又如《远游》一诗，对精气说则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作者一开始就说：“悲时俗之迫[阝卮]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为没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气。为什么没有精气？作者接着吟道：“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一是“遭沈浊而污秽”，精气因“污秽”而不愿进来；二是内部原有的精气，由于内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复返了。怎么办？只有“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即经除污秽、净悲哀、虚静恬愉的修养，就能“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从而复又”因气变而遂曾举兮”、“掩浮云而上征”了。可见，屈原的精气说与稷下道家学说一样，精气并非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细微飘忽不定的物质实体。从这点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彻底的，往往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不过，作为一个诗人，屈原运用其精气说理论，开辟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途径，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也以“问天”（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天问》就是“问天”之意，因“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的形式，问而不答，以不答为答，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事代谢，无所不包，思想极其丰富。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

　　从唯物的天道观出发，屈原的历史观也充满着唯物主义的精神。他谴责夏启荒淫无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辞·离骚》。）他指责周昭、穆王贪婪无度，不顾国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对楚国的历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楚辞·天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楚国衰亡的要害。

　　作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会政治等领域方面，更立足于现实，探索真理，闪现出特异的光彩。他所处的是各国争相兼并、人民长期蒙受战争祸害而渴望和平的时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也热烈希望结束战争、迎来大一统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楚国的君主能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来完成一统寰宇的大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这正如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这种“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国来统一各国。屈原的这一思想与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了当时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屈原积极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他在《离骚》中大量援引历史典故，希望楚国君主能像尧舜禹文武那样，任用贤能，公正无私，实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许，决心为实现这种“美政”而奋斗终生，即使不能实现，亦“将从彭咸之所居”，死而无悔。对外积极倡导联齐抗秦，合纵以求自立图强。他不避辛劳，风尘仆仆，往来于齐、楚间，为合纵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屈原不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导乎先路”奋斗决心的实践者。

　　屈原生活在“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代，各国国君和权贵争相招揽士人为自己效劳，故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自孔子起，及至后来的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待贾而沽”，奔走他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屈原则不同，他执着地眷恋祖国，至死也不愿离开祖国一步。他在《离骚》、《哀郢》、《抽思》等篇中，热烈地表达了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之情，至今催人泪下。如：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招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见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

　　更可贵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与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联的，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应该指出，屈原的这种念祖忠君爱国恋乡恤民之情，构成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对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不愧为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和光辉的典范。

　　屈原在处世态度上，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精神，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他的诸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怀，激励人们不畏邪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屈原的这种积极处世态度，是他的朴素唯物观与爱国爱民思想的直接表现，与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的态度是不同的，无疑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