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至卷四十二 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 志第一 上帝教 一 总说 甲 论上帝教为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工具 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称为拜上帝会〔一〕。本书记载，在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看时，称为拜上帝会，在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看时，称为上帝教，这一卷志，是记载宗教的，所以作上帝教。
上帝教是洪秀全给鸦片战争所惊醒，和受了考试再三落选的刺激，决心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之後，才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去创立的。
洪秀全创立上帝教，是借用一部十年前得到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一〕里面所说的那一们创造天地人物的独一真神上帝，并附会六年前那一场死去两日复苏的大病，来制造上天受命、下凡诛妖救世的「天命」说法的〔一〕。
必须说明，洪秀全是为起革命而创立上帝教的。上帝教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从事起义活动的。须知道那时候的农民，在没有觉悟以前，要跟他们谈起义的道理是难以为力的，而利用宗教，通过宗教的说法。却易於使他们接受。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洪秀全入广西图谋革命事说：「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後，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惧）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李秀成的话，说明了洪秀全利用宗教组织群众这一个事实。
洪秀全既然是利用宗教的说法去发动起义，「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因此，在他的宣传文件中，就必然有一套「劝人修善」的说法，教人「改邪归正」。这种劝教说法，集中表现在原道救世歌里面。洪秀全在这篇满纸修身练正的道德说教文件中，很巧妙地假借「上帝」这一个工具，宣布了「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的人类平等宣言。但却有人根据这些表面的说教来论断这时候的洪秀全对现存秩序无可奈何，用非常善良的，也是最肤浅最愚蠢的道德自我改善理论来欺骗自己，并从此作出洪秀全当初本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企图通过宗教宣传而使一切人改邪归正，把众生普渡到天国，後来革命危机的日趋成熟才推动了洪秀全思想变化的结论〔一〕。
事实上，洪秀全写了这一篇原道救世歌，并不是把它深藏起来，而是把它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反抗思想的文件的。金田起义前用来作宣传，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就把这三篇文件汇编起来称为太平诏书，进行更广大的宣传。到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之後，衹将其中有关儒家的经典故事删去，又重刻向全国进行宣传。原道救世歌是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撰的，而当他和冯云山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天後，在紫荆山区用这些文件开始进行革命宣传的时候，紫荆山团绅地主王作新看见洪秀全、冯云山表面是「劝人修善」，而实际是教群众「不从清朝法律」”〔一〕，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他就起团练逮住冯云山解到桂平县监狱去，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大罪控告〔二〕。但桂平县知县王烈和署桂平县知县贾柱「验其书，以为类劝善」，却判决冯云山无罪释放〔三〕。王作新根据亲见拜上帝会的活动，他抓住拜上帝会活动的实质，就看穿了这是革命活动。而坐在桂平县衙门里的知县只从这些文件，特别是原道救世歌所披的宗教外衣来看，却说是「类劝善」。金田起义前这一大事，就充分说明了洪秀全是利用宗教作为起义的工具，披着「劝人修善」的宗教外衣，进行革命的实际行动的。那末，怎样能够把太平诏书中这三篇同样重要的宣传文件分别开来，说这一篇表现着洪秀全还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时的思想，那一篇表现着洪秀全在革命危机的日趋成熟思想起了变化之後的思想呢？
洪秀全并不是做了宗教家後，思想起了变化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是在得了劝世良言十年，那场死去复苏大病也过了六年，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教育，对封建社会黑暗考试制度的愤恨，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之後，为着进行革命，而特地去创立这个上帝教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的。这不但洪秀全如此，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利用宗教起义，从秦末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其後如汉末张角组织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儿利用白莲教起义等等也如此。封建统治者利用「神道设教」来维持其统治，周易论神明之道曾经明说过：「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熟习儒家书和中国史的洪秀全就反过来用「神道设教」去发动起义。这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洪秀全在那篇与原道救世歌同年写成，同作为最早发动起义的理论原道醒世训里，就预示农民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唤起在黑暗中的人们要以坚定勇敢的行动去迎接起义，他大声疾呼道：「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作中流之底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这里，并没有懦怯的说教，而是对即将来临的胜利的坚强信心；在这里，并没有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宗教迷信，而是鼓舞着千百万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进行斗争，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根据洪秀全这些理论，与创教的动机，以及当时打倒孔子牌位，打倒偶像，宣传反对清朝法律这一系列行动，可以完全看得清清楚楚，上帝教乃是洪秀全为着起革命而特地创立的。它是一开始就出之战斗性，在披着宗教的外衣里面，进行革命活动，为太平天国作发动起义的工具的。
乙 论上帝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 洪秀全的上帝教，是借用基督教传教书梁发劝世良言某些地方而创立的。但是，它却与十九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四月，美国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做美国公使麦莲翻译，随同赴天京。他在考察太平天国的宗教後报导说：他们也许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其实则是严历的打破偶像主义者。……他们对於天神的观念是极不完善的。虽然他们明显地宣布只有「独一真神」，可是圣经之灵感，圣父、圣子之同等和其他许多教理之为改正教徒一般地承认为圣经所明白启示者，他们完全置若罔闻。真的，他们也有种种方式藉以训导有些教理，然而方式是借用的。在施用时，殊不了解其重要性，所以我相信由他们窜改的赞美歌——竟推崇东王为圣灵——「圣神风」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了〔一〕。
裨治文这一点观察不错，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基督教那一个「独一真神」，和某些仪式，作为宗教的形式，但却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论其要，约有三点：第一，当时基督教传教士所宣传的上帝，乃是统治者和剥削者的天父，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的保护神。而上帝教的上帝，乃是人民大众的天父，扶助人民去创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保护神。第二，基督教的天国在於来世，教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忍受现世的奴隶生活为死後灵魂求上天堂享永福。上帝教的天国则来在人间，天上有天国，人间也有天国，天上人间同样有天国，鼓舞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打开奴隶的枷锁，为求天国实现於人间而奋斗。第三，基督教教人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应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上帝教则教人杀尽妖魔，斩邪留正，要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封建统治者和剥削者杀尽。凡上所举，上帝教都是与基督教正恰恰站在对立面的。上帝教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工具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是不待说的了。
丙 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宗教起义的农民战争，宗教在起义当中，对组织散漫的农民，发动起义，都起着显著的作用。如汉末张角黄巾军起义利用太平道，宣称「苍天（指汉皇朝）已死，黄天（张角自称）当立」，元末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利用白莲教，宣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便是其中著名的历史事件。上帝教之於太平天国起义也是这样。
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洪秀全到广西密图革命事说：「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寻（浔）州桂平、武宣、象洲（州）、腾（藤）县、陆川、博白，具（惧）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李秀成扼要地说明了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发动起义当中组织农民所起的大作用。
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又用上帝教的说法，在农村里，宣布上帝降言：「将遣大灾降世，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一〕。
由于散漫的农民早已经组织了起来，而这种降灾得救的宗教说法，又恰恰打中了当时处在水深火热多灾多难的贫苦农民的心头。因此，金田起义的号角一响，那十多个州县的贫苦农民，都在各地的拜上帝会领导下，应响号召，奔集到金田来。
金田起义提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二〕的革命任务，「同打江山，共享天福」〔三〕的战斗目标。每逢遇到巨大艰难当头的时候，就用上帝教这种说法，去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如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被清军封锁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内，当时盐吃完了，又多病伤，形抛十分危急，军心发生了惊慌。於是天王就下诏说：天王诏令各军各营眾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提当，千祈莫慌。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
日夜巡逻严预备，连筹设策夜銜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一〕。
又如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在广西永安州那一场突围大战，这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天王就先在二月三十日下诏鼓舞全军说：天王诏令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魂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二〕！
上帝教这种宗教说法，太平天国称为「天情道理」。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确曾起着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使万众一心，去打破难关，取得胜利。干王洪仁玕曾经说过：「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一〕。洪仁玕这段话，说明了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所起的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也在无意之间暴露了太平天国利用上帝教作为工具的「奥妙」。我们论断上帝教是天王洪秀全为着起革命而特地创造的工具，并不单是根据事实作出的结论，太平天国的领袖就曾经这样坦白地向人们作过说明。
就是到了太平天国後期，在一部份人的里面，还起着这种作用。辛酉十一年正月，慕维廉（W.Muirhead）到天京访问，他报告他的见闻说：在其中效力的人，所说的话并非自骄自炫，但对於将来的成功是镇定而言，具有信心的。他们承认前途艰难，但深信上帝呵护，大功必成。他们并不以为克服敌人是容易的事，然而在天父、天兄的旗下作战是极快乐的一回事。当干王属下官员集合於其殿前之际，有一青年上楼而来。我问其是否从征作战。他说：「是呀」。「不害怕受伤或阵亡吗」？他答：「哦，不，不，天父保佑我」。「但是，如果你被杀，怎么样呢」？「那末，我的灵魂将上天堂」〔二〕。
必须说明，上帝教对太平天国起义所起的这种作用，也不过是和历史上那些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农民战争相类罢了。但是，如果把太平天国起义特别强调宗教方面，甚至论为「宗教革命」，那却是大错特错的。
丁 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反作用 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有它的起作用的一面，也有它的起反作用的另一面。
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在金田起义以前发挥组织和动员群众的作用，并且在建都天京以前发挥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是由於当时的革命形势所决定的。当时形势发展已经处在农民起义前夜，农民群众迫切需要从思想上武装起来，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组织和动员千百万群众的工具，这样才产生了上帝教，这样才得由上帝教提负起这一个任务。
可是，到建都天京後，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建国的阶段，一面要展开全国性的军事斗争，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一面要进行极为艰巨的经济的、政治的千头万绪的建设。宗教不过是一种迷信的消极的意识形态，它只能歪曲地颠倒地错误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断不可能作为革命战争和改革现实的指导。到这时候，太平天国就必须放弃上帝教，丢掉这个工具。
历史家曾经指出：太平军在进入湖南境後，就应该放松宗教的做法。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放松，而是更加紧宗教的做法。
太平天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有一个教士杨笃信（Griffith John）对此曾提出过他的看法，以为：「各领袖们必是真诚的，否则是疯狂了」〔一〕。其实，上帝教本是天王创造的工具，根本不存在什么真诚，也不是什么疯狂。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三月，时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後三年，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论此事说：或谓革命党现正放弃所信奉的基督教。这是无根之谈——藉以贬低那革命运动的诡计。在事实的本性上，这是绝无可能的。基督教在此党之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如其一旦废弃之，全局将必瓦解。其领袖号称天王为全国君主，宝基於天父亲命，兼对人民公布其最伟大的胜利，皆由耶稣之援助而得。而且东王亦僭称因得圣灵之灵感而主持国是。是故他们断不能中道取销这些称号，而不至丧失全军对他们像半偶像的尊敬。他们断不能放弃基督教而不至於尽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及废除其整个的政治系统也〔一〕。
丁韪良这一段话，除错误地把上帝教认为基督教之外，他所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太平天国的领袖断不能中途放弃这个宗教，使不致於丧失全军对他们神圣般的尊敬，与尽反起义以来所有文告及废除其整个政治系统，却是对的。太平天国不能中途抛弃上帝教的客观原因就在这里。
太平天国既不能中途抛弃上帝教，就只有抓着它不放。天父天兄下凡本是个巫术。在发动起义时和起义初时是具有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的。但洪秀全宣称是天父第二儿子，天兄的弟弟，他是奉天父命下凡作主的，那他就必定要遵从天父天兄的圣旨，而假托天父下凡的杨秀清，假托天兄下凡的萧朝贵，只要他们存有私心，就会利用天父天兄下凡来挟制洪秀全。所以当将要起义时，就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要挟洪秀全答应起义後军师的权位归杨秀清和他两人担任。为要夺取起义领导权，杨秀清装病废躲在幕後操从，就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这里、去那里「避吉」（太平天国讳凶为吉，避吉就是躲藏），离开领导岗位。天父天兄下凡的作法，在起义前就已经暴露出它的为害性。後来萧朝贵在湖南进军途中战死了。到建都天京後，杨秀清就利用天父下凡遂行私意，大而国家大事，如反对洪秀全迁都河南，小而个人私事，如要夺取洪秀全宫中的朱九妹，都假托天父下凡要挟洪秀全俯首遵从。於是日甚一日，终於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滔天大祸的天京事变，追溯其诱因，就是由于上帝教渗入了这种天父天兄降托的巫术所引起。
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天王洪秀全，他在建都天京之後，就立刻对上帝教进行修整。当初创教时，因为人们说拜上帝是「从番」〔一〕，他为着要得人信从，所以博引经史，以证明中国上古本来就是拜上帝的，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满纸都是儒家经典和史册古事。到这时候，建立政权了，要打倒儒教在社会上的势力，就将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所引证的儒家经典和史册古事全部删去，另行重刻，并命令禁阅儒家经籍，以後改为待删改镌刻後始得阅读的政策。上帝教的修整，对内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着儒教。
在修改重刻太平诏书和天条书的同时，太平天国又将基督教的两部经典旧遗诏书（旧约）和新遗诏书（新约）刊刻。後来对此两书加以必要的改动，把书名改为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在有些地方，还由洪秀全加以眉批，附会神话，引申经义，为自己的政权及自称万国真主作凭据。如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的眉批中，宣布新也（耶）露撒冷就是今天的天京〔一〕，上帝天堂就在天朝〔二〕，外国人的到中国来，乃是「万国臣民朝父皇」〔三〕，系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这样，上帝教的修整也针对着外国。
洪秀全的想法，以为上帝教经他这一番修整之後，就会比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不知道，恰恰相反，他想要利用上帝教来进行巩固他的政权、反对外国侵略，来创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四〕，那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杨秀清要称万岁，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承认。洪秀全也降诏假称：「东王逆谋，是自天泄露的」〔五〕，把杨秀清杀了。杨秀清和洪秀全两人自己亲手把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西洋镜拆穿了，使群众失去了们仰。当时流传有一首歌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一〕！这一首歌谣，反映了天京事变後的人心离散，也反映了群众对上帝教信仰的破灭。所以，己未九年，洪仁玕到天京，他就向洪秀全指出群众对上帝教的信仰，已经到了「人心冷淡」〔二〕的地步。
在天京事变之後，洪秀全一方面难於应付艰危的局面，不得不委之於天。同时，他又怕异姓篡夺他的王位，不肯信人，但他的政权必须依靠群众的支持，却不能不用人，他只好否定人力，而以一切都归之於天。因此，他不是从这次滔天大祸中吸取教训，而是更加紧紧地抓着上帝教这个工具，日益向迷信方面发展。他把太平天国改称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从前杨秀清、萧朝贵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来挟制他，而今杨、萧都死了，他却利用天父天兄企图依靠神权来把国家作为私有。他这一回说天父托梦兆，收得城池地土〔三〕，那一回说上天亲征，杀妖灭鬼〔四〕，一直顽固到丧失理性的境地。他自己心里明明地知道这一个上帝，是他塑造出来的工具，但他嘴里却口口声声再三咬定「万事俱是有天」，「有天所定」，「有天不有人」〔一〕。李秀成说他「京城不固，久悉在心」，但向他奏请放弃天京，作战略的撤退，向西北另图发展，他却严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於）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坚决拒绝，不肯撤退〔二〕。他屡次依靠群众力量，打破重围，渡过危关，他诡辩地把群众的力量说为「天灵」〔三〕，企图一次又一次再得「天灵」。
如果说洪秀全不知道宗教中的人的因素，就等於说他不懂得「神道设教」的道理和农民起义利用宗教的历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因为他懂得这一个道理和历史，所以他才知道要利用神道，其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但是，他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宗教在起义初期之所以能发挥大作用，除了当时斗争形势需要这个工具外，也由於那时候他紧密地依靠群众，确实了解现实斗争，而源源不断地把农民群众的意志灌注入宗教中去，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才使宗教在起义中起了巨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他更不知道，他这一个宗教，一旦脱离群众，为个人争夺服务，尤其是把从前宣传的「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变成为保佑他一家父子江山万年之神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成为荒诞的东西，而且变成为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绳子，把自己越缚越紧，以致於身死国亡。
同太平天国这样情况，可以说是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作为斗争武器必然导致的恶果的最明确最生动的说明。
上帝教是洪秀全给鸦片战争所惊醒，和受了考试再三落选的刺激，决心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之後，才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去创立的。
洪秀全创立上帝教，是借用一部十年前得到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一〕里面所说的那一们创造天地人物的独一真神上帝，并附会六年前那一场死去两日复苏的大病，来制造上天受命、下凡诛妖救世的「天命」说法的〔一〕。
必须说明，洪秀全是为起革命而创立上帝教的。上帝教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从事起义活动的。须知道那时候的农民，在没有觉悟以前，要跟他们谈起义的道理是难以为力的，而利用宗教，通过宗教的说法。却易於使他们接受。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洪秀全入广西图谋革命事说：「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後，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惧）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李秀成的话，说明了洪秀全利用宗教组织群众这一个事实。
洪秀全既然是利用宗教的说法去发动起义，「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因此，在他的宣传文件中，就必然有一套「劝人修善」的说法，教人「改邪归正」。这种劝教说法，集中表现在原道救世歌里面。洪秀全在这篇满纸修身练正的道德说教文件中，很巧妙地假借「上帝」这一个工具，宣布了「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的人类平等宣言。但却有人根据这些表面的说教来论断这时候的洪秀全对现存秩序无可奈何，用非常善良的，也是最肤浅最愚蠢的道德自我改善理论来欺骗自己，并从此作出洪秀全当初本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企图通过宗教宣传而使一切人改邪归正，把众生普渡到天国，後来革命危机的日趋成熟才推动了洪秀全思想变化的结论〔一〕。
事实上，洪秀全写了这一篇原道救世歌，并不是把它深藏起来，而是把它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反抗思想的文件的。金田起义前用来作宣传，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就把这三篇文件汇编起来称为太平诏书，进行更广大的宣传。到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之後，衹将其中有关儒家的经典故事删去，又重刻向全国进行宣传。原道救世歌是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撰的，而当他和冯云山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天後，在紫荆山区用这些文件开始进行革命宣传的时候，紫荆山团绅地主王作新看见洪秀全、冯云山表面是「劝人修善」，而实际是教群众「不从清朝法律」”〔一〕，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他就起团练逮住冯云山解到桂平县监狱去，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大罪控告〔二〕。但桂平县知县王烈和署桂平县知县贾柱「验其书，以为类劝善」，却判决冯云山无罪释放〔三〕。王作新根据亲见拜上帝会的活动，他抓住拜上帝会活动的实质，就看穿了这是革命活动。而坐在桂平县衙门里的知县只从这些文件，特别是原道救世歌所披的宗教外衣来看，却说是「类劝善」。金田起义前这一大事，就充分说明了洪秀全是利用宗教作为起义的工具，披着「劝人修善」的宗教外衣，进行革命的实际行动的。那末，怎样能够把太平诏书中这三篇同样重要的宣传文件分别开来，说这一篇表现着洪秀全还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时的思想，那一篇表现着洪秀全在革命危机的日趋成熟思想起了变化之後的思想呢？
洪秀全并不是做了宗教家後，思想起了变化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是在得了劝世良言十年，那场死去复苏大病也过了六年，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教育，对封建社会黑暗考试制度的愤恨，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之後，为着进行革命，而特地去创立这个上帝教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的。这不但洪秀全如此，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利用宗教起义，从秦末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其後如汉末张角组织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儿利用白莲教起义等等也如此。封建统治者利用「神道设教」来维持其统治，周易论神明之道曾经明说过：「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熟习儒家书和中国史的洪秀全就反过来用「神道设教」去发动起义。这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洪秀全在那篇与原道救世歌同年写成，同作为最早发动起义的理论原道醒世训里，就预示农民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唤起在黑暗中的人们要以坚定勇敢的行动去迎接起义，他大声疾呼道：「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作中流之底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这里，并没有懦怯的说教，而是对即将来临的胜利的坚强信心；在这里，并没有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宗教迷信，而是鼓舞着千百万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进行斗争，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根据洪秀全这些理论，与创教的动机，以及当时打倒孔子牌位，打倒偶像，宣传反对清朝法律这一系列行动，可以完全看得清清楚楚，上帝教乃是洪秀全为着起革命而特地创立的。它是一开始就出之战斗性，在披着宗教的外衣里面，进行革命活动，为太平天国作发动起义的工具的。
乙 论上帝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 洪秀全的上帝教，是借用基督教传教书梁发劝世良言某些地方而创立的。但是，它却与十九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四月，美国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做美国公使麦莲翻译，随同赴天京。他在考察太平天国的宗教後报导说：他们也许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其实则是严历的打破偶像主义者。……他们对於天神的观念是极不完善的。虽然他们明显地宣布只有「独一真神」，可是圣经之灵感，圣父、圣子之同等和其他许多教理之为改正教徒一般地承认为圣经所明白启示者，他们完全置若罔闻。真的，他们也有种种方式藉以训导有些教理，然而方式是借用的。在施用时，殊不了解其重要性，所以我相信由他们窜改的赞美歌——竟推崇东王为圣灵——「圣神风」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了〔一〕。
裨治文这一点观察不错，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基督教那一个「独一真神」，和某些仪式，作为宗教的形式，但却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论其要，约有三点：第一，当时基督教传教士所宣传的上帝，乃是统治者和剥削者的天父，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的保护神。而上帝教的上帝，乃是人民大众的天父，扶助人民去创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保护神。第二，基督教的天国在於来世，教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忍受现世的奴隶生活为死後灵魂求上天堂享永福。上帝教的天国则来在人间，天上有天国，人间也有天国，天上人间同样有天国，鼓舞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打开奴隶的枷锁，为求天国实现於人间而奋斗。第三，基督教教人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应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上帝教则教人杀尽妖魔，斩邪留正，要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封建统治者和剥削者杀尽。凡上所举，上帝教都是与基督教正恰恰站在对立面的。上帝教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工具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是不待说的了。
丙 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宗教起义的农民战争，宗教在起义当中，对组织散漫的农民，发动起义，都起着显著的作用。如汉末张角黄巾军起义利用太平道，宣称「苍天（指汉皇朝）已死，黄天（张角自称）当立」，元末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利用白莲教，宣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便是其中著名的历史事件。上帝教之於太平天国起义也是这样。
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洪秀全到广西密图革命事说：「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寻（浔）州桂平、武宣、象洲（州）、腾（藤）县、陆川、博白，具（惧）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李秀成扼要地说明了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发动起义当中组织农民所起的大作用。
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又用上帝教的说法，在农村里，宣布上帝降言：「将遣大灾降世，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一〕。
由于散漫的农民早已经组织了起来，而这种降灾得救的宗教说法，又恰恰打中了当时处在水深火热多灾多难的贫苦农民的心头。因此，金田起义的号角一响，那十多个州县的贫苦农民，都在各地的拜上帝会领导下，应响号召，奔集到金田来。
金田起义提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二〕的革命任务，「同打江山，共享天福」〔三〕的战斗目标。每逢遇到巨大艰难当头的时候，就用上帝教这种说法，去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如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被清军封锁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内，当时盐吃完了，又多病伤，形抛十分危急，军心发生了惊慌。於是天王就下诏说：天王诏令各军各营眾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提当，千祈莫慌。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
日夜巡逻严预备，连筹设策夜銜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一〕。
又如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在广西永安州那一场突围大战，这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天王就先在二月三十日下诏鼓舞全军说：天王诏令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魂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二〕！
上帝教这种宗教说法，太平天国称为「天情道理」。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确曾起着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使万众一心，去打破难关，取得胜利。干王洪仁玕曾经说过：「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一〕。洪仁玕这段话，说明了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所起的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也在无意之间暴露了太平天国利用上帝教作为工具的「奥妙」。我们论断上帝教是天王洪秀全为着起革命而特地创造的工具，并不单是根据事实作出的结论，太平天国的领袖就曾经这样坦白地向人们作过说明。
就是到了太平天国後期，在一部份人的里面，还起着这种作用。辛酉十一年正月，慕维廉（W.Muirhead）到天京访问，他报告他的见闻说：在其中效力的人，所说的话并非自骄自炫，但对於将来的成功是镇定而言，具有信心的。他们承认前途艰难，但深信上帝呵护，大功必成。他们并不以为克服敌人是容易的事，然而在天父、天兄的旗下作战是极快乐的一回事。当干王属下官员集合於其殿前之际，有一青年上楼而来。我问其是否从征作战。他说：「是呀」。「不害怕受伤或阵亡吗」？他答：「哦，不，不，天父保佑我」。「但是，如果你被杀，怎么样呢」？「那末，我的灵魂将上天堂」〔二〕。
必须说明，上帝教对太平天国起义所起的这种作用，也不过是和历史上那些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农民战争相类罢了。但是，如果把太平天国起义特别强调宗教方面，甚至论为「宗教革命」，那却是大错特错的。
丁 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反作用 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有它的起作用的一面，也有它的起反作用的另一面。
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在金田起义以前发挥组织和动员群众的作用，并且在建都天京以前发挥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是由於当时的革命形势所决定的。当时形势发展已经处在农民起义前夜，农民群众迫切需要从思想上武装起来，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组织和动员千百万群众的工具，这样才产生了上帝教，这样才得由上帝教提负起这一个任务。
可是，到建都天京後，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建国的阶段，一面要展开全国性的军事斗争，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一面要进行极为艰巨的经济的、政治的千头万绪的建设。宗教不过是一种迷信的消极的意识形态，它只能歪曲地颠倒地错误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断不可能作为革命战争和改革现实的指导。到这时候，太平天国就必须放弃上帝教，丢掉这个工具。
历史家曾经指出：太平军在进入湖南境後，就应该放松宗教的做法。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放松，而是更加紧宗教的做法。
太平天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有一个教士杨笃信（Griffith John）对此曾提出过他的看法，以为：「各领袖们必是真诚的，否则是疯狂了」〔一〕。其实，上帝教本是天王创造的工具，根本不存在什么真诚，也不是什么疯狂。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三月，时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後三年，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论此事说：或谓革命党现正放弃所信奉的基督教。这是无根之谈——藉以贬低那革命运动的诡计。在事实的本性上，这是绝无可能的。基督教在此党之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如其一旦废弃之，全局将必瓦解。其领袖号称天王为全国君主，宝基於天父亲命，兼对人民公布其最伟大的胜利，皆由耶稣之援助而得。而且东王亦僭称因得圣灵之灵感而主持国是。是故他们断不能中道取销这些称号，而不至丧失全军对他们像半偶像的尊敬。他们断不能放弃基督教而不至於尽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及废除其整个的政治系统也〔一〕。
丁韪良这一段话，除错误地把上帝教认为基督教之外，他所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太平天国的领袖断不能中途放弃这个宗教，使不致於丧失全军对他们神圣般的尊敬，与尽反起义以来所有文告及废除其整个政治系统，却是对的。太平天国不能中途抛弃上帝教的客观原因就在这里。
太平天国既不能中途抛弃上帝教，就只有抓着它不放。天父天兄下凡本是个巫术。在发动起义时和起义初时是具有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的。但洪秀全宣称是天父第二儿子，天兄的弟弟，他是奉天父命下凡作主的，那他就必定要遵从天父天兄的圣旨，而假托天父下凡的杨秀清，假托天兄下凡的萧朝贵，只要他们存有私心，就会利用天父天兄下凡来挟制洪秀全。所以当将要起义时，就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要挟洪秀全答应起义後军师的权位归杨秀清和他两人担任。为要夺取起义领导权，杨秀清装病废躲在幕後操从，就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这里、去那里「避吉」（太平天国讳凶为吉，避吉就是躲藏），离开领导岗位。天父天兄下凡的作法，在起义前就已经暴露出它的为害性。後来萧朝贵在湖南进军途中战死了。到建都天京後，杨秀清就利用天父下凡遂行私意，大而国家大事，如反对洪秀全迁都河南，小而个人私事，如要夺取洪秀全宫中的朱九妹，都假托天父下凡要挟洪秀全俯首遵从。於是日甚一日，终於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滔天大祸的天京事变，追溯其诱因，就是由于上帝教渗入了这种天父天兄降托的巫术所引起。
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天王洪秀全，他在建都天京之後，就立刻对上帝教进行修整。当初创教时，因为人们说拜上帝是「从番」〔一〕，他为着要得人信从，所以博引经史，以证明中国上古本来就是拜上帝的，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满纸都是儒家经典和史册古事。到这时候，建立政权了，要打倒儒教在社会上的势力，就将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所引证的儒家经典和史册古事全部删去，另行重刻，并命令禁阅儒家经籍，以後改为待删改镌刻後始得阅读的政策。上帝教的修整，对内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着儒教。
在修改重刻太平诏书和天条书的同时，太平天国又将基督教的两部经典旧遗诏书（旧约）和新遗诏书（新约）刊刻。後来对此两书加以必要的改动，把书名改为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在有些地方，还由洪秀全加以眉批，附会神话，引申经义，为自己的政权及自称万国真主作凭据。如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的眉批中，宣布新也（耶）露撒冷就是今天的天京〔一〕，上帝天堂就在天朝〔二〕，外国人的到中国来，乃是「万国臣民朝父皇」〔三〕，系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这样，上帝教的修整也针对着外国。
洪秀全的想法，以为上帝教经他这一番修整之後，就会比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不知道，恰恰相反，他想要利用上帝教来进行巩固他的政权、反对外国侵略，来创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四〕，那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杨秀清要称万岁，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承认。洪秀全也降诏假称：「东王逆谋，是自天泄露的」〔五〕，把杨秀清杀了。杨秀清和洪秀全两人自己亲手把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西洋镜拆穿了，使群众失去了们仰。当时流传有一首歌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一〕！这一首歌谣，反映了天京事变後的人心离散，也反映了群众对上帝教信仰的破灭。所以，己未九年，洪仁玕到天京，他就向洪秀全指出群众对上帝教的信仰，已经到了「人心冷淡」〔二〕的地步。
在天京事变之後，洪秀全一方面难於应付艰危的局面，不得不委之於天。同时，他又怕异姓篡夺他的王位，不肯信人，但他的政权必须依靠群众的支持，却不能不用人，他只好否定人力，而以一切都归之於天。因此，他不是从这次滔天大祸中吸取教训，而是更加紧紧地抓着上帝教这个工具，日益向迷信方面发展。他把太平天国改称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从前杨秀清、萧朝贵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来挟制他，而今杨、萧都死了，他却利用天父天兄企图依靠神权来把国家作为私有。他这一回说天父托梦兆，收得城池地土〔三〕，那一回说上天亲征，杀妖灭鬼〔四〕，一直顽固到丧失理性的境地。他自己心里明明地知道这一个上帝，是他塑造出来的工具，但他嘴里却口口声声再三咬定「万事俱是有天」，「有天所定」，「有天不有人」〔一〕。李秀成说他「京城不固，久悉在心」，但向他奏请放弃天京，作战略的撤退，向西北另图发展，他却严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於）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坚决拒绝，不肯撤退〔二〕。他屡次依靠群众力量，打破重围，渡过危关，他诡辩地把群众的力量说为「天灵」〔三〕，企图一次又一次再得「天灵」。
如果说洪秀全不知道宗教中的人的因素，就等於说他不懂得「神道设教」的道理和农民起义利用宗教的历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因为他懂得这一个道理和历史，所以他才知道要利用神道，其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但是，他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宗教在起义初期之所以能发挥大作用，除了当时斗争形势需要这个工具外，也由於那时候他紧密地依靠群众，确实了解现实斗争，而源源不断地把农民群众的意志灌注入宗教中去，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才使宗教在起义中起了巨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他更不知道，他这一个宗教，一旦脱离群众，为个人争夺服务，尤其是把从前宣传的「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变成为保佑他一家父子江山万年之神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成为荒诞的东西，而且变成为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绳子，把自己越缚越紧，以致於身死国亡。
同太平天国这样情况，可以说是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作为斗争武器必然导致的恶果的最明确最生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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