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五 志第四 政权 一 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自秦朝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革命所发展到的最高峰。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大搏斗,是十九世纪中叶灭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用枪杆子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一次大演习。在革命的十九年当中,太平天国组织了百万大军,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农民政权,颁行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为推翻封建社会,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进行英通不屈的斗争。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是在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是世界史上的创举。在国体上,是农民阶级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农民阶级专政的国家。其中央政权机构的领导者,天王洪秀全是个出身于中农家庭的塾题,东王杨秀清以烧炭为生,西王萧朝贵是个贫农,南王冯云山是个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的塾师,北王韦昌辉是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由父亲给他捐纳的监生,翼王石达开是个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后期中央政权机构的领导者,干王洪仁玕是个出身于农家的塾师,赞王蒙得恩是个自耕农,英王陈玉成参加革命时,是个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儿童,忠王李秀成是个「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的贫农,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都是贫农。太平天国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是以洪、杨为代表的由贫中农出身的成员组成。据记载太平天国前期知名人物有出身可考的,如燕王秦日纲是个雇工。补天侯李后昌是个医师。灭胡侯黄益芸是个以草药治急病的医生。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天官又副丞相曾刘扬都是塾师。冬官又正丞相宾福寿是个木匠,地主阶级狂吠「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一〕,便是指宾福寿说的。殿前丞相何潮元是个以符水治病的走江湖医师。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是个给洋商做会计的、殿前丞相左五指挥唐正才是个粮船水手。殿右四十指挥余廷璋是个推车小贩。殿前指挥叶辑五是个算命为生的江湖术士。北殿尚书徐茂功是个贩卖绸缎的商人。副圣库陈赞明、陈棣香都是典铺伙记。出圣粮傅忠信是个理发匠。典机匠总制黄开元是个戏剧演唱者。典铁陈国良是个铁匠。舂人罗文后、刁日替都是舂米者。天京初建,就出招贤榜说:「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一〕。封建社会是把木匠、竹匠、铜铁匠、吹鼓手等视为技作下流的,只有在农民政权,才把他们称为贤能,赞美为英雄。地主阶级分子讥笑太平天国「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鄙视天王洪秀全为「苦力王」,讥笑天京为「苦力王们的城市」,正是道出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这一辉煌事实。至于地方政权机构成员,太平天国的守土官监军、总制由中央政府任命,地方政权基层组织为乡官。乡官由人民推举本乡人充任。在太平天国前期,江西、湖北、安徽三省,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农民手。虽然在一些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难免没有地主分子混入,但那是很少的。反革命头子左宗棠论太平天国经营江西事说:「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又诅咒江西人民说:「为贼效死,以捍援师,居然别一天地矣」。所谓「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就是说以革命的农民为乡官来管制地主阶级分子。所以曾国藩被困南昌,派弁勇怀密函赴湖北求救,多被截杀,不得达。在天京事变后,反革命军隧在江西发动反攻,江西人民就踊跃「蓄发助战」,「每战动盈万人」。庚申十年夏,胡林翼向安徽进攻时,给前敌各营的命令中,狂吠安徽人民对太平天国「迷溺尤深」,「果于从逆」〔一〕。湖北兴郭州在失陷后,州人还不断地密围起义,直到安庆失守以后,州人仍潜向太平天国递送情报,敌人恨「不能血洗兴国」,「尽其根株,不留余孽」〔二〕。江西、湖北、安徽人民拥护太平天国到了这种地步,就因为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在太平天国后期,因打垮清朝江南大营后,采取招降政策,残兵败将、地主团练头子、恶霸匪帮一律招纳,未能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内部又有一些受了苏、浙繁华腐蚀的蜕化变质分子。因此,在江苏、浙江有些地区,给这些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盘踞的地方,其基层政权就有了地主分子混入,与前期江西、湖北、安徽那样纯粹不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从总的情况看来,主要还是掌握在农民手。试举两例以见一斑。江苏常熟是通敌的叛徙钱桂仁盘踞的地方,但常熟只有南乡的权力被地主夺取,而东、西、北三乡则仍握在农民手。又如蜕化变质分子后来沦为叛徒的邓光明守浙江石门县发护凭保护地主沈庆余,叫他「嗣后遇有不法乡员恃强借掇,任意苛捐」等情况时,「放胆持凭,即赴监军衙门控告,如监军不理,则必来城于四门击本掌率所设大鼓,自当详情追究」。望他「慎毋东奔西走,自取流离,遇有事端,亦不得退缩不前,心怀疑虑」。这张护凭,充分反映了就是在镇守一方的守将敢于明目张胆保护地主的石门县,其基层政权还是在农民手。据研究报导,对当时浙江许多地区的乡官,通过阶级分析,也「得出浙江地区的乡官大部份掌握在农民阶级手中」的结论〔一〕。上面说的是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下面要说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太平天国指地主阶级里面当权的官僚、绅衿、兵将、差役等害人虫为妖,以农工商贩为百姓。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说:「与官兵为仇,目之为妖。遇衙门幕丁书役及有顶帽皂靴之人,不问即杀。其遇工贾平民,亦不肆虐。」张曜孙楚寇纪略说:「以将士官吏为妖,以商贾农工为百姓。」对一般地主分子,则准予投降。曾含章避难纪略云:「贼之初至也,令人家门上贴一顺字,以为彼之顺民也。」妖,就是反革命,是该诛该杀的。太平天国朝晚敬拜上帝,礼拜日颂赞上帝,在长跪默祷之后,全体奋然起来,高呼「杀尽妖魔。」反革命分子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敬天父诗道:「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每饭不忘妖魔除。」顺,就是归顺,就是投降。一般地主分子投降后,要遵守法令,要服从捐派。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厉行专政,或镇压,或准予投降,具有政策性。同治安陆县志补正卷下兵事说:「凡官弁及儒衣冠者,悉指为妖,以杀妖为口号。」周璐溧灾记略说:「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乡里横民倚贼势作威福,其气焰不可向迩,缙绅之祸烈焉」〔一〕。冯桂芬上江苏巡抚李鸿章书说:「被难之后,富户百无一存」〔二〕。叶坤厚十月十四日桐城失守道:「世族池鱼尽,群凶社鼠凭」〔三〕。叶玉麟黄梅毗连九江望家乡有感(丙寅首夏于役黄州途次)有句道:「衣冠落拓原华胄,荆棘丛生是战场(故家名裔,多半凋零)」〔四〕。陈春晓武林失守杂感诗百首有句道:「大贾素封馀白地,乞儿蓝褛启朱门。」温鼎粤匪据浔纪略说:「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其间衣冠士族,于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五〕。太平天国对世家巨室、地主富户的扫荡到了这种地步。邓光明在发给富户沈庆馀的护凭上说:「凡我天朝所克各省州县地方,每有殷富之家不能出头,甘受困厄,皆由人心不平,百般诈害之所致,言念及此,可闵可恨。」这个蜕化变质分子邓光明,对农民阶级专政感到「可恨」,对地主阶级被打倒认为「可闵」,因此,他发护凭给富户沈庆馀,作为「保家之实据」,并对地主们说:「断不使尔等终身受害,不复出头」,妄图变天,把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再扶起来。这张反革命护凭,正是说明了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在农民阶级专政的威力下,地主阶级被打倒的一般情况。
在政体上,太平天国行的是军师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对君位本身虽具有出自神授的绝对权力,而临朝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由军师行使。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结合在一起的政体。这种政体是源自十四世纪后半期曾参加过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家罗贯中在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两书中所反映的具有人民性的政治理想。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创始的天地会就以这种理想来组织会社,并且预定以「主」和「军师」构成的体制作为将来建立政权时所采取的政体。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前,就把军师定为制度,创立了军师负责制。毛泽东说:「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一〕。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正是体现出农民的民主主义,与它的国体是相适应的。洪秀全是个专制人物,但他不能不同意行军师负责制,在金田起义前两年,当萧朝贵假托父兄下凡时,他就断断然问谁当军师。他杀杨秀清后,他也不可能废除军师负责制,只能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把军师大权揽在他的手中。但是,他封两兄为王,经群众反对,他不得不撤掉。群众尊崇石达开为义王,公推石达开执政,他不得不刻义王印,派使者送去安庆迎石达开归。他信任两兄,祸国殃民,群众反对,他不得不「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一〕。英国侵略者向他提出平分中国的要求,他要与朝臣开会议,然后才能发动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后期并未能破坏农民民主,并未能专制独裁。详见本书政体志中。
在纲领和政策上,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于癸好三年十一月颁布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社会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天京即遇到缺粮的严重问题。但到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军师杨秀清对英国外交人员询问太平天国是否行平分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制度,使无人可能有非份的占用,还做了一定要施行「田产均耕」制度的答覆。可是,由于粮食告匮,到了「咸有怨言」、「变心」、「逃亡」的地步,使太平天国不得不于这年秋收时暂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太平天国之所以采用这个政策,并不是在颁布多年之后,经过封建化,改变了立场,放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保护地主,而是在颁布后只八个月,并且是在坚决地肯定地答覆英国外交人员询问后只一个多月,由于应付危急形势而不得不暂时采用的。太平天国采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后,不是站在保护地主的立场,而仍然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顺应农民的愿望,立即施行「着佃交粮」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作进一步的措施,颁发太平天国新土地证——田凭,终于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太平天国后期,江苏、浙江有些地方是有保护地主的事件的,那是那些混入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盘踞的地方干的勾当。但就是那些死地方,地主得收租的仍是少数,例如常熟是通敌叛徒钱桂仁盘踞的地方,而常熟只有南乡地主得设局收租,东、西、北三乡地主都不得收租。后来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攻陷苏南,农民抗不交地主租,李鸿章不得不在吴县、长洲、元和、吴江、震泽、华亭、娄县、青浦、金山等县照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办法至两年之久。这说明了在太平天国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下,广大地区农民取得了土地,那些得到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保护的地主只是局部的。已详本书天朝田亩制度志中。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它由农民阶级在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厉行农民阶级专政。它采取与国体相适应的军师负责制的政体。它的纲领与政策,发挥了保护农民阶级的功能,收到了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效果。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光辉历史,彰明显著地表明它的政权乃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于革命烈火烧遍的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是在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是世界史上的创举。在国体上,是农民阶级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农民阶级专政的国家。其中央政权机构的领导者,天王洪秀全是个出身于中农家庭的塾题,东王杨秀清以烧炭为生,西王萧朝贵是个贫农,南王冯云山是个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的塾师,北王韦昌辉是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由父亲给他捐纳的监生,翼王石达开是个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后期中央政权机构的领导者,干王洪仁玕是个出身于农家的塾师,赞王蒙得恩是个自耕农,英王陈玉成参加革命时,是个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儿童,忠王李秀成是个「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的贫农,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都是贫农。太平天国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是以洪、杨为代表的由贫中农出身的成员组成。据记载太平天国前期知名人物有出身可考的,如燕王秦日纲是个雇工。补天侯李后昌是个医师。灭胡侯黄益芸是个以草药治急病的医生。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天官又副丞相曾刘扬都是塾师。冬官又正丞相宾福寿是个木匠,地主阶级狂吠「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一〕,便是指宾福寿说的。殿前丞相何潮元是个以符水治病的走江湖医师。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是个给洋商做会计的、殿前丞相左五指挥唐正才是个粮船水手。殿右四十指挥余廷璋是个推车小贩。殿前指挥叶辑五是个算命为生的江湖术士。北殿尚书徐茂功是个贩卖绸缎的商人。副圣库陈赞明、陈棣香都是典铺伙记。出圣粮傅忠信是个理发匠。典机匠总制黄开元是个戏剧演唱者。典铁陈国良是个铁匠。舂人罗文后、刁日替都是舂米者。天京初建,就出招贤榜说:「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一〕。封建社会是把木匠、竹匠、铜铁匠、吹鼓手等视为技作下流的,只有在农民政权,才把他们称为贤能,赞美为英雄。地主阶级分子讥笑太平天国「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鄙视天王洪秀全为「苦力王」,讥笑天京为「苦力王们的城市」,正是道出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这一辉煌事实。至于地方政权机构成员,太平天国的守土官监军、总制由中央政府任命,地方政权基层组织为乡官。乡官由人民推举本乡人充任。在太平天国前期,江西、湖北、安徽三省,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农民手。虽然在一些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难免没有地主分子混入,但那是很少的。反革命头子左宗棠论太平天国经营江西事说:「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又诅咒江西人民说:「为贼效死,以捍援师,居然别一天地矣」。所谓「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就是说以革命的农民为乡官来管制地主阶级分子。所以曾国藩被困南昌,派弁勇怀密函赴湖北求救,多被截杀,不得达。在天京事变后,反革命军隧在江西发动反攻,江西人民就踊跃「蓄发助战」,「每战动盈万人」。庚申十年夏,胡林翼向安徽进攻时,给前敌各营的命令中,狂吠安徽人民对太平天国「迷溺尤深」,「果于从逆」〔一〕。湖北兴郭州在失陷后,州人还不断地密围起义,直到安庆失守以后,州人仍潜向太平天国递送情报,敌人恨「不能血洗兴国」,「尽其根株,不留余孽」〔二〕。江西、湖北、安徽人民拥护太平天国到了这种地步,就因为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在太平天国后期,因打垮清朝江南大营后,采取招降政策,残兵败将、地主团练头子、恶霸匪帮一律招纳,未能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内部又有一些受了苏、浙繁华腐蚀的蜕化变质分子。因此,在江苏、浙江有些地区,给这些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盘踞的地方,其基层政权就有了地主分子混入,与前期江西、湖北、安徽那样纯粹不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从总的情况看来,主要还是掌握在农民手。试举两例以见一斑。江苏常熟是通敌的叛徙钱桂仁盘踞的地方,但常熟只有南乡的权力被地主夺取,而东、西、北三乡则仍握在农民手。又如蜕化变质分子后来沦为叛徒的邓光明守浙江石门县发护凭保护地主沈庆余,叫他「嗣后遇有不法乡员恃强借掇,任意苛捐」等情况时,「放胆持凭,即赴监军衙门控告,如监军不理,则必来城于四门击本掌率所设大鼓,自当详情追究」。望他「慎毋东奔西走,自取流离,遇有事端,亦不得退缩不前,心怀疑虑」。这张护凭,充分反映了就是在镇守一方的守将敢于明目张胆保护地主的石门县,其基层政权还是在农民手。据研究报导,对当时浙江许多地区的乡官,通过阶级分析,也「得出浙江地区的乡官大部份掌握在农民阶级手中」的结论〔一〕。上面说的是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下面要说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太平天国指地主阶级里面当权的官僚、绅衿、兵将、差役等害人虫为妖,以农工商贩为百姓。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说:「与官兵为仇,目之为妖。遇衙门幕丁书役及有顶帽皂靴之人,不问即杀。其遇工贾平民,亦不肆虐。」张曜孙楚寇纪略说:「以将士官吏为妖,以商贾农工为百姓。」对一般地主分子,则准予投降。曾含章避难纪略云:「贼之初至也,令人家门上贴一顺字,以为彼之顺民也。」妖,就是反革命,是该诛该杀的。太平天国朝晚敬拜上帝,礼拜日颂赞上帝,在长跪默祷之后,全体奋然起来,高呼「杀尽妖魔。」反革命分子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敬天父诗道:「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每饭不忘妖魔除。」顺,就是归顺,就是投降。一般地主分子投降后,要遵守法令,要服从捐派。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厉行专政,或镇压,或准予投降,具有政策性。同治安陆县志补正卷下兵事说:「凡官弁及儒衣冠者,悉指为妖,以杀妖为口号。」周璐溧灾记略说:「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乡里横民倚贼势作威福,其气焰不可向迩,缙绅之祸烈焉」〔一〕。冯桂芬上江苏巡抚李鸿章书说:「被难之后,富户百无一存」〔二〕。叶坤厚十月十四日桐城失守道:「世族池鱼尽,群凶社鼠凭」〔三〕。叶玉麟黄梅毗连九江望家乡有感(丙寅首夏于役黄州途次)有句道:「衣冠落拓原华胄,荆棘丛生是战场(故家名裔,多半凋零)」〔四〕。陈春晓武林失守杂感诗百首有句道:「大贾素封馀白地,乞儿蓝褛启朱门。」温鼎粤匪据浔纪略说:「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其间衣冠士族,于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五〕。太平天国对世家巨室、地主富户的扫荡到了这种地步。邓光明在发给富户沈庆馀的护凭上说:「凡我天朝所克各省州县地方,每有殷富之家不能出头,甘受困厄,皆由人心不平,百般诈害之所致,言念及此,可闵可恨。」这个蜕化变质分子邓光明,对农民阶级专政感到「可恨」,对地主阶级被打倒认为「可闵」,因此,他发护凭给富户沈庆馀,作为「保家之实据」,并对地主们说:「断不使尔等终身受害,不复出头」,妄图变天,把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再扶起来。这张反革命护凭,正是说明了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在农民阶级专政的威力下,地主阶级被打倒的一般情况。
在政体上,太平天国行的是军师负责制,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对君位本身虽具有出自神授的绝对权力,而临朝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由军师行使。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结合在一起的政体。这种政体是源自十四世纪后半期曾参加过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家罗贯中在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两书中所反映的具有人民性的政治理想。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创始的天地会就以这种理想来组织会社,并且预定以「主」和「军师」构成的体制作为将来建立政权时所采取的政体。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前,就把军师定为制度,创立了军师负责制。毛泽东说:「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一〕。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正是体现出农民的民主主义,与它的国体是相适应的。洪秀全是个专制人物,但他不能不同意行军师负责制,在金田起义前两年,当萧朝贵假托父兄下凡时,他就断断然问谁当军师。他杀杨秀清后,他也不可能废除军师负责制,只能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把军师大权揽在他的手中。但是,他封两兄为王,经群众反对,他不得不撤掉。群众尊崇石达开为义王,公推石达开执政,他不得不刻义王印,派使者送去安庆迎石达开归。他信任两兄,祸国殃民,群众反对,他不得不「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一〕。英国侵略者向他提出平分中国的要求,他要与朝臣开会议,然后才能发动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后期并未能破坏农民民主,并未能专制独裁。详见本书政体志中。
在纲领和政策上,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于癸好三年十一月颁布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社会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天京即遇到缺粮的严重问题。但到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军师杨秀清对英国外交人员询问太平天国是否行平分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制度,使无人可能有非份的占用,还做了一定要施行「田产均耕」制度的答覆。可是,由于粮食告匮,到了「咸有怨言」、「变心」、「逃亡」的地步,使太平天国不得不于这年秋收时暂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太平天国之所以采用这个政策,并不是在颁布多年之后,经过封建化,改变了立场,放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保护地主,而是在颁布后只八个月,并且是在坚决地肯定地答覆英国外交人员询问后只一个多月,由于应付危急形势而不得不暂时采用的。太平天国采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后,不是站在保护地主的立场,而仍然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顺应农民的愿望,立即施行「着佃交粮」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作进一步的措施,颁发太平天国新土地证——田凭,终于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太平天国后期,江苏、浙江有些地方是有保护地主的事件的,那是那些混入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盘踞的地方干的勾当。但就是那些死地方,地主得收租的仍是少数,例如常熟是通敌叛徒钱桂仁盘踞的地方,而常熟只有南乡地主得设局收租,东、西、北三乡地主都不得收租。后来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攻陷苏南,农民抗不交地主租,李鸿章不得不在吴县、长洲、元和、吴江、震泽、华亭、娄县、青浦、金山等县照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办法至两年之久。这说明了在太平天国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下,广大地区农民取得了土地,那些得到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保护的地主只是局部的。已详本书天朝田亩制度志中。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它由农民阶级在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厉行农民阶级专政。它采取与国体相适应的军师负责制的政体。它的纲领与政策,发挥了保护农民阶级的功能,收到了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效果。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光辉历史,彰明显著地表明它的政权乃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于革命烈火烧遍的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