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人出于白狄说
向来认为周人是农业民族，古代关中农业由于周人的经营，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所以诗人称其农稼所获乃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裕景象（见《诗·小雅·甫田》）。金文周作▓，从◎即象界划分明的农田，其中小点正象田中禾稼之形，从口，与“君”、“商”等字同意，示国家政令所从出。但是周人是否向来农业就很发达呢？这就不一定了。周人本来是白狄之一支，并不是农业民族。周人初居邠，后来公亶父迁于岐山下的周原，才称为周。《史记·周本纪》称周祖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倒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孙子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大合理的。周之先祖应自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他们世居邠，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诗》称：“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大雅·公刘》）。厉是磨石，锻是砧石（春秋时公孙段字子石，段与石相应，后人误加金旁）。公刘时渡过渭水采取这些石材制作石器，因而得与渭水流城的姜姓高等农业民族接触，其经济文化乃得逐步提高。其后公亶父由邠地迁于周原，世与姜族通婚，周人从此接受其母家的高等农业，才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周人的农业应是从其母系姜族学来的，以姜嫄、后稷作为自己的始祖，也应是继承母系的传说，同后来匈奴人改姓刘一样。
《说文·邑部》以豳为邠之重文，邠从邑分声乃后起的形声字，豳则其本字。豳从山从豕，山乃火形之讹。甲骨文火作●、◎，象火焰上出火星迸发之形，或省其二小点则与山形同。金文《◆鼎》有“作豳师冢司马”语，豳作■（《静簋》、《豳王盉》同），乃豳之繁文。此从二◇与从二豕同意，“◇，河内名豕也”（《说文·◇部》）。此从火不误。从攴者，象持杖驱捕之意，即用火焚林而田猎取野猪的形象，非常明白清楚。焚字亦从分得声，《战国纵横家书》焚字即作棼。邠从分，字又通作汾。《诗·大雅·韩奕》称“汾王之甥”，此汾王即周厉王，邠原为周之旧称，故周王又得称为汾王。《尔雅·释地》：“西至于邠国”，邠，《说文·水部》引作汃，汃即汾之省文。据此知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居民营粗耕农业的复合经济，春夏以采捕游猎为生，居徙无常，秋冬始还旧居。由于粗放的农业收入并不丰富，所以还不很重视土地。《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论和戎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正义》引服虔云：“荐，草地，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春秋时人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当时晋国周围还有许多戎狄部族在活动，他们同晋人交往频繁。《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代表晋国指责秦国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白狄与秦同居雍州（即邠地），而又是与晋为婚姻的民族，他们就应是狐氏之戎与骊戎。晋是周武王子唐叔虞所建的姬姓国家，春秋时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小戎子生夷吾（晋惠公）。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献公四子皆相继为晋君，而继世垂统者又皆为晋文公之后。狐氏就是晋文公的母家，他们就是姬姓的白狄，与晋同姓为婚。所以《国语·晋语四》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晋文公母家狐氏之戎出自唐叔虞，不仅同为姬姓，而且与晋同祖。可见周人同白狄并不是种族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狄人的经济文化还停留在粗耕农业阶段，风俗习惯与戎狄无异，因而就名之为狐（胡），为戎，为狄。春秋时代的姬姓白狄便是沿袭其先祖不窋居戎狄间的旧俗，虽经历四五个世纪之久，犹无所改进。古代社会发展的迂缓以至停滞，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晋国自建国以来，“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他们长期处在赤狄、白狄包围之中。所以唐叔虞受封时需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即采用戎狄之民粗耕农业的传统办法进行统治，说明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戎狄差别不大。公元前745年，晋文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这里土地肥沃，又有汾、浍两水灌溉之利，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终于以旁支代替大宗而君临晋国，并得到周僖王的任命成为晋武公。这和周人迁居周原以至翦商，其发展次第也是差不多的。
赤狄、白狄原以其俗尚赤衣白衣著称。（《左传·宣公十五年》孔疏：“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益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白衣就是麻衣，又称布衣。古代中国以衣冠上国自居，虽在粗耕时代，也要种麻纺绩。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纺轮多为妇女殉葬品，男耕女织的分工，在中国实有极其悠远的历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穿白麻布衣，棉花代兴以后，就穿白棉布衣，都是白色的衣服。白狄就应是中国北方的原住民而不是什么外族。赤衣可能是武土甲上涂以红色，贵族所穿的。赤狄媿姓（经典作隗，从阜与从土同意，示其为穴居之人），乃鬼方氏之后，他们以穿赤衣著称，这不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风俗。《新唐书·回鹘传》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其种杂丁零。……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北史·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狄历应读为titr，其义即为森林中人。战国时人每以两个单音缀字译之为澹林，或称之为林胡（见《史记·李牧传》），因为他们从西伯利亚远方而来，故狄字义训又得引申为远（《诗·瞻卬》传）。赤狄、白狄族类虽不相同，但其经济文化的落后，则属一致。《孟子·告子下》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周人初居邠时和春秋时代赤狄、白赤的经济文化水平，大致就应是这样的。
二 周之先世
《史记·周本纪》载周王朝的先代，其世系如下：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
周人居邠时，尚普遍营穴居生活，其始祖应是从不窋开始。不与丕同，大也；窋与窟同，正与穴居之义相应。《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今甘肃庆阳县），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一直到古公亶父前期，周人都是住在邠地，过着穴居生活。《诗·大雅·绵》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夏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即窑洞，夏是半穴居，家室即地上建筑的房屋。诗称周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邠地漆沮二水间，到古公亶父时仍住在窑洞里，没有地上建筑的房屋。《诗·大雅·公刘》称：“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于京斯依”，这也是穴居的现象。《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说文·京部》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即人力所造的最深窑洞。周人在古公亶父自邠地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才开始建筑房屋，这是学习当地原住农业民族的东西。《诗·大雅·绵》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二千年后金王朝兴起时，也曾走过同样的道路。《金史·世纪》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周人居邠迁周的情况与此相类，可借以推知古公亶父以前周人在邠地时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面貌。《绵》篇歌颂古公亶父建造宫室，诗人是用周原全盛时期的宫殿规模刻画摹写的，未免夸张失实。然而他们原住邠地时仍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过着同后来的白狄、女真相同的生活，却是无可怀疑的。
据《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是十五代。《国语·周语下》也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后稷就不能如《史记》所说早在虞夏之世，因为殷人的始祖契，照《史记》说与后稷为同父异母兄弟，而殷人从契到纣王（与周文王、武王同时）已是三十一代了。殷人世系有甲骨文证明是可靠的，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人先世年代是有许多问题的。《诗·大雅》讲述周族兴起的几篇史诗也有不同背景，内容不尽一致。《绵》篇讲古公亶父是“民之初生”，《生民》篇却讲姜嫄是“厥初生民”。可能《绵》篇是周人姬姓民族的始祖传说，《生民》是姜姓民族的传说，周人迁岐后与姜姓民族结合，便把母系的始祖传说承袭过来了。《生民》歌颂姜嫄履大人迹，无夫感天而生后稷，无夫生子原是母系社会现象。后稷无父面生，屡被抛弃，因名为弃，则属父系社会意识形态。古代姜姓民族居于有邰，从事农业，即《生民》所说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有邰也在岐山下，今陕西武功县西，这里正是渭河中游同漆水交会处，土地肥沃。因此他们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社会也就由母系进入父系，这便是姜嫄、后稷传说产生的时间和地理条件。《生民》诗作于文王全盛时代，其时周人自邠迁居周原已将及百年。他们同姜族世为婚媾，因此就以他们的先住民，也是他们母家的传说作为自己的传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文化上的承袭也是常见的。周人居邠时，穴居野处，从事粗耕农业，既不能产生这个传说，也没有传播这个传说的环境。姜嫄后稷的传说既非邠地所宜有，因此周人世系应当从不窋开始。
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已历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公刘居邠，杂于戎狄之间，其生产情况仅能比于战国时代的大貉小貉，恐怕未能过着“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富裕生活。《大雅·公刘》也是文王全盛时代的宗庙诗歌，当时距公刘时代已极遥远，故老遗闻罕有存者。诗人以为周人建国规模早已奠定于公刘时代，邠地生活也当与周原无异，以今度古发为诗歌，恐怕缺少信史价值。《世本》称高圉为高圉侯侔，亚圉为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为太公组绀诸盩。古代中国人名多用单字，这些人名可能有戎狄语言成份在内。这十一人中有三人称公，说明周人强盛时已自尊为公，民族内部可能已产生阶级分化了。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这些材料也还是可以参考的，今本《竹书纪年》有错乱，也有后人整理改动之处，但还是有所依据，不必完全排斥。
公叔祖类之子古公亶父才由邠迁于岐山下的周原，《诗·大雅·绵》篇即是歌咏这件大事的史诗。迁徙的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透去孟子的粉饰，可以看出当时周人势弱力小，无法抗拒狄人侵略之祸的窘迫状况，但是迁到土地肥美的周原农业区后，加速吸收姜姓民族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周人在生产和文化上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今本《竹书纪年》称：“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诗·鲁颂·閟宫》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翦商之翦，《毛传》释为齐，《郑笺》及《周礼·翦氏》注均训为断，断、齐均斩伐芟除之意，这是说太王开始了翦灭商朝的事业。太王是文王受命称王以后对古公亶父追尊的称号。周人的名号，起初是共名在前，私名在后，如公刘、公非、公亶父，是古语法。文王、武王则定语在前，共名在后，是后起的语法。
大王迁到岐下的周原，地处渭水河谷，土质肥美，是一个很好的农业区，对发展生产极为有利；同时岐下南接褒斜，是通往南方江汉流域的要道，故周人得此而国势始盛，对翦商的大业起了重要作用。太王翦商的事业，旧史无明确记载，惟泰伯、仲雍奔荆蛮的传说，颇可为此事提供线索。《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至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于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长期住在一起的，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
太伯、仲雍也不可能是只身私逃出去的，他们一定得带上属于自己的一批臣民，组成严整队伍，才能长途远征去开拓地盘并确立统治。古代关中与江汉流域的交通，是从岐山过渭水到郿县，从郿县南下褒斜，沿汉水以达长江，这是古代关中与南方的交通要道。《诗·大雅·崧高》云：“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在南阳，郿在丰镐之西岐山附近。申伯到汉水北边的南阳去，宣王不是送他由镐京直出武关，而要到西边的郿来饯行，说明南下的大道是从郿出褒斜去的。《左传·定公四年》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说明在汉水流域本来有许多周人建立的小国，后来都被楚国吞并了。这些小国有可能即是从大王时起陆续殖民去的，由于力量不强，文化不高，未能立足发展起来。他们的建国必不在武王以后，因为武王克商后的封国都是比较强大而能屏藩周室的。就是太伯仲雍，当时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所以他们能接受当地“文身断发”的习俗，到春秋时吴国也仍被视为蛮夷。如果周人已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能影响和开发当地，他们反而同化于被证服者，正说明彼此处于相同水平，可见太王时代周人整个水平尚低。
三 殷周关系
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周原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始基，他对殷王朝有无朝贡交往，除了今本《竹书纪年》有两条记载，并称“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此外尚无文献可资说明。王季历时代，殷周关系便有较多的记录了。古本《竹书纪年》称：“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时王季历已称王，狄也有多人称王，说明古代边区强大民族首领普遍可以称王。《三国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云：“氏人有王，所以来久矣。”巴蜀铜器铭文也有王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巴七姓夷王朴胡……为巴东太守”（建安二十年），看来边区民族称王并得到中央承认是经常现象。同公亶宣父对狄人侵扰只能迁国逃避相比，王季历伐鬼戎大胜应是周人国力增长的标志。不过周人此役还有由来，《易·未济·九四》爻辞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说明王季历伐鬼戎应是接受殷王之命。《易·既济·九三》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武丁时强大的殷人尚经三年才战胜鬼方，可见鬼方与殷为世仇且势力雄厚，王季历受命讨伐不免有震恐之心，最后获得胜利因而受到殷商的奖赏。其后“太丁（文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古本竹书纪年》）牧师即后来周王朝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周人已成为殷商对付西方戎狄的支柱。
王季历时国势增强，同时为了联欢大国，进而与殷商统治下的东方国家通婚。《诗·大雅·大明》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样，亲迎于渭。……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挚国是殷商男服，以任为姓（男，任也，任王事。男、任古音同属侵部，故得相通）。仲是次，挚国的二小姐任氏许配王季，生下了文王。文王也同东方大国联姻，莘国的大小姐姒氏出嫁文王，生下了武王。周人以同殷商集团通婚为光宠，而殷人亦欲倚重周国安抚西陲，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而周人更得借此机会吸收东方集团的高度文化，对自身的发展好处尤多。但是周人的强盛并不符合殷人的长远利益，难免引起疑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便是殷周交恶的记录。由于殷商是中央王朝的宗主国，周初文献常称之为“大国殷”、“大邦殷”（《书·召诰》），“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左传·桓公十一年》）。作为新兴小国的周人只得逆来顺受。周原甲骨卜辞有“彝文武帝乙宗”的记载，这是周文王时在自己都城内建立殷商宗庙，春秋岁时在其中祭祀殷商先王，为殷人祝福。《战国策·韩策一》记韩王愿意归附秦国时说：“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魏策四》亦有类似说法）。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要把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体现出来，使附属国的君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宗主国唯命是从，不敢背叛。我们知道，前清时政府在各个省、府、县所在地皆建有万寿宫，每年春秋岁时，省、府、县各级官长都要在这里祭祀清代先帝，为清帝祝福。这种万寿宫便是历代王朝相沿的旧规，可说是源远流长。周原甲骨中的这一片骨版也就是当时殷周依附关系最具体的说明。
殷虚甲骨文有关“周”的卜辞多至五六十条，但文字简略，年代不详，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虽有人用来解说殷周关系，实不足信。例如下面的一条卜辞：“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五月。”（《续》5·2·2）“璞”卜辞原文作■，或释为寇，都是从上下文义而以意拟定的，并没有多少依据。再说，此卜辞的贞人▼乃武丁时人，其年代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其余有关周的卜辞有贞人名者，如[南殳]、古、内等，也都是武丁时人，最晚的如贞人▲，也是祖甲时人，这些卜辞都应同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另有下列二条卜辞：“丁未卜，侯弗●（敦）周”。（《拾》4·12）“癸卯卜，其◆周。”（《掇》2·164）“敦周”、“◆周”，伐周、灭周也。宗周钟：“南国◇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敦伐连文，敦亦伐也。墙盘：“粤武王既◆殷”。◆同灾，灭也。此二条卜辞既无年代可征，王季历和文王在旧文献中也没有与殷以兵戎相见之事，所以这二条卜辞也不能说明殷周之间的历史。其他有关卜辞更为零碎，就不必论述了。
《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来又“囚西伯羑里”。大约殷周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国策·赵策三》云：“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凤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王门当从《战国策》作玉门，《竹书纪年》称“纣作琼室；立玉门”）。周人主代君主皆受殷人屈辱，其甚者困顿至死，他们仍须凤夜不懈以服事殷，就是由于殷人强大周人弱小，周人不得不隐忍待时而暗自蓄积国力。
四 文王时代的发展
周人自季历开始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其时国力也有很大发展。《孟子·梁惠王下》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说明周已从公亶父时的小国发展成文王时的大国，与其邻邦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文王为了集中力量向中原发展，所以要同西边的异族搞好关系，免除后顾之忧。同时首先征讨不愿归附的邻国，《诗·大雅·皇矣》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统一了西边的力量之后，便谋求向东方发展，此时的用人自称大邦，并打算安天下，可能已经准备同殷商抗衡较量了。
向东发展的第一步是控制虞、芮，《诗·大雅·绵》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期，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这当然有许多后人附会夸张的说法，可能表明这是通过和平方式用政治手段去控制的。《史记·周本纪》在记载此事后也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七）年而崩，谥为文王。”
《史记》这里所讲的发展顺序不尽合适。殷为天下共主，虞芮决平不往殷而如周，也就是周人收纳叛逃翦商之始。周原为商之侯服，在西边为商服役守卫，国势发展后，祟侯虎谮之，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七年，文王归后即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筑有高大城堡著称，是殷王朝西部重镇，扼周人向东进出的通道，周人东向攻殷，非先灭崇不可。这是文王向东发展的一次重大战役，《诗·大雅·皇矣》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闹，崇墉言言，执迅连连，攸馘安安。……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左传·僖公十九年》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说明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崇国高大坚固的堡垒，使周人不得不联络与国，备好器械，经过重大杀伤去努力夺取。《诗·大雅·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四方攸同。”也是强调伐祟的重大意义，并接着就迁都丰邑（今西安西南），显示了大举东进的布局，这对统一四方的王业起了重要作用。
伐崇之后接着就是戡黎，黎在今山西长治南的壶关，由此向东越过太行山就是平原，殷都朝歌一带就无险可守了。《书·西伯戡黎》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至人）元龟（占卜），罔敢知吉。”可见戡黎对殷商王朝威胁极大。
文王时代，周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比较殷商王朝还是弱小的，所以周初人常自称“小邦周”（《书·大诰》）。文王为了开疆辟土和发展生产，就要招徕人民尤其要延揽各方前来的武士。《诗·大雅·文王》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古代所谓士都是武士，中国之有文士，还是春秋后期发展起来的。周初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近年周原出土甲骨即与殷虚甲骨无异。周初史官也出自殷，近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微氏就是微子启安排在周王朝当质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有的便在周王朝担任作册即史官。中国文字出于殷代的巫史集团，殷代帝王崇尚占卜，需要文字记录以检验其吉凶休咎。当时巫史集团从事这些活动，他们就发展了古代象形文字苗头，世代相继，既有承袭，又有增益，使六书条例逐渐完善，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我国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些刻划符号，已具有象形文字苗头。夏代尚无巫史集团，所以至今未发现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的创造，如没有殷代这样的巫史集团世代延续达数百年之久的努力，是不能完成像甲骨文这样繁杂的象形文字的。
史称文王善养士，周公也是“一沫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世家》）。他们所养的士，所礼的士，都是武士。古代武土都是自由民，他们自幼就在辟雍的大池旁从事射御的学习，他们都要自备弓矢甲胄戈盾以装备自己。这些武士（或称甲士）便是当时冲锋陷阵作战的主力军，统治者对于他们带着武装前来投效的当然不敢怠慢，即便自己正在洗沐吃饭的时刻，也要握发辍食立刻延见。《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以壮年继位，励精图治，《史记·周本记》称他“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就这样在周原积聚壮大了自己的武力。
古代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着村社共同体（说详《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二期），其文化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联合几个共同体形成一个部落，只要他们的生产发达，政治休明，就可以吸引许多村社共同体的民众前来归附。《说文·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儒家王道学说，虽不免流于迂阔，但在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我们看看后来清代的兴起也可有所启发。清初努尔哈赤原是建州右卫锡宝齐篇古的后裔，锡宝齐，满语鹰也；篇古即汉语百户的对音。努尔哈赤的父、祖，原隶于建州右卫王杲的部下。当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讨伐王杲时，并将努尔哈赤父、祖杀害，努尔哈赤即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家。十三名甲士加上随从的徒兵，大概可以组成一文百夫的队伍。努尔哈赤凭借这十三副遗甲起家后，就有满州的许多姓长、乡长率其部众来归。他一面征服一面招徕，就逐步统一了语言相同的满州民族。《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古代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井以八家或九夫计，则一丘正有百户左右的人家。他们的领袖如果领导有方，生产发达，为远近村社共同体的民众所向往，再以武备为后盾，蓄力待时，就可以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后来不少王朝的兴起都走过这种道路。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说明文王晚年周已成为威望很高的强国。《论语·尧曰》更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之二，旧说是指在天下九州中，周控制了六州。大体说来，冀、兖、豫三州属于殷商统治区，雍州是周人根据地，扬州为吴国所在，荆州有汉阳诸姬，梁州有牧誓八国的蜀羌等，都是周人势力范围。青、徐二州是东夷所居地，本属殷商，这时可能同周人结盟，所以周能有占天下三分之二的优势。《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说这些是殷之叛国属实，包括周本身也可说是殷之叛国。事纣就不对了，周和东夷是东西呼应配合进攻殷纣王的，《左传·昭公四年》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蒐是春天打猎，古代打猎就是军事演习。纣治兵于黎，向西边的周示威，却引起了东夷的背叛，可见东夷对纣王起着牵制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一年》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书《宣公十二年》又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讨伐东夷虽多次获胜，却也损耗了殷王朝国力，以致终于灭亡。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也有不少纣王伐夷方的记录，看来不止一次，而且每次时间拖得很长，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这说明当时周人和东夷可能是有联络的，东夷分布于淮水流域以至沿海地带，同周人无直接冲突，在反抗殷商方面利益一致，故能结合。但周灭殷后，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所以后来周人也长期向东南用兵。
五 武王克商
文王时代虽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同殷商正面冲突，《左传》说是“唯知时也”，大约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伐商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未改元，此为文王受命的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都是表示伐商为继承文王遗志，并非自作主张。周军渡河之后，见殷内部尚无间隙可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武王不敢轻举妄动，又退兵回来了。后二年，听到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于是武王又率大军东伐，以十一年二月甲子朝到达商郊牧野。武王一直继承文王的年数，这也说明周人称王改元是从文王开始的。后来清人在入关前即已改国号、称帝、纪年，入关后仍继续从前的年数，约略相同。
殷纣王在位多年，内部矛盾发展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主要矛盾是，纣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权益。《左传·昭公七年》载：“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这个“夫”就是“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记》）之“夫”的氏族长。他们的下属叛逃被纣王所收容，其多如鱼之聚于渊薮，所以引起他们决死斗争。这件事《书·牧誓》讲得更清楚：“今商王受（受乃纣王本名，金文作受，经典文献多讹作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大约是殷商王畿生产发展较高，对奴隶要宽松些，故四方的奴隶往王畿逃亡，纣王又加以提拔重用，使他们凌驾于其旧主那些氏族长之上。百姓则旧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长。殷纣王疏远自己的王族亲属，以致引起本族权贵的离心，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左传·昭公七年》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即对奴隶逃亡实行大搜捕，以此争取广大奴隶主的支持拥护，因而取得天下。
周军到达牧野，纣王发大兵抗击。《诗·大雅·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可见约王军队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大战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武力搏斗，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政治因素。后来辽王朝受到金人攻击时，也是由于部族内部崩溃而失败的。
《史记·周本纪》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大明》也说：“会朝清明”，即牧野之战是甲子日早上进行的。现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提供了佐证。近年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珷克商。唯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易（锡）又（右）史利金。”此铭以武王克商总挈全文。岁是岁星，祭祀岁星亦曰岁。“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上（夙）便占有了商王朝。辛未是甲子后的第八日。阑▲地在管，阑、管古元部字，故得相通。管在今河南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右史利可能是古代的占星师，由于他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赏之以金（即铸簋用的青铜）。《荀子·儒效》称，武王伐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周军的武土既无功赏可叙，而这位占星师右史利却得到赏金，把功绩归于占星师，则周人胜殷是由于殷军的倒戈，也不辨自明。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曾封许多先代古老民族之后为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是早就存在的古国，对周表示服以，周也就承认他们的原有地位，可以理解为武王所封。其中如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即阏父之子，陈国始祖。其他各封国，情况当亦大致相似。但是，《周本纪》接着又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些说法却不可靠。牧野之战取胜既来自殷人倒戈，殷人实力便无重大损失，其主力“三百六十夫”还是完整的，纣王之子武庚仍继位统治殷商王畿故地。《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所谓三监，周只是派人监督，并未完全占领。王子禄父即武庚，铜器铭文有《录伯◆簋》，西周时录尚为国名。武庚继纣为王大约改殷为录，故旧史称之为禄父。既然殷人还盘据故土，周人就不能越过殷商而在其东边封建诸侯如齐鲁等国。这要在武庚、三监以及徐淮夷等起来叛乱，周公东征打垮了他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齐鲁等封国，《史记》是误把后来的事情提前了，时间错误就同当时形势合不起来。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克商之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武王灭商之后，仍还夜不安枕，说明殷商势力犹盛。经过劳心焦思，武王决定“营周居于雒邑”，即在雒邑兴建据点，驻守重兵以控御东方。这的确是一件有力的措施，但也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完成的。所以，终武王之世，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形势是严峻的。
六 周公东征
《史记·封禅书》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其子成王继位，年少，其弟周公旦摄政称王，这便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矛盾。《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对周公的攻击也是有原故的。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只是一种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当初王季历以幼子继位为君，这便是古代村社共同体的习惯法：儿子长成以后，皆次第离开自己的家庭，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只有幼子与父母同居，继承祖业。殷商的氏族制，兄弟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作战，也自然形成一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管叔习闻殷代故事，他又是周公之兄，继承君位应当是他而不是成王，退一步说成王继位，摄政的也应当是他而不是周公。周公辅成王而自行摄政称王，这和清初多尔衮拥立幼君福临而自称摄政王，先后如出一辙。这都是建国初期国家体制未定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左传·定公四年》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管叔等为了反对周公不惜和从前的敌人殷商勾结起来。《尚书大传》卷四载：“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亡国之后随时图谋恢复的武庚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良机，于是管叔、蔡叔、武庚同东方的徐、奄、淮夷诸族群起反周。这时周王室内部也不尽一致，周公地位难处，《书·金縢》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叛乱初起时，周公避谗居东，担负讨伐重任的则是召公。铜器《太保簋》铭文称：“王伐录子●。■（同徂，今也）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武庚又称禄父，●可能即其名之一。此铭文反映了太保召公征讨叛乱的情况。《逸周书·作雒》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公、召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担负重任，旧文献和地下新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周公居东时，传说还曾去过楚国。《史记·蒙恬传》称：“昔周成王初立，……周公旦负王以朗，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这里讲述周初史事虽有误，但提出周公曾奔楚。《左传·昭公七年》记鲁昭公将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祖是古代出行时的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引导的。现在昭公第一次去楚国，便梦见襄公祭神引导。梓慎认为昭公未梦见周公祖，可能不会去楚国；子服惠伯认为襄公既在周公祭神引导下去过楚国，正好由他来祭神引导昭公，所以昭公肯定要去楚国，事实上昭公接着就去了楚，这说明鲁国相传也认为周公曾去过楚国。从周初情势来看，周公去楚国大约是说服楚人不要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
武庚败灭之后，殷东徐奄以及淮夷尚继续与周为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告平定。《诗·豳风·破斧》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铜器《班簋》铭文云：“咸王令毛公以邦家君土（徒）御或人伐东或（国），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同庇，保护也）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此铭以咸王与王并称，咸王即周公，王即周成王。他们都关心主帅毛父的安全，分命吴伯、吕伯左右保护毛父。”“令曰”也是成王命▲和◆两人之词，◆后蒙上文省今曰二字，分别命令他们随从毛父出征和护卫毛父。▲是周军中一员战将，有关他的铜器不少。毛公当即毛叔郑，他是文王子、周公弟，对他的安全保卫，咸王和王都用命令规定下来。▼人不详，字从十，或为什长的专名。“咸王”见于金文中共有四器，从前都把咸字属上读，不成文，咸王应是周公摄政称王时的名号。钢器《般甗》铭文云：“王俎（同徂，往也）夷方，无瞀（病也），咸王赏作册般贝。”此铭也是王与咸王并称，夷方即东国叛乱地区。周公东征期间，成王也曾到过奄国，《书·多方》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铭所记，当是周公先已在奄，其后作册般随侍成王安全到达，故周公奖赏作册般以贝。
周公摄政称王在文献上也有确切明证，如《书·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当时武王已去世，若是成王则应称康叔封为叔父、称文王为祖父；这位称康叔封为弟、称文王为父的王，就只能是周公了。咸王是周公摄政时的名称，唯见于金文，这是旧文献中久已遗忘的史实。
周公东征是周王朝一件大事，奠定了周王朝一代规模。《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指奄君薄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荀子·儒效》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周公东征才彻底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也才为周初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齐、鲁、卫等东方大国，必然是在东征之后方能建立。《左传·定公四年》记述鲁卫之封即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称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等，而且鲁国就是建立在奄国故地，卫国建立在殷虚，这绝不能是武王时代的事情。
东征之役似不限于东方，还曾打到江南，引起了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徙。奄君薄姑率其部族北迁为夫余（说详下）。其南迁者，《吕氏春秋·古乐》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代黄河流域广大平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还能适宜于象的生存，所以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前》3·31．3·），古文字“为”作●，即象征以爪牵象为人服役的形状。陈国妫姓，妫从为，他们可能就是服象的民族。陈在河南南部，河南古称豫州。豫即象、邑二字合文（战国时两足布中邑皆作◣，予即邑字之讹）。古代产象之地称为豫州，这和秦汉时代在产象的地方设立象郡，是同样的道理。殷周之际，可能有一些服象的民族迁到了江南。
七 蒲姑迁徙
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给殷商残余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击溃了殷商的三百六十夫，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鲁国的“殷民六族”、卫国的“殷民七族”），有的被消灭，有的就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南到江南都有。
东征之役，《史记·周本纪》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正义引《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淮夷之中，徐国最大，是商民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亦称蒲姑，是山东半岛上齐地的先住民，他们迁走后，才有姜太公的建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讲述齐地历史变迁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蒲姑北迁即东北的夫余，夫余为蒲姑的对音。余和姑是鱼部叠韵字，夫与蒲古音读相同。《后汉书·东夷传》称：夫余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三国志·夫余传》称：“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加与家同，加、家古歌鱼合韵。夫余四加有似于后来蒙古的马、牛、羊、驼四个部落的军事首长，四出道就是从这个城邦向四方分布的四个部落的所在地，以畜名官即是以其主管的畜类为官名。蒲姑北迁前所住的山东半岛，畜牧业也是很盛的，《书·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东北角。《三国志》又说：夫余民众“食饮皆用俎豆，会同（宴会）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这些都是中原风俗，可参看《仪礼》）。“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妬，皆杀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死者夏月用冰也是山东半岛的风俗，在《诗·豳风》和《左传》中均有记载。《三国志》还说：夫余“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濊是夏商之际豕韦迁去建立的，夫余其后追踪而来，征服了濊民，加以统治。濊民的一部分便迁到了更北的地方，称为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勿吉又称沃沮、窝集，即大森林之意），旧北夫余也。”其习俗用器大致与夫余同。《三国志·夫余传》称：“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可见他们口耳相传还知道祖先是从内地迁去的。
《后汉书·高句丽传》称：“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魏书》则直接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隋书》也说：“高丽之先，出自夫余。”说是夫余王得河伯女，被日光照射而孕，生一大卵，有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即逢蒙、朱明，传说中的神射手），长大后逃难至河边，水深不可渡，朱蒙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度，追骑不得济而还。“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离骚》中说：“挥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这种传说似乎也带有中原的色彩。
《三国志·东沃沮传》说：“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诸邑落渠帅皆称三老。”东沃沮当是殷周之际随夫余北迁的村社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相当于县下面的乡，所以他们的首领都以三老为名。
殷周之际还有一些人越过渤海，迁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钱）。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说明古代村社共同体对盗窃的惩罚很重，故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余粮栖于亩首，漫藏野积而无寇盗，社会秩序良好。《地理志》还说：“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按：野外的农民）饮食以笾豆（东方古代因席地而坐，故用高足器即豆。豆在古文字中作■，象高足容器。笾用竹制，形式同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羽觞之类，平底，放在几上。）食。”用豆是古代遗俗，用杯器则是后来仿效汉朝官吏的。《地理志》又说：“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寝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种风俗应是商周之际殷人北迁时由中原带去的。虽然到汉代才见诸记载，其流传却是很久远而早已存在的。从中可以考见中国古俗，是很宝贵的材料。
朝鲜半岛南部有三韩，《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最大，是当地的先住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辰韩人的语言还保留了秦语，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辰韩又称秦韩，辰、秦音近而通。辰韩“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而马韩则“不知骑乘牛马”，说明他们就是那里的土著。“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可能他们也是从中原先后迁去的。
中国古代中原居民在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动乱时代，都曾陆续迁到东北以至朝鲜。到秦末农民起义之时，燕齐赵等地居民迁去的有数万户。燕人卫满就利用这部分人的力量，攻走朝鲜王准，自己在朝鲜建国称王。
周公东征迫使殷人及其同盟各族逃亡迁徙，一部分向北已如上述，还有一部向南的即成为后来的瑶族、畲族。瑶本作摇，他们原是被殷人征服的东夷，在殷人军事统治下，服一切繁重的徭役（包括贡赋在内），所以称为徭人。殷亡以后，周公东征商奄蒲姑，他们就从山东半岛南下，先居于秦时的闽中郡（今浙江、福建）。汉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后来汉武帝伐闽越，闽越王郢被杀，而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史记·东越传》索隐称：“繇音摇，邑号也。”繇为邑号，即因其为殷代服徭役者所居而得名。繇、徭同从缶声，古通作繇，从系，明其为系虏之人。他们的农业还是停留于刀耕火种的畲田阶段，所以又称为畬民。畬，后来又写作畲。
瑶族以盘瓠为始祖，音转为盘古。盘瓠、盘古也是蒲姑、夫余的对音。古无轻唇音，夫应与蒲、盘并读重唇音，姑、余、瓠、古，又同在鱼韵，故得相通。《后汉书·南蛮传》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这一段神话，并不是瑶族凭空臆造出来的。夫余以六畜名官，有狗加、犬使的名号。瑶族应是为蒲姑征服的共同体而隶属于狗加、犬使之下，跟着他们迁到闽越，这便是盘瓠为高辛氏畜犬传说的由来。
《史记·五帝本纪》以帝喾为高辛氏，而《殷本纪》则称殷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为帝喾次妃，是认殷人为高辛氏的后裔，而蒲姑则是同殷王联盟的民族，所以这个传说就以盘瓠为高辛氏畜犬。根据以上分析，瑶族出于夫余的狗加，所以瑶族以狗头人身的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三国时代，孙吴大力开发吴越，瑶族大多融合于汉旅之中，于是他们的始祖盘古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盘古故事始见于三国时代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这也不是偶然的。
向来认为周人是农业民族，古代关中农业由于周人的经营，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所以诗人称其农稼所获乃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裕景象（见《诗·小雅·甫田》）。金文周作▓，从◎即象界划分明的农田，其中小点正象田中禾稼之形，从口，与“君”、“商”等字同意，示国家政令所从出。但是周人是否向来农业就很发达呢？这就不一定了。周人本来是白狄之一支，并不是农业民族。周人初居邠，后来公亶父迁于岐山下的周原，才称为周。《史记·周本纪》称周祖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倒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孙子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大合理的。周之先祖应自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他们世居邠，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诗》称：“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大雅·公刘》）。厉是磨石，锻是砧石（春秋时公孙段字子石，段与石相应，后人误加金旁）。公刘时渡过渭水采取这些石材制作石器，因而得与渭水流城的姜姓高等农业民族接触，其经济文化乃得逐步提高。其后公亶父由邠地迁于周原，世与姜族通婚，周人从此接受其母家的高等农业，才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周人的农业应是从其母系姜族学来的，以姜嫄、后稷作为自己的始祖，也应是继承母系的传说，同后来匈奴人改姓刘一样。
《说文·邑部》以豳为邠之重文，邠从邑分声乃后起的形声字，豳则其本字。豳从山从豕，山乃火形之讹。甲骨文火作●、◎，象火焰上出火星迸发之形，或省其二小点则与山形同。金文《◆鼎》有“作豳师冢司马”语，豳作■（《静簋》、《豳王盉》同），乃豳之繁文。此从二◇与从二豕同意，“◇，河内名豕也”（《说文·◇部》）。此从火不误。从攴者，象持杖驱捕之意，即用火焚林而田猎取野猪的形象，非常明白清楚。焚字亦从分得声，《战国纵横家书》焚字即作棼。邠从分，字又通作汾。《诗·大雅·韩奕》称“汾王之甥”，此汾王即周厉王，邠原为周之旧称，故周王又得称为汾王。《尔雅·释地》：“西至于邠国”，邠，《说文·水部》引作汃，汃即汾之省文。据此知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居民营粗耕农业的复合经济，春夏以采捕游猎为生，居徙无常，秋冬始还旧居。由于粗放的农业收入并不丰富，所以还不很重视土地。《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论和戎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正义》引服虔云：“荐，草地，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春秋时人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当时晋国周围还有许多戎狄部族在活动，他们同晋人交往频繁。《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代表晋国指责秦国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白狄与秦同居雍州（即邠地），而又是与晋为婚姻的民族，他们就应是狐氏之戎与骊戎。晋是周武王子唐叔虞所建的姬姓国家，春秋时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小戎子生夷吾（晋惠公）。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献公四子皆相继为晋君，而继世垂统者又皆为晋文公之后。狐氏就是晋文公的母家，他们就是姬姓的白狄，与晋同姓为婚。所以《国语·晋语四》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晋文公母家狐氏之戎出自唐叔虞，不仅同为姬姓，而且与晋同祖。可见周人同白狄并不是种族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狄人的经济文化还停留在粗耕农业阶段，风俗习惯与戎狄无异，因而就名之为狐（胡），为戎，为狄。春秋时代的姬姓白狄便是沿袭其先祖不窋居戎狄间的旧俗，虽经历四五个世纪之久，犹无所改进。古代社会发展的迂缓以至停滞，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晋国自建国以来，“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他们长期处在赤狄、白狄包围之中。所以唐叔虞受封时需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即采用戎狄之民粗耕农业的传统办法进行统治，说明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戎狄差别不大。公元前745年，晋文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这里土地肥沃，又有汾、浍两水灌溉之利，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终于以旁支代替大宗而君临晋国，并得到周僖王的任命成为晋武公。这和周人迁居周原以至翦商，其发展次第也是差不多的。
赤狄、白狄原以其俗尚赤衣白衣著称。（《左传·宣公十五年》孔疏：“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益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白衣就是麻衣，又称布衣。古代中国以衣冠上国自居，虽在粗耕时代，也要种麻纺绩。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纺轮多为妇女殉葬品，男耕女织的分工，在中国实有极其悠远的历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穿白麻布衣，棉花代兴以后，就穿白棉布衣，都是白色的衣服。白狄就应是中国北方的原住民而不是什么外族。赤衣可能是武土甲上涂以红色，贵族所穿的。赤狄媿姓（经典作隗，从阜与从土同意，示其为穴居之人），乃鬼方氏之后，他们以穿赤衣著称，这不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风俗。《新唐书·回鹘传》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其种杂丁零。……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北史·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狄历应读为titr，其义即为森林中人。战国时人每以两个单音缀字译之为澹林，或称之为林胡（见《史记·李牧传》），因为他们从西伯利亚远方而来，故狄字义训又得引申为远（《诗·瞻卬》传）。赤狄、白狄族类虽不相同，但其经济文化的落后，则属一致。《孟子·告子下》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周人初居邠时和春秋时代赤狄、白赤的经济文化水平，大致就应是这样的。
二 周之先世
《史记·周本纪》载周王朝的先代，其世系如下：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
周人居邠时，尚普遍营穴居生活，其始祖应是从不窋开始。不与丕同，大也；窋与窟同，正与穴居之义相应。《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今甘肃庆阳县），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一直到古公亶父前期，周人都是住在邠地，过着穴居生活。《诗·大雅·绵》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夏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即窑洞，夏是半穴居，家室即地上建筑的房屋。诗称周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邠地漆沮二水间，到古公亶父时仍住在窑洞里，没有地上建筑的房屋。《诗·大雅·公刘》称：“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于京斯依”，这也是穴居的现象。《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说文·京部》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即人力所造的最深窑洞。周人在古公亶父自邠地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才开始建筑房屋，这是学习当地原住农业民族的东西。《诗·大雅·绵》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二千年后金王朝兴起时，也曾走过同样的道路。《金史·世纪》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周人居邠迁周的情况与此相类，可借以推知古公亶父以前周人在邠地时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面貌。《绵》篇歌颂古公亶父建造宫室，诗人是用周原全盛时期的宫殿规模刻画摹写的，未免夸张失实。然而他们原住邠地时仍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过着同后来的白狄、女真相同的生活，却是无可怀疑的。
据《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是十五代。《国语·周语下》也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后稷就不能如《史记》所说早在虞夏之世，因为殷人的始祖契，照《史记》说与后稷为同父异母兄弟，而殷人从契到纣王（与周文王、武王同时）已是三十一代了。殷人世系有甲骨文证明是可靠的，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人先世年代是有许多问题的。《诗·大雅》讲述周族兴起的几篇史诗也有不同背景，内容不尽一致。《绵》篇讲古公亶父是“民之初生”，《生民》篇却讲姜嫄是“厥初生民”。可能《绵》篇是周人姬姓民族的始祖传说，《生民》是姜姓民族的传说，周人迁岐后与姜姓民族结合，便把母系的始祖传说承袭过来了。《生民》歌颂姜嫄履大人迹，无夫感天而生后稷，无夫生子原是母系社会现象。后稷无父面生，屡被抛弃，因名为弃，则属父系社会意识形态。古代姜姓民族居于有邰，从事农业，即《生民》所说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有邰也在岐山下，今陕西武功县西，这里正是渭河中游同漆水交会处，土地肥沃。因此他们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社会也就由母系进入父系，这便是姜嫄、后稷传说产生的时间和地理条件。《生民》诗作于文王全盛时代，其时周人自邠迁居周原已将及百年。他们同姜族世为婚媾，因此就以他们的先住民，也是他们母家的传说作为自己的传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文化上的承袭也是常见的。周人居邠时，穴居野处，从事粗耕农业，既不能产生这个传说，也没有传播这个传说的环境。姜嫄后稷的传说既非邠地所宜有，因此周人世系应当从不窋开始。
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已历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公刘居邠，杂于戎狄之间，其生产情况仅能比于战国时代的大貉小貉，恐怕未能过着“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富裕生活。《大雅·公刘》也是文王全盛时代的宗庙诗歌，当时距公刘时代已极遥远，故老遗闻罕有存者。诗人以为周人建国规模早已奠定于公刘时代，邠地生活也当与周原无异，以今度古发为诗歌，恐怕缺少信史价值。《世本》称高圉为高圉侯侔，亚圉为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为太公组绀诸盩。古代中国人名多用单字，这些人名可能有戎狄语言成份在内。这十一人中有三人称公，说明周人强盛时已自尊为公，民族内部可能已产生阶级分化了。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这些材料也还是可以参考的，今本《竹书纪年》有错乱，也有后人整理改动之处，但还是有所依据，不必完全排斥。
公叔祖类之子古公亶父才由邠迁于岐山下的周原，《诗·大雅·绵》篇即是歌咏这件大事的史诗。迁徙的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透去孟子的粉饰，可以看出当时周人势弱力小，无法抗拒狄人侵略之祸的窘迫状况，但是迁到土地肥美的周原农业区后，加速吸收姜姓民族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周人在生产和文化上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今本《竹书纪年》称：“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诗·鲁颂·閟宫》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翦商之翦，《毛传》释为齐，《郑笺》及《周礼·翦氏》注均训为断，断、齐均斩伐芟除之意，这是说太王开始了翦灭商朝的事业。太王是文王受命称王以后对古公亶父追尊的称号。周人的名号，起初是共名在前，私名在后，如公刘、公非、公亶父，是古语法。文王、武王则定语在前，共名在后，是后起的语法。
大王迁到岐下的周原，地处渭水河谷，土质肥美，是一个很好的农业区，对发展生产极为有利；同时岐下南接褒斜，是通往南方江汉流域的要道，故周人得此而国势始盛，对翦商的大业起了重要作用。太王翦商的事业，旧史无明确记载，惟泰伯、仲雍奔荆蛮的传说，颇可为此事提供线索。《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至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于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长期住在一起的，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
太伯、仲雍也不可能是只身私逃出去的，他们一定得带上属于自己的一批臣民，组成严整队伍，才能长途远征去开拓地盘并确立统治。古代关中与江汉流域的交通，是从岐山过渭水到郿县，从郿县南下褒斜，沿汉水以达长江，这是古代关中与南方的交通要道。《诗·大雅·崧高》云：“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在南阳，郿在丰镐之西岐山附近。申伯到汉水北边的南阳去，宣王不是送他由镐京直出武关，而要到西边的郿来饯行，说明南下的大道是从郿出褒斜去的。《左传·定公四年》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说明在汉水流域本来有许多周人建立的小国，后来都被楚国吞并了。这些小国有可能即是从大王时起陆续殖民去的，由于力量不强，文化不高，未能立足发展起来。他们的建国必不在武王以后，因为武王克商后的封国都是比较强大而能屏藩周室的。就是太伯仲雍，当时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所以他们能接受当地“文身断发”的习俗，到春秋时吴国也仍被视为蛮夷。如果周人已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能影响和开发当地，他们反而同化于被证服者，正说明彼此处于相同水平，可见太王时代周人整个水平尚低。
三 殷周关系
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周原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始基，他对殷王朝有无朝贡交往，除了今本《竹书纪年》有两条记载，并称“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此外尚无文献可资说明。王季历时代，殷周关系便有较多的记录了。古本《竹书纪年》称：“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时王季历已称王，狄也有多人称王，说明古代边区强大民族首领普遍可以称王。《三国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云：“氏人有王，所以来久矣。”巴蜀铜器铭文也有王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巴七姓夷王朴胡……为巴东太守”（建安二十年），看来边区民族称王并得到中央承认是经常现象。同公亶宣父对狄人侵扰只能迁国逃避相比，王季历伐鬼戎大胜应是周人国力增长的标志。不过周人此役还有由来，《易·未济·九四》爻辞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说明王季历伐鬼戎应是接受殷王之命。《易·既济·九三》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武丁时强大的殷人尚经三年才战胜鬼方，可见鬼方与殷为世仇且势力雄厚，王季历受命讨伐不免有震恐之心，最后获得胜利因而受到殷商的奖赏。其后“太丁（文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古本竹书纪年》）牧师即后来周王朝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周人已成为殷商对付西方戎狄的支柱。
王季历时国势增强，同时为了联欢大国，进而与殷商统治下的东方国家通婚。《诗·大雅·大明》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样，亲迎于渭。……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挚国是殷商男服，以任为姓（男，任也，任王事。男、任古音同属侵部，故得相通）。仲是次，挚国的二小姐任氏许配王季，生下了文王。文王也同东方大国联姻，莘国的大小姐姒氏出嫁文王，生下了武王。周人以同殷商集团通婚为光宠，而殷人亦欲倚重周国安抚西陲，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而周人更得借此机会吸收东方集团的高度文化，对自身的发展好处尤多。但是周人的强盛并不符合殷人的长远利益，难免引起疑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便是殷周交恶的记录。由于殷商是中央王朝的宗主国，周初文献常称之为“大国殷”、“大邦殷”（《书·召诰》），“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左传·桓公十一年》）。作为新兴小国的周人只得逆来顺受。周原甲骨卜辞有“彝文武帝乙宗”的记载，这是周文王时在自己都城内建立殷商宗庙，春秋岁时在其中祭祀殷商先王，为殷人祝福。《战国策·韩策一》记韩王愿意归附秦国时说：“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魏策四》亦有类似说法）。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要把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体现出来，使附属国的君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宗主国唯命是从，不敢背叛。我们知道，前清时政府在各个省、府、县所在地皆建有万寿宫，每年春秋岁时，省、府、县各级官长都要在这里祭祀清代先帝，为清帝祝福。这种万寿宫便是历代王朝相沿的旧规，可说是源远流长。周原甲骨中的这一片骨版也就是当时殷周依附关系最具体的说明。
殷虚甲骨文有关“周”的卜辞多至五六十条，但文字简略，年代不详，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虽有人用来解说殷周关系，实不足信。例如下面的一条卜辞：“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五月。”（《续》5·2·2）“璞”卜辞原文作■，或释为寇，都是从上下文义而以意拟定的，并没有多少依据。再说，此卜辞的贞人▼乃武丁时人，其年代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其余有关周的卜辞有贞人名者，如[南殳]、古、内等，也都是武丁时人，最晚的如贞人▲，也是祖甲时人，这些卜辞都应同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另有下列二条卜辞：“丁未卜，侯弗●（敦）周”。（《拾》4·12）“癸卯卜，其◆周。”（《掇》2·164）“敦周”、“◆周”，伐周、灭周也。宗周钟：“南国◇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敦伐连文，敦亦伐也。墙盘：“粤武王既◆殷”。◆同灾，灭也。此二条卜辞既无年代可征，王季历和文王在旧文献中也没有与殷以兵戎相见之事，所以这二条卜辞也不能说明殷周之间的历史。其他有关卜辞更为零碎，就不必论述了。
《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来又“囚西伯羑里”。大约殷周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国策·赵策三》云：“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凤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王门当从《战国策》作玉门，《竹书纪年》称“纣作琼室；立玉门”）。周人主代君主皆受殷人屈辱，其甚者困顿至死，他们仍须凤夜不懈以服事殷，就是由于殷人强大周人弱小，周人不得不隐忍待时而暗自蓄积国力。
四 文王时代的发展
周人自季历开始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其时国力也有很大发展。《孟子·梁惠王下》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说明周已从公亶父时的小国发展成文王时的大国，与其邻邦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文王为了集中力量向中原发展，所以要同西边的异族搞好关系，免除后顾之忧。同时首先征讨不愿归附的邻国，《诗·大雅·皇矣》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统一了西边的力量之后，便谋求向东方发展，此时的用人自称大邦，并打算安天下，可能已经准备同殷商抗衡较量了。
向东发展的第一步是控制虞、芮，《诗·大雅·绵》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期，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这当然有许多后人附会夸张的说法，可能表明这是通过和平方式用政治手段去控制的。《史记·周本纪》在记载此事后也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七）年而崩，谥为文王。”
《史记》这里所讲的发展顺序不尽合适。殷为天下共主，虞芮决平不往殷而如周，也就是周人收纳叛逃翦商之始。周原为商之侯服，在西边为商服役守卫，国势发展后，祟侯虎谮之，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七年，文王归后即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筑有高大城堡著称，是殷王朝西部重镇，扼周人向东进出的通道，周人东向攻殷，非先灭崇不可。这是文王向东发展的一次重大战役，《诗·大雅·皇矣》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闹，崇墉言言，执迅连连，攸馘安安。……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左传·僖公十九年》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说明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崇国高大坚固的堡垒，使周人不得不联络与国，备好器械，经过重大杀伤去努力夺取。《诗·大雅·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四方攸同。”也是强调伐祟的重大意义，并接着就迁都丰邑（今西安西南），显示了大举东进的布局，这对统一四方的王业起了重要作用。
伐崇之后接着就是戡黎，黎在今山西长治南的壶关，由此向东越过太行山就是平原，殷都朝歌一带就无险可守了。《书·西伯戡黎》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至人）元龟（占卜），罔敢知吉。”可见戡黎对殷商王朝威胁极大。
文王时代，周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比较殷商王朝还是弱小的，所以周初人常自称“小邦周”（《书·大诰》）。文王为了开疆辟土和发展生产，就要招徕人民尤其要延揽各方前来的武士。《诗·大雅·文王》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古代所谓士都是武士，中国之有文士，还是春秋后期发展起来的。周初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近年周原出土甲骨即与殷虚甲骨无异。周初史官也出自殷，近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微氏就是微子启安排在周王朝当质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有的便在周王朝担任作册即史官。中国文字出于殷代的巫史集团，殷代帝王崇尚占卜，需要文字记录以检验其吉凶休咎。当时巫史集团从事这些活动，他们就发展了古代象形文字苗头，世代相继，既有承袭，又有增益，使六书条例逐渐完善，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我国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些刻划符号，已具有象形文字苗头。夏代尚无巫史集团，所以至今未发现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的创造，如没有殷代这样的巫史集团世代延续达数百年之久的努力，是不能完成像甲骨文这样繁杂的象形文字的。
史称文王善养士，周公也是“一沫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世家》）。他们所养的士，所礼的士，都是武士。古代武土都是自由民，他们自幼就在辟雍的大池旁从事射御的学习，他们都要自备弓矢甲胄戈盾以装备自己。这些武士（或称甲士）便是当时冲锋陷阵作战的主力军，统治者对于他们带着武装前来投效的当然不敢怠慢，即便自己正在洗沐吃饭的时刻，也要握发辍食立刻延见。《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以壮年继位，励精图治，《史记·周本记》称他“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就这样在周原积聚壮大了自己的武力。
古代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着村社共同体（说详《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二期），其文化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联合几个共同体形成一个部落，只要他们的生产发达，政治休明，就可以吸引许多村社共同体的民众前来归附。《说文·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儒家王道学说，虽不免流于迂阔，但在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我们看看后来清代的兴起也可有所启发。清初努尔哈赤原是建州右卫锡宝齐篇古的后裔，锡宝齐，满语鹰也；篇古即汉语百户的对音。努尔哈赤的父、祖，原隶于建州右卫王杲的部下。当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讨伐王杲时，并将努尔哈赤父、祖杀害，努尔哈赤即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家。十三名甲士加上随从的徒兵，大概可以组成一文百夫的队伍。努尔哈赤凭借这十三副遗甲起家后，就有满州的许多姓长、乡长率其部众来归。他一面征服一面招徕，就逐步统一了语言相同的满州民族。《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古代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井以八家或九夫计，则一丘正有百户左右的人家。他们的领袖如果领导有方，生产发达，为远近村社共同体的民众所向往，再以武备为后盾，蓄力待时，就可以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后来不少王朝的兴起都走过这种道路。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说明文王晚年周已成为威望很高的强国。《论语·尧曰》更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之二，旧说是指在天下九州中，周控制了六州。大体说来，冀、兖、豫三州属于殷商统治区，雍州是周人根据地，扬州为吴国所在，荆州有汉阳诸姬，梁州有牧誓八国的蜀羌等，都是周人势力范围。青、徐二州是东夷所居地，本属殷商，这时可能同周人结盟，所以周能有占天下三分之二的优势。《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说这些是殷之叛国属实，包括周本身也可说是殷之叛国。事纣就不对了，周和东夷是东西呼应配合进攻殷纣王的，《左传·昭公四年》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蒐是春天打猎，古代打猎就是军事演习。纣治兵于黎，向西边的周示威，却引起了东夷的背叛，可见东夷对纣王起着牵制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一年》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书《宣公十二年》又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讨伐东夷虽多次获胜，却也损耗了殷王朝国力，以致终于灭亡。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也有不少纣王伐夷方的记录，看来不止一次，而且每次时间拖得很长，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这说明当时周人和东夷可能是有联络的，东夷分布于淮水流域以至沿海地带，同周人无直接冲突，在反抗殷商方面利益一致，故能结合。但周灭殷后，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所以后来周人也长期向东南用兵。
五 武王克商
文王时代虽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同殷商正面冲突，《左传》说是“唯知时也”，大约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伐商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未改元，此为文王受命的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都是表示伐商为继承文王遗志，并非自作主张。周军渡河之后，见殷内部尚无间隙可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武王不敢轻举妄动，又退兵回来了。后二年，听到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于是武王又率大军东伐，以十一年二月甲子朝到达商郊牧野。武王一直继承文王的年数，这也说明周人称王改元是从文王开始的。后来清人在入关前即已改国号、称帝、纪年，入关后仍继续从前的年数，约略相同。
殷纣王在位多年，内部矛盾发展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主要矛盾是，纣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权益。《左传·昭公七年》载：“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这个“夫”就是“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记》）之“夫”的氏族长。他们的下属叛逃被纣王所收容，其多如鱼之聚于渊薮，所以引起他们决死斗争。这件事《书·牧誓》讲得更清楚：“今商王受（受乃纣王本名，金文作受，经典文献多讹作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大约是殷商王畿生产发展较高，对奴隶要宽松些，故四方的奴隶往王畿逃亡，纣王又加以提拔重用，使他们凌驾于其旧主那些氏族长之上。百姓则旧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长。殷纣王疏远自己的王族亲属，以致引起本族权贵的离心，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左传·昭公七年》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即对奴隶逃亡实行大搜捕，以此争取广大奴隶主的支持拥护，因而取得天下。
周军到达牧野，纣王发大兵抗击。《诗·大雅·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可见约王军队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大战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武力搏斗，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政治因素。后来辽王朝受到金人攻击时，也是由于部族内部崩溃而失败的。
《史记·周本纪》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大明》也说：“会朝清明”，即牧野之战是甲子日早上进行的。现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提供了佐证。近年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珷克商。唯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易（锡）又（右）史利金。”此铭以武王克商总挈全文。岁是岁星，祭祀岁星亦曰岁。“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上（夙）便占有了商王朝。辛未是甲子后的第八日。阑▲地在管，阑、管古元部字，故得相通。管在今河南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右史利可能是古代的占星师，由于他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赏之以金（即铸簋用的青铜）。《荀子·儒效》称，武王伐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周军的武土既无功赏可叙，而这位占星师右史利却得到赏金，把功绩归于占星师，则周人胜殷是由于殷军的倒戈，也不辨自明。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曾封许多先代古老民族之后为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是早就存在的古国，对周表示服以，周也就承认他们的原有地位，可以理解为武王所封。其中如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即阏父之子，陈国始祖。其他各封国，情况当亦大致相似。但是，《周本纪》接着又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些说法却不可靠。牧野之战取胜既来自殷人倒戈，殷人实力便无重大损失，其主力“三百六十夫”还是完整的，纣王之子武庚仍继位统治殷商王畿故地。《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所谓三监，周只是派人监督，并未完全占领。王子禄父即武庚，铜器铭文有《录伯◆簋》，西周时录尚为国名。武庚继纣为王大约改殷为录，故旧史称之为禄父。既然殷人还盘据故土，周人就不能越过殷商而在其东边封建诸侯如齐鲁等国。这要在武庚、三监以及徐淮夷等起来叛乱，周公东征打垮了他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齐鲁等封国，《史记》是误把后来的事情提前了，时间错误就同当时形势合不起来。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克商之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武王灭商之后，仍还夜不安枕，说明殷商势力犹盛。经过劳心焦思，武王决定“营周居于雒邑”，即在雒邑兴建据点，驻守重兵以控御东方。这的确是一件有力的措施，但也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完成的。所以，终武王之世，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形势是严峻的。
六 周公东征
《史记·封禅书》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其子成王继位，年少，其弟周公旦摄政称王，这便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矛盾。《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对周公的攻击也是有原故的。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只是一种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当初王季历以幼子继位为君，这便是古代村社共同体的习惯法：儿子长成以后，皆次第离开自己的家庭，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只有幼子与父母同居，继承祖业。殷商的氏族制，兄弟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作战，也自然形成一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管叔习闻殷代故事，他又是周公之兄，继承君位应当是他而不是成王，退一步说成王继位，摄政的也应当是他而不是周公。周公辅成王而自行摄政称王，这和清初多尔衮拥立幼君福临而自称摄政王，先后如出一辙。这都是建国初期国家体制未定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左传·定公四年》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管叔等为了反对周公不惜和从前的敌人殷商勾结起来。《尚书大传》卷四载：“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亡国之后随时图谋恢复的武庚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良机，于是管叔、蔡叔、武庚同东方的徐、奄、淮夷诸族群起反周。这时周王室内部也不尽一致，周公地位难处，《书·金縢》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叛乱初起时，周公避谗居东，担负讨伐重任的则是召公。铜器《太保簋》铭文称：“王伐录子●。■（同徂，今也）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武庚又称禄父，●可能即其名之一。此铭文反映了太保召公征讨叛乱的情况。《逸周书·作雒》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公、召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担负重任，旧文献和地下新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周公居东时，传说还曾去过楚国。《史记·蒙恬传》称：“昔周成王初立，……周公旦负王以朗，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这里讲述周初史事虽有误，但提出周公曾奔楚。《左传·昭公七年》记鲁昭公将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祖是古代出行时的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引导的。现在昭公第一次去楚国，便梦见襄公祭神引导。梓慎认为昭公未梦见周公祖，可能不会去楚国；子服惠伯认为襄公既在周公祭神引导下去过楚国，正好由他来祭神引导昭公，所以昭公肯定要去楚国，事实上昭公接着就去了楚，这说明鲁国相传也认为周公曾去过楚国。从周初情势来看，周公去楚国大约是说服楚人不要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
武庚败灭之后，殷东徐奄以及淮夷尚继续与周为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告平定。《诗·豳风·破斧》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铜器《班簋》铭文云：“咸王令毛公以邦家君土（徒）御或人伐东或（国），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同庇，保护也）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此铭以咸王与王并称，咸王即周公，王即周成王。他们都关心主帅毛父的安全，分命吴伯、吕伯左右保护毛父。”“令曰”也是成王命▲和◆两人之词，◆后蒙上文省今曰二字，分别命令他们随从毛父出征和护卫毛父。▲是周军中一员战将，有关他的铜器不少。毛公当即毛叔郑，他是文王子、周公弟，对他的安全保卫，咸王和王都用命令规定下来。▼人不详，字从十，或为什长的专名。“咸王”见于金文中共有四器，从前都把咸字属上读，不成文，咸王应是周公摄政称王时的名号。钢器《般甗》铭文云：“王俎（同徂，往也）夷方，无瞀（病也），咸王赏作册般贝。”此铭也是王与咸王并称，夷方即东国叛乱地区。周公东征期间，成王也曾到过奄国，《书·多方》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铭所记，当是周公先已在奄，其后作册般随侍成王安全到达，故周公奖赏作册般以贝。
周公摄政称王在文献上也有确切明证，如《书·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当时武王已去世，若是成王则应称康叔封为叔父、称文王为祖父；这位称康叔封为弟、称文王为父的王，就只能是周公了。咸王是周公摄政时的名称，唯见于金文，这是旧文献中久已遗忘的史实。
周公东征是周王朝一件大事，奠定了周王朝一代规模。《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指奄君薄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荀子·儒效》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周公东征才彻底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也才为周初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齐、鲁、卫等东方大国，必然是在东征之后方能建立。《左传·定公四年》记述鲁卫之封即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称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等，而且鲁国就是建立在奄国故地，卫国建立在殷虚，这绝不能是武王时代的事情。
东征之役似不限于东方，还曾打到江南，引起了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徙。奄君薄姑率其部族北迁为夫余（说详下）。其南迁者，《吕氏春秋·古乐》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代黄河流域广大平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还能适宜于象的生存，所以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前》3·31．3·），古文字“为”作●，即象征以爪牵象为人服役的形状。陈国妫姓，妫从为，他们可能就是服象的民族。陈在河南南部，河南古称豫州。豫即象、邑二字合文（战国时两足布中邑皆作◣，予即邑字之讹）。古代产象之地称为豫州，这和秦汉时代在产象的地方设立象郡，是同样的道理。殷周之际，可能有一些服象的民族迁到了江南。
七 蒲姑迁徙
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给殷商残余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击溃了殷商的三百六十夫，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鲁国的“殷民六族”、卫国的“殷民七族”），有的被消灭，有的就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南到江南都有。
东征之役，《史记·周本纪》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正义引《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淮夷之中，徐国最大，是商民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亦称蒲姑，是山东半岛上齐地的先住民，他们迁走后，才有姜太公的建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讲述齐地历史变迁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蒲姑北迁即东北的夫余，夫余为蒲姑的对音。余和姑是鱼部叠韵字，夫与蒲古音读相同。《后汉书·东夷传》称：夫余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三国志·夫余传》称：“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加与家同，加、家古歌鱼合韵。夫余四加有似于后来蒙古的马、牛、羊、驼四个部落的军事首长，四出道就是从这个城邦向四方分布的四个部落的所在地，以畜名官即是以其主管的畜类为官名。蒲姑北迁前所住的山东半岛，畜牧业也是很盛的，《书·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东北角。《三国志》又说：夫余民众“食饮皆用俎豆，会同（宴会）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这些都是中原风俗，可参看《仪礼》）。“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妬，皆杀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死者夏月用冰也是山东半岛的风俗，在《诗·豳风》和《左传》中均有记载。《三国志》还说：夫余“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濊是夏商之际豕韦迁去建立的，夫余其后追踪而来，征服了濊民，加以统治。濊民的一部分便迁到了更北的地方，称为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勿吉又称沃沮、窝集，即大森林之意），旧北夫余也。”其习俗用器大致与夫余同。《三国志·夫余传》称：“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可见他们口耳相传还知道祖先是从内地迁去的。
《后汉书·高句丽传》称：“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魏书》则直接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隋书》也说：“高丽之先，出自夫余。”说是夫余王得河伯女，被日光照射而孕，生一大卵，有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即逢蒙、朱明，传说中的神射手），长大后逃难至河边，水深不可渡，朱蒙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度，追骑不得济而还。“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离骚》中说：“挥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这种传说似乎也带有中原的色彩。
《三国志·东沃沮传》说：“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诸邑落渠帅皆称三老。”东沃沮当是殷周之际随夫余北迁的村社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相当于县下面的乡，所以他们的首领都以三老为名。
殷周之际还有一些人越过渤海，迁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钱）。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说明古代村社共同体对盗窃的惩罚很重，故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余粮栖于亩首，漫藏野积而无寇盗，社会秩序良好。《地理志》还说：“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按：野外的农民）饮食以笾豆（东方古代因席地而坐，故用高足器即豆。豆在古文字中作■，象高足容器。笾用竹制，形式同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羽觞之类，平底，放在几上。）食。”用豆是古代遗俗，用杯器则是后来仿效汉朝官吏的。《地理志》又说：“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寝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种风俗应是商周之际殷人北迁时由中原带去的。虽然到汉代才见诸记载，其流传却是很久远而早已存在的。从中可以考见中国古俗，是很宝贵的材料。
朝鲜半岛南部有三韩，《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最大，是当地的先住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辰韩人的语言还保留了秦语，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辰韩又称秦韩，辰、秦音近而通。辰韩“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而马韩则“不知骑乘牛马”，说明他们就是那里的土著。“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可能他们也是从中原先后迁去的。
中国古代中原居民在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动乱时代，都曾陆续迁到东北以至朝鲜。到秦末农民起义之时，燕齐赵等地居民迁去的有数万户。燕人卫满就利用这部分人的力量，攻走朝鲜王准，自己在朝鲜建国称王。
周公东征迫使殷人及其同盟各族逃亡迁徙，一部分向北已如上述，还有一部向南的即成为后来的瑶族、畲族。瑶本作摇，他们原是被殷人征服的东夷，在殷人军事统治下，服一切繁重的徭役（包括贡赋在内），所以称为徭人。殷亡以后，周公东征商奄蒲姑，他们就从山东半岛南下，先居于秦时的闽中郡（今浙江、福建）。汉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后来汉武帝伐闽越，闽越王郢被杀，而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史记·东越传》索隐称：“繇音摇，邑号也。”繇为邑号，即因其为殷代服徭役者所居而得名。繇、徭同从缶声，古通作繇，从系，明其为系虏之人。他们的农业还是停留于刀耕火种的畲田阶段，所以又称为畬民。畬，后来又写作畲。
瑶族以盘瓠为始祖，音转为盘古。盘瓠、盘古也是蒲姑、夫余的对音。古无轻唇音，夫应与蒲、盘并读重唇音，姑、余、瓠、古，又同在鱼韵，故得相通。《后汉书·南蛮传》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这一段神话，并不是瑶族凭空臆造出来的。夫余以六畜名官，有狗加、犬使的名号。瑶族应是为蒲姑征服的共同体而隶属于狗加、犬使之下，跟着他们迁到闽越，这便是盘瓠为高辛氏畜犬传说的由来。
《史记·五帝本纪》以帝喾为高辛氏，而《殷本纪》则称殷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为帝喾次妃，是认殷人为高辛氏的后裔，而蒲姑则是同殷王联盟的民族，所以这个传说就以盘瓠为高辛氏畜犬。根据以上分析，瑶族出于夫余的狗加，所以瑶族以狗头人身的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三国时代，孙吴大力开发吴越，瑶族大多融合于汉旅之中，于是他们的始祖盘古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盘古故事始见于三国时代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这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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