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环境、居宅、邑聚 第一节夏商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和治理 11000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结束，世界气候转暖，海水回升，间有较小幅度的海面起落或停顿。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以西高东低的地势，山脉水系交叉相隔的网格状组合地貌类型特征，一方面与世界性古气候变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面也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环境①。从这一时期起，先民的社会生活全面臻入定居聚落阶段，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继往开来的固有特色，尤其至公元前22～前11世纪的夏商时代，人地关系中的积极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开创出不同的历史生活内涵。 一夏代挥居的人地因素 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因距海远近的关系，自然环境自西而东呈现出一些差异性。华北西部、陕甘高原一带，更新世晚期堆积形成的黄土层，后受夏季内陆暴雨的冲刷，以及人们从事各种土地活动的影响，土壤侵蚀，坡积发育加速，基本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木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观。华北平原中部，邻近山区的构造运动，造成河谷下切，河谷里的冲积层形成了堆积阶地。沿海地区的海侵，又使河流下游坡度减少，洪水泛滥，发育了许多湖泊沼泽。温暖的气候，卑湿的沼泽或森林草原景观，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河谷阶地或涌泉地，大致仍是夏商居民择居面向的自然生态环境。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和适应能力还很有限，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仰韶一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选择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两岸阶地或阳坡，敢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不致低潮伤身，又可防范敌侵及避免水患①。据有关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6.5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2.8处，其余地区密度不过1处②，显然各聚居点有相应的生物圈，其间回旋余地颇大。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取舍，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压力的限制，人地关系中顺乎自然的惰性，远胜于主观改造自然的紧迫性。到了夏初，情况有所变化。据《孟子·膝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这则史影当源出居于河谷地带或沼泽边缘的先民对于洪水灾难的可怕追忆，有关人物应放在治水的特定场景下观察③。尧时的消极避水，禹时的浚水导流，实反映了两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所能采取的态度和有所作为的能量。前者大体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难，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民无所定”，常常不得不放弃原先经营的生物圈，另谋生路。后者禹时已介于夏王朝建立前后，生物圈的周旋余地己大大缩小，相反人们抵御灾变的能力却大有提高，势必促使人们在顺乎自然的同时，变消极为积极，“平土而居之”，正反映了新时代人们努力治理和保护生存环境的积极姿态。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17世纪晚叶。《逸周书·度邑》云：“自摊油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辖区当在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区。《左传·定公四年》记西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推测晋南一带是夏的重要统治区域。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二里头类型文化，在晋南有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①。前者的考古遗址已发现8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问洛阳平原，以及妆、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后者的考古遗址约近50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②。居址的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却大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图l）其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面作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作的地区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糟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作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面。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颖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龙山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①，城垣大部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大水冲毁，出于安全防卫原因，人们在紧傍原城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②，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③。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前16世纪约300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5～6米、深3米的“回”字形封闭式濠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据说是夏末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地势高亢，西面与西来的高地相连，其余三面低下3～4米，形似半岛。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3～4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前后历时约400年①。不言而喻，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种种暂时性不利因素，立足故居地的经营，是夏人规度居址时的首要立场。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与考古发现现象似相脱节，其中应有原委。夏都迁徙，学者间多有董理，如下②：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云晋阳）。又都安邑（山西夏县）。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启子太康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云河南巩县西南50余里处，地近偃师）。太康侄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相子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偃师太康故都）。少康子杼迁老丘（河南开封；一云陈留县北40里之老丘故城）。杼五世孙胤甲居西河（豫西陕东间；一云河南内黄；一云山西夏县东下冯）。胤甲堂兄弟孔甲田于东阳■山（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带）。孔甲三世孙桀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以上可见，夏都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一徙，后期相对稳定，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唯相和少康，比较特殊，曾一度远徙山东境内。据《帝王世纪》云：“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①。《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传·哀公元年》又有记相在斟灌为有过氏浇所杀，还殃及遗腹子少康，导致少康后来不得不依附有虞氏，立邑于纶。显然，这前后的远徙山东，起自太康失国，夏王相被有穷氏羿部族追逐，一徙再徙，不得不远迁山东开辟新地，以另谋生物圈。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设法回到豫西故地。因此，从总体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延续约400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摆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相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动万民”②的举都皆动的迁都，有所不同。史传“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③，造成东夷有穷氏羿“因夏民以代夏政”④，而原夏统治集团所都被迫一徒再徙。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得紧踵其后弃离故居，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国都的摆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相续现象，正有这方面的因素。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出于内外交困或势力消长的原因外，多数恐怕本之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政治考虑。《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新近探出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⑤。凡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获得，是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张光直先生即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①。另外，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未有祸之时，“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畴依。”②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③如夏王少康，从东方纶邑还归“有夏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即是通过“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④，终于再度中兴。能否取得夏土之众的拥持，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另辟“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原因的。 二商代的国土经略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有限地域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发动因之文献称商人“不常厥邑”，《尚书·书序》说商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建国后自汤至于“盘庚五迁。”通谓前八迁是①：一、契居蕃（山东滕县）。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五、相土复居商丘。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八、汤居毫（山东曹县）。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里以上，《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动意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河南安阳后岗城址，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②。新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③。山东章丘城子崖下层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①。“建城称地，以城称人”②，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远逊一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3.4万平方米③，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1.9万平方米④，登封王城岗城址仅仅为1万多平方米⑤，人口显然要少。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故商人拓地中，与上著部族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殷灭皮氏”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部族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一、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二、中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四、祖乙迁邢（河北邢台）。五、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六、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成汤立都西毫，是由东诅西推进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为行动原则，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墨子·非攻下》说：“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吕氏春秋·用民》直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迁，“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内部的权力之争，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不得不退缩回东方故地。盘庚迁殷，再度西进，又恢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②。总之，商代都邑的迁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体的集体行动，虽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搬移，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亦胜于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殷代产业，曾从方志和近代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有六处（安阳、涉县、济源、登封、禹州、鲁山），山东二处（历城、莱芜），山西十一处（黎城、潞安、阳城、翼城、曲沃、绛县、垣曲、夏县、闻喜、平陆、解县），河北四处（沙河、邢台、内丘、完县）；产锡地，河南六处（淇县、武安、汝州、嵩县、永宁、裕州），山东二处（莱芜、峄县），山西六处（阳城、沁源、沁水、交城、平陆、安邑），河北一处（磁州），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300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③。后石漳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认为殷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①不过，《商颂》有称“商邑翼翼，口方之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矿产资源的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据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结构中，王畿区以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入长江以南江西、两湖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②。后期政治疆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阳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晋中、陕东地区；在东土商势力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皖、苏、浙地区；西上有所退缩；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大大扩大，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图2）值得注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③。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又发现早到二里岗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④。附近范围内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井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⑤，相当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年代上限可及于商周之际⑥。另外，湖北黄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铜爵、觚⑦。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据说是商代后期方国“耑国”所在，其东约20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表明了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①。迹象种种，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产来源均远出华北四省的信息。商都生态环境的选择，己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等多重利用因素，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障安全防范的原则。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处北纬34°7′，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人们生息休养。前者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即使在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虎牢在其东，函谷在其西，辕辕在其南，北面为黄河要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重要交通孔道。后者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平源，土质肥浇，为四方交通辐转之枢。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的东北附近，一改前代无城垣之类积极防御设施的“居易无固”状态，筑有长方形城垣，城区面积达190万平方米，宫城居城中偏南，地下建有工程浩繁的排水网络系统，城内北部有一般居址、墓葬区、较密集的制陶窑址，以及许多水井②。城区的总体现度，不仅提高了安全保障系数，而且方便了生活。至郑州商城，城区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达317万平方米，宫室区置于中部及东北部，城内一般居住区有水井设施。墓地和产业作坊区移到城外周围，当时似已注意到城内环境的净化。近又发现南垣和西垣外有未完全建成的外郭城或防护堤③。商代都邑规模的扩大化，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总体布局的合理安排，安全防范设施的加强，使数万乃至10多万人长期聚居一地成为现实，一方面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为解决日趋上升的人地依存关系矛盾开辟一新途。商代中丁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纷争不已，有所谓九世之乱，平均每20年都邑一徙，政迹不修，规度失控，环境得不到治理，自然灾害频起，生态恶化，“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①至盘庚时，旧都的生态环境破坏又导致“万民乃不生生”，人地关系矛盾对早先的人文自然体系作出不断的否定，“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生物圈的再建已是刻不容缓。盘庚“视民利用迁”，果断作出“生生，今予将试以妆迁，永建乃家”②的明智决策，于安阳殷墟择建新都。殷墟王都处于北纬36°，平均海拔78米左右，在豫北洹水之滨，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的要冲，“左孟门而有漳滏，前带河，后被山。”③据卫星遥感摄影，殷墟位居大行东侧华北平原南部一冲击扇平原上，卫、漳、洹、滏四水穿流而过，土壤湿润，富含腐植质，土地肥沃，冲击扇西侧有丰富的煤炭、铜矿资源和良好的森林植被，地理环境得天独厚④。显然，盘庚迁殷是经过充分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权衡考虑后选定的。据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殷都系沿洹水而建，经盘庚以来几代商王的经营，范围达30平方公里左右，而其整体布局，早在初期即具规模。都邑中心区在洹水弯道南侧小屯村附近，在西、南两面挖有防御性深壕，与洹水相沟通，形成一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封闭式宫室宗庙区。外围密布几十处于民居地。大面积普通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大体分布在最外围；王陵区座落在洹北开阔高地，与宫室宗庙区隔河相望①；这方面当是承郑州商城减小城区环境污染布局特色的变宜。殷都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主要取之疽水，但贵族还饮用水质清冽的井水，小屯宫室区内曾发现殷代水井。另外，为防治洪涝，相继规建有明渠和石坝②。部分生活区内地下排水管道的敷设③，利于污水排泄，净化居地清洁卫生。总之，盘庚迁殷是曾得力于对新地生态环境的权衡优选，在新都建设中贯彻“奠厥居，正厥位”的总体规度原则，着眼于“用永地于新邑”④，后王继之，有一系列治理、保护、开发殷都环境的措施，由此使商代后期都邑人地关系矛盾一直维持在最低点。“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内部稳定，其力朝外，凭藉殷都交通地理的优势，“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⑤，邦能千里的国土经略得以施展。这里还有必要重申，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政治意识言，商王都自然不是“孤岛”。《孟子·公孙丑上》云：“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可知王都周围当控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另外商代的“四方”或“四土”，已是基于国土的平面展示，有行政区域地理上的泛属性。甲骨文言“蒿田”，蒿读如《牧誓》“商郊”之郊，为都邑外地⑥。甲骨文言“商鄙”、“我东鄙”、“我西鄙”⑦，大体皆指邑外近郊野地。又有言“我奠”、“南奠”、“西奠”、“北奠”①，奠或读如甸，《周礼·天官·甸师》：“效外曰甸”，《说文》：“甸，天子五百里地”，则奠应是邑外远近郊领域的统称，类似后世所说的玉畿区。而“四土”或“四方”，当指王畿区外的范围广大的政治疆域地理。诚然，当时尚不可能如后世有明确的国界线，也未必有所谓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严格政体统属关系，但在王权可控范围，其“设官分职”是有一定规度的。《尚书·酒诰》即称商国行政制度分为内服与外服，其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内服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则指畿外四土的王权驾驭力度。显然外服是建立在维持域外大小国族固有地缘性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诸侯或臣属邦国的册封、认肯，而不是调遣、改变或打破。商王在内、外服的统治支配权上贯彻了明显的强弱消张区别和因势机变策略。这种策略亦推行于四土边地的弹性伸缩或影响地区。甲骨文有言“东戈”、“南戈”、“西戈”、“北戈”②，四戈为四上周边之地③。别辞有“戈田牧”④，殆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侯甸族群。他辞又有“南牧”、“北牧”、“右牧”⑤，大体均指边地，此由甲骨文记“在易牧获羌”、“戍伐右牧，禽启人方”⑥，牧与边地羌人、人方屡屡发生交割关系可以知之。别辞又有记商王“商（赏）牧”、“牧称册”⑦，则中原大国与其的政治关系应是外服制的变宜扩大。《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未必尽然。《逸周书·度邑解》云：维王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徵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不难看出，“国君诸侯”乃来之原商国的内外服倒戈者，“九牧之师”应指原与商国有盟好关系的边地大小族落组织之师。下面试对商代国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 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① 参见尹申平：《陕西新石器时代居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奏出版社，1987年。 ② 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224、225页。 ③ 参见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6期。 ①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33～137页。 ②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99、200、 246～247页。 ·15·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论语·泰伯》。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又董琦：《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①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② 参见前引邹衡、郑杰祥二书。又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卷5期，1980年。 ① 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257～259页。 ② 《尚书·盘庚下》。 ③ 《故文尚书·五子之歌》。 ④ 《左传·襄公四年》、《帝王世纪》。 ⑤ 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11页。 ②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③ 《国语·周语上》引。 ④ 《左传·哀公元年》。 ① 参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卷6期，1963年。 ②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72页。 ③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① 《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② 《尉缭子·兵谈》。 ③ 《河南淮阳平粮台尤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④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178页。 ⑤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21·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参见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天野元之助：《殷代产业に■よる若干の问题》，《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①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② 参见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年。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00～221页。 ③ 《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④ 《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9日。 ⑤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92～96页。 ⑥ 《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 ⑦ 《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年4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又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年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又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244～246页。 ③ 参见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又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1期。 ① 《尚书正义·盘庚》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 ② 《尚书·盘庚》。 ③ 《战国策·魏策》。 ④ 申斌：《宏观物理测量技术在殷商考古工作中应用初探》，《殷都学刊》1985年2期。 ①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10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02、95、114页。 ③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1期。 ④ 《尚书·盘庚》。 ⑤ 《尚书·立政》。 ⑥ 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三十六辑，1992年。 ⑦ 分见《合集》29375、《英国》2525、《合集》6057。 ① 分见《合集》9767、7884、24、32277。 ② 《合集》33208。 ③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321页。 ④ 《屯南》4033。 ⑤ 分见《合集》28351、《屯南》2320。 ⑥ 分见《遗》758、《屯南》2320。 ⑦ 分见《合集》5597、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