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夏商人的食粮 黄河中下游的华北中原大地，史前相当早时期人们即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农作物主要有粟、黍、大麦、小麦、高粱，个别地区还种植稻，人们生活中的食用粮食就来之这些谷类作物，是当时的主食。所谓“民生在于粒食”①，“神农去陶唐，粒食已千年矣”，“凡粒食，米而不粉者”②，大概是普遍的谷食方法。或因小区域地理环境不同，种植的谷类作物种类也是有所不同的。夏商两代人的食粮品种基本承自史前。可从考古发现作一考察。在晋南夏王朝重要统治区内，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人骨的碳十三测定数据表明，约在公元前2085年左右，即属于夏纪年范围内，本地居民是以粟（小米）为主食③。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发现很多炭化粟粒，有一坑内堆积炭化粟类粮食厚达40～73厘米。年代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相当，也在夏纪年范围④。最近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又出土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水稻、谷子、小麦、豆等作物籽实。在安徽巢湖附近的含山大城墩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有炭化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600±125年（经树轮校止）⑤，年代约当夏末。据说这一带为《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所在。大体说来，中原地区的夏人，其主食以粟类谷物为主，去皮即今所称小米。位于夏王朝东南地区的一些方国，则有以稻米为主食。夏末成汤放夏桀，有“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①之喻，似亦表明粟为大多数夏人的主要食粮。商代人对于谷物种类的推广播植方面已大大超逾夏代，故其食粮品种也较多。《尚书·盘庚上》有云：“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旧说“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②这至少说明商人是以黍、稷为主食。从考古发现看，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曾出上炭化黍③。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随第一层人架曾发现谷物一堆，另外在所出陶罐内部的腹底和铜鼎、戈上也有谷物的残迹，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④。在殷墟遗址，据说解放前的科学发掘中还出土过稻谷的遗存⑤。商人种植水稻还可推到更早阶段，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即曾发现稻壳遗存⑥。可知商人粒食品种不单一，特别是同一遗址而有几种谷物出土，正说明了当时食粮的多元因素。在商代的某些方国，食粮也不限于黍、稷、稻米之类。如陕西长武县泾河流域碾子坡遗址，在一半竖穴式房址的壁龛内发现少量炭化谷物，据鉴定，属于未去皮的高粱（Sargham licoloc L.Moench）。据说这里为周人“后稷”时期，约当殷墟文化二期⑦。可知晚商时周族先人还以高粱为食。殷墟甲骨文中记有不少粮食作物，品种何属，众说不一，今把较有影响的几家说法列表如下：上表揭示的困惑点，一是甲骨文谷物类称之同字异体如何确定，尤其是黍、■、来三体的考订，歧见纷出；二是谷物类别与农作物品属如何对号，也是异说多端。但如果不斤斤于名物训诂的旧讼，以直观知识言，粟穗聚而下垂，黍为散穗，麦穗直上，高梁穗直而大，应是识别甲骨文谷类作物的基点。大略说来，学者主张的禾为粟形，去皮是为小米，■为黍形，来为麦之别称，■似田间长高粱形，是可信的。至于■、■，虽为稻类，但品属则不详。商代遗址已出土粟、黍、稻、高粱等遗物，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认识，后世有将粟、黍、麦、稻。麻之类称作“五谷”者，然麻在商代主要作为纤维作物，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织品和成束麻绳①，麻子则用做药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即发现用麻子入药之证①。今以甲骨文和考古材料看，禾（粟）、黍、麦、稻、高粱称得上是商代“五谷”，是商人的五大粒食品种②。不过，由于商代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之分，谷物也是有贱食和贵重食粮之分的。禾（粟）自新石器时代以降一直是中原地区最频见的主要谷物，甲骨文中禾字又引申为一切谷物的通称，当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的普通主粮之故。麦、稻、高粱在商代的种植量大概不会大多，黍不是贱食。上揭裘锡圭先生文指出，在有关农业卜辞里，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数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说明在殷人心目中，黍是最好的一种谷物，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一般平民平时是吃不到的。据《诗·周颂·良耜》云：“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孔疏：“《少牢》、《特性》大 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即粟）耳。”贵黍而贱粟，至周代尚如之。黍为商代贵重食粮，极受统治者重视，甲骨文每见商王令臣下或贵妇督众种黍之事③。武丁时卜辞有“贞王往省黍”④、“贞王立黍受年，一月”⑤；省有省视、视察意；立有莅临义，又有置、植之义⑥；两辞均记商王武丁亲往视察黍的生长或黍的种植。黍的农植地名有丘商、商、南（商都之南）、北（商都之北）、敦、庞、龙囿、鲁、■、■、■等等。它辞有记“登黍”，如：丙子卜，其登黍于宗。（《合集》30306）辛丑卜，■，酒黍登辛亥。十二月。辛丑卜，于一月辛酉酒黍登。十二月。（《合集》21221）登黍与黍登意同。或谓登黍是农事收获后，以新黍先荐于寝庙让祖先尝新①。然考之卜辞，登黍月份唯见十二月和一月，且主要是在一月举行，倒是与“令黍”、“立黍”的种黍月份一月相应，显而易见不是刚收获来的新黍。《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以含桃先荐寝庙。”孔疏：“黍非新成，直取旧黍。”陈奇猷先生亦认为，仲夏之月（五月）黍尚未成熟，所谓登黍，“盖农种黍，以籽种之，余者进之，以为应物之食而已。”②此说甚是。所不同的是《月令》登黍是在仲夏黍尚于田间长生未熟中，商代登黍则是在一月下种之前，但两者均非献祭新黍，而是取旧黍荐于祖先，以求得到未来新黍丰收之祐。商代登黍所荐祖先，从甲骨文看，有先公上甲、二示（即示王、示癸），有先王高祖乙、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父庚、父甲、兄辛，还有身份不详的祖先神小丁。登黍一般都在这些祖先的宗庙里举行，如三期卜辞云：□□卜，彭，贞其延登黍……飨父庚、父甲家口。（《合集》30345）父庚、父甲家，即祖庚、祖甲的宗庙。这条卜辞似表明，在两位父王的宗庙里登黍后，又继续举行了宴飨活动。祭祖、荐黍求年、饮食三者，己被统治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登进所取之黍，卜辞中有所揭示，如：王午卜，争，贞令登取■黍。（《怀》448）庚申卜，■黍其■兄辛。（《合集》27632）登、■一义。旧释■为聲的省体，读为馨香之馨③。今以二辞参校，■黍与声黍，实指两个具体藏旧黍的地点，前者似为河傍之粮仓。饶有兴味的是这二字，一个从止，一个从耳，均以人体部分器官为形符，寓意是否与重视黍的平时实际护藏有关，则不得而知了。二期卜辞中又有记“新黍”者，如：□□□，大，贞见新黍，翌……（《合集》24432正）见或读如献①。新黍当指新收获之黍。此辞似指各地献新黍给朝廷，也可能是向神灵献荐新黍，前者可能性大些，但不管怎么说，这也多少揭示了黍是商代统治者享用的重要食粮。商代贵黍贱粟，稻或因限于区域水文环境而未能推广，高粱的种植也很有限，考古发现主要为周族先人之食粮品种。而作为商代五类粒食之一的麦，似为时令食粮，甲骨文有“月一正曰食麦”②，恰与《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相应，可能因收获量不大，故不能成为经常性食粮。 ① 《尚书·舜典》，孔疏。 ② 《天工开物》。 ③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12期。 ④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209、215页。 ⑤ 《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① 《尚书·仲虺之诰》。 ② 《说文解字注》，徐灏笺。 ③ 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1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78页。 ⑤ 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283页。 ⑥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7页。又杨育 彬：《郑州商城初探》，同，1985年，22页。 ⑦ 《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78页，又图版八○之3、6～8。 ①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96页。 ② 《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西周仲■父盘铭云：“黍粱（禾）麦。”知周代的“五谷”同如商代。 ③ 参见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四），《农业考古》1990年1期。 ④ 《殷缀》318。 ⑤ 《丙》74。 ⑥ 同注③。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529页。 ②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仲夏纪》，学林出版社，1984年，247页。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246页。 ① 见前揭裘锡圭文。 ② 《合集》24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