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服饰异宜 中国幅员广袤，寒暖燥湿，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迥不相类，服饰呈现的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等所谓“衣服异宜”的多元形态，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大开端倪。至夏商时代，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族的服饰差别，在许多方面大大拉开了距离，甚至构成了区分不同种族之民的重要标志。如《竹书纪年》谓夏代“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雷学淇指出：“黄白赤玄，以服色而别。”《礼记·王制》就此另有所述，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孔疏：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趾，足也，言蛮卧时头向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总之，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以水土相殊，而嗜欲不同、其性不一；在服饰方面，人体装饰有其各自的风格，发型固具特色，衣服亦相异宜，各各安守成俗。这种服饰的多元形态，显然由来悠久。中国上古时代衣式即有左衽、右衽之区分，按通常说法，“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①，反之，则为右衽。前述殷墟出土人像雕塑，交领右衽或直领对襟衣最为常见，尚未见一例有作衣襟向左开者，表明左衽并非为中原华夏族所固有。但对于周边少数族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战国策·赵策二》有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有云：“西南夷者，在蜀郡激外，……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可见，左衽成了某些少数族的一大服饰特色，也是夷夏之别的标志之一。商代铜饰件又有少数族束总角而舌头外伸的礼见人面像（见《商周青铜器纹饰》，987页）。西南蜀人流行左衽，今至少已可推溯到商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1986年曾于城内发掘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大量青铜人像，有立式、跪式、半跪半蹲式、人头像、人面像等②。其中一座大型立式人像，身高约172厘米，同于真人大小，身上所穿即为左衽长袖深衣，（图56）款式较殷墟王都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穿的交领右衽深衣（见前玉人像第25例），有明显不同。其领口作橄榄形，正面为左衽交领，背后为半开口式，颇接近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史前玉人之衣领式样。该深衣前襟过膝，后据呈燕尾形，衣上右侧和背部饰龙纹两组，左侧饰回字纹和异兽纹，左肩向右斜饰方格纹带，两端至后背结节。此大型立式青铜人像的身份似为群巫之长或方国君主形象。商代西南蜀人的服饰，地方色彩十分浓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体装饰。流行戴脚镯、手镯，贵贱无别。如上述大型立式人像，左、右手腕各戴三镯，两小腿上各带一方格形脚镯。又编号为K1：293一跪坐人像，身份可能为近侍下人，腕上各戴二镯。另外在一边璋上所刻人物图案，亦有脚镯。好耳垂穿孔，也是贵贱无别。一般双耳垂下各穿一孔，但也有在耳廓至耳垂上各穿三孔者。边璋人物图案之双耳垂部有铃形挂饰或双联环耳饰，揭示了耳垂穿孔与耳饰佩带法有关。这与前述殷人借帽下耳后垂带或发束系结耳环、耳玦的佩带法，截然不同。其二，发型。青铜人头像K2②：34，耳旁留鬓发，长发梳向脑后，上端束扎施笄，发梢编成辫，垂至颈部。与殷人自头顶编短辫垂至颈部相异。人头像②：58，发向后梳理，脑后饰蝴蝶形花弃。（图57）为中原所不见。人头像K2②：83，编发辫盘于头上一周，发际线齐耳根，耳上方留短鬓发。盘法亦与殷人自右耳后编一长辫，上盘头顶，绕经左耳后而回扣右耳后，很不一样。青铜跪坐人像K1：293，头发从前向后梳，再向前卷，做成扁高髻形。（图58）按此类发型似用某种胶类将发胶固卷曲定型。这种方法亦见于东南淮夷或长江中游荆蛮人，唯发型有别。 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墓葬出土车踵，（见图52：10）上饰人面，头发上收，束成左右双角者50000023_401_1①；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人面像也有此发型①；殷人亦见。然西南蜀人未见此类发型。其三，冠式。大致有五种。一是花状高冠，冠顶中间似盛开花形，两侧似叶，冠下段饰两周回字形纹图案，上下两两相对，又脑后冠下发际有两个斜长方形孔，似插笄之孔。此为高级权贵冠式，见于上述大型青铜立人像，二是扁平冠，类似殷人所戴的圆箍“頍”形冠，冠边或有饰回字形纹两周，上下相对。此为一般贵族戴，见于人头像K1：11、K2②：90等。三是双角形“头盔”，前卑后高，上作圜形，角似爵足外侈，冠后直遮颈部，仅露后脑勺，后脑勺处有一插笄痕。此冠式接近殷商王朝家臣贱奴所戴之“爵弁”，但身份却不同，是为一般贵族，加人头像K1：5。四是平顶双角冠，双角位于冠偏后左右两侧，角向前卷曲如虿尾。见于小人像K2②：04，似为近侍下人，五是山形帽，帽上饰雨点纹，见于边璋刻绘人物图案，似为舞人之冠。（图59）另又有三耸羽饰的武冠。其四，衣着款式。除上述大型青铜立人像所着长袖交领左衽深衣，是为高级权贵衣着外，所见近侍下人的衣式有两种，一种是对襟长服，长袖，窄袖口，束腰带两周，见于小人像K2②：04；另一种是右衽长袖短衣，束腰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裈50000023_402_1①，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见于跪坐人像K1：293，此外又有一种长衣，衣长或过膝部，或垂及大腿部，见于边璋刻绘人物图案，似为舞人衣式。其五，履。流行跣足，贵贱无别，但舞人有穿一种鞋头尖而上翘之深帮履者。显然，商代周边地区方国族落的服饰，尽管与中原商人有相似或接近之处，但其所固有的土著性、群体性和多样性，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已由远离中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以及刻绘人像方面，可以得到较充分的谛视。不过，也应看到，夏商王朝实施的广纳兼容各方有利因素的开放性治国方略，使其自成一格的华夏服饰系统，相应注入了不少新活力，在服饰异同方面而内蕴的夷夏相斥心态，亦维持在一定低限。如前文“发型与冠式”节中提到的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藏商代玉人面像，头戴雀屏式筒形高冠，美国沙可乐私人藏品中也有类似的玉人面像，唯高冠顶所插长羽分作左右两束，中间似另有饰物①。这类王人面像的传世出土品甚多，因其面目怪异，或称为玉鬼神面，（见前图53）过去有谓其年代属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商、周、汉代等几种说法。1985年陕西洋西西周早期墓葬出有一件同类玉人面，只是无羽饰高冠②。最近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件人面玉饰，头戴卷角高羽冠，双耳挂环，嘴角各有一时獠牙③，形象几乎与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藏玉人面像全同。一般认为这类人面像是鬼神像的勾勒，乃出于当时人的制胜邪恶信念。然其冠饰当本之现实生活，据其发现地域的广袤和沿演时代之久，至少表明夏商时期夷夏间的服饰相斥心态，并不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再如，商代中原地区中下层社会中所见脑后束一个椎髻的发型，后曾长期流行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吴越春秋》称其地蛮夷“以椎髻为俗”。1984年丹徒北山顶春秋时大墓出土青铜鸠杖上跪坐吴人像④，额前及两鬓头发截短散披，即所谓“劗鬋”，脑后又盘束左右双髻。浙江绍兴出土鸠杖上越人形象，也作此发型。但后者脑后仅盘一髻，髻上横向插有双股笄，头顶髻发左右对分⑤，却为江南地区各自有的“椎髻之俗”。有迹象显示，夷夏服饰存异又交相取舍，在夏商时期一度成为主流。这种状况自进入周代而为之一改。《逸周书·世俘解》记武王克殷后回归宗周，向周庙荐殷俘，“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孔晁注：“取乃衣之施之以耻也。”由于殷周间的敌忾对立，两者间存在的服饰差异，被周统治者利用来有意制造族类排他心态的一项策略，甚至故意解取对方之衣进行侮辱。周人服饰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其统治者好以华衮大裘象征权威，这与殷统治者尚好穿有华饰的窄长袖短衣，显然不同。《世俘》记“（武）王服衮衣”格周庙。《周礼》言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衮衣大裘当指绘有龙纹之类华饰的宽衣大袍。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头施双等而身着珮黻大袖衣玉人，①（图60：1）沈从文先生认为，从其衣饰处理方式等看，时代或在商周之际，大致为周人贵族形象。他指出，玉人像衣袖宽大，衣身宽博，下摆过膝，用较宽带子束腰，腰下腹前所系一斧形装饰物，称为“蔽膝”，金文中屡见的“赤芾”，是专指用皮或丝绸制成的这类象征特别身份的红色或杂绣斧形装饰物②。可见，衮衣大袍是周贵族阶级的礼服。四川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展示的蜀地方国君主或群巫之长，以长袖深衣象征身份权威，与周人的服饰心态似相接近。周人衣着的另一个特色，是上衣的前部多作“曲领”，为殷人所无。《礼记·深衣》云：“曲袷如矩以应方。”旧注：“袷，曲领也。”《急就篇》卷二云：“曲领者，恐其上拥颈也，其状阔大而曲，因以名云。”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葬出有一圆雕玉人，龙形双笄施于头部左右两侧，着窄长袖深衣，束宽腰带，腰下腹前系一斧形“蔽膝”，其衣领“曲袷如矩”，衣襟右开作曲领右衽式③。（图60：5）洛阳庞家沟西周初墓葬出土的人形铜车辖，其人头戴一罐筒形小高帻，有缨结于颔下以固定其帻，（图60：2）当即《释名》说的“缨，颈也，自上而下系于颈也。”衣装款式基本与上一玉人同，也是曲领右在窄长袖袍子，宽腰带，系斧形“蔽膝”①。可能都属于亲信近侍装束。周人的头饰与殷人也有一定区别。如冠式，甘肃灵台白草坡M2西周早期墓葬，出有一黄玉人像，头戴一顶带歧角高冠②；（图60：4）包括上述带缨筒状小高帻，均为周人所特有。再如发型，白草坡同一时期M1墓葬，出有一白玉圆雕老妇立像，身体瘠瘦，裸体垂乳，双手抚腹，头上盘发作高螺髻状，形似盘蛇，髻端饰成虎头③。（图60：3）陕西宝鸡茹家庄M2西周墓葬，曾出一青铜舞人，身着曲领右衽宽袖长衫，下摆拂地，发型梳成左右内卷、中间耸立的“山”字形高髻④。此类发型也均不见于殷人。头饰崇尚高高耸起，应出周人较普遍的审美情趣。《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异风殊俗，服饰异宜。据各地出土人像雕塑等有关考古发现材料，就其反映的服饰差异和共性作一比较，可加深这方面的感性认识。眼饰异宜是夏商二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国族的服饰总观，但细析之，各方却自有其“同衣服”的群体性一面。所谓“同衣服”，井非不分贵贱长幼男女，强调齐整一律，实质意义恰恰相反，是紧紧伴随着“明贵贱、序等列”的“礼”制生成过程，得以逐渐形成的一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规范而呈封闭呆板色调的服饰等级制度。有迹象表明，在夏商时代，无论中原王朝，抑或林立各地的大小国族，都已程度不等地确立了这类意义的“同衣服”之制，当然在许多方面尚是相当疏约粗简。应该指出，夏商王朝对于等级制“同衣服”系列的确立和完善，无疑比周边地区方国族落超前一截，但这一阶段还均未发展到利用族类间服饰差别进行排他的异端。《礼记·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或许可用来说明夏商服饰多元形态和夷夏服饰的双向渗透，以及中原大国服饰制度对周边地区的全方位影响。“同衣服”和“因俗施政”，是夏商服饰系统内、外调整的两大要质，与夏统治者的收众立邦和商统治者的四土经略，是紧相适应的。 ① 《论语·宪问》，邢昺疏。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同：《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 ①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八四。 ① 《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八四。 ① 《急就篇》：“合裆谓之褅”，注：“膝上二寸为犊鼻穴，无■之袴谓之■，今犊鼻裈也。”又《史记·司马相如传》谓其在蜀郡“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集解》云，“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矣。”是知汉代以降，四川地区平民犹流行这种服装款式。 ① Dohrenwend：Jade Demonic lmages from Early China，Ars Orientalis VO1.X，P1，XXXV，1975。 ② 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5期。 ③ 《江两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④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期。 ⑤ 《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4期。 ① 范汝森，《商周时代的几件玉雕》，《文物》1959年7期。 ②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9～10页。 ③ 《洛阳东郊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4期。 ① 沈书，11页，插图六。 ② ③《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 ④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九三，又图版说明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