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宋对峙 应历十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辽宋对峙时期。北宋初年，在审慎分析当时全国形势后，决定暂时放弃北进的军事目标，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对辽采取守势。辽穆宗也无意进取，双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而当北汉遭到宋军攻击时，必向辽求援，辽也必出兵相助。正是这种支持，使北汉得以苟延残喘20年。

　　辽景宗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辽主动调整与宋的关系，命涿州刺史耶律琮（又作耶律合住）①与宋议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双方开始通好，互派使节，吉凶节日皆有庆吊馈遗，沿边任人互市。九年，宋在镇、易、雄、霸等州置榷务，加强了对互市的管理。但这种和好的局面只维持了五年，当宋朝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回军北向后，辽宋关系开始恶化，直至澶渊之盟签定，双方才进入和平交往时期。

　　 一 高粱河之战与燕云之战 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七月，宋太宗乘胜率师北征，意欲收复后晋割让与辽的燕云诸州，引起辽宋正面冲突。宋军一路东进，辽易州、涿州守将开门迎降。宋军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驻跸城南，分兵遣将，备御东南，攻击西北。辽五院详稳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与宋军战于沙河，辽军失利。蓟、顺二州又降。辽南京守军人数不多，留守韩德让率军民坚守，城垂陷，惕隐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将五院、六院援军赶到，左右夹击，败宋兵于高粱河。同时宋军发生哗变，太宗仓卒撤军，为辽军追袭，乘驴车逃归。此即高粱河之战，也称围城之役。

　　乾亨四年，辽景宗死，圣宗隆绪幼年继位。宋君臣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绝好时机。于是宋太宗决定再次出兵，收复燕云。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宋大举兴兵，三路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门。并选在辽帝春捺钵的三月出师。辽方初无戒备，宋东路军曹彬连下歧沟（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涿州、固安、新城，军声大震。西路潘美兵进寰、朔、云、应等州。中路田重进出飞狐北，俘辽西南面招讨使大鹏翼等，进军飞狐、灵丘、蔚州。辽遣宣徽使蒲领（耶律阿没里）驰援，同时征兵诸路，下诏亲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开宋军兵锋，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其余众；昼则以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疲于防御；同时设伏于林中，绝宋粮道。曹彬以粮饷不继，退师雄州。五月，闻中、西两路进展顺利，再回师涿州。所带军粮又尽，而辽亲征军已至，东路军再退。辽军追至歧沟关，宋军大败，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弃戈甲若丘陵。西路军撤退时又失大将杨继业。

　　高粱河和燕云两次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辽对河北、河东北部的统治。宋朝两次北征失利后，也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此后，宋对辽取守势，而辽却不时伺机南下，掠夺宋河北州县，向南扩张境土。当辽圣宗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又开始大举南下，与宋争夺河北了。

　　 二 澶渊之盟 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南下，于瀛州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胜宋军于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九月，圣宗、太后萧绰亲率大军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临澶州城下，宋廷震动。在宰相寇准的主持下，宋真宗亲征，双方隔河对阵。辽将萧挞凛出营，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乘间调停，主南北议和。他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也复书愿息战以安民。于是，议和使者频繁往来。辽要求收回后晋所割关南地，宋则取寸土不让而不惜金帛的方针。经反复谈判，终于以宋方向辽提供助军银帛达成协议，从此双方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澶渊之盟规定：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既为兄弟，吉凶庆吊，生辰节日，便当互派使节，双方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澶渊之盟是在辽、宋都无力完成统一的情况下签定的和平协议，它使双方从互相对峙，转为和平往来，统治者得以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致力于境内的治理。人民也得以免受战乱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此后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

　　契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①。此后，对宋使也非常热情，每有宋使入辽，辽朝大臣必争相问慰，并一一询问前曾使辽诸人平安与否，令宋使十分感动，回宋后纷纷上言建议宋方也应依例热情对待辽使。辽圣宗恪守信誓，对宋“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启边衅”。

　　辽兴宗即位后，自视国力强盛，又欲广土扩地，再立新功。于是，在萧惠、刘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谋取后周占领的二州十县。

　　 三 关南十县的交涉 西夏建国后，连续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延川、宜川、洛川三河汇合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大败宋军，宋朝的军力被牵制在西北。辽君臣认为“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正是取关南十县的大好时机。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宋河北转运司得知辽朝的动向，请调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给辽朝遣使出师提供了借口。次年正月，辽朝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又作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指责宋于河北“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要求宋交还关南十县。同时会兵南京，声言南伐，以武力为谈判后盾。宋朝一面调兵、遣将、买马、修路、治河、屯粮，作军事防御的准备，一面派出谈判使者，并坚持许和亲、岁币而不许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张茂实至辽。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道理打动辽兴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弃军事行动。九月，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定盟约。辽放弃对关南十县的要求，宋则“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①，并迫使宋朝将所输银绢名目改为“纳”、“贡”。

　　 四 河东地界之争 澶渊之盟签定之初，辽宋双方都能谨守条款，少有争执。和平既久，边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况发生，或由边民典卖土地导致边境地界不明。宋朝一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辽朝则对边民侵占边地的行为不加约束。重熙年间（宋康定、庆历年间），因辽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曾与辽朝重新划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姑息助长了辽边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为，道宗咸雍年间，仍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双方也曾派员再次明确地界。河北有边民违约在界河捕鱼，河东则发生了咸雍、大康年间的地界之争。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为了钳制西夏，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河州（今甘肃临洮）、洮州（今甘肃临潭）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了辽利用西夏牵制宋的效果。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为了分散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试探宋方的虚实，辽朝以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挑起了河东地界的纷争。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年），辽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萧禧违制留居宋境不归，宋神宗忧形于色，以“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①为由，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新分划，九年各开壕立堠置铺，宋又向辽出让了大片领土。辽此次与宋交涉，前后历时三年，不论是谈判还是划界立标，多有故意拖延的情况，其根本目的当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宋方的军事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采取相应措施。

　　自澶渊之盟后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谈判方式解决的。辽方深知宋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不愿与辽重开战局，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焘“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由于辽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这一弱点，故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①耶律琮，《辽史·景宗纪上》作“耶律昌术”，本传作“合住”，“昌术”当为“曷术”之误，曷术即合住。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一》。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