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从三国的户口想到的三国中，西蜀疆域最小，然以一隅之地，始终不屈于北魏，诸葛亮挥师北伐，六出祁山，魏方也只有招架之功；每以为这是诸葛才智超群，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後，这才明白，不仅於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邓艾受蜀降，此时魏蜀通共才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也就是说魏的疆域虽比蜀大几倍，人口则只有蜀的一倍多；它还得防备南边的吴，北边的乌桓、鲜卑，和用于内部统治，能用来对付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优势了。
北魏所占据的本是中国精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这时不过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父亲把它归纳为杀戮、饥饿、疾疫；如果仅就中原地区而言，还可加上一条：逃亡。而综观这几条，其根本原因是战争，也就是打内战。《三国食货志》中引述的史料，说明充分。
为什么要打内战，中央政权腐败，大权旁落，各路诸侯均可问鼎中原了。所以中国人总是希望，有个真命天子统一起来就好了；统一了至少不会打内仗。但这内仗却又总是为了统一才打的。无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好，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也好，说穿了，还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也不止是皇帝本人，那些“从龙”的部下，也想得个“封妻荫子”。这从诸葛亮对刘备再不当汉中王和称帝，就要失去部下之心的警告便可看的清楚。所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史。在群雄蜂起的打斗中，胜者为王，建立起听命于一人的集权统治，而因集权产生的腐败，使这代王朝最后瓦解，於是又展开新一轮的争斗。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在说不上是汉朝极盛时代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时间过去几十年，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少得多，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今天，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一种办法，走出这中国历史的怪圈。办法其实许多先哲早就提出了，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就是企图以此使争皇位者断了念头。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仅此一招是不够的。宋教仁想把它落实，结果被袁世凯暗杀了。而後孙中山又“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的注释）孙中山的主张落空了。
毛泽东对国民党迟迟不肯实行民主宪政作过批评，他说：“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经过六十三年，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知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更有条件加快实行民主宪政。而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人们总是期望社会的改革一个早上就完成，不惜采用暴力而蔑视运用民主与法制，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无用。许多文艺作品也是渲染暴力，丑化实行民主方法平和改造社会的主张，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应该可以看的清楚应该怎样做了。五柳村转发的傅冰村先生传来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获得很高的点击量，我以为，就表明了大家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关心。
还是回到三国的户口，我想，透过那些数字所体现的血淋淋的历史，只能得出出一个结论，中国无论如何不要分裂和打内仗了。
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文艺作品中的三国，似乎是一个英雄辈出，壮怀激烈的时代。然而《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於此。
（一）看到了一个露骨吃人的时期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一百二十三年，中国人口不仅没孳长，而且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而此时蜀汉降魏已十六年，魏吴之间也未曾大战，人口尚有所恢复；三国鼎立相峙时期的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无有宁日。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
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七万馀级。杀人三千，自伤八百，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不过如仅沙场杀戮，即使相互统统杀光，也不过减少一百多万，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宁。
被杀掉的，更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三国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仅仅是杀，人口还减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
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起两起。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
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操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
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操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操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後，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操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後，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操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操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邓艾受蜀降，此时魏蜀通共才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也就是说魏的疆域虽比蜀大几倍，人口则只有蜀的一倍多；它还得防备南边的吴，北边的乌桓、鲜卑，和用于内部统治，能用来对付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优势了。
北魏所占据的本是中国精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这时不过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父亲把它归纳为杀戮、饥饿、疾疫；如果仅就中原地区而言，还可加上一条：逃亡。而综观这几条，其根本原因是战争，也就是打内战。《三国食货志》中引述的史料，说明充分。
为什么要打内战，中央政权腐败，大权旁落，各路诸侯均可问鼎中原了。所以中国人总是希望，有个真命天子统一起来就好了；统一了至少不会打内仗。但这内仗却又总是为了统一才打的。无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好，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也好，说穿了，还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也不止是皇帝本人，那些“从龙”的部下，也想得个“封妻荫子”。这从诸葛亮对刘备再不当汉中王和称帝，就要失去部下之心的警告便可看的清楚。所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史。在群雄蜂起的打斗中，胜者为王，建立起听命于一人的集权统治，而因集权产生的腐败，使这代王朝最后瓦解，於是又展开新一轮的争斗。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在说不上是汉朝极盛时代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时间过去几十年，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少得多，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今天，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一种办法，走出这中国历史的怪圈。办法其实许多先哲早就提出了，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就是企图以此使争皇位者断了念头。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仅此一招是不够的。宋教仁想把它落实，结果被袁世凯暗杀了。而後孙中山又“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的注释）孙中山的主张落空了。
毛泽东对国民党迟迟不肯实行民主宪政作过批评，他说：“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经过六十三年，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知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更有条件加快实行民主宪政。而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人们总是期望社会的改革一个早上就完成，不惜采用暴力而蔑视运用民主与法制，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无用。许多文艺作品也是渲染暴力，丑化实行民主方法平和改造社会的主张，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应该可以看的清楚应该怎样做了。五柳村转发的傅冰村先生传来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获得很高的点击量，我以为，就表明了大家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关心。
还是回到三国的户口，我想，透过那些数字所体现的血淋淋的历史，只能得出出一个结论，中国无论如何不要分裂和打内仗了。
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文艺作品中的三国，似乎是一个英雄辈出，壮怀激烈的时代。然而《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於此。
（一）看到了一个露骨吃人的时期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一百二十三年，中国人口不仅没孳长，而且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而此时蜀汉降魏已十六年，魏吴之间也未曾大战，人口尚有所恢复；三国鼎立相峙时期的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无有宁日。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
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七万馀级。杀人三千，自伤八百，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不过如仅沙场杀戮，即使相互统统杀光，也不过减少一百多万，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宁。
被杀掉的，更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三国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仅仅是杀，人口还减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
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起两起。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
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操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
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操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操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後，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操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後，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操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操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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