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仁孝时期的番部起义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一、哆讹领导的番部起义公元1139年六月，乾顺卒，享年57岁，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其长子仁孝即位，时年16。仁孝即位之初，便发生了西夏历史上著名的番部起义。
这次起义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党项贵族日趋腐化，加强对各族人民压迫剥削所造成。
党项农牧主封建贵族，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汉化的加深，日益腐化堕落，加紧对老百姓的搜刮与压榨。如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掌握着夏国的军政大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①，“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②，“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③。虽已年逾古稀，仍是姬妾成群，尽情享乐。至于一般党项贵族也上行下效，“悉以奢侈相高”④。统治阶级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必然要加深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激起反抗。
其次，饥荒、地震加深了被压迫者的贫困和灾难。
仁孝即位不久，由于农产品的歉收，夏国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民间升米百钱”⑤。公元1143年（夏大庆四年）三月，首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震期较长，“逾月不止”。人畜房舍损失严重，“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同时，夏州发生地裂，黑沙如泉涌出，堆积如山丘，“林木皆没，陷居民数千”⑥。七月，又出现了严重饥荒，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唯一的出路只有铤而走险了。
公元1143年七月，威州（今宁夏中卫县东）大斌族，静州（今灵武县北）埋庆族和定州（宁夏平罗县）箎（音chī）浪、富儿等族先后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他们“四行劫掠直犯州城”⑦。各州县抵挡不住起义军的进攻，“连章告急”。朝中臣僚几乎一致主张迅速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惟枢密承旨苏执礼提出异议。他说：“皆本良民，因饥生事，非盗贼比也。今宜救其冻馁，计其身家，则死者可生，聚者自散。所谓救荒之术，即靖乱之方。若徒恃兵威，诛杀无辜，岂可以培养国脉乎”①？
即主张招抚。因为起义者本来是良民，并非盗贼，如果用武力镇压，那就是良莠不分，有伤国家元气。仁孝采纳了统治者惯用的两手。即一面发榜招抚，开仓赈济，“命诸州按视灾荒轻重，广立井里赈恤”②，一面命西平都统军任得敬统领大军进行镇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众寡悬殊，各支起义军相继失败。但定州箎浪、富儿两族恃险拒守，顽强抵抗，任得敬于夜间发兵偷袭，“擒其首领哆讹诛之”③。至此，起义全部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西夏统治阶级。迫使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诸如免去灾区人民租税等，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从而使西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西夏封建生产关系萌芽于继迁时代，成长于德明时期，至元吴称帝建国时占了主导地位。至仁孝时，又获得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明显存在着五种土地所有制。第一种土地所有制是所谓“国有”。即以西夏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所有。西夏早在惠宗秉常时即于新占领地区，如兰州龛谷川等地设有“御庄”、“御仓”。西夏皇室除了直接掌握着大量的“御庄”、“御仓”之外，还掌握着国内大量的闲田、旷土。这些闲田、旷土，遍布西夏“山谷”，显然是属于国有的性质。
西夏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大约在仁宗仁孝时制定的西夏文《新法》规定：“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①。
说明西夏的土地所有制，从其性质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不是国君所有，就是个人所有，而国君又是最大的所有者。
第二种土地所有制是贵族地主所有。所谓贵族地主，包括党项贵族（其中又包括诸王、外戚、党项官吏）、汉族士人、吐蕃族首领、回鹘上层，但以党项贵族为主。其土地来源有二：第一，为国君的赏赐。如仁宗仁孝时制定的《新法》规定夏国所有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②。说明夏国的土地原则上都应属于国君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国君有权将它赏赐给大小贵族使用。由于长期占用，他们也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了；第二，依仗权势霸占。毅宗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讹庞，惠宗秉常时期的梁乞埋，他们都曾驱使夏民在军队的保护下，侵耕宋朝边地，将收入据为己有。
第三种是僧侣地主所有。西夏佛教发达，广建寺院，加上统治者崇奉佛教，因此，寺院经常受到皇帝和统治阶级的大量布施。布施的内容，除财物外，还有土地和劳动力。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载：“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占民田”。
这里的中兴即兴庆府。说明西夏王朝的首都兴庆府，由于是佛教的中心，寺院经常得到赏赐，因此，产生了僧侣地主阶级。由于僧侣地主在经济上形成了一股兼并势力，发展到元初，出现了僧侣地主将汉延、唐徕渠一带的良田据为己有，甚至冒占民田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夏僧侣在占有劳动力方面，如公元一○九五年建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乾顺布施凉州护国寺的大批财物中，有所谓“官作四户”。说明寺院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赏赐。
此外，僧侣们还设有质坊、放高利贷、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残酷地剥削压迫着西夏广大贫苦农、牧民。
第四种为一般地主（农、牧主）所有。其土地来源主要通过买卖而来。“财产无数，更卖田地”①。说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合法性。
第五种为个体农、牧民所有制。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并有权出卖。一些个体农民通过垦荒成为一小块土地所有者则是很自然的事。此外，晋王察哥“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②，察哥既能攘民园宅，说明存在着拥有园宅的个体农牧民。在土地买卖风行的情况下，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牧民随时都有可能破产。如“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①。“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②。这里的“属羌”蕃部虽然其居地在宋边地，但因其与夏境邻近，因其民族与社会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因此，可以推知西夏沿边个体农牧民的破产情况。
（二）存在着封建的剥削形态。封建社会通常见到的两种剥削形态西夏都存在。其剥削形态之一为食物地租。当时，私人地主牧取地租。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每亩收取地租的数额及采用分成制等。至于劳役地租，谅祚时没藏讹庞曾强迫驱使西夏农、牧奴自带耕牛、农具，“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③，让他们无偿为之代耕代牧，将收获物据为己有。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在这里封建贵族地主凭借着权势霸占着大量的肥沃土地，用“公田”、“公地”的形式与农牧奴耕种，与数量很少的“私田”、“私地”相区别。
同时，西夏官府也同宋朝一样徵收赋税。如公元一一四三年（夏大庆四年），西夏发生强裂地震，仁孝立“赈济法”，下令受灾地区减免租税。
仁孝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第一，哆讹领导番部起义的推动。经过这次起义，使夏国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对上层建筑作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从而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相适应。
第二，封建制同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社会残余长期斗争的结果。
第三，金国全力南下侵宋，加上此时西夏已依附于金，从而使西夏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统治者得以全力发展封建经济，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西夏书事》卷23。
③《西夏书事》卷24。
④《西夏书事》卷34。
⑤《西夏书事》卷35。
⑥同上。
⑦《西夏书事》卷35。
①《西夏书事》卷35。
②同上。
③同上。
①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
②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
①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西夏纪》卷24。
①《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宋史》卷328，《蔡挺传》。
③《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庚辰。
这次起义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党项贵族日趋腐化，加强对各族人民压迫剥削所造成。
党项农牧主封建贵族，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汉化的加深，日益腐化堕落，加紧对老百姓的搜刮与压榨。如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掌握着夏国的军政大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①，“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②，“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③。虽已年逾古稀，仍是姬妾成群，尽情享乐。至于一般党项贵族也上行下效，“悉以奢侈相高”④。统治阶级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必然要加深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激起反抗。
其次，饥荒、地震加深了被压迫者的贫困和灾难。
仁孝即位不久，由于农产品的歉收，夏国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民间升米百钱”⑤。公元1143年（夏大庆四年）三月，首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震期较长，“逾月不止”。人畜房舍损失严重，“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同时，夏州发生地裂，黑沙如泉涌出，堆积如山丘，“林木皆没，陷居民数千”⑥。七月，又出现了严重饥荒，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唯一的出路只有铤而走险了。
公元1143年七月，威州（今宁夏中卫县东）大斌族，静州（今灵武县北）埋庆族和定州（宁夏平罗县）箎（音chī）浪、富儿等族先后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他们“四行劫掠直犯州城”⑦。各州县抵挡不住起义军的进攻，“连章告急”。朝中臣僚几乎一致主张迅速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惟枢密承旨苏执礼提出异议。他说：“皆本良民，因饥生事，非盗贼比也。今宜救其冻馁，计其身家，则死者可生，聚者自散。所谓救荒之术，即靖乱之方。若徒恃兵威，诛杀无辜，岂可以培养国脉乎”①？
即主张招抚。因为起义者本来是良民，并非盗贼，如果用武力镇压，那就是良莠不分，有伤国家元气。仁孝采纳了统治者惯用的两手。即一面发榜招抚，开仓赈济，“命诸州按视灾荒轻重，广立井里赈恤”②，一面命西平都统军任得敬统领大军进行镇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众寡悬殊，各支起义军相继失败。但定州箎浪、富儿两族恃险拒守，顽强抵抗，任得敬于夜间发兵偷袭，“擒其首领哆讹诛之”③。至此，起义全部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西夏统治阶级。迫使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诸如免去灾区人民租税等，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从而使西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西夏封建生产关系萌芽于继迁时代，成长于德明时期，至元吴称帝建国时占了主导地位。至仁孝时，又获得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明显存在着五种土地所有制。第一种土地所有制是所谓“国有”。即以西夏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所有。西夏早在惠宗秉常时即于新占领地区，如兰州龛谷川等地设有“御庄”、“御仓”。西夏皇室除了直接掌握着大量的“御庄”、“御仓”之外，还掌握着国内大量的闲田、旷土。这些闲田、旷土，遍布西夏“山谷”，显然是属于国有的性质。
西夏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大约在仁宗仁孝时制定的西夏文《新法》规定：“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①。
说明西夏的土地所有制，从其性质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不是国君所有，就是个人所有，而国君又是最大的所有者。
第二种土地所有制是贵族地主所有。所谓贵族地主，包括党项贵族（其中又包括诸王、外戚、党项官吏）、汉族士人、吐蕃族首领、回鹘上层，但以党项贵族为主。其土地来源有二：第一，为国君的赏赐。如仁宗仁孝时制定的《新法》规定夏国所有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②。说明夏国的土地原则上都应属于国君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国君有权将它赏赐给大小贵族使用。由于长期占用，他们也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了；第二，依仗权势霸占。毅宗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讹庞，惠宗秉常时期的梁乞埋，他们都曾驱使夏民在军队的保护下，侵耕宋朝边地，将收入据为己有。
第三种是僧侣地主所有。西夏佛教发达，广建寺院，加上统治者崇奉佛教，因此，寺院经常受到皇帝和统治阶级的大量布施。布施的内容，除财物外，还有土地和劳动力。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载：“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占民田”。
这里的中兴即兴庆府。说明西夏王朝的首都兴庆府，由于是佛教的中心，寺院经常得到赏赐，因此，产生了僧侣地主阶级。由于僧侣地主在经济上形成了一股兼并势力，发展到元初，出现了僧侣地主将汉延、唐徕渠一带的良田据为己有，甚至冒占民田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夏僧侣在占有劳动力方面，如公元一○九五年建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乾顺布施凉州护国寺的大批财物中，有所谓“官作四户”。说明寺院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赏赐。
此外，僧侣们还设有质坊、放高利贷、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残酷地剥削压迫着西夏广大贫苦农、牧民。
第四种为一般地主（农、牧主）所有。其土地来源主要通过买卖而来。“财产无数，更卖田地”①。说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合法性。
第五种为个体农、牧民所有制。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并有权出卖。一些个体农民通过垦荒成为一小块土地所有者则是很自然的事。此外，晋王察哥“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②，察哥既能攘民园宅，说明存在着拥有园宅的个体农牧民。在土地买卖风行的情况下，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牧民随时都有可能破产。如“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①。“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②。这里的“属羌”蕃部虽然其居地在宋边地，但因其与夏境邻近，因其民族与社会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因此，可以推知西夏沿边个体农牧民的破产情况。
（二）存在着封建的剥削形态。封建社会通常见到的两种剥削形态西夏都存在。其剥削形态之一为食物地租。当时，私人地主牧取地租。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每亩收取地租的数额及采用分成制等。至于劳役地租，谅祚时没藏讹庞曾强迫驱使西夏农、牧奴自带耕牛、农具，“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③，让他们无偿为之代耕代牧，将收获物据为己有。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在这里封建贵族地主凭借着权势霸占着大量的肥沃土地，用“公田”、“公地”的形式与农牧奴耕种，与数量很少的“私田”、“私地”相区别。
同时，西夏官府也同宋朝一样徵收赋税。如公元一一四三年（夏大庆四年），西夏发生强裂地震，仁孝立“赈济法”，下令受灾地区减免租税。
仁孝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第一，哆讹领导番部起义的推动。经过这次起义，使夏国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对上层建筑作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从而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相适应。
第二，封建制同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社会残余长期斗争的结果。
第三，金国全力南下侵宋，加上此时西夏已依附于金，从而使西夏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统治者得以全力发展封建经济，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西夏书事》卷23。
③《西夏书事》卷24。
④《西夏书事》卷34。
⑤《西夏书事》卷35。
⑥同上。
⑦《西夏书事》卷35。
①《西夏书事》卷35。
②同上。
③同上。
①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
②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
①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西夏纪》卷24。
①《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宋史》卷328，《蔡挺传》。
③《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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