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任得敬分裂夏国 一、任得敬窃取夏国军政大权任得敬原是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通判。夏兵攻西安州，他率领军民投降，被任命为权知州事。公元1137年（夏元德三年）四月，任得敬为了在政治上向上爬，将年方17岁的女儿乔装打扮，献给乾顺为妃，被提升为静州防御使。接着，为了让其女晋升为皇后，不惜贿赂芭里祖仁，让他在乾顺面前盛赞任妃的贤德，不久，其女果然被立为后，得敬则被提升为静州都统军。公元1140年（夏大庆元年）十二月，任得敬因镇压哆讹等领导的番部起义有功，被授为翔庆军，封西平公。
公元1147年（夏人庆四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妄图掌管中枢权力。御使大夫热辣公济进谏道：“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不异乎”①？中书令濮王仁忠也认为不可。因此，仁孝没有表示同意其入朝。但任得敬并未因此罢休，他用金银珠宝贿赂晋王察哥，察哥果然向仁孝进言，让他入朝。公元1149年（夏天盛元年）七月，得敬被任命尚书令，不久升为中书令。
公元1156年（夏天盛八年）察哥死，任得敬晋升为国相，从此大权独揽，无所顾忌。他千方百计地发展私人势力“广植私党”②。第二年六月，以弟得知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荣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这样，以任得敬为首的任家党已经形成。他们窃据夏国军政要职，滥用职权，贿赂公行，为所欲为，引起群臣的愤懑。
公元1160年（夏天盛十二年）三月，任得敬进一步逼仁孝封他为楚王，出入仪仗如同皇帝。公元1165年（天盛十七年）五月任得敬准备进一步篡权，提出“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司所为宫殿”①。任得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大臣的不满。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上疏弹劾任得敬“专恣日甚”，“擅权宠作威福”，请及早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②。
二、任得敬分裂夏国及其失败公元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任得敬进一步胁迫仁孝分割夏国，仁孝被迫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划分给任得敬。并派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去奏报金国，代得敬请求封册。金世宗征求群臣意见，尚书令李石等认为“事系彼国，我何予焉，不如因而许之”。但世宗以为不可。他说：“有国之主，岂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③。于是拒绝册封，退还贡物。八月，任得敬因遭金国反对，便秘密派人与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取得联络，相约夹攻金人。虞允文所派的密使被夏兵捕获。仁孝发觉任得敬图谋不轨，“疑其有异”于是在金朝支援下，命弟仁友等立即逮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时，又用计将任得敬及其党羽捉拿归案，“得敬以谋篡伏诛”④。
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失败后，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夏国也因此转危为安。
三、任得敬分裂夏国的原因及其与没藏氏、梁氏专权的异同任得敬分裂夏国是西夏历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崇宗乾顺以来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路线方针所招致的后果。“尚文重法”固然可以促使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党项族的文化水平，但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的加深，党项贵族也就日益“以奢侈相高”，贪图安逸享受，逐渐失去昔日“俗习功利，尚忠勇”①，能骑善射的武风，变成一个文弱的统治者，从而使夏国统治力量削弱，给任得敬这样的汉人军阀拥兵分国以可乘之机。
从性质上看，任得敬分裂夏国，与没藏氏专权、梁氏专权，虽然同属外戚干政，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则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其一，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氏专政，与秉常统治时期的梁氏专权，是属于党项族内皇室集团与后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以仁孝为代表的统治者，同“非我族类”②的以任得敬为代表的任家党之间的斗争，多少体现了党项贵族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番汉联合统治内部番汉之间的矛盾；其二，无论没藏氏还是梁氏，均是利用“孤童幼弱”去窃取军政大权的。而任得敬分裂夏国是利用仁孝的忍辱退让，软弱可欺；其三，无论没藏氏和梁氏擅权，均有母后做靠山。而任得敬专权分国，太后任氏，不但未予支持庇护，相反，曾多次进行劝止。“得敬恃权，多行不法，太后屡戒不听，且以盛满为忧”③。并因为忧伤过度而卒。
总之，通过对任得敬分裂夏国事件的分析，不难看出仁孝时期虽然西夏社会经济文化十分昌盛繁荣，但此时的统治阶级已经从进取走向保守，军事力量开始变弱。党项贵族日益走向腐化堕落，在其繁荣昌盛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
四、对仁孝的评价仁孝即位初期，虽然由于自然灾害和西夏农、牧主对人民封建剥削的加重，激起了哆讹等领导的番部起义，但仁孝却能及时接受起义教训，采取了诸如放粮赈饥、减免租税等安抚措施，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采取安抚措施的同时，仁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内兴改革，外和宋金，振兴文教，崇儒学，禁奢侈，厘定法律。使夏国“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盖几轶辽、金而上下之矣”①！这些，我们应当充分肯定。
至于任得敬分割夏国，仁孝不能辞其咎，因为这与仁孝的一再忍辱退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总之，仁孝是西夏历史上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西夏书事》卷37。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同上。
③《金史》卷134，《西夏传》。
④《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同上。
①《西夏书事》卷38。
公元1147年（夏人庆四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妄图掌管中枢权力。御使大夫热辣公济进谏道：“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不异乎”①？中书令濮王仁忠也认为不可。因此，仁孝没有表示同意其入朝。但任得敬并未因此罢休，他用金银珠宝贿赂晋王察哥，察哥果然向仁孝进言，让他入朝。公元1149年（夏天盛元年）七月，得敬被任命尚书令，不久升为中书令。
公元1156年（夏天盛八年）察哥死，任得敬晋升为国相，从此大权独揽，无所顾忌。他千方百计地发展私人势力“广植私党”②。第二年六月，以弟得知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荣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这样，以任得敬为首的任家党已经形成。他们窃据夏国军政要职，滥用职权，贿赂公行，为所欲为，引起群臣的愤懑。
公元1160年（夏天盛十二年）三月，任得敬进一步逼仁孝封他为楚王，出入仪仗如同皇帝。公元1165年（天盛十七年）五月任得敬准备进一步篡权，提出“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司所为宫殿”①。任得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大臣的不满。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上疏弹劾任得敬“专恣日甚”，“擅权宠作威福”，请及早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②。
二、任得敬分裂夏国及其失败公元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任得敬进一步胁迫仁孝分割夏国，仁孝被迫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划分给任得敬。并派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去奏报金国，代得敬请求封册。金世宗征求群臣意见，尚书令李石等认为“事系彼国，我何予焉，不如因而许之”。但世宗以为不可。他说：“有国之主，岂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③。于是拒绝册封，退还贡物。八月，任得敬因遭金国反对，便秘密派人与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取得联络，相约夹攻金人。虞允文所派的密使被夏兵捕获。仁孝发觉任得敬图谋不轨，“疑其有异”于是在金朝支援下，命弟仁友等立即逮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时，又用计将任得敬及其党羽捉拿归案，“得敬以谋篡伏诛”④。
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失败后，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夏国也因此转危为安。
三、任得敬分裂夏国的原因及其与没藏氏、梁氏专权的异同任得敬分裂夏国是西夏历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崇宗乾顺以来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路线方针所招致的后果。“尚文重法”固然可以促使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党项族的文化水平，但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的加深，党项贵族也就日益“以奢侈相高”，贪图安逸享受，逐渐失去昔日“俗习功利，尚忠勇”①，能骑善射的武风，变成一个文弱的统治者，从而使夏国统治力量削弱，给任得敬这样的汉人军阀拥兵分国以可乘之机。
从性质上看，任得敬分裂夏国，与没藏氏专权、梁氏专权，虽然同属外戚干政，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则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其一，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氏专政，与秉常统治时期的梁氏专权，是属于党项族内皇室集团与后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以仁孝为代表的统治者，同“非我族类”②的以任得敬为代表的任家党之间的斗争，多少体现了党项贵族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番汉联合统治内部番汉之间的矛盾；其二，无论没藏氏还是梁氏，均是利用“孤童幼弱”去窃取军政大权的。而任得敬分裂夏国是利用仁孝的忍辱退让，软弱可欺；其三，无论没藏氏和梁氏擅权，均有母后做靠山。而任得敬专权分国，太后任氏，不但未予支持庇护，相反，曾多次进行劝止。“得敬恃权，多行不法，太后屡戒不听，且以盛满为忧”③。并因为忧伤过度而卒。
总之，通过对任得敬分裂夏国事件的分析，不难看出仁孝时期虽然西夏社会经济文化十分昌盛繁荣，但此时的统治阶级已经从进取走向保守，军事力量开始变弱。党项贵族日益走向腐化堕落，在其繁荣昌盛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
四、对仁孝的评价仁孝即位初期，虽然由于自然灾害和西夏农、牧主对人民封建剥削的加重，激起了哆讹等领导的番部起义，但仁孝却能及时接受起义教训，采取了诸如放粮赈饥、减免租税等安抚措施，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采取安抚措施的同时，仁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内兴改革，外和宋金，振兴文教，崇儒学，禁奢侈，厘定法律。使夏国“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盖几轶辽、金而上下之矣”①！这些，我们应当充分肯定。
至于任得敬分割夏国，仁孝不能辞其咎，因为这与仁孝的一再忍辱退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总之，仁孝是西夏历史上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西夏书事》卷37。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同上。
③《金史》卷134，《西夏传》。
④《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同上。
①《西夏书事》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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