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西夏的社会风俗 一、尚武与复仇作为西夏国家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一个勇敢、骠悍，“俗尚武”①的民族。唐僖宗时，发生了黄巢大起义，党项首领拓跋/TITLE>思恭率兵助唐，攻打义军。义军将领朱温尚让率众涉过渭水，思恭命弟思忠还击，两军战于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桥面上有铁鹤，“思忠射之没羽，贼骇走”②，即簇射入鹤羽之中，义军见之竟惊骇而走。这一记载，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党项人的善射和思忠的膂力过人。夏州政权的重建者李继迁，是一位“勇悍有智谋”③的首领。一次，他率领十余骑出猎，途中遇一猛虎，他让随从躲入树林中，只身张弓引箭，一发射中虎眼，由是番部威服。西夏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在立国方针问题上，主张“尚武重法”，而且是一位“遇战斗勇谋为诸将先”的率兵作战的首领。他每次出兵前，都要率部落酋长狩猎，并征求他们对作战方略的意见。由于他有勇有谋，因此，在对宋对辽战争中，总是大获全胜。“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④。不仅西夏的一些有为之君，有勇有谋，而且有些母后，也能征惯战，不让须眉男子。毅宗谅祚之母没藏后，曾多次指挥对宋作战。乾宗乾顺之母梁太后，更是多次挂帅，率兵入寇宋朝边境。公元1098年（夏永安元年）十月，梁太后鉴于宋朝在边境连筑城堡，决定亲自率军40万进攻宋平夏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连营百里，使用高车“对垒”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息”①，士卒死伤惨重，总共打了13天攻坚战，未能攻下，最后粮尽退兵。
党项人的尚武之风，连同他们的诚恳、朴质、团结互助的美德一直保持到西夏灭亡以后。元末党项人余阙在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一文中指出：“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②。
这种民风和美德，是维持党项民族团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党项人之所以具有尚武精神并非偶然，而是与党项人生活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自远古以来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这一带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党项人锻炼成为习劳耐苦，健壮勇敢“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西夏立国之后，由于西夏同其邻国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加之统治者为了同宋辽争霸，需要以武立国，因此，党项人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悍民风，得以延续下去，并成为西夏立国长久的因素之一。金臣斡特剌云：“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①。所谓崇尚旧俗，就是崇尚党项族“自为儿童则习骑射”②的尚武风习。崇尚这种旧俗，虽然是为了适应党项部落的保守心理和习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在客观上却多少起了延缓西夏寿命的作用。
崇尚复仇，是党项人的又一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比较普遍，是羌系民族的共同风俗。西夏谚语有云：“吃十袋美果也得报仇，有十个女儿不算有后”③。史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④。
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复仇。如仇家有凶丧则不可复仇。如果仇家的力量大于自己，那么，就动员妇女去烧毁仇家庐舍，仇家因“敌女兵不祥”，自然要“退避三舍”，任其烧毁房屋。如果双方愿意和解，可用鸡、猪、犬血和酒装入髑髅之中痛饮。并发誓道：“若复报仇，则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⑤。另外，党项人在战争中如果战败，那么，3天之后，再到其战败地点“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⑥。或者埋草人于地下，众人放箭射之而还。
二、居所与服饰党项族的居室，随着其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演变着。在党项族迁入西北之前，其居室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的需要，构造比较简单。建室的主要材料来源于牦牛毛和羊毛，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①。这种居室实际上是用毛毡覆盖着的木支架帐篷。因此，当时人们在统计党项人户时，往往以族帐为单位。这种帐篷游牧流动时，便于搬迁，定居时也可改为“栋宇”。这种“栋宇”的内部情况如何呢？史载：“西戎（指西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②说明栋宇之内，有三间屋并列，中间为供神明之用，左右两间才是人居住的地方。
党项族迁居西北后，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一部分党项人开始过定居生活。因此，党项人的居室，除毡帐外，新增了土屋和瓦屋。“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③。西夏各族所居土屋，还可以从已发掘的遗址得到印证。1964及1965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庙台公社南约一公里处，发掘的西夏德明时所建的省嵬城遗址“除南城门址发现少量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外，遗址中未见砖瓦”④，表明城内居民的住房绝大部分为土屋。
至于砖瓦建造的房屋，非一般老百姓所能建造，而且数量较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由于党项人从事畜牧业，因此，其衣着多为皮毛制品。他们头戴毡帽，身穿毛织布衣或皮衣，足穿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刀等物。他们所穿的毛皮制成品《蕃汉合时掌中珠》有明确的记载。如上身穿的计有皮袭短靿、长靿、褐衫，等等。
“衣皮毛”，虽是党项族的传统服装，但这仅限于党项一般牧民，至于统治阶级，由于受中原汉族穿着的影响，早已穿起轻软华丽锦绮服装了。这种锦绮服装的来源，一是来自宋朝的“岁赐”。宋朝为了满足西夏统治者的需要，每年都要派专人“押时服赐夏国”①。如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十月，神宗命“閤门祗候赵勘押赐仲冬时服至，秉常以番书附之入谢”②。二是通过榷场和市贸易得来。通过贸易获得锦、绮、绫罗之类的丝织品。然后加工成华丽的服装。
但统治阶级的服饰并非一成不变。元昊建国时，为了在穿着上同宋有别，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对文武官员及老百姓的服式做了如下具体规定：“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皁地绣盘毯子花旋襴，束带。居庶青绿，以别贵贱”③。
这表明西夏文官服饰因袭唐宋，武职装束与唐宋有所不同。同时还注意“以衣冠彩色别士庶贵贱”④。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西夏是封建性质的国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等级森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需要从各方面（包括服饰）去区别尊卑贵贱的。
元昊以后由于存在着“汉礼”和“蕃礼”的变化，因此，西夏人的服饰也相应地起着某些变化。如毅宗谅祚改用“汉礼”，经宋同意，西夏改用汉族衣冠。惠宗秉常时，母党梁氏专权，下令废汉礼，复蕃礼，其服饰当然也要相应起些变化。
同时，西夏服饰除了同一时期的服饰有所变化外，各族之间服饰有别，一个民族的各阶层服饰有别，男女老幼的服饰有别，各行各业的服饰有别，一年四季的服饰有别。据《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除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毛皮服装外，还有袄子、■襴、袜肚、汗衫、布衫、衬衣、裙、裤、■、腰绳、背心、领襟、鞋、韈、冠冕、凉笠、暖帽、耳环、绵帽、耳坠、脘钏、冠子、钗锦，等等。而夏文《杂字》则记载了男服26种，女服19种。总之，西夏服饰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既受汉族和吐蕃等族服饰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应当将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三、婚姻与丧葬党项族的婚姻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隋唐之际，由于党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因此，党项人明显保存着原始群婚的习俗。史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①。
这种婚姻风俗，不仅限于党项族，很多民族都有。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习俗。
党项人自定居西北，尤其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其婚姻盛行明媒正娶之制。《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云：“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嫁与他人。送与■房，亲家翁□，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
武威出土的《杂字》中则有“送女索妇，来到家中”之语。表明党项族进入封建社会后，也与汉人一样实行明媒正娶。
党项贫民百姓，盛行一夫一妻制，至于有钱之家，尤其是皇室贵族，则为一夫多妻制。如李继迁连娶豪族之女为妻，李德明三娶，元昊七娶。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①。这与中原王朝的皇室贵族大臣妻妾成群并无二致。西夏有钱之家，一般要娶多少妻妾？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叙述甘州的婚俗时指出：“一般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甚至还有更多的。但有些人却比较少，完全根据男人维持妻妾的能力大小而定。因为他们的妻子不但没有丰厚的嫁妆，相反，还要分享丈夫的牲畜、奴婢和金钱。结发妻子在家庭中享有比较优越的地位。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贞或其他不法行为，或自己感到厌恶时，可以随时休弃她们”②。
这表明西夏有钱人家娶妻妾的数字视财力而定。所娶妻妾，第一位比较尊贵，其余处于无权的任人摆布的地位。马可波罗的上述记载，应为西夏末期的情况。
西夏婚姻一方面因受汉族的影响，盛行明媒正娶之外，另方面还实行本民族比较自由的婚俗。“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①。男女双方自由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往往发生情殉之事。如何进行情殉呢？男女手牵着手，一口气跑到深山穷谷无人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②。双方亲属找到尸首后，并不痛哭流涕，而是用彩色丝绸包裹其身，外面裹上一层毡，用羊绳捆好，然后选择一个峻岭，在上面搭一个一丈长的木头架，将尸体安放在架上宰牛致祭，双方族人在木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③。西夏男女追求性爱自由，甚至不惜情殉，还可以从西夏谚语得到印证。其谚语云：“同日死，命不惜，同睡寝，仍照旧”④。这种奇特的风俗说明什么呢？它反映西夏在男女关系上并不像汉族那样重视封建礼教。其婚姻性爱，同汉族相比还是自由的。
党项羌人死后采用火葬，源远流长。如唐时党项羌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⑤。火葬后似乎还要建坟，如西夏文宫廷颂师云：“弥药（指党项人）祖坟白河上”，表明西夏祖先死后建坟。以上两条史料反映党项族在其未内迁之前，即游牧于四川、甘肃、青海之时的葬俗是既焚尸又建坟墓。
党项人内迁之后，继续实行焚尸，然后将骨灰埋于山洞或石穴之中。如公元1003年（宋咸平六年）李继迁“寻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①。同时，似乎已经出现土葬。公元1004年（宋咸平七年），继迁死，子德明嗣位于柩前，后来又将其父用土埋葬于贺兰山西南麓。
西夏建国以后，党项羌的火葬传统继续被保留下来。但此时的火葬习俗已与佛教的火化融合为一，构成了一种礼仪繁缛和铺张浪费新的火葬形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西夏沙州（今敦煌）一带信仰佛教的居民进行火葬时指出：“葬礼一般在城外举行，实行火葬。灵柩送出城外时，在必经之路，每隔一段距离，必须建造一种独木的棚屋，装饰彩绸，作为临时停柩的地方。每逢灵柩停下时，不管时间长短，都必须摆上酒食，停一站摆一站，直到棺材到达目的地为止。他们以为这样做，能够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恢复疲劳，有力气跟着前进。同时，他们在殡葬过程中，还有一种风俗，用某种树皮制作的纸，为死者绘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图形、和尸体一起火化。他们以为死者在阴间将会享受纸片上所画的人物和器皿。在举行殡葬仪式的时候，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间吵闹喧嚣震耳欲聋”②这种火葬的特点是灵柩与尸体一起火化，而且礼仪也比党项羌人最早的火葬要繁缛得多。
至于西夏皇室和显贵大臣，死后并未采用简陋的火葬，而是采用奢侈壮丽的墓葬。西夏皇帝的陵墓集中于贺兰山的东部，其陵墓制度系“仿宋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①。据《宋史·夏国传》载，自继迁开始，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共9个皇帝，其坟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等陵。西夏陵园基本上是仿效唐宋陵园，但规模较小。从已发掘的八号陵和一○八号墓去看，其陵园平面布局紧凑，月城在内城南面，改变了外城包围内城的格局，陵台台基呈八角形或圆形（唐宋皇陵呈方形）；陵台在墓室后部，不起封土作用；墓室形制中，墓道敷设木椽，用圆木或木板封闭甬道，周壁敷设护墙板，而不用砌砖，这些，都是西夏皇陵不同于唐宋皇陵之处。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西夏书事》卷2。
③《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④《宋史》卷488，《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0。
②《青阳先生文集》卷4。
③曾巩：《隆平集》卷20。
①《西夏书事》卷20。
②《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③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六字箴言”，载《民族艺林》1988年第1期。
④《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⑥《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③《隆平集》卷20。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
①《西夏书事》卷24。
②《宋史》卷350，《周永清传》。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30，《元昊拒命》。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章，《甘州城婚姻的风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2月版。
①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
②同上。
③《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元昊僭逆》。
④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二字箴言”，《民族艺林》1988年第1期。
⑤《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西夏书事》卷7。
②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40章，50—51页。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3，《李王墓条》。
党项人的尚武之风，连同他们的诚恳、朴质、团结互助的美德一直保持到西夏灭亡以后。元末党项人余阙在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一文中指出：“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②。
这种民风和美德，是维持党项民族团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党项人之所以具有尚武精神并非偶然，而是与党项人生活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自远古以来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这一带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党项人锻炼成为习劳耐苦，健壮勇敢“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西夏立国之后，由于西夏同其邻国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加之统治者为了同宋辽争霸，需要以武立国，因此，党项人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悍民风，得以延续下去，并成为西夏立国长久的因素之一。金臣斡特剌云：“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①。所谓崇尚旧俗，就是崇尚党项族“自为儿童则习骑射”②的尚武风习。崇尚这种旧俗，虽然是为了适应党项部落的保守心理和习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在客观上却多少起了延缓西夏寿命的作用。
崇尚复仇，是党项人的又一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比较普遍，是羌系民族的共同风俗。西夏谚语有云：“吃十袋美果也得报仇，有十个女儿不算有后”③。史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④。
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复仇。如仇家有凶丧则不可复仇。如果仇家的力量大于自己，那么，就动员妇女去烧毁仇家庐舍，仇家因“敌女兵不祥”，自然要“退避三舍”，任其烧毁房屋。如果双方愿意和解，可用鸡、猪、犬血和酒装入髑髅之中痛饮。并发誓道：“若复报仇，则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⑤。另外，党项人在战争中如果战败，那么，3天之后，再到其战败地点“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⑥。或者埋草人于地下，众人放箭射之而还。
二、居所与服饰党项族的居室，随着其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演变着。在党项族迁入西北之前，其居室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的需要，构造比较简单。建室的主要材料来源于牦牛毛和羊毛，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①。这种居室实际上是用毛毡覆盖着的木支架帐篷。因此，当时人们在统计党项人户时，往往以族帐为单位。这种帐篷游牧流动时，便于搬迁，定居时也可改为“栋宇”。这种“栋宇”的内部情况如何呢？史载：“西戎（指西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②说明栋宇之内，有三间屋并列，中间为供神明之用，左右两间才是人居住的地方。
党项族迁居西北后，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一部分党项人开始过定居生活。因此，党项人的居室，除毡帐外，新增了土屋和瓦屋。“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③。西夏各族所居土屋，还可以从已发掘的遗址得到印证。1964及1965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庙台公社南约一公里处，发掘的西夏德明时所建的省嵬城遗址“除南城门址发现少量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外，遗址中未见砖瓦”④，表明城内居民的住房绝大部分为土屋。
至于砖瓦建造的房屋，非一般老百姓所能建造，而且数量较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由于党项人从事畜牧业，因此，其衣着多为皮毛制品。他们头戴毡帽，身穿毛织布衣或皮衣，足穿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刀等物。他们所穿的毛皮制成品《蕃汉合时掌中珠》有明确的记载。如上身穿的计有皮袭短靿、长靿、褐衫，等等。
“衣皮毛”，虽是党项族的传统服装，但这仅限于党项一般牧民，至于统治阶级，由于受中原汉族穿着的影响，早已穿起轻软华丽锦绮服装了。这种锦绮服装的来源，一是来自宋朝的“岁赐”。宋朝为了满足西夏统治者的需要，每年都要派专人“押时服赐夏国”①。如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十月，神宗命“閤门祗候赵勘押赐仲冬时服至，秉常以番书附之入谢”②。二是通过榷场和市贸易得来。通过贸易获得锦、绮、绫罗之类的丝织品。然后加工成华丽的服装。
但统治阶级的服饰并非一成不变。元昊建国时，为了在穿着上同宋有别，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对文武官员及老百姓的服式做了如下具体规定：“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皁地绣盘毯子花旋襴，束带。居庶青绿，以别贵贱”③。
这表明西夏文官服饰因袭唐宋，武职装束与唐宋有所不同。同时还注意“以衣冠彩色别士庶贵贱”④。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西夏是封建性质的国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等级森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需要从各方面（包括服饰）去区别尊卑贵贱的。
元昊以后由于存在着“汉礼”和“蕃礼”的变化，因此，西夏人的服饰也相应地起着某些变化。如毅宗谅祚改用“汉礼”，经宋同意，西夏改用汉族衣冠。惠宗秉常时，母党梁氏专权，下令废汉礼，复蕃礼，其服饰当然也要相应起些变化。
同时，西夏服饰除了同一时期的服饰有所变化外，各族之间服饰有别，一个民族的各阶层服饰有别，男女老幼的服饰有别，各行各业的服饰有别，一年四季的服饰有别。据《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除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毛皮服装外，还有袄子、■襴、袜肚、汗衫、布衫、衬衣、裙、裤、■、腰绳、背心、领襟、鞋、韈、冠冕、凉笠、暖帽、耳环、绵帽、耳坠、脘钏、冠子、钗锦，等等。而夏文《杂字》则记载了男服26种，女服19种。总之，西夏服饰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既受汉族和吐蕃等族服饰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应当将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三、婚姻与丧葬党项族的婚姻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隋唐之际，由于党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因此，党项人明显保存着原始群婚的习俗。史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①。
这种婚姻风俗，不仅限于党项族，很多民族都有。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习俗。
党项人自定居西北，尤其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其婚姻盛行明媒正娶之制。《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云：“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嫁与他人。送与■房，亲家翁□，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
武威出土的《杂字》中则有“送女索妇，来到家中”之语。表明党项族进入封建社会后，也与汉人一样实行明媒正娶。
党项贫民百姓，盛行一夫一妻制，至于有钱之家，尤其是皇室贵族，则为一夫多妻制。如李继迁连娶豪族之女为妻，李德明三娶，元昊七娶。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①。这与中原王朝的皇室贵族大臣妻妾成群并无二致。西夏有钱之家，一般要娶多少妻妾？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叙述甘州的婚俗时指出：“一般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甚至还有更多的。但有些人却比较少，完全根据男人维持妻妾的能力大小而定。因为他们的妻子不但没有丰厚的嫁妆，相反，还要分享丈夫的牲畜、奴婢和金钱。结发妻子在家庭中享有比较优越的地位。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贞或其他不法行为，或自己感到厌恶时，可以随时休弃她们”②。
这表明西夏有钱人家娶妻妾的数字视财力而定。所娶妻妾，第一位比较尊贵，其余处于无权的任人摆布的地位。马可波罗的上述记载，应为西夏末期的情况。
西夏婚姻一方面因受汉族的影响，盛行明媒正娶之外，另方面还实行本民族比较自由的婚俗。“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①。男女双方自由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往往发生情殉之事。如何进行情殉呢？男女手牵着手，一口气跑到深山穷谷无人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②。双方亲属找到尸首后，并不痛哭流涕，而是用彩色丝绸包裹其身，外面裹上一层毡，用羊绳捆好，然后选择一个峻岭，在上面搭一个一丈长的木头架，将尸体安放在架上宰牛致祭，双方族人在木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③。西夏男女追求性爱自由，甚至不惜情殉，还可以从西夏谚语得到印证。其谚语云：“同日死，命不惜，同睡寝，仍照旧”④。这种奇特的风俗说明什么呢？它反映西夏在男女关系上并不像汉族那样重视封建礼教。其婚姻性爱，同汉族相比还是自由的。
党项羌人死后采用火葬，源远流长。如唐时党项羌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⑤。火葬后似乎还要建坟，如西夏文宫廷颂师云：“弥药（指党项人）祖坟白河上”，表明西夏祖先死后建坟。以上两条史料反映党项族在其未内迁之前，即游牧于四川、甘肃、青海之时的葬俗是既焚尸又建坟墓。
党项人内迁之后，继续实行焚尸，然后将骨灰埋于山洞或石穴之中。如公元1003年（宋咸平六年）李继迁“寻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①。同时，似乎已经出现土葬。公元1004年（宋咸平七年），继迁死，子德明嗣位于柩前，后来又将其父用土埋葬于贺兰山西南麓。
西夏建国以后，党项羌的火葬传统继续被保留下来。但此时的火葬习俗已与佛教的火化融合为一，构成了一种礼仪繁缛和铺张浪费新的火葬形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西夏沙州（今敦煌）一带信仰佛教的居民进行火葬时指出：“葬礼一般在城外举行，实行火葬。灵柩送出城外时，在必经之路，每隔一段距离，必须建造一种独木的棚屋，装饰彩绸，作为临时停柩的地方。每逢灵柩停下时，不管时间长短，都必须摆上酒食，停一站摆一站，直到棺材到达目的地为止。他们以为这样做，能够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恢复疲劳，有力气跟着前进。同时，他们在殡葬过程中，还有一种风俗，用某种树皮制作的纸，为死者绘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图形、和尸体一起火化。他们以为死者在阴间将会享受纸片上所画的人物和器皿。在举行殡葬仪式的时候，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间吵闹喧嚣震耳欲聋”②这种火葬的特点是灵柩与尸体一起火化，而且礼仪也比党项羌人最早的火葬要繁缛得多。
至于西夏皇室和显贵大臣，死后并未采用简陋的火葬，而是采用奢侈壮丽的墓葬。西夏皇帝的陵墓集中于贺兰山的东部，其陵墓制度系“仿宋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①。据《宋史·夏国传》载，自继迁开始，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共9个皇帝，其坟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等陵。西夏陵园基本上是仿效唐宋陵园，但规模较小。从已发掘的八号陵和一○八号墓去看，其陵园平面布局紧凑，月城在内城南面，改变了外城包围内城的格局，陵台台基呈八角形或圆形（唐宋皇陵呈方形）；陵台在墓室后部，不起封土作用；墓室形制中，墓道敷设木椽，用圆木或木板封闭甬道，周壁敷设护墙板，而不用砌砖，这些，都是西夏皇陵不同于唐宋皇陵之处。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西夏书事》卷2。
③《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④《宋史》卷488，《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0。
②《青阳先生文集》卷4。
③曾巩：《隆平集》卷20。
①《西夏书事》卷20。
②《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③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六字箴言”，载《民族艺林》1988年第1期。
④《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⑥《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③《隆平集》卷20。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
①《西夏书事》卷24。
②《宋史》卷350，《周永清传》。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30，《元昊拒命》。
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章，《甘州城婚姻的风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2月版。
①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
②同上。
③《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元昊僭逆》。
④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二字箴言”，《民族艺林》1988年第1期。
⑤《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西夏书事》卷7。
②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40章，50—51页。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3，《李王墓条》。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