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③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④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 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①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②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 满。①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②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③（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 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① 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 1643年上半年：周延儒江苏吴甡1 南直隶黄景昉2 福建1643年下半年：魏藻德河南陈演四川蒋德璟3 福建李建泰山西方岳贡4 湖广1644年初5：范景文河南邱瑜6 湖广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 《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吏部：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户部：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倪元璐 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礼部：林欲楫 福建倪元璐 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兵部：张国维 浙江1643年5月革职冯元飙 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张缙彦 河南投降李自成刑部：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工部：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① 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②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 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①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②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③，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④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⑤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①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②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③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 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①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②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③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④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 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①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②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③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④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⑤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 费又在哪儿呢？①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②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③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④据传，皇上240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⑥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 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①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② ② 1642年阴历三月，河南北部已牢牢掌握在李自成手中，当地所有营寨都承认他的权威。 ③ 宋企郊，陕西乾州人，曾任吏部员外郎。其简要生平，参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81—82页。 ④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4—465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91—92页。据当时一些最可靠的记载，李岩是1617年的举人，其父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作过山东地方官，后因过分接近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耻。据说，李岩在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之前曾领导过一次反抗地主剥削的起义。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后，他又为义军拟定了宣传口号和土地改革的策略。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9—210页。近来有人对李岩其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罗杰·德·弗格斯最近撰文指出，李岩是民间传说与士人编写历史的混合体。据顾诚《李岩质疑》第68页说，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李岩是一位开封士大夫，也无材料证明他与李精白的关系。不过，以我所见，李岩的作用虽被夸大了，但他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1643、1644年间农民军的一位谋士，他经常被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曹桂林也持此种看法。在1979年6月有美国明清史专家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曹桂林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吴伟业等对李岩的存在，特别是农民军在皇宫中发现崇祯皇后尸体时李岩的所作所为，都有过描述——这些都是可信的资料。王春瑜：《李岩〈西江乐〉·〈商洛杂忆〉》。李自成提出系统的赋税与土地改革政策，与其归功于李岩，不如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见王兴亚：《李自成的赋税政策研究》，第5页。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7页，又见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06页；李光涛：《明季流寇始末》，第86页；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38页；毛里斯·罗塞比：《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89页。牛金星被一位行医的朋友引荐给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他提出停止劫掠，争取民心，控制中原的建议，而李自成不大接受，因此牛金星离开义军回到家乡。由于其家族中一位长辈的出卖，他被官府逮捕并处死刑。后来，他设法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回到河南，再次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他的归来十分高兴，遂委任他为丞相。据说，牛金星后来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页。 ② 有些史学家将李自成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在大顺政权中掌握极大权力的李岩、牛金星之类的谋士，他们还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加入义军的大量地方乡绅，认为这些人只是为了日后进行破坏活动而“假投降”的。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4—45页。根据雷于霖等人的描述，后一观点很难成立。雷于霖曾写到，他作为陕西乡绅的一员而参加起义，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百姓如果遭受痛苦的折磨，便有权利造反。另一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流寇”一旦获得权力，就需要有人制止其暴行。秦波：《混进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内奸的自供状》，第49—50页。 ① 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7页。随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北有11名进士、7名举人和3名秀才。这些北方人觉得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心怀不满。钱■：《甲申传信录》，第30—32页。关于李自成京政权的人员结构的分析，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54—56页。 ② 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47—24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22页。1640年的科举竞争也十分激烈，李清：《三垣笔记》上，第4页。 ③ 周延儒被贬黜后，朝廷又对各部大臣做出一系列新的任命，其中大部分是在1643年6月29日颁布的。《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63页。当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蒋德璟，也因反对皇上加派练饷而被罢免。同上书，第2852页。新任大学士包括陈演和魏藻德，后者被视为薛国观的门生，故而有“温体仁党”复活之说。不过，从新任官员的名单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仍有许多南方人在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新的，相对来说缺乏考验的官员升至高位。关于陈演，见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万言：《崇祯长编》，第104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80—482页。 ① 张国维虽一度出任兵部尚书，但基本是个闲散官员。张缙彦，河南人，因为提出将明军改编成若干防区和一支突击部队的建议而被擢为兵部尚书，尽管他的军事经验只是在朝中担任兵科都给事中时得来的。当时，他曾弹劾杨嗣昌。《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7页；《明史》，第2910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27页。 ② 这次进剿一定程度上是由朝中的陕西地主势力策动的。只要孙传庭留在陕西，其军饷就必须由陕西本地通过额外税收来承担。因此，陕西乡绅希望促使孙传庭到河南去攻打李自成，从而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①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82—483页。李自成有意将大顺与大唐、将自己与李世民联系起来，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65页。 ② 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出自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八卷，第19页。 ③ 到1642年，从南方进京的官员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不得不雇用几百名“敢死少年”做保镖。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0页。 ④ 崇祯末年，水利系统的管理已完全瓦解。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4—275页。 ⑤ 万言：《崇祯长编》，第376页。奏折中还指出，尽管陕西的将领都是优秀的战略家，但三个陕西驻军士兵也抵不上一名戍边部队的骑兵。黄景昉于1643年夏被任命为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明史》，第2852页；又见傅路德和房兆楹等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75页。当时有人提出由官僚士大夫组建地方武装，关于对这一系列建议的精彩分析，见邓尔麟：《许都和南京的教训》，第107—117页。 ① 在最后时刻，即1644年4月5日，崇祯帝终于同意召集乡兵，但已为时太晚。关于朝中对乡兵问题的争议，见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0—53页。 ② 钱■：《甲申传信录》，第7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5页。东北战场消耗了明朝的全部军饷。1622年至1640年间，配给东北的粮食由每年100万担增至每年300万担。而在此期间，从南方漕运来的粮食总量未变，大约每年400万担。此外，北方原有的专门用来供养军队的土地，如今也不再受官府控制了。为了维持军队给养，北方的税额不断增长，致使农民背井离乡，地方赋税收入进一步减少，地方府库甚至没有储备物资可以用来供养这些士兵。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99—100、204、216页。 ③ 平阳陷落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崇祯帝召阁部九卿科道等官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完后他痛哭失声。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6页。张国维在春节那天被捕（1644年2月8日）。3月29日，山东士大夫上书为其辩护，祈求皇上对之宽大处理。4月6日，皇上遂将其从狱中放出，并在宫中召见了他，三天后，张国维献银万两助饷，受封为侯。北京陷落前的最后一周，他奉命到江南为朝廷筹款，此后他便留在江南，参加了南明政权，并曾力劝鲁王朱以海监国，是绍兴政府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万言：《崇祯长编》，第67—96、104页；文秉：《烈皇小识》，第228—230页；《明史》（开明书局），第1500、3099页；查继佐：《东山国语》，第8—11页。 ①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又见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在几年前的一次朝会上，一位官员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帝以为良策，御批赞同，但全未考虑具体措施来制止士兵抢劫农庄及村舍。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4页（第一五三卷第29页）。当然，有些建议是相当明智的，尽管由于财政原因无法实施。例如，1643年11月17日，李邦华主张减轻赋税，同时在考课中提高对腐败官吏的罚金定额，以充军饷。万言：《崇祯长编》，第22—24页。 ② 染上天花的人，身上会到处发生溃烂，并很快死亡。刘尚友：《定思小记》，第1页。 ③ 万言：《崇祯长编》，第77—78页。曾应遴指出，义军每到一处，便抓来富人，令其交纳赎金，既然富人必须拿出大量钱财去换取自由，何不事先行“均田之法”，并拿出钱来赈济贫民，以防止叛乱发生呢？见谈迁：《国榷》，第6013页。 ④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这一建议是在1644年4月22日召对时提出的。李自成得到百姓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军纪严明，不侵害贫民，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5、77页。崇祯帝本人也知道，义军深得民心，因而大为沮丧，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 ①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1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 ② 京城守军实际已在1449年土木之战中被消灭，以后再未能恢复原有的实力。1522年后，其编制又被有意缩小。到李自成进攻时，实际存在的士兵只占在编人数的10％—20％。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页；罗伯特·布鲁斯·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49—53页。倪元璐当时提出废除世袭军户制，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5页。 ③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8页。 ④ 据谈迁所记，那年夏、秋，训练有素的军队损失了一半兵力，北京居民死于天花或鼠疫的则更多。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7、19—20、28—29页。 ⑤ 钱■：《甲申传信录》，第12—13页。在1643年秋季和初冬的几个月间，筹集军粮已十分困难。10月下旬，皇上下令拨银40万两买粮。按官价每担各值八个铜钱，实际价格却高出百余倍。京师富户早已开始屯积粮食，趁皇上买粮之机，他们以每担一两银子的价格出售。官府别无选择，只能向这些奸商买粮，这笔专款很快就用尽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提起那个时代便想到饥饿和人吃人，见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80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3页。 ① 1643年秋，户部尚书倪元璐做出了下一年的军费预算，预计收入将不足1600万两，而支出将超过2100万两。他建议扩大官盐买卖，卖官鬻爵，改刑罚为收赎金，以补不足。崇祯帝却只想发行纸币，甚至派遣宦官去搜集桑树纤维以作纸币原料。倪元璐怕此举激起蚕农造反，而说服皇上收回了成命。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3、427—428页。 ②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7页。要求皇上向戍边军队拨饷的奏折未得到任何反应。1644年4月14日，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但皇上却拒绝再向边地拨饷，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钱■：《甲申传信录》，第11页。后来当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此时距二人之死只有35天了。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41页。 ③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89—90页。“金花银”是上等白银，主要用来支付官员的俸禄。 ④ 皇帝供养着近7万宦官和9000宫女。宫内厨房每天都要准备1万至1.5万人的饮食。《明朝的财政管理》，第91—94页。1644年1月7日，朝廷宣布控制物价，但无证据可以表明这一命令被执行了。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 ⑤ 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78页。但有些资料称，那时太仓蓄备不足1300两，内库只有40—50万唡。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1页。 ⑥ 1644年1月20日，刑部接受了这一策略。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8页。 ① 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钱■：《甲申传信录》，第11页；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41页。 ②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80—85、123、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