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因此，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我曾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作过如下的简要表述：“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它置于阶级关系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将它置于经济关系、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置于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经济肇其端，又归根结蒂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阶级关系来源于经济关系，反过去又对经济关系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长时间里，史学界习惯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将洋务派、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一边，加以全盘否定。这是由于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作为概括和评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缘故。这显然是片面地运用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两害取轻”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起步”以后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这一趋势的进步思潮要求的。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不过是“导火线”、“偶然性”而已。洋务运动既是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必须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而这，又必须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规律开始起质的变化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嘉以还，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个体手工业工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汪洋大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主要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15％。①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1000万两左右。以4亿人口的大国，区区1000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19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有零。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子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①以上三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丸”①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②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③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④。这是就某一地方说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⑤。这说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
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前那样，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已日益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其间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看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是还是后者对？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得到证明。小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由于地主逃亡或被消灭，封建关系松懈了，使小农经济有了较大发展。①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我以为，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者，说法是正确的，但惜未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上的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对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洋务运动适逢其会”一语，表达了洋务运动顺应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但这只是从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这一角度说的，我们还必须从人们的主观要求来论证其“顺应”与否。这就要考察当时反映经济规律的变革思潮。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变革思潮的出现和形成，一般都是经济的发展要求解除旧的束缚的反映。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战后向哪个方向变，这一切必然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特别是思想家的头脑中来。在那时，社会主要矛盾，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之外，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方面很多，其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间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当时关心社会的经世致用学者、思想家们，从维护清朝地主阶级统治出发，反映并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见解也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主要围绕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变革思潮，加以阐述。
思想家们在当时所发表关于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见解，主要体现在货币、盐政和漕运三个问题上。此三者的弊病已严重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引起官民人等的关注。思想家对它们研究并提出解决弊窦的对策，有些虽不是自觉的，却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产生有利因素和将起到促进的作用。在那些起促进作用的见解中，思想境界最高者当推魏源。林则徐虽也较为先进，但他不是理论家，只是在政治实践中，解决感到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时，恰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兹以魏源的思想为主体，结合其他思想家言论主张，论述当时社会思潮是怎样反映和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同封建主义束缚乃至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
在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尚未出现的条件下，新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与旧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上。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的资本。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着重解决商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马克思说：“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①又说：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是一个主要的要素。”①因此，在尚未达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的水平时，评断一个先进思想家，以看其是否在流通领域的研究上提出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思想为准。龚自珍被公认为善于洞察当时社会矛盾并予以辛辣揭露批判的思想家，但他除提出“更法”，主张用宗法外衣下的“平均”土地办法解决地主与农民间矛盾之外，其研究只限于生产过程，并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对于流通过程非但不重视，而且还认为商贾系“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的财富兼并者，予以贬斥。魏源则不同，他的研究着重于流通领域和交换价值。这也就是“资本依以成立的前提”——发展商业资本所需要解决的课题。魏源和其他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家，是怎样反映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提出解决它被束缚状况的见解的呢？
首先是对本富和末富的看法。中国历史传统是提倡重视农业生产的“本富”论。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始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末富”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并必将逐渐处于主导的地位。在当时，进步思想家大都是主张“本末皆富”，“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了清统治的稳定，不致造成“饥寒交迫，奸宄乃成”的大乱局面，一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强调“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②。然而，包世臣对末富是同样重视的，他说：“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②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魏源与包世臣一样是“本末皆富”论者，但思想水平远高于包。魏源虽曾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把本富提到很高的地位，举“弥利坚产谷绵而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为例，得出“金玉非宝，稼穑为宝”④的结论，但他把末富的地位强调得也很高。尤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侵入，白银外流加剧的情况下，他把末富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魏源认为，在商品经济亟需发展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经济侵略的“今日”，应该“缓本急标”，应该“货先于食”。①也就是把“末富”置于首位。可见魏源是从本富与末富并重向着末富重于本富方面发展，这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这种思想水平，在同时代思想家中无有出其右者。而对于“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起重大作用的商业资本，对阻碍其发展的漕运、盐政、货币中的严重弊端的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等诸方面，魏源又是一位佼佼者。由于学术界对漕运、盐政研究较多，这里着重将当时的思想家们对货币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加以阐述。
由于外国商品、鸦片输入日益增多，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和银贵钱贱，严重影响小民生计和商品流通，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了清统治的危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得先分析其症结所在。包世臣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今法为币者惟银与钱，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
他又说：“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析条银重者银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③上面两条资料，在认识到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前提下，主要说明：零售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用银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使钱与银都成了等价物，也即在实际上有了两种价值尺度。这在银贵钱贱条件下，就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这种情况，既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思想家们存各种见解和方案。王瑬主张大量发行钞票，“以钞易银，废银不用”①。他认为，这样做，银既不会外流，银价也就不会腾贵了。在那时，对货币问题提出的见解最高者莫如魏源，其次是包世臣。
包世臣要用“制币”来解决银荒以便利于流通。他说：“近世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则制币以通民财，使公私交裕，实治道之宜急者。”②既然“人心趋末富”，那就应该因势利导，“制币以通民财”，促进末富的顺利发展。要“通民财”必须统一价值尺度，绝不能存有“钱”和“银”两种等价物。其具体方案：“以钱为币”，“以钱起数”，“亦不废银”，但须“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③他认为，如物价统一于钱这一个价值尺度，银价不起作用，人民就不会受银贵钱贱之苦，商品流通也不会阻滞。包世臣要“制币以通民财”，统一价值尺度，加速商品流通，显然是正确的。但那时正是处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条件下，需要以贵金属的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和流通手段时，他却要“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又是保守的，必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远出包世臣之上。他反对王瑬的废银行钞，也不同意包世巨的以钱起数，钱夺银权。而主张：（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魏氏说：“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要用它来“权衡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之物，才能充其任。这在商品经济发达情况下尤应如此。金或银是具有这种特性的。（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钱——银元占领中国市场。每枚银元实际银数“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这证明交换过程多么需要银铸币！所以魂源一则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再则曰“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①魏源是中国最早主张行银铸币者之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魏源的以银为币和行铸币以利流通的这套主张，既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同时又能够做到抵制外洋银元的侵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魏氏认为，还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开采银矿以不断增加银的数量，解决银荒问题；另一个是禁止鸦片贸易以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这些开源节流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都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先进思想家们在“利商”这一问题上也有鲜明的见解。
漕运弊端的损国病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魏源、包世臣等均主张变运河官运为商船海运，即改变封建官运组织为商运组织，把一切用于运丁、运军的费用，变为商船的费用，这就使农民负担额定的运费和勒索减轻，而商人的利益却可大增，必然会出现“海商翕然，子来恐后”②的现象。不仅如此，海运还可促使商品加速流通，可将“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商品流通顺利了，“物价必贱于前”。②至于魏、包等将少数官僚绅商垄断世袭的纲盐制，改为商人自由购买自由贩运的票盐制的主张，能达到除中饱、减盐价、增商利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封建官僚增殖财富的权利转归于商人。与漕粮海运完全一样，能起到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作用。漕粮海运与改纲盐为票盐两者，是魏源、包世臣等思想家在维护封建统治、设法巩固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改革流通领域中阻碍商品流通的状况，让商业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达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所作的大胆设想。其客观效果必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商主义者以为“国家财源服务”为藉口，却“宣告了与旧时天国相反的资产阶级社会”。①现在再从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魏源等人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家们虽在严禁鸦片输入上是一致的，但他们赞同对外贸易的程度和角度是各有不同的。龚自珍由于只从农业生产研究经济问题，他对于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限止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不加论述，而是拟对林则徐、魏源在这方面的见解进行一些分析评述。
林则徐首先把鸦片贸易同正常的商品流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有的人早在19世纪20年代即提出过，例如程含章就主张禁烟不禁商。但程氏不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彼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旦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②对外禁烟并禁商要受到内外夹攻，社会将不得安定，故不能禁。林则徐在广州同英国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观点是有所发展的。他认为，鸦片应该禁绝进口，但外商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保证不夹带鸦片就可允许通商，连鸦片走私的罪魁英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即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③的政策。林则徐的这种政策，虽也首先是从“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①的政治上的考虑，但已多少考虑到经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鼓励商民出洋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和“师夷长技”等问题上。林则徐反对“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的做法，而主张鼓励华民之“见夷商获利之厚”而“散羡垂涎”者，到外洋经商，以占洋利。②他主张把对外贸易赚取的钱财，和因贸易日益增长而增收的关税，用以引进和仿造洋器，加强国防力量。这种促进商品流通和引进发展新技术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可见，林则徐对外贸易的见解比龚自珍为高，但仍赶不上魏源。
魏源的对外贸易思想，不仅政治上要求保护民族的利益，而且还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考虑问题。他用当时外货进口2014万余元和出口岁达3500万余元的数据，说明如能禁绝鸦片烟，年可出超1000余万元，“外洋之银有入无出”对国民经济有利的道理。这也就是顺差的原理。魏源要利用中外贸易的顺差，进口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物资。他说，凡“有益中国之物”，皆“可多运多销”。③这里所讲的“有益中国之物”，大多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防近代化有关的钢铁船械等物。如魏氏所说“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④，就是明显的例证。可见，魏源是把对外贸易同“师夷长技”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们，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的，同样，他们的货币、漕运、盐政和对外贸易的主张，都是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有利于封建主义束缚的解除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同主观的一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西学。我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以显示学习西学的历史必然性。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要不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到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论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等固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该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驶如飞”。①类似的记载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由多年在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的一部书。该书对西方亦有所记载，例如，记述法国的情况说：“佛郎机国……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酒亦极佳。……奉天主教。”①所谈情况基本属实。
在19世纪初叶和20—30年代，人们对于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60卷本《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须人力。”
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
《四洲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这段话是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话中意思很明显，中国要达到富强，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学习西方的技艺。这里至少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他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①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在广州时即非常积极地“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②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剿外夷”、“舍此易济”的高度的缘故。这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的。这是他通过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尤其是根据林则徐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西方国家，于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比之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在军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器械的技艺也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师夷”、“制夷”，不能仅限于军事，而应该是多方面的。认识到“夺造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可见，魏源所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更多的是在“民用”方面。所以魂源设想引进西方技术所建造的船厂，不仅是造军舰，而且更要制造商般。这样，一方面有利航运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厂长期兴旺不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至于新的军火工厂，也同样结合制造民用器械，如“量无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难、千斤秤之属，……皆可于此造之”，以利民用。尤有进者，魏源认为，船厂、军火局既在造军用船械之外，广泛制造商船和民用器械，那么，这类厂、局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创办，以便有效的在商品市场上竞胜以“制夷”。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养新式人才的设想。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有相应的新式人才，而原来的科举取士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魏氏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办法，例如，“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采用这类鼓励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将涌现出来，科技水平也将很快提高。“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提出和宣扬，仍可上溯到林则徐。这就是他所说的“三占从二”。林氏在其主编的《四洲志》中写道：美国设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国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数百年来，育奈士迭（美国）遵成富强之国。……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③文中对美国民主制度虽未置可否，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了赞赏之情的。继林则徐之后的魏源对此加以发挥。他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对于美国总统制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称之为“公”；对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听从群众的意见和“三占从二。舍独狗同”少数服从多数等做法，称之为“周”。“公”与“周”，都是肯定语，都是赞同的口吻。他虽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中国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他却给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①的称许。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弱之中的主张，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之实践，但作为一种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还是在继续发展着，在19世纪40—50年代形成为一种思潮。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对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的著作，不断出现。1844年梁廷畲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纪行》，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稍后的《中西纪事》等书，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探讨。他们的目的，诚如姚莹所说是要“知彼虚实”、“徐图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沦于鬼蜮”。②也即外御强寇，内事改革，以图改变落后西貌。他们都是在叙述西国的风俗人情之外，着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介绍。如说蒸汽火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说纺织厂里的“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之所以不用人畜之力而生产效率那样的高，是由于“以火蒸水”产生力量，使“轮转机动，行驶如风”③的缘故。他们尤其看到了技术不断革新的趋势，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④。“时时变易”一语，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竞争的特征，也是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变的讽刺。
技艺而外，梁廷枬、徐继畲等人，对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赞许的，而且比之魏源的认识还有所发展。梁氏着重从法治上论述，他说：“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终未尝以人变法”。这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法”是由人民制订的，官吏不过是守法执法者，即使是总统也绝不能“变法”。梁氏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了终身制，也防止了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枬热情地称许说，中国古代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不仅此也，梁氏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努力工作，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加快步伐以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而无使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总统不可能是尸位素餐者。这实际上就是说，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资产阶级民主制健康。所以梁廷枬的结论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而非人治，“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严然无恙以迄于今也。”①这与魏源所说的“可垂奕世而无弊”同调。
比梁廷枬后两年的徐继畲，对于民主制也有明确的肯定语。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其他类似梁廷枬的论述还很多，这里不赘。
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方面。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只在技艺上提出“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在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师夷”，并以此两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个纲领，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和太平天国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师夷长技”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却能无所顾忌地提请天王实践罢了。其实，在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后一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专文，除系统地陈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外，在政治方面的论述虽赶不上洪仁玕，却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发雇，他敢于将封建专制与民主制作“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这表明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将提上实践的日程。当然，科技上学习西方的步子走得更远，冯桂芬在这方面甚至已提出实践的步骤，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①到这时，即1860年前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发生的时机是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机了。洋务派就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下，触动了“弦上”的箭！
①见拙作《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
①此估计系根据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①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01、498页。 ①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敬■奏，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第1卷，第4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42页，解放社1950年版。
③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④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6页。
⑤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29页。
①关于太平天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小农经济大发展问题，详见本书第十八章第二 节。
①《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版。
①《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版。
②③见《安吴四种》卷25、卷7。
④魏源《弥利坚国总记下》，《海国图志》卷61。
①魏源《军储篇一》，《圣武记》卷14。
②包世臣《甲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
③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26。
①王瑬《钱币议》，见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初续》卷53。
②包世臣《齐民四术序》，《安吴四种》卷25。
③包世臣《银荒小补说》、《再答王亮生书》、《与张渊甫书》，《安吴四种》卷26。 ①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14。
②③ 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筹漕篇下》，《古微堂外集》卷7。 ①《资本论》，第3卷，第1024页，人民出版社版②程含章《论洋害》，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6。
③林则徐《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7。 ①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6。
②引文见林则徐《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林文忠公政书》《使奥奏稿》卷2。
③以上数字和引文见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2。
④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
①上二段引文见《海外番夷录·海岛逸志》，第3、7页。
①见《海外番夷录·海录》。
②《四洲志》，收编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林则徐《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第1册。
②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国朝名人书札》卷2。
①以上引文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
②以上引文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
③林则徐《四洲志·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②姚莹《复光律原书》，道光二十六年，《东溟文后集》卷8。
③梁廷枬《兰伦偶说》卷4。
④徐继畲《瀛环志略》卷7。
①上引文均见梁廷枬《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
②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
①上引文均见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它置于阶级关系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将它置于经济关系、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置于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经济肇其端，又归根结蒂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阶级关系来源于经济关系，反过去又对经济关系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长时间里，史学界习惯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将洋务派、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一边，加以全盘否定。这是由于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作为概括和评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缘故。这显然是片面地运用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两害取轻”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起步”以后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这一趋势的进步思潮要求的。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不过是“导火线”、“偶然性”而已。洋务运动既是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必须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而这，又必须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规律开始起质的变化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嘉以还，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个体手工业工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汪洋大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主要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15％。①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1000万两左右。以4亿人口的大国，区区1000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19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有零。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子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①以上三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丸”①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②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③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④。这是就某一地方说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⑤。这说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
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前那样，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已日益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其间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看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是还是后者对？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得到证明。小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由于地主逃亡或被消灭，封建关系松懈了，使小农经济有了较大发展。①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我以为，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者，说法是正确的，但惜未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上的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对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洋务运动适逢其会”一语，表达了洋务运动顺应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但这只是从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这一角度说的，我们还必须从人们的主观要求来论证其“顺应”与否。这就要考察当时反映经济规律的变革思潮。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变革思潮的出现和形成，一般都是经济的发展要求解除旧的束缚的反映。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战后向哪个方向变，这一切必然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特别是思想家的头脑中来。在那时，社会主要矛盾，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对主要矛盾之外，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方面很多，其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间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当时关心社会的经世致用学者、思想家们，从维护清朝地主阶级统治出发，反映并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见解也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主要围绕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变革思潮，加以阐述。
思想家们在当时所发表关于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的见解，主要体现在货币、盐政和漕运三个问题上。此三者的弊病已严重影响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引起官民人等的关注。思想家对它们研究并提出解决弊窦的对策，有些虽不是自觉的，却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产生有利因素和将起到促进的作用。在那些起促进作用的见解中，思想境界最高者当推魏源。林则徐虽也较为先进，但他不是理论家，只是在政治实践中，解决感到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时，恰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兹以魏源的思想为主体，结合其他思想家言论主张，论述当时社会思潮是怎样反映和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同封建主义束缚乃至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
在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尚未出现的条件下，新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与旧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上。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的资本。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着重解决商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马克思说：“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①又说：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是一个主要的要素。”①因此，在尚未达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的水平时，评断一个先进思想家，以看其是否在流通领域的研究上提出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思想为准。龚自珍被公认为善于洞察当时社会矛盾并予以辛辣揭露批判的思想家，但他除提出“更法”，主张用宗法外衣下的“平均”土地办法解决地主与农民间矛盾之外，其研究只限于生产过程，并主要是农业生产过程，对于流通过程非但不重视，而且还认为商贾系“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的财富兼并者，予以贬斥。魏源则不同，他的研究着重于流通领域和交换价值。这也就是“资本依以成立的前提”——发展商业资本所需要解决的课题。魏源和其他观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家，是怎样反映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提出解决它被束缚状况的见解的呢？
首先是对本富和末富的看法。中国历史传统是提倡重视农业生产的“本富”论。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始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末富”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并必将逐渐处于主导的地位。在当时，进步思想家大都是主张“本末皆富”，“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了清统治的稳定，不致造成“饥寒交迫，奸宄乃成”的大乱局面，一再申述“天下之富在农”；强调“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②。然而，包世臣对末富是同样重视的，他说：“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②只有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魏源与包世臣一样是“本末皆富”论者，但思想水平远高于包。魏源虽曾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把本富提到很高的地位，举“弥利坚产谷绵而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为例，得出“金玉非宝，稼穑为宝”④的结论，但他把末富的地位强调得也很高。尤其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侵入，白银外流加剧的情况下，他把末富放到了决定性的地位。魏源认为，在商品经济亟需发展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经济侵略的“今日”，应该“缓本急标”，应该“货先于食”。①也就是把“末富”置于首位。可见魏源是从本富与末富并重向着末富重于本富方面发展，这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这种思想水平，在同时代思想家中无有出其右者。而对于“在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的推进上”起重大作用的商业资本，对阻碍其发展的漕运、盐政、货币中的严重弊端的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等诸方面，魏源又是一位佼佼者。由于学术界对漕运、盐政研究较多，这里着重将当时的思想家们对货币及与此有密切联系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加以阐述。
由于外国商品、鸦片输入日益增多，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和银贵钱贱，严重影响小民生计和商品流通，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了清统治的危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得先分析其症结所在。包世臣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今法为币者惟银与钱，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
他又说：“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析条银重者银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③上面两条资料，在认识到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前提下，主要说明：零售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用银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使钱与银都成了等价物，也即在实际上有了两种价值尺度。这在银贵钱贱条件下，就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这种情况，既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思想家们存各种见解和方案。王瑬主张大量发行钞票，“以钞易银，废银不用”①。他认为，这样做，银既不会外流，银价也就不会腾贵了。在那时，对货币问题提出的见解最高者莫如魏源，其次是包世臣。
包世臣要用“制币”来解决银荒以便利于流通。他说：“近世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则制币以通民财，使公私交裕，实治道之宜急者。”②既然“人心趋末富”，那就应该因势利导，“制币以通民财”，促进末富的顺利发展。要“通民财”必须统一价值尺度，绝不能存有“钱”和“银”两种等价物。其具体方案：“以钱为币”，“以钱起数”，“亦不废银”，但须“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③他认为，如物价统一于钱这一个价值尺度，银价不起作用，人民就不会受银贵钱贱之苦，商品流通也不会阻滞。包世臣要“制币以通民财”，统一价值尺度，加速商品流通，显然是正确的。但那时正是处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条件下，需要以贵金属的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和流通手段时，他却要“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又是保守的，必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远出包世臣之上。他反对王瑬的废银行钞，也不同意包世巨的以钱起数，钱夺银权。而主张：（1）用银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魏氏说：“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既要用它来“权衡万物之轻重”，那它就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必须是价值昂贵、持久不弊之物，才能充其任。这在商品经济发达情况下尤应如此。金或银是具有这种特性的。（2）行铸币以利流通。既以银为币，就要使它方便流通。中国使用的纹银块银极不方便，以致使行用方便的洋钱——银元占领中国市场。每枚银元实际银数“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这证明交换过程多么需要银铸币！所以魂源一则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再则曰“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①魏源是中国最早主张行银铸币者之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魏源的以银为币和行铸币以利流通的这套主张，既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同时又能够做到抵制外洋银元的侵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魏氏认为，还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开采银矿以不断增加银的数量，解决银荒问题；另一个是禁止鸦片贸易以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这些开源节流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都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先进思想家们在“利商”这一问题上也有鲜明的见解。
漕运弊端的损国病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魏源、包世臣等均主张变运河官运为商船海运，即改变封建官运组织为商运组织，把一切用于运丁、运军的费用，变为商船的费用，这就使农民负担额定的运费和勒索减轻，而商人的利益却可大增，必然会出现“海商翕然，子来恐后”②的现象。不仅如此，海运还可促使商品加速流通，可将“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商品流通顺利了，“物价必贱于前”。②至于魏、包等将少数官僚绅商垄断世袭的纲盐制，改为商人自由购买自由贩运的票盐制的主张，能达到除中饱、减盐价、增商利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封建官僚增殖财富的权利转归于商人。与漕粮海运完全一样，能起到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作用。漕粮海运与改纲盐为票盐两者，是魏源、包世臣等思想家在维护封建统治、设法巩固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改革流通领域中阻碍商品流通的状况，让商业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达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所作的大胆设想。其客观效果必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商主义者以为“国家财源服务”为藉口，却“宣告了与旧时天国相反的资产阶级社会”。①现在再从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魏源等人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家们虽在严禁鸦片输入上是一致的，但他们赞同对外贸易的程度和角度是各有不同的。龚自珍由于只从农业生产研究经济问题，他对于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限止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不加论述，而是拟对林则徐、魏源在这方面的见解进行一些分析评述。
林则徐首先把鸦片贸易同正常的商品流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有的人早在19世纪20年代即提出过，例如程含章就主张禁烟不禁商。但程氏不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彼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数百年矣，一旦绝之，则必同心合力与我为难。兵连祸结，非数十年不定。而沿海奸民，素食其利，旦将阴为彼用。海滨僻静不可胜防。”②对外禁烟并禁商要受到内外夹攻，社会将不得安定，故不能禁。林则徐在广州同英国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观点是有所发展的。他认为，鸦片应该禁绝进口，但外商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保证不夹带鸦片就可允许通商，连鸦片走私的罪魁英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即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③的政策。林则徐的这种政策，虽也首先是从“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①的政治上的考虑，但已多少考虑到经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鼓励商民出洋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和“师夷长技”等问题上。林则徐反对“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的做法，而主张鼓励华民之“见夷商获利之厚”而“散羡垂涎”者，到外洋经商，以占洋利。②他主张把对外贸易赚取的钱财，和因贸易日益增长而增收的关税，用以引进和仿造洋器，加强国防力量。这种促进商品流通和引进发展新技术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可见，林则徐对外贸易的见解比龚自珍为高，但仍赶不上魏源。
魏源的对外贸易思想，不仅政治上要求保护民族的利益，而且还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考虑问题。他用当时外货进口2014万余元和出口岁达3500万余元的数据，说明如能禁绝鸦片烟，年可出超1000余万元，“外洋之银有入无出”对国民经济有利的道理。这也就是顺差的原理。魏源要利用中外贸易的顺差，进口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物资。他说，凡“有益中国之物”，皆“可多运多销”。③这里所讲的“有益中国之物”，大多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防近代化有关的钢铁船械等物。如魏氏所说“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④，就是明显的例证。可见，魏源是把对外贸易同“师夷长技”联系起来考虑的。这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们，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的，同样，他们的货币、漕运、盐政和对外贸易的主张，都是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有利于封建主义束缚的解除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同主观的一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西学。我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以显示学习西学的历史必然性。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要不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到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论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等固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该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驶如飞”。①类似的记载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由多年在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的一部书。该书对西方亦有所记载，例如，记述法国的情况说：“佛郎机国……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酒亦极佳。……奉天主教。”①所谈情况基本属实。
在19世纪初叶和20—30年代，人们对于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60卷本《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须人力。”
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
《四洲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这段话是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话中意思很明显，中国要达到富强，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学习西方的技艺。这里至少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他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①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在广州时即非常积极地“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②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剿外夷”、“舍此易济”的高度的缘故。这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的。这是他通过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尤其是根据林则徐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西方国家，于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比之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在军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器械的技艺也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师夷”、“制夷”，不能仅限于军事，而应该是多方面的。认识到“夺造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可见，魏源所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更多的是在“民用”方面。所以魂源设想引进西方技术所建造的船厂，不仅是造军舰，而且更要制造商般。这样，一方面有利航运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厂长期兴旺不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至于新的军火工厂，也同样结合制造民用器械，如“量无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难、千斤秤之属，……皆可于此造之”，以利民用。尤有进者，魏源认为，船厂、军火局既在造军用船械之外，广泛制造商船和民用器械，那么，这类厂、局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创办，以便有效的在商品市场上竞胜以“制夷”。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养新式人才的设想。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有相应的新式人才，而原来的科举取士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魏氏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办法，例如，“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采用这类鼓励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将涌现出来，科技水平也将很快提高。“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提出和宣扬，仍可上溯到林则徐。这就是他所说的“三占从二”。林氏在其主编的《四洲志》中写道：美国设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国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数百年来，育奈士迭（美国）遵成富强之国。……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③文中对美国民主制度虽未置可否，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了赞赏之情的。继林则徐之后的魏源对此加以发挥。他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对于美国总统制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称之为“公”；对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听从群众的意见和“三占从二。舍独狗同”少数服从多数等做法，称之为“周”。“公”与“周”，都是肯定语，都是赞同的口吻。他虽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中国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他却给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①的称许。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弱之中的主张，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之实践，但作为一种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还是在继续发展着，在19世纪40—50年代形成为一种思潮。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对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的著作，不断出现。1844年梁廷畲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纪行》，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稍后的《中西纪事》等书，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探讨。他们的目的，诚如姚莹所说是要“知彼虚实”、“徐图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沦于鬼蜮”。②也即外御强寇，内事改革，以图改变落后西貌。他们都是在叙述西国的风俗人情之外，着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介绍。如说蒸汽火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说纺织厂里的“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之所以不用人畜之力而生产效率那样的高，是由于“以火蒸水”产生力量，使“轮转机动，行驶如风”③的缘故。他们尤其看到了技术不断革新的趋势，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④。“时时变易”一语，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竞争的特征，也是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变的讽刺。
技艺而外，梁廷枬、徐继畲等人，对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赞许的，而且比之魏源的认识还有所发展。梁氏着重从法治上论述，他说：“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终未尝以人变法”。这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法”是由人民制订的，官吏不过是守法执法者，即使是总统也绝不能“变法”。梁氏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了终身制，也防止了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枬热情地称许说，中国古代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不仅此也，梁氏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努力工作，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加快步伐以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而无使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总统不可能是尸位素餐者。这实际上就是说，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资产阶级民主制健康。所以梁廷枬的结论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而非人治，“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严然无恙以迄于今也。”①这与魏源所说的“可垂奕世而无弊”同调。
比梁廷枬后两年的徐继畲，对于民主制也有明确的肯定语。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其他类似梁廷枬的论述还很多，这里不赘。
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方面。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只在技艺上提出“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在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师夷”，并以此两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个纲领，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和太平天国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师夷长技”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却能无所顾忌地提请天王实践罢了。其实，在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后一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专文，除系统地陈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外，在政治方面的论述虽赶不上洪仁玕，却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发雇，他敢于将封建专制与民主制作“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这表明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将提上实践的日程。当然，科技上学习西方的步子走得更远，冯桂芬在这方面甚至已提出实践的步骤，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①到这时，即1860年前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发生的时机是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机了。洋务派就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下，触动了“弦上”的箭！
①见拙作《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
①此估计系根据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①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01、498页。 ①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敬■奏，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第1卷，第4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42页，解放社1950年版。
③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④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6页。
⑤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29页。
①关于太平天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小农经济大发展问题，详见本书第十八章第二 节。
①《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版。
①《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版。
②③见《安吴四种》卷25、卷7。
④魏源《弥利坚国总记下》，《海国图志》卷61。
①魏源《军储篇一》，《圣武记》卷14。
②包世臣《甲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
③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26。
①王瑬《钱币议》，见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初续》卷53。
②包世臣《齐民四术序》，《安吴四种》卷25。
③包世臣《银荒小补说》、《再答王亮生书》、《与张渊甫书》，《安吴四种》卷26。 ①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14。
②③ 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筹漕篇下》，《古微堂外集》卷7。 ①《资本论》，第3卷，第1024页，人民出版社版②程含章《论洋害》，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6。
③林则徐《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7。 ①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6。
②引文见林则徐《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林文忠公政书》《使奥奏稿》卷2。
③以上数字和引文见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2。
④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
①上二段引文见《海外番夷录·海岛逸志》，第3、7页。
①见《海外番夷录·海录》。
②《四洲志》，收编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林则徐《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第1册。
②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国朝名人书札》卷2。
①以上引文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
②以上引文均见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2。
③林则徐《四洲志·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②姚莹《复光律原书》，道光二十六年，《东溟文后集》卷8。
③梁廷枬《兰伦偶说》卷4。
④徐继畲《瀛环志略》卷7。
①上引文均见梁廷枬《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
②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
①上引文均见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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