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借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王朝把这一勾结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称之为“借师助剿”。“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把“借师助剿”列为洋务运动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不是为了分析和说明“借师助剿”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性，勾结和借助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力量的买办性，而主要是因为“借师助剿”体现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期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
之所以这样说，可用几个“为什么”来表达。为什么要“借师”？因为清军不是人民起义军的对手，而“洋兵”却有可能战胜起义军：为什么“洋兵”能战胜起义军而清军却不能？因为清军除士气低落外，装备很窳陋，而“洋兵”的武器精良，训练亦系新式；为什么“洋兵”武器装备能那样精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先进，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借师助剿”给清政府及其官吏们以一系列启迪：要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必须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要拥有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新型的近代工业。本书第二章第三、四节所述的“坚船利炮的购求”、“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开展的练军”，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借师助剿”的逻辑发展。进一步说，举办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等，均与“借师助剿”不无历史的联系。因此，从洋务运动史的全过程看，“借师助剿”尽管只是它的酝酿准备和前奏序幕，却体现了洋务运动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洋务运动尽管有抵御外侮的内容，但却是作为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对立面而发生的。
第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一思想萌芽的话，“借师助剿”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思想付之于实践，并初步确立其体系。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借师助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洋务运动的社会基础问题。在“借师助剿”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等洋务派头目，与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策划“借师助剿”的买办官绅，或是有所结合，或是取得某种一致和默契，在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支持的时候真的相互支持了，从而逐步统一于“自强新政”的“中体西用”的总方针之上。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所策划的“借师助剿”，对洋务运动起了某种引发作用。这就有理由说，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势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借师助剿”被清廷认可虽在1860年以后，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区买办官绅酝酿和进行“商借洋兵”活动），却于1852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即已开始①。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关。
1852年夏秋间，上海小刀会起义已露一定端倪；太平军猛攻长沙；好多地区的反清会党也都在积极响应。清朝的官绅士商几乎都预感到巨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其间以上海及其周围沿海地区反应尤为强烈。在这种形势下，两江总督陆建瀛巡阅长江，在上海时“希望洋人来代为保护”、“商派火轮船入江助剿”②的呼声颇高。到1853年春，太平军从武昌沿长江东进，势如破竹。对清王朝来讲，时局更为危急。尽管清封建统治者对沾上“夷”味的东面一贯拒之门外，把“夷兵”、“夷轮船”引入中国认为是悖逆，但这时，“借师助剿”之议，却突然成了从最高统治者咸丰帝、钦差大臣向荣到上海商人都极为热心的话题。咸丰、向荣、陆建瀛和苏抚杨文定等，连连饬令上海道吴健彰向洋人“雇备洋船”“合力剿贼”③。在黄浦江畔，早在该年1月，驻上海法国领事敏体尼就向本国政府报告：“城里的富户不断地请传教士来劝说我，要求派法国军舰来上海”④，帮助防御和镇压人民革命。
很清楚，太平军沿江东下南京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即将爆发，不仅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巨患”，也对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和江浙沿海地区半殖民地秩序形成了现实威胁。“商务是在停顿中”⑤的哀叹，使他们产生了与清政府勾结起来的迫切愿望。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收到吴健彰的乞援熙会后，欣喜若狂地报告驻华公使文翰说：“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其事是何等轻而易举，而又何等信而无疑呵！”文翰随即建议英国外交部进行武装干涉①；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也于3月31 日指示敏体尼：可派一艘军舰“溯江而上，直驶南京，这样就能在必要时对清朝其他官员给予同样的庇护”②。
然而，中外双方未能一拍即合。两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马上在军事上勾结起来。从外国侵略者方面看，他们虽认为清政府“合力剿贼”乞求是勒索更多权益的良机，但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如果赤膊上阵，有冒失去既得权利的危险。于是一面抬高要价，逼迫清政府答应“全中国开放”，作为“代平叛乱”的交换条件；一面宣布“严守中立”、“武装中立”。从清王朝方面看，“借师”尚有不少障碍。一是“尊王攘夷”和“夷夏大防”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对侵略者乘机提出扩大侵略权益的“修约”要挟深为恼怒，加之太平天国称外国人为“洋兄弟”、使用洋枪洋炮，加深了对洋人“助逆”的疑虑。这样，以咸丰帝为首清统治者，从一时热望借助于洋兵洋轮，转而为“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预杜患萌”、“防患于未然”等防范为主的方针“不借夷力”了。③但是，“不借夷力”的禁令在上海未能奏效。这首先表现在“借师助剿”上海小刀会起义上。1853年9月7日小刀会起义前，上海官商已有“借师助剿”的预演。“沪商”与“商人道台”吴健彰以私人雇买方式配备了第一批去镇江附近江面镇压太平军的洋船：洋式桅船6艘、葡萄牙快艇25艘④。其中外籍军事人员，绝大部分是来自欧美和菲律宾等地的船员、水手及海军中的逃兵。
有了这种“预演”，在小刀会起义后，上海的官商人等更为“借师助剿”而奔走，尤其是买办，他们公开出面“乞西师防堵”①，联络英、美、法三方力量，在县城与租界之间筑界墙，断绝起义军的交通和供应。1855年 1月6日，在法国远东海军司令辣厄尔上将指挥下，法方出动正规军与清军“会兵攻击”上海城。这是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出面镇压中国的人民革命运动。美、英虽未与起义军交战，但都参加了“保护”清方所筑界墙，“允暂让马路地方，听凭官兵筑墙扎营”等②间接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说，“借师助剿”的酝酿，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中达到一个高潮。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60年代初“借师助剿”的演习，也可说是“借夷兵”的主张战胜某些官宪对借“夷力”的疑俱心理的前奏。奉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命时任知县的吴煦为代表的官绅商人等提出“借师助剿”纲领式的见解：“以夷制贼，兼可以夷制夷”。吴煦对此“纲领”有一段生意经式的说教：“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决，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其咎不在请兵。即使不效吴三桂，必先有以拒其入江。通盘打算，竟乏善策，似不仅不为吴三桂便可了事也。”
这就是说，为了解燃眉之急，就是效吴三桂之所为亦未尝不可。这实际上成了后来60年代初期“借师助剿”的指导方针。尽管在那时咸丰帝对上海的“借师助剿”小刀会并不以为然，他还在两江总督怡良的法军攻击小刀会占领上海城的奏折上批道：“洋人挟逆以为重，逆又恃彼以无恐”④，仍把洋人与“逆匪”都当作敌人。咸丰帝还屡屡下谕饬令查办当过买办的上海道吴健彰，表明了他对这批与洋人关系密切的官绅商人放心不下。故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有相当数量的余部坚持战斗于黄海、渤海、东海等水域，尤其是在北洋航线袭击清方船只，及所谓南、北洋”海盗”，已不仅抢劫商船，且经常拦截北运漕粮船只，反清倾向越来越浓时，咸丰帝虽对此惊呼：“匪船行劫，层见迭出，实属不成事体”①，但仍然禁止上海势力圈向英国“借师”，并对他们购买火轮船和肩用洋人深感不安。咸丰帝于1855年8月22日发出上谕，一则曰“英人欲令兵船赴北洋帮捕海盗，已饬署苏松太道，谕令该国无庸前往”；再则曰“上海、宁波公雇火轮船一只、外借洋船二只，……火轮船虽由商雇，究属洋船，岂可听任商民驾驶北行，致令洋船溷迹，应一体撤回。”并“严谕商民不准率行借用外力”。②清廷对于海上“借师”是严禁的。
上海势力集团表面上“遵旨”，实际是用于不误，并用“商办”名义和“少量使用”作借口，请清廷批准。咸丰帝对此无可奈地在上谕中说：“据何桂清奏称，浙省宁商购买火轮船，节次在洋捕盗，实为得力。现在上海商人亦买火轮船一只，请与宁商火轮船来年在东南洋面巡缉，一以截南来盗艇，一以护北运漕艘。此项火轮船只，与洋船相似，是以不令驶至北洋。既据称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商办，与洋人毫无牵涉，且在东南洋面缉护，并不向北洋开驶。着即照所议办理。”①这里表明，只要不直接牵涉洋人和不开到北洋来，“商捐商办”的火轮般，清廷对之是眼开眼闭地默许的。
其实，地方官吏并不以清廷的上述两条禁令为然，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的私下言论就是一个代表。他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商人自买火轮，即系内地商人之船，……若恐夷人因为混迹赴北洋，则又不然。凡混迹者，必无聊宵小之辈，……在驾驭得人耳。说夷人与商人至好，情愿帮助，只须商捐商办，官不过问，则得之矣。”这就是说，雇用“无聊宵小”的“夷人”也无妨，同清廷的“与洋人毫无牵涉”指示相对立。至于“不向北洋开驶”问题，何桂清说：“北方怕火轮之名，其实（北洋）沿海皆送羊、酒请剿贼”①。这就是说沿海人民是欢迎火轮船的。这一条又与清廷旨意相对立的。浙江官吏如此表现，“苏省大吏莫不关心”的也认为“舍火轮船无良策”。②由此可见，上海势力集团的想法和做法，是与清廷旨意相左的。他们从1856年起，还期望将海上“借师助剿”扩大到江面“借师助剿”。是年3月，当曾望颜奏请“雇火轮船以清江面”③时，何桂清、向荣马上表示赞同①，其他还有不少响应此说者。在形势危急和众说纷坛面前，严禁“借师助剿”的咸丰帝，也坐卧不安地于10月间下诏苏抚吉尔杭阿等人，作“能否雇用夷船”⑤的垂询。但这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矛盾激化，打断了“借师助剿”的进程。而上海地区的“借师助剿”却在行动上对此进行了突破，为四年后的“借师助剿”公开化作了准备。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是想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个敌人的，到1860年以后整个形势促使它改变这个政策。
1860年初，太平军发动了“围魏救赵”的杭州战役，势如破竹地席卷江浙地区，猛烈冲击着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在东南的统治。而太平军彻底摧毁清江南大营后的东征，其矛头是直指上海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他们不是如过去那样在暗中比较隐蔽地进行，而是相当公开、大胆地升级，几至于冒犯清廷中枢的尊严。
1860年3月，由署上海道吴煦主管的外交谈判，在杨坊、徐昭珩（徐润之叔）等的直接努力下，英法代表与他们达成了“协守上海”①的密约。吴煦在《夷务述略》中毫不隐讳地记其事说：“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入城，岂非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踞为己有，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策抵御！”
表白得十分露骨：一是洋兵是上海买办官绅主动“谆邀”；二是“引狼入室”亦在所不计；三是深信洋人“究重信义”。这种态度与咸丰帝盛气之至的“攘夷”情绪不啻天渊之别。
在吴煦的上述思想指导下，1860年5月，上海的“借师”活动达到高潮。这个“高潮”主要是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国远征部队顺利地到达吴淞集结，二是太平军进军神速，威胁上海。于是并不代表清廷旨意的经过与江督何桂清、苏抚徐有壬、浙抚王有龄策划的上海官绅们的所谓“官方”，频繁地请求英法保护。请看下面几例。
其一，5月23日，署上海道吴煦和上海县知县刘郇膏以地方长官名义去英法领事馆向英领密迪乐、法领爱棠紧急乞援。就在这一天，王有龄连发两函向吴煦呼救，请代向英法借师：“余无可乞之师，为今之计，救急良方莫如尊议借夷一法。前已迭次为言，未能定策。……请阁下再与彼族相商，陈说利害，苟能保住苏、常，则彼族亦通商便利。况急人之难，无俟邀请。”③这等于要吴煦向英法示意，可以为所欲为地干涉中国内政。王甚至还表示：在“借师”这，件事上，“虽骂名亦所不顾”③。
其二，5月25日，上海士绅派代表向英法领事乞援，请英法军“助防上海城”⑤。同日，何桂清、徐有壬、王有龄联名飞札吴煦：“迅即面致各商，速请大英、大佛钦差即刻整队前往苏、常，代为攻剿”①。公札之外，王有龄还私下给函吴煦说：“现在惟有请夷兵速来，或到苏，或到杭均可。事平之后，弟当任其咎。”②也是在同一天，从苏来沪的布政使薛焕刚到新闸，即连致两信给吴煦，要他一定要办好“夷人助顺”②之事。第二天即5月26日，从杭州赶回上海的杨坊，急忙去英法领事馆接洽，向该两国领事保证：由他负责“协防”所需要的经费。这显然是王有龄的授意。
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果然奏效。就在杨坊保证供给“协防”的当天，上海贴出了由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署名的布告，宣称：“上海为各国通商口岸，本城华商与各国侨商有极广泛的关系。如果上海成为内战的舞台，则商业定将严重损害。”④以保护商务为借口，作为英法联军“防守”上海的理由。事实确是如此。就在这一天，吴煦给浙抚王有龄的信说到：“商之夷人，允为保护，上海城乡均令夷兵帮同防堵”⑤。这样，从1860年5月26日开始，英法军队开始在上海城乡布防。“借师助剿”在上海地区与清廷中枢的旨意相违背地公开进行着。
不仅如此，吴煦在给王有龄的这封信中，还谈到更大的“借师助剿”计划说：“必须以战舰为攻金陵，并以（洋军）水陆兵由内河前往苏州一带。然此事甚大，夷人愿否尚不可知，而上宪谁人担当，茫无头绪。”⑤也就是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急需有一位督抚一级的“上宪”出面，与清廷中枢力争办成此事。上海的“夷兵协防”固须清廷首肯，向内地发展尤要得清廷中枢的同意。这实际上是要向当时尚与英法对峙的清王朝施加压力。
吴煦心目中的“上宪”基本上不外乎下述四人：江督管夷务钦差大臣何桂清、苏抚徐有壬、浙抚王有龄和巡抚衔的江苏藩司薛焕。何栓清职衔最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最重而意存犹豫。他在5月间致吴煦信中还说：“弟所处之境，为千古未有之事”①。但到6月2日苏州失守，6月5日吴煦派上海捕盗局火轮船去浏河接何桂清来沪，情况发生骤变：他完全同意上海官绅代拟的“借夷”底稿而匆忙于6月25日缮折奏报②。奏中说：“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踞，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值此逆焰猖狂，若侦知夷衅未解，势必重利啖夷，乘机勾结，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万一不为我用转为贼用，一经与贼勾连，贼与夷串成一气，势必水陆分扰，南北皆危。”③这分明是用“贼与夷串成一气”来恐吓咸丰帝。奏疏署名者除何桂清而外，还有浙抚王有龄。奏折还特意告诉咸丰帝四点：一、苏抚徐有壬已发出“借师助剿”照会，派有关官员去上海接洽；二、薛焕也参与其事；三、苏州绅士们也主动具禀“借夷”；四、何桂清已与英使卜鲁斯谈判此事了。
这就使咸丰帝处于尴尬状态之中。他勃然大怒地下谕：“徐有壬照会英、佛，欲借夷兵防守苏州……纰缪已极！此事断不可行。”③对何桂清，严厉斥责其擅自与“英酋”商谈“借夷”事不配做“清朝臣子”，予以“拿问”；而对于薛焕则先后给予署江督、钦差大臣和苏抚等职官，但不许其提及“借夷”之事。这样，上海不再有“大宪”奏请“借夷”了，尽管暗地里在上海一隅借师事仍在升级。6月2日，由吴煦、杨坊主持成立了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从此，上海买办官绅有了自己的一支“商办”“雇佣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尽管清廷下谕不许新提升的“大宪”薛焕做“借夷”之事，但以薛焕为首的江浙大宪仍照行“借夷”之策。薛焕在英法军队开进上海城后，指示由吴煦、杨坊出面乞请英法联军助攻苏州。法军司令孟斗班一度拟组织一支英法混合部队去苏州“阻止起义军”①。王有龄与吴煦在密议让“借”来的“印度人改装内地服饰，能不触目尤妙”②，“如两国已许（入内地）剿贼”，则要吴煦“先救杭州之急”②。在上述一系列酝酿中，王有龄表示还要奏请清廷同意江浙办理“借夷兵”“助顺”事宜，并要薛焕与之会衔。
与此同时，除造成“江浙官绅商民均以抚夷剿贼为当世之急务，否则不可收拾”④的声势之外，吴煦还抛出了在以往难以被人们接受的“甘饮鸩毒”之说。他说：“譬之病入膏肓，势已不治，明知毒药，非可涓滴入口；然有病则病（强）受之，或可借以回生。若并此而不施治，直是无药可救”。他还引用古典论证说：“惟思回纥助唐，契丹和宋，古人每至必不得已，偶有借力夷狄之时。”⑤汇聚在上海的以冯桂芬、王韬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他们的传声筒，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而且“借师”不过是“回纥沙陀之事，于传有之”，故行之无碍。⑥王韬则献议：（一）组织洋枪队，“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⑦（二）设立中西联合的巡防局。他所写《杜贼接济管见十四条》中第一条“宜设巡防总局，与西官相为联络。”⑧这实际上是于1862年成立的“上海会防局”的设想和先声。这决不是王韬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上海有势力的社会力量需要的反映。
1860年春夏间，上海官绅人等，不仅对“借师助剿”进行舆论制造，而且确也付之于行动了。8月18日至8月21日，他们用“借”
来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对太平军开火。当李秀成率300O名太平军进军到上海城前时，城上的900名英法联军和清军一起对之进行攻击和屠杀。太平军不得不被迫撤退。
这时，正是清廷中枢酝酿“两害相权取其轻”策略倾向性比较明显，但还没有付诸实践之际，上海发生的上述一切事件，是既与之相接近，又与之相违背的。咸丰帝对此十分清楚。他仍然下谕：“着薛焕即将此项夷勇裁撤，给与募费，作为商雇，并非官雇，以免将来有所藉口。”①对于上海洋兵守城获胜，则佯作不知，而褒奖薛焕、吴煦等人守城之功。前者名为“解散”“裁撤”，实为允许保留，不过“作为商雇”和只雇“吕宋夷人”而已。后者是避开“与中国构兵”的英法，不提他们为中国守城获胜，用默认和“不知”来保存天朝的面子。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明以咸丰帝为首的清廷中枢，已相当程度地对上海势力的压力让步了。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到热河。原先，洋人的枪炮只在沿海逞凶；如今竟能闯进“金銮殿”了。这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亲身尝到外国侵略者的厉害。促使朝廷中有影响的人物如奕等，由主战向妥协、由顽固派向洋务派转变，由不敢向外国“借师”转而对“借师”表示出兴趣，并对洋人的船炮长技表现出欲取为己用的倾向。《北京条约》签订后，这些“兴趣”、“倾向”，就逐渐被咸丰帝所接受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官绅行之一隅的“借师助剿”，开始为最高统治者考虑定为中央的方针政策了。在以奕为首的当权派人物，明确提出太平天国为“心腹之害”，“外夷”不过是“肢体之患”，“藉夷剿贼”未尝全不可取的论点之后，咸丰帝在热河行宫于1860年11月23日谕令东南督抚讨论“借师”和“助运漕粮”问题。他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句：“中国剿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然后归入正题说；“惟思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贼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早复。但恐该国所贪在和，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法国亦有此请。“着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夺”。至于运漕一事，亦一并酌量具奏。①这时的咸丰帝与半年前斥责何桂清、徐有壬“借夷兵”的咸丰帝相比，不啻天渊。他此时的话虽讲了不少，但实质是一句，即只要能“早平”人民起义，“借师助剿”是可行的。
曾国藩暗地里与薛焕、王有龄、吴煦磋商后，于1861年1月5日复奏说：“俄罗斯国都紧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习技艺，（与英、法、美）均并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清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应）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对于法国之请“亦可奖而允之”，但必须“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他并找到“借师”的历史依据说：“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②但经过讨论，最后仍未把“借师助剿”奉为国策。咸丰帝在1861年1月24日下谕说：“借夷剿贼，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惟此时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惟有告以中国兵力足敷剿办，将来如有相资之日，再当借助，以示羁縻。”③它反映了清廷中枢在当时总的倾向是害怕在这件事上陷得太深。请鬼容易送鬼难，还是不请为妙。在这篇上谕中咸丰帝又说：“夷性贪婪，一经允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并举英国“攻夺印度之事”，以证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
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清政府既不“借师助剿”，又要很快把革命起义镇压下去，如何办好？清政府提出了两项解决办法，一是购买与自己制造先进武器。该上谕中说：“佛夷枪炮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或仿夷船制造。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倡议。这里所谓“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实际就是由上海来经办。因为曾国藩远在南京以西，这个任务落实在身居上海的薛焕肩上。于是上海获得购买军需和制造新式船炮武器弹药的权利。二是采用华尔式的洋枪队办法。该上谕说：对于夷船“若肯受雇助剿，只可令华夷两商自行经理，于大局或可有利无弊”。上述两者，是“借师助剿”的变形。
从清朝的需要说，是急于大规模“借用夷力”的，之所以暂时还是采华夷混合的“商雇”性的半公开“借师”，而没有明目张胆地“借师助剿”，除了咸丰帝上述的担心外，显然在其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阻力或障碍。这些障碍要从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和人民革命等方面寻找和得到说明。
对外国侵略者说，他们的“中立”外衣，即使在1860年8月的上海城边对太平军的屠杀后仍未完全撕破。他们是很想急于抢夺清政府让予的“条约权利”而将太平天国革命立即扼杀的。然而，太平天国革命正方兴未艾，尤其是在洋人麕集的江浙地区势力更大，威胁到侵略者既得权利。这使列强不敢马上蠢动。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英国有关军政头目得出结论说：“现在进行这种援助则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在长江及其支流约一千五百英里至两千英里的地区内作战，需要两万军队，分成三、四个小兵团，在上述太平军占领的不同地区作战。……这将是英国从未从事过的麻烦最大、化费最多的战争。”①对他们说最理想的还是“以华制华”以坐收渔人之利。对清廷中枢说，虽有奕等人与洋人勾搭，但咸丰帝惟恐因“借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肃顺等权势人物更是不会同意由清廷出面“借夷力”的。曾国藩集团及其湘军，在当时是清军中最强的一支军队，它既可充当外国侵略者“以华制华”前工具，又能充当清廷中枢和包括上海地区买办官绅在内清朝各种政治势力所希望的“隐然制夷”的力量。但它远在千里之外，对“借夷”不能起多少作用。腰缠万贯的买办官绅虽能控制上海丰饶的财政收入，却苦于无法迅速地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这样，“借师助剿”只能在半公开化中原地踏步。要使之公开化，只有在形势变化到足以扫除这些障碍时。这一变化，果然在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 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与“借师助剿”有关的四个事件：8月22日咸丰帝病死；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11月2日北京祺样政变，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它们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借师助剿’向大规模铺开阶段发展。
据上节所述，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要爽爽快快地大让步，一时还放不下脸；而他所信任的肃顺集团对外国侵略者也心存疑忌。咸丰帝之死和祺祥政变消灭了肃顺集团，就排除了“借师助剿”的大阻力。政变后，奕沂和那拉氏向外国侵略者的“友好”姿态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上海《北华捷报》欢呼这次政变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预言：“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①曾国藩攻陷安庆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太平天国说，安庆地处南京上游，安庆一失，天京受到直接威胁，尽管不久有宁波之克，那毕竟是强驾之末，太平天国的失败基本上已成定局，外国侵略者打消了大规模干预的顾虑；另一方面，曾氏倍受清廷青睐，钦差、节相而外，统辖四省军务，上海买办官绅寄希望于他，是年秋冬掀起的“乞师”热就是明证。而太平军于1861年12月9日攻克宁波，又加强了这种“热”，加强了中外反动派在更大规模上的勾结。因为沪上危如累卵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太平军的一“陷”一“克”，都为“借师助剿”的大规模公开化扫除了障碍。
1862年1月，以“中外会防”为标志，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借师助剿”军事行动。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外国侵略军最多时曾直接间接地投入近5000名正规军，在上海3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以绝对优势火力攻击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守势的太平军。
1862年1月3日，上海租界内纳税外国人已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过了10天，在巴夏礼出面向买办官绅“通意”下，组成了“上海中外会防局”。它实质上是“西人会防公所”的听命附属机构。上海的著名官绅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吴云等入局听命。接着又设立分局11处①。这就在组织上为中外反动势力大规模军事勾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后，情报的提供，军费的筹给，粮秣的供送，军事行动的统制等工作，基本上由“上海会防局”出面担当。该局无疑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实行“以华制华”政策的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会防局”制定的《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有：“复宁波以树声援”、“乘空虚以取苏州”、“会曾兵以攻南京”三条②。它若实行，外国侵略军不仅在上海和沿海地带，而是可以越苏州深入江浙内地。这预示着将为拥有强大实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首功”的曾国藩所不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海的“中外会防”已经开张妥当之后，买办官绅们才以“公呈”形式通过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薛焕向清廷中枢通报，这已是事后20余天的文章了。这种先斩后奏，照例应为清廷所不容许。但这时清廷却改变了态度：不是反对“借师”，也不指责“先斩后奏”欺瞒君上，而是俯从上海买办官绅的意愿和所作所为，赞许他们“自系确有见地”说：“即着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①很显然，“借师助剿”俨然成为清王朝的国策了。“朕必不为遥制”一语，是给上海买办官绅的特权，即不必有所顾忌地自行其是。“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即慷慨出让大量权益的同义语，而这，正是对1860年上海买办官绅所提出的：“如果借其兵力转危为安，我国图报，唯力是视”②的确认。为了取信于洋人，不是“事后酬谢”，而是马上于1862年2月15日即批准“暂开豆禁”，任洋船夺取沿海运输大利③。接着还在宗教政策上大大让步，“保护传教人”④，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敞开大门。
“中外会防”的中方主力，当然是曾国藩。观于“会曾兵以攻南京”一语，可以得知。但最迫切的不是会攻南京，而是如何保上海。上海官绅固然大力赴皖乞师，清廷中枢也“屡饬曾国藩”遣军援沪⑤。1861年11月下旬，沪、皖间已经谈妥由曾派兵来沪之约，“中外会防”时曾兵应该到沪。可见曾国藩已充当“上海中外会防”的要角。他直截了当地表态：“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遵而共守之。”⑥并致书吴煦说：“一切由各绅经理，亦须中丞（指薛焕——引者）与阁下从中主持，鄙人与闻斯议，断不敢置身局外。得则与诸君同享其利，失则愿鄙人独执其咎。”⑦授权于上海官绅“主持”“借师助剿”事宜，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地干去，“失则鄙人浊执其咎”，放心好了。正规地说，曾国藩涉足洋务是1861年下半年与沪上买办官绅谈判“借师助剿”并参与“中外会防”开其端。也就在这年秋天，他第一个在安庆办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械弹药和试造小火轮。
曾国藩参与上海中外会防，当然不可亲临其境，而是派得力亲信李鸿章去的。1862年4月8日，李鸿章乘外国轮船抵上海。他的淮军（其中有部分湘军）6500人，由上海买办官绅雇洋轮从安庆东驶通过太平军江面防区运至上海。这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从此成为上海“中外会防”强有力的支柱。它在外国侵略者眼中是“以华制华”的得力工具。
然而，李鸿章不同于上海买办官绅。他为了办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事”，顺着买办官绅借洋兵“助剿”的“人心”，利用“华夷混一”已成的局势，依靠洋人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说：“上海总要他（指外国侵略者——引者）保护方好，……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①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像吴煦说的那样“挟夷以自固”。他禀告曾国藩，决心联络华尔“一人之心”，以达到“联各国之好”①的目的。但李鸿章主张“会防不会剿”，即只在上海地区“会防”，不能深入到苏、常、南京等地区“会剿”。这与曾国藩所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③是一样的意思。
历史常常有许多巧合。正当外国侵略者想要深入“会剿”南京等地但为曾、李所不容许时，太平军在上海郊县给予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862年5月17日，太平军在奉贤南桥击毙法同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上将，接着又取得嘉定、青浦大捷，迫使侵略军不敢贸然离开租界老窠。这就帮了曾、李的不让洋人深入内地“会剿”的大忙。侵略者把武装干涉的范围定在“上海三十英里半径以内”①。这就达到了李鸿章的“会防不会剿”的目的。
渡过“会防不会剿”这一关后，同“常胜军”的矛盾相对地突出了。华尔洋枪队创办之初是作为买办官绅“商雇”的外籍雇佣军，统辖权基本上操诸吴煦、杨坊手中，但握有指挥权的华尔渐渐跋扈专横起来。到1362年明显地有演化为“英国雇佣军”②的倾向。华尔被击毙后，统领虽由白齐文继任，但英方派出以戈登为首的一批英国官兵，加强对它的操纵，并按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军队模式加以改造，扩至万余人，企图使之充当“国家军队”的“核心”③。这就同李鸿章欲“自强”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他到上海不久即想遣散常胜军，并称该军为“苏省隐患”。李鸿章终于在1863年1月借白齐文殴打杨坊劫走巨款一事而解除其兵柄；同年12月，戈登因李鸿章苏州杀降事大闹时，李委曲求全地奉送大量赏金。接着于1864年5月，李鸿章乘“常胜军”金擅等战斗中失利逃回昆山之机，付出18万余元遣散费，将其解散。
我称之为“借师助剿”变形的华洋混合军，除“常胜军”之外，还有由法国控制的浙江“常捷军”和其他华洋混合队：在上海的有“中法炮队”、“中法洋枪队”；在浙江的有“中英混合军”、“宁波中英混合军”等。这些混合队的特点，都是以外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以华人为兵员。华尔洋枪队1860年6月成立时，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籍（菲律宾水手为主）为士兵。一年后有改变，即充士兵者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常捷军”等华洋混合队基本上是后一情况。“常捷军”亦于1864年10月由左宗棠将其遣散。
上面所讲“借师助剿”都是指陆路而言，至于水路也发生过“借师助剿”事，那就是清王朝于1861年即由奕与赫德酝酿向英国购置的近代舰队，由于其司令为英国军官阿斯本，故史称“阿斯本舰队”。建立该舰队的本意是想用它从水路进攻天京，故属于“借师助剿”范围的事件。在议买该舰队时，从清廷中枢到上海买办官绅，都想握有对舰队较大的控制权。他们说：“买成之后，必须任凭中国雇用洋人学习驾驶，……唯我指挥。”①这就与英国侵略者要想将该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下的图谋发生冲突。1863年1月16日，清政府委任李泰国赴英购买舰只，他与自封舰队司令的阿斯本签订了骇人听闻的十三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斯本不仅是该舰队司令，而且是清王朝的海军总司令。也就是要控制全中国的新式舰艇。李泰国在给英国首相罗素的报告中毫不掩饰他说该合同是为了“把（清朝）皇帝牢牢束缚住”②。
1863年9月，该舰队的8艘舰只先后驶至上海。清政府各洋务集团之间虽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处于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海军马上要被侵略者所占有的恐惧感之下，基本上都主张将这支反客为主的舰队遣退，都对它的进入加以抵制。其中曾国藩、李鸿章所起作用较为突出。这同阿斯本舰队与曾、李利害冲突尖锐及形势有利于曾、李有关。该舰队来沪之日，正是湘淮军“可以合围金陵，无须该船协剿”③之时。清方以80余万两的损失费为代价，将这支舰队“请”了出去④。
叙述至此，可以谈一下“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了。
洋务运动，从其整体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及相应地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它的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太平大国为主的人民革命，而购置和引用西方先进武器为开端的。“借师助剿”典型而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特征。为什么要洋人来“助剿”？是因为清王朝力量不足以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为什么要“借师”？因为“夷兵”武器先进，拥有熟练使用“坚船利炮”的军事人员。人与器的统一，即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新式武装，几乎与“借师助剿”是同步进行的，都是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前期。但前期是买其器而未用其人，“借师”是既用其器又用其人，而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中的华人，接受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操练和对新技艺有一定的感性、理性知识，更是使用新式武器的清军兵员所比不上的。清军，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首先认真地把洋枪队的“人”与“器”的统一运用于其军队。李氏在“与西洋军杂处”的环境中，在选购军火、聘请教练、观摩战法、习造军火等方面，有较之他人更为优越和方便的条件。这就较容易地导致他对军火工厂的创办，从而导致了生产力变革。
①夏燮《中西纪事》卷11，页25，同治四年慧香簃排印本。据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第54页上说：“从1852年2月开始，道台（指吴健彰）奉江南总督的命令，正式向外国乞援对付叛乱者。”但查阅中国官私文录均为是年9月开始。这里从中国说。
②夏燮《中西纪事》卷11，页25。
③参见《清实录》文宗朝卷83至89；《太平天国》（七）第77页。
④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57页。
⑤《太平天国译丛》第1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参见1952年《新建设》《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
②《上海法租界史》，第59页。
③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
④参见费正清《1842—1854年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第421、526页。
①同治《上海县志》卷21，页50。
②参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1页。
③吴煦《复蓝太守书》，《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85页。
④《清实录》文宗朝，卷154，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286页。
①②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289页、第297—298页、第300页。
③《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3页。
①②④《何桂清等书札》，第20—21页，第23页，第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3。 ①见《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编》第6册，第163页。
②《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3—164页。
③④《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0、221页。
⑤《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679页。
①《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5页。
②③《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1页。
④《上海法租界史》，第244页。
⑤⑥《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3页。
①《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2页。
②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57—159页。
③④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2，页15—16、页18。
①《上海法租界史》，第246页②③《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93、98页。
④《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0页。
⑤吴煦《禀何宫保》，《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52页。
⑥冯桂芬《借兵俄法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⑦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⑧《弢园尺牍》，第6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3，页20。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9，页32。
②同上书卷71，页10。
③同上书卷72，页10。
①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和扬子江贸易的文件》，1862年，第6页。
①《北华捷报》，1861年12月21日、1862年3月22日。
①参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9页。
②《借师助剿章程八条》，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8页。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页3。
②《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5页。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页27。
④同上书卷5，页13。
⑤《中兴别记》卷55，页866。
⑥曾国藩《复者借洋兵助剿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451页，世界书局版。
⑦《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80页。 ①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26、页54。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页28。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90页。
②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64页。
③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的补充文件》，1862年，第8页。
①《海防档·购买舰炮》，第57页。
②英国蓝皮书《关于英中联合舰队的文书》第十九号文件。
③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37。
④阿斯本舰队详情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之所以这样说，可用几个“为什么”来表达。为什么要“借师”？因为清军不是人民起义军的对手，而“洋兵”却有可能战胜起义军：为什么“洋兵”能战胜起义军而清军却不能？因为清军除士气低落外，装备很窳陋，而“洋兵”的武器精良，训练亦系新式；为什么“洋兵”武器装备能那样精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先进，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借师助剿”给清政府及其官吏们以一系列启迪：要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必须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要拥有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新型的近代工业。本书第二章第三、四节所述的“坚船利炮的购求”、“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开展的练军”，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借师助剿”的逻辑发展。进一步说，举办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等，均与“借师助剿”不无历史的联系。因此，从洋务运动史的全过程看，“借师助剿”尽管只是它的酝酿准备和前奏序幕，却体现了洋务运动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洋务运动尽管有抵御外侮的内容，但却是作为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对立面而发生的。
第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一思想萌芽的话，“借师助剿”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思想付之于实践，并初步确立其体系。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借师助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洋务运动的社会基础问题。在“借师助剿”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等洋务派头目，与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策划“借师助剿”的买办官绅，或是有所结合，或是取得某种一致和默契，在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支持的时候真的相互支持了，从而逐步统一于“自强新政”的“中体西用”的总方针之上。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所策划的“借师助剿”，对洋务运动起了某种引发作用。这就有理由说，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势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借师助剿”被清廷认可虽在1860年以后，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区买办官绅酝酿和进行“商借洋兵”活动），却于1852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即已开始①。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关。
1852年夏秋间，上海小刀会起义已露一定端倪；太平军猛攻长沙；好多地区的反清会党也都在积极响应。清朝的官绅士商几乎都预感到巨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其间以上海及其周围沿海地区反应尤为强烈。在这种形势下，两江总督陆建瀛巡阅长江，在上海时“希望洋人来代为保护”、“商派火轮船入江助剿”②的呼声颇高。到1853年春，太平军从武昌沿长江东进，势如破竹。对清王朝来讲，时局更为危急。尽管清封建统治者对沾上“夷”味的东面一贯拒之门外，把“夷兵”、“夷轮船”引入中国认为是悖逆，但这时，“借师助剿”之议，却突然成了从最高统治者咸丰帝、钦差大臣向荣到上海商人都极为热心的话题。咸丰、向荣、陆建瀛和苏抚杨文定等，连连饬令上海道吴健彰向洋人“雇备洋船”“合力剿贼”③。在黄浦江畔，早在该年1月，驻上海法国领事敏体尼就向本国政府报告：“城里的富户不断地请传教士来劝说我，要求派法国军舰来上海”④，帮助防御和镇压人民革命。
很清楚，太平军沿江东下南京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即将爆发，不仅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巨患”，也对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和江浙沿海地区半殖民地秩序形成了现实威胁。“商务是在停顿中”⑤的哀叹，使他们产生了与清政府勾结起来的迫切愿望。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收到吴健彰的乞援熙会后，欣喜若狂地报告驻华公使文翰说：“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其事是何等轻而易举，而又何等信而无疑呵！”文翰随即建议英国外交部进行武装干涉①；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也于3月31 日指示敏体尼：可派一艘军舰“溯江而上，直驶南京，这样就能在必要时对清朝其他官员给予同样的庇护”②。
然而，中外双方未能一拍即合。两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马上在军事上勾结起来。从外国侵略者方面看，他们虽认为清政府“合力剿贼”乞求是勒索更多权益的良机，但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如果赤膊上阵，有冒失去既得权利的危险。于是一面抬高要价，逼迫清政府答应“全中国开放”，作为“代平叛乱”的交换条件；一面宣布“严守中立”、“武装中立”。从清王朝方面看，“借师”尚有不少障碍。一是“尊王攘夷”和“夷夏大防”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对侵略者乘机提出扩大侵略权益的“修约”要挟深为恼怒，加之太平天国称外国人为“洋兄弟”、使用洋枪洋炮，加深了对洋人“助逆”的疑虑。这样，以咸丰帝为首清统治者，从一时热望借助于洋兵洋轮，转而为“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预杜患萌”、“防患于未然”等防范为主的方针“不借夷力”了。③但是，“不借夷力”的禁令在上海未能奏效。这首先表现在“借师助剿”上海小刀会起义上。1853年9月7日小刀会起义前，上海官商已有“借师助剿”的预演。“沪商”与“商人道台”吴健彰以私人雇买方式配备了第一批去镇江附近江面镇压太平军的洋船：洋式桅船6艘、葡萄牙快艇25艘④。其中外籍军事人员，绝大部分是来自欧美和菲律宾等地的船员、水手及海军中的逃兵。
有了这种“预演”，在小刀会起义后，上海的官商人等更为“借师助剿”而奔走，尤其是买办，他们公开出面“乞西师防堵”①，联络英、美、法三方力量，在县城与租界之间筑界墙，断绝起义军的交通和供应。1855年 1月6日，在法国远东海军司令辣厄尔上将指挥下，法方出动正规军与清军“会兵攻击”上海城。这是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出面镇压中国的人民革命运动。美、英虽未与起义军交战，但都参加了“保护”清方所筑界墙，“允暂让马路地方，听凭官兵筑墙扎营”等②间接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说，“借师助剿”的酝酿，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中达到一个高潮。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60年代初“借师助剿”的演习，也可说是“借夷兵”的主张战胜某些官宪对借“夷力”的疑俱心理的前奏。奉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命时任知县的吴煦为代表的官绅商人等提出“借师助剿”纲领式的见解：“以夷制贼，兼可以夷制夷”。吴煦对此“纲领”有一段生意经式的说教：“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决，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其咎不在请兵。即使不效吴三桂，必先有以拒其入江。通盘打算，竟乏善策，似不仅不为吴三桂便可了事也。”
这就是说，为了解燃眉之急，就是效吴三桂之所为亦未尝不可。这实际上成了后来60年代初期“借师助剿”的指导方针。尽管在那时咸丰帝对上海的“借师助剿”小刀会并不以为然，他还在两江总督怡良的法军攻击小刀会占领上海城的奏折上批道：“洋人挟逆以为重，逆又恃彼以无恐”④，仍把洋人与“逆匪”都当作敌人。咸丰帝还屡屡下谕饬令查办当过买办的上海道吴健彰，表明了他对这批与洋人关系密切的官绅商人放心不下。故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有相当数量的余部坚持战斗于黄海、渤海、东海等水域，尤其是在北洋航线袭击清方船只，及所谓南、北洋”海盗”，已不仅抢劫商船，且经常拦截北运漕粮船只，反清倾向越来越浓时，咸丰帝虽对此惊呼：“匪船行劫，层见迭出，实属不成事体”①，但仍然禁止上海势力圈向英国“借师”，并对他们购买火轮船和肩用洋人深感不安。咸丰帝于1855年8月22日发出上谕，一则曰“英人欲令兵船赴北洋帮捕海盗，已饬署苏松太道，谕令该国无庸前往”；再则曰“上海、宁波公雇火轮船一只、外借洋船二只，……火轮船虽由商雇，究属洋船，岂可听任商民驾驶北行，致令洋船溷迹，应一体撤回。”并“严谕商民不准率行借用外力”。②清廷对于海上“借师”是严禁的。
上海势力集团表面上“遵旨”，实际是用于不误，并用“商办”名义和“少量使用”作借口，请清廷批准。咸丰帝对此无可奈地在上谕中说：“据何桂清奏称，浙省宁商购买火轮船，节次在洋捕盗，实为得力。现在上海商人亦买火轮船一只，请与宁商火轮船来年在东南洋面巡缉，一以截南来盗艇，一以护北运漕艘。此项火轮船只，与洋船相似，是以不令驶至北洋。既据称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商办，与洋人毫无牵涉，且在东南洋面缉护，并不向北洋开驶。着即照所议办理。”①这里表明，只要不直接牵涉洋人和不开到北洋来，“商捐商办”的火轮般，清廷对之是眼开眼闭地默许的。
其实，地方官吏并不以清廷的上述两条禁令为然，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的私下言论就是一个代表。他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商人自买火轮，即系内地商人之船，……若恐夷人因为混迹赴北洋，则又不然。凡混迹者，必无聊宵小之辈，……在驾驭得人耳。说夷人与商人至好，情愿帮助，只须商捐商办，官不过问，则得之矣。”这就是说，雇用“无聊宵小”的“夷人”也无妨，同清廷的“与洋人毫无牵涉”指示相对立。至于“不向北洋开驶”问题，何桂清说：“北方怕火轮之名，其实（北洋）沿海皆送羊、酒请剿贼”①。这就是说沿海人民是欢迎火轮船的。这一条又与清廷旨意相对立的。浙江官吏如此表现，“苏省大吏莫不关心”的也认为“舍火轮船无良策”。②由此可见，上海势力集团的想法和做法，是与清廷旨意相左的。他们从1856年起，还期望将海上“借师助剿”扩大到江面“借师助剿”。是年3月，当曾望颜奏请“雇火轮船以清江面”③时，何桂清、向荣马上表示赞同①，其他还有不少响应此说者。在形势危急和众说纷坛面前，严禁“借师助剿”的咸丰帝，也坐卧不安地于10月间下诏苏抚吉尔杭阿等人，作“能否雇用夷船”⑤的垂询。但这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矛盾激化，打断了“借师助剿”的进程。而上海地区的“借师助剿”却在行动上对此进行了突破，为四年后的“借师助剿”公开化作了准备。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是想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个敌人的，到1860年以后整个形势促使它改变这个政策。
1860年初，太平军发动了“围魏救赵”的杭州战役，势如破竹地席卷江浙地区，猛烈冲击着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在东南的统治。而太平军彻底摧毁清江南大营后的东征，其矛头是直指上海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他们不是如过去那样在暗中比较隐蔽地进行，而是相当公开、大胆地升级，几至于冒犯清廷中枢的尊严。
1860年3月，由署上海道吴煦主管的外交谈判，在杨坊、徐昭珩（徐润之叔）等的直接努力下，英法代表与他们达成了“协守上海”①的密约。吴煦在《夷务述略》中毫不隐讳地记其事说：“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入城，岂非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踞为己有，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策抵御！”
表白得十分露骨：一是洋兵是上海买办官绅主动“谆邀”；二是“引狼入室”亦在所不计；三是深信洋人“究重信义”。这种态度与咸丰帝盛气之至的“攘夷”情绪不啻天渊之别。
在吴煦的上述思想指导下，1860年5月，上海的“借师”活动达到高潮。这个“高潮”主要是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国远征部队顺利地到达吴淞集结，二是太平军进军神速，威胁上海。于是并不代表清廷旨意的经过与江督何桂清、苏抚徐有壬、浙抚王有龄策划的上海官绅们的所谓“官方”，频繁地请求英法保护。请看下面几例。
其一，5月23日，署上海道吴煦和上海县知县刘郇膏以地方长官名义去英法领事馆向英领密迪乐、法领爱棠紧急乞援。就在这一天，王有龄连发两函向吴煦呼救，请代向英法借师：“余无可乞之师，为今之计，救急良方莫如尊议借夷一法。前已迭次为言，未能定策。……请阁下再与彼族相商，陈说利害，苟能保住苏、常，则彼族亦通商便利。况急人之难，无俟邀请。”③这等于要吴煦向英法示意，可以为所欲为地干涉中国内政。王甚至还表示：在“借师”这，件事上，“虽骂名亦所不顾”③。
其二，5月25日，上海士绅派代表向英法领事乞援，请英法军“助防上海城”⑤。同日，何桂清、徐有壬、王有龄联名飞札吴煦：“迅即面致各商，速请大英、大佛钦差即刻整队前往苏、常，代为攻剿”①。公札之外，王有龄还私下给函吴煦说：“现在惟有请夷兵速来，或到苏，或到杭均可。事平之后，弟当任其咎。”②也是在同一天，从苏来沪的布政使薛焕刚到新闸，即连致两信给吴煦，要他一定要办好“夷人助顺”②之事。第二天即5月26日，从杭州赶回上海的杨坊，急忙去英法领事馆接洽，向该两国领事保证：由他负责“协防”所需要的经费。这显然是王有龄的授意。
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果然奏效。就在杨坊保证供给“协防”的当天，上海贴出了由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署名的布告，宣称：“上海为各国通商口岸，本城华商与各国侨商有极广泛的关系。如果上海成为内战的舞台，则商业定将严重损害。”④以保护商务为借口，作为英法联军“防守”上海的理由。事实确是如此。就在这一天，吴煦给浙抚王有龄的信说到：“商之夷人，允为保护，上海城乡均令夷兵帮同防堵”⑤。这样，从1860年5月26日开始，英法军队开始在上海城乡布防。“借师助剿”在上海地区与清廷中枢的旨意相违背地公开进行着。
不仅如此，吴煦在给王有龄的这封信中，还谈到更大的“借师助剿”计划说：“必须以战舰为攻金陵，并以（洋军）水陆兵由内河前往苏州一带。然此事甚大，夷人愿否尚不可知，而上宪谁人担当，茫无头绪。”⑤也就是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急需有一位督抚一级的“上宪”出面，与清廷中枢力争办成此事。上海的“夷兵协防”固须清廷首肯，向内地发展尤要得清廷中枢的同意。这实际上是要向当时尚与英法对峙的清王朝施加压力。
吴煦心目中的“上宪”基本上不外乎下述四人：江督管夷务钦差大臣何桂清、苏抚徐有壬、浙抚王有龄和巡抚衔的江苏藩司薛焕。何栓清职衔最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最重而意存犹豫。他在5月间致吴煦信中还说：“弟所处之境，为千古未有之事”①。但到6月2日苏州失守，6月5日吴煦派上海捕盗局火轮船去浏河接何桂清来沪，情况发生骤变：他完全同意上海官绅代拟的“借夷”底稿而匆忙于6月25日缮折奏报②。奏中说：“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踞，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值此逆焰猖狂，若侦知夷衅未解，势必重利啖夷，乘机勾结，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万一不为我用转为贼用，一经与贼勾连，贼与夷串成一气，势必水陆分扰，南北皆危。”③这分明是用“贼与夷串成一气”来恐吓咸丰帝。奏疏署名者除何桂清而外，还有浙抚王有龄。奏折还特意告诉咸丰帝四点：一、苏抚徐有壬已发出“借师助剿”照会，派有关官员去上海接洽；二、薛焕也参与其事；三、苏州绅士们也主动具禀“借夷”；四、何桂清已与英使卜鲁斯谈判此事了。
这就使咸丰帝处于尴尬状态之中。他勃然大怒地下谕：“徐有壬照会英、佛，欲借夷兵防守苏州……纰缪已极！此事断不可行。”③对何桂清，严厉斥责其擅自与“英酋”商谈“借夷”事不配做“清朝臣子”，予以“拿问”；而对于薛焕则先后给予署江督、钦差大臣和苏抚等职官，但不许其提及“借夷”之事。这样，上海不再有“大宪”奏请“借夷”了，尽管暗地里在上海一隅借师事仍在升级。6月2日，由吴煦、杨坊主持成立了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从此，上海买办官绅有了自己的一支“商办”“雇佣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尽管清廷下谕不许新提升的“大宪”薛焕做“借夷”之事，但以薛焕为首的江浙大宪仍照行“借夷”之策。薛焕在英法军队开进上海城后，指示由吴煦、杨坊出面乞请英法联军助攻苏州。法军司令孟斗班一度拟组织一支英法混合部队去苏州“阻止起义军”①。王有龄与吴煦在密议让“借”来的“印度人改装内地服饰，能不触目尤妙”②，“如两国已许（入内地）剿贼”，则要吴煦“先救杭州之急”②。在上述一系列酝酿中，王有龄表示还要奏请清廷同意江浙办理“借夷兵”“助顺”事宜，并要薛焕与之会衔。
与此同时，除造成“江浙官绅商民均以抚夷剿贼为当世之急务，否则不可收拾”④的声势之外，吴煦还抛出了在以往难以被人们接受的“甘饮鸩毒”之说。他说：“譬之病入膏肓，势已不治，明知毒药，非可涓滴入口；然有病则病（强）受之，或可借以回生。若并此而不施治，直是无药可救”。他还引用古典论证说：“惟思回纥助唐，契丹和宋，古人每至必不得已，偶有借力夷狄之时。”⑤汇聚在上海的以冯桂芬、王韬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他们的传声筒，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而且“借师”不过是“回纥沙陀之事，于传有之”，故行之无碍。⑥王韬则献议：（一）组织洋枪队，“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⑦（二）设立中西联合的巡防局。他所写《杜贼接济管见十四条》中第一条“宜设巡防总局，与西官相为联络。”⑧这实际上是于1862年成立的“上海会防局”的设想和先声。这决不是王韬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上海有势力的社会力量需要的反映。
1860年春夏间，上海官绅人等，不仅对“借师助剿”进行舆论制造，而且确也付之于行动了。8月18日至8月21日，他们用“借”
来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对太平军开火。当李秀成率300O名太平军进军到上海城前时，城上的900名英法联军和清军一起对之进行攻击和屠杀。太平军不得不被迫撤退。
这时，正是清廷中枢酝酿“两害相权取其轻”策略倾向性比较明显，但还没有付诸实践之际，上海发生的上述一切事件，是既与之相接近，又与之相违背的。咸丰帝对此十分清楚。他仍然下谕：“着薛焕即将此项夷勇裁撤，给与募费，作为商雇，并非官雇，以免将来有所藉口。”①对于上海洋兵守城获胜，则佯作不知，而褒奖薛焕、吴煦等人守城之功。前者名为“解散”“裁撤”，实为允许保留，不过“作为商雇”和只雇“吕宋夷人”而已。后者是避开“与中国构兵”的英法，不提他们为中国守城获胜，用默认和“不知”来保存天朝的面子。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明以咸丰帝为首的清廷中枢，已相当程度地对上海势力的压力让步了。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到热河。原先，洋人的枪炮只在沿海逞凶；如今竟能闯进“金銮殿”了。这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亲身尝到外国侵略者的厉害。促使朝廷中有影响的人物如奕等，由主战向妥协、由顽固派向洋务派转变，由不敢向外国“借师”转而对“借师”表示出兴趣，并对洋人的船炮长技表现出欲取为己用的倾向。《北京条约》签订后，这些“兴趣”、“倾向”，就逐渐被咸丰帝所接受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官绅行之一隅的“借师助剿”，开始为最高统治者考虑定为中央的方针政策了。在以奕为首的当权派人物，明确提出太平天国为“心腹之害”，“外夷”不过是“肢体之患”，“藉夷剿贼”未尝全不可取的论点之后，咸丰帝在热河行宫于1860年11月23日谕令东南督抚讨论“借师”和“助运漕粮”问题。他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句：“中国剿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然后归入正题说；“惟思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贼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早复。但恐该国所贪在和，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法国亦有此请。“着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夺”。至于运漕一事，亦一并酌量具奏。①这时的咸丰帝与半年前斥责何桂清、徐有壬“借夷兵”的咸丰帝相比，不啻天渊。他此时的话虽讲了不少，但实质是一句，即只要能“早平”人民起义，“借师助剿”是可行的。
曾国藩暗地里与薛焕、王有龄、吴煦磋商后，于1861年1月5日复奏说：“俄罗斯国都紧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习技艺，（与英、法、美）均并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清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应）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对于法国之请“亦可奖而允之”，但必须“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他并找到“借师”的历史依据说：“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②但经过讨论，最后仍未把“借师助剿”奉为国策。咸丰帝在1861年1月24日下谕说：“借夷剿贼，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惟此时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惟有告以中国兵力足敷剿办，将来如有相资之日，再当借助，以示羁縻。”③它反映了清廷中枢在当时总的倾向是害怕在这件事上陷得太深。请鬼容易送鬼难，还是不请为妙。在这篇上谕中咸丰帝又说：“夷性贪婪，一经允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并举英国“攻夺印度之事”，以证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
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清政府既不“借师助剿”，又要很快把革命起义镇压下去，如何办好？清政府提出了两项解决办法，一是购买与自己制造先进武器。该上谕中说：“佛夷枪炮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或仿夷船制造。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倡议。这里所谓“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实际就是由上海来经办。因为曾国藩远在南京以西，这个任务落实在身居上海的薛焕肩上。于是上海获得购买军需和制造新式船炮武器弹药的权利。二是采用华尔式的洋枪队办法。该上谕说：对于夷船“若肯受雇助剿，只可令华夷两商自行经理，于大局或可有利无弊”。上述两者，是“借师助剿”的变形。
从清朝的需要说，是急于大规模“借用夷力”的，之所以暂时还是采华夷混合的“商雇”性的半公开“借师”，而没有明目张胆地“借师助剿”，除了咸丰帝上述的担心外，显然在其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阻力或障碍。这些障碍要从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和人民革命等方面寻找和得到说明。
对外国侵略者说，他们的“中立”外衣，即使在1860年8月的上海城边对太平军的屠杀后仍未完全撕破。他们是很想急于抢夺清政府让予的“条约权利”而将太平天国革命立即扼杀的。然而，太平天国革命正方兴未艾，尤其是在洋人麕集的江浙地区势力更大，威胁到侵略者既得权利。这使列强不敢马上蠢动。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英国有关军政头目得出结论说：“现在进行这种援助则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在长江及其支流约一千五百英里至两千英里的地区内作战，需要两万军队，分成三、四个小兵团，在上述太平军占领的不同地区作战。……这将是英国从未从事过的麻烦最大、化费最多的战争。”①对他们说最理想的还是“以华制华”以坐收渔人之利。对清廷中枢说，虽有奕等人与洋人勾搭，但咸丰帝惟恐因“借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肃顺等权势人物更是不会同意由清廷出面“借夷力”的。曾国藩集团及其湘军，在当时是清军中最强的一支军队，它既可充当外国侵略者“以华制华”前工具，又能充当清廷中枢和包括上海地区买办官绅在内清朝各种政治势力所希望的“隐然制夷”的力量。但它远在千里之外，对“借夷”不能起多少作用。腰缠万贯的买办官绅虽能控制上海丰饶的财政收入，却苦于无法迅速地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这样，“借师助剿”只能在半公开化中原地踏步。要使之公开化，只有在形势变化到足以扫除这些障碍时。这一变化，果然在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 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与“借师助剿”有关的四个事件：8月22日咸丰帝病死；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11月2日北京祺样政变，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它们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借师助剿’向大规模铺开阶段发展。
据上节所述，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要爽爽快快地大让步，一时还放不下脸；而他所信任的肃顺集团对外国侵略者也心存疑忌。咸丰帝之死和祺祥政变消灭了肃顺集团，就排除了“借师助剿”的大阻力。政变后，奕沂和那拉氏向外国侵略者的“友好”姿态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上海《北华捷报》欢呼这次政变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预言：“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①曾国藩攻陷安庆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太平天国说，安庆地处南京上游，安庆一失，天京受到直接威胁，尽管不久有宁波之克，那毕竟是强驾之末，太平天国的失败基本上已成定局，外国侵略者打消了大规模干预的顾虑；另一方面，曾氏倍受清廷青睐，钦差、节相而外，统辖四省军务，上海买办官绅寄希望于他，是年秋冬掀起的“乞师”热就是明证。而太平军于1861年12月9日攻克宁波，又加强了这种“热”，加强了中外反动派在更大规模上的勾结。因为沪上危如累卵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太平军的一“陷”一“克”，都为“借师助剿”的大规模公开化扫除了障碍。
1862年1月，以“中外会防”为标志，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借师助剿”军事行动。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外国侵略军最多时曾直接间接地投入近5000名正规军，在上海3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以绝对优势火力攻击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守势的太平军。
1862年1月3日，上海租界内纳税外国人已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过了10天，在巴夏礼出面向买办官绅“通意”下，组成了“上海中外会防局”。它实质上是“西人会防公所”的听命附属机构。上海的著名官绅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吴云等入局听命。接着又设立分局11处①。这就在组织上为中外反动势力大规模军事勾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后，情报的提供，军费的筹给，粮秣的供送，军事行动的统制等工作，基本上由“上海会防局”出面担当。该局无疑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实行“以华制华”政策的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会防局”制定的《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有：“复宁波以树声援”、“乘空虚以取苏州”、“会曾兵以攻南京”三条②。它若实行，外国侵略军不仅在上海和沿海地带，而是可以越苏州深入江浙内地。这预示着将为拥有强大实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首功”的曾国藩所不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海的“中外会防”已经开张妥当之后，买办官绅们才以“公呈”形式通过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薛焕向清廷中枢通报，这已是事后20余天的文章了。这种先斩后奏，照例应为清廷所不容许。但这时清廷却改变了态度：不是反对“借师”，也不指责“先斩后奏”欺瞒君上，而是俯从上海买办官绅的意愿和所作所为，赞许他们“自系确有见地”说：“即着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①很显然，“借师助剿”俨然成为清王朝的国策了。“朕必不为遥制”一语，是给上海买办官绅的特权，即不必有所顾忌地自行其是。“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即慷慨出让大量权益的同义语，而这，正是对1860年上海买办官绅所提出的：“如果借其兵力转危为安，我国图报，唯力是视”②的确认。为了取信于洋人，不是“事后酬谢”，而是马上于1862年2月15日即批准“暂开豆禁”，任洋船夺取沿海运输大利③。接着还在宗教政策上大大让步，“保护传教人”④，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敞开大门。
“中外会防”的中方主力，当然是曾国藩。观于“会曾兵以攻南京”一语，可以得知。但最迫切的不是会攻南京，而是如何保上海。上海官绅固然大力赴皖乞师，清廷中枢也“屡饬曾国藩”遣军援沪⑤。1861年11月下旬，沪、皖间已经谈妥由曾派兵来沪之约，“中外会防”时曾兵应该到沪。可见曾国藩已充当“上海中外会防”的要角。他直截了当地表态：“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遵而共守之。”⑥并致书吴煦说：“一切由各绅经理，亦须中丞（指薛焕——引者）与阁下从中主持，鄙人与闻斯议，断不敢置身局外。得则与诸君同享其利，失则愿鄙人独执其咎。”⑦授权于上海官绅“主持”“借师助剿”事宜，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地干去，“失则鄙人浊执其咎”，放心好了。正规地说，曾国藩涉足洋务是1861年下半年与沪上买办官绅谈判“借师助剿”并参与“中外会防”开其端。也就在这年秋天，他第一个在安庆办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械弹药和试造小火轮。
曾国藩参与上海中外会防，当然不可亲临其境，而是派得力亲信李鸿章去的。1862年4月8日，李鸿章乘外国轮船抵上海。他的淮军（其中有部分湘军）6500人，由上海买办官绅雇洋轮从安庆东驶通过太平军江面防区运至上海。这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从此成为上海“中外会防”强有力的支柱。它在外国侵略者眼中是“以华制华”的得力工具。
然而，李鸿章不同于上海买办官绅。他为了办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事”，顺着买办官绅借洋兵“助剿”的“人心”，利用“华夷混一”已成的局势，依靠洋人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说：“上海总要他（指外国侵略者——引者）保护方好，……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①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像吴煦说的那样“挟夷以自固”。他禀告曾国藩，决心联络华尔“一人之心”，以达到“联各国之好”①的目的。但李鸿章主张“会防不会剿”，即只在上海地区“会防”，不能深入到苏、常、南京等地区“会剿”。这与曾国藩所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③是一样的意思。
历史常常有许多巧合。正当外国侵略者想要深入“会剿”南京等地但为曾、李所不容许时，太平军在上海郊县给予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862年5月17日，太平军在奉贤南桥击毙法同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上将，接着又取得嘉定、青浦大捷，迫使侵略军不敢贸然离开租界老窠。这就帮了曾、李的不让洋人深入内地“会剿”的大忙。侵略者把武装干涉的范围定在“上海三十英里半径以内”①。这就达到了李鸿章的“会防不会剿”的目的。
渡过“会防不会剿”这一关后，同“常胜军”的矛盾相对地突出了。华尔洋枪队创办之初是作为买办官绅“商雇”的外籍雇佣军，统辖权基本上操诸吴煦、杨坊手中，但握有指挥权的华尔渐渐跋扈专横起来。到1362年明显地有演化为“英国雇佣军”②的倾向。华尔被击毙后，统领虽由白齐文继任，但英方派出以戈登为首的一批英国官兵，加强对它的操纵，并按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军队模式加以改造，扩至万余人，企图使之充当“国家军队”的“核心”③。这就同李鸿章欲“自强”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他到上海不久即想遣散常胜军，并称该军为“苏省隐患”。李鸿章终于在1863年1月借白齐文殴打杨坊劫走巨款一事而解除其兵柄；同年12月，戈登因李鸿章苏州杀降事大闹时，李委曲求全地奉送大量赏金。接着于1864年5月，李鸿章乘“常胜军”金擅等战斗中失利逃回昆山之机，付出18万余元遣散费，将其解散。
我称之为“借师助剿”变形的华洋混合军，除“常胜军”之外，还有由法国控制的浙江“常捷军”和其他华洋混合队：在上海的有“中法炮队”、“中法洋枪队”；在浙江的有“中英混合军”、“宁波中英混合军”等。这些混合队的特点，都是以外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以华人为兵员。华尔洋枪队1860年6月成立时，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籍（菲律宾水手为主）为士兵。一年后有改变，即充士兵者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常捷军”等华洋混合队基本上是后一情况。“常捷军”亦于1864年10月由左宗棠将其遣散。
上面所讲“借师助剿”都是指陆路而言，至于水路也发生过“借师助剿”事，那就是清王朝于1861年即由奕与赫德酝酿向英国购置的近代舰队，由于其司令为英国军官阿斯本，故史称“阿斯本舰队”。建立该舰队的本意是想用它从水路进攻天京，故属于“借师助剿”范围的事件。在议买该舰队时，从清廷中枢到上海买办官绅，都想握有对舰队较大的控制权。他们说：“买成之后，必须任凭中国雇用洋人学习驾驶，……唯我指挥。”①这就与英国侵略者要想将该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下的图谋发生冲突。1863年1月16日，清政府委任李泰国赴英购买舰只，他与自封舰队司令的阿斯本签订了骇人听闻的十三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斯本不仅是该舰队司令，而且是清王朝的海军总司令。也就是要控制全中国的新式舰艇。李泰国在给英国首相罗素的报告中毫不掩饰他说该合同是为了“把（清朝）皇帝牢牢束缚住”②。
1863年9月，该舰队的8艘舰只先后驶至上海。清政府各洋务集团之间虽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处于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海军马上要被侵略者所占有的恐惧感之下，基本上都主张将这支反客为主的舰队遣退，都对它的进入加以抵制。其中曾国藩、李鸿章所起作用较为突出。这同阿斯本舰队与曾、李利害冲突尖锐及形势有利于曾、李有关。该舰队来沪之日，正是湘淮军“可以合围金陵，无须该船协剿”③之时。清方以80余万两的损失费为代价，将这支舰队“请”了出去④。
叙述至此，可以谈一下“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了。
洋务运动，从其整体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及相应地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它的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太平大国为主的人民革命，而购置和引用西方先进武器为开端的。“借师助剿”典型而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特征。为什么要洋人来“助剿”？是因为清王朝力量不足以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为什么要“借师”？因为“夷兵”武器先进，拥有熟练使用“坚船利炮”的军事人员。人与器的统一，即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新式武装，几乎与“借师助剿”是同步进行的，都是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前期。但前期是买其器而未用其人，“借师”是既用其器又用其人，而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中的华人，接受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操练和对新技艺有一定的感性、理性知识，更是使用新式武器的清军兵员所比不上的。清军，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首先认真地把洋枪队的“人”与“器”的统一运用于其军队。李氏在“与西洋军杂处”的环境中，在选购军火、聘请教练、观摩战法、习造军火等方面，有较之他人更为优越和方便的条件。这就较容易地导致他对军火工厂的创办，从而导致了生产力变革。
①夏燮《中西纪事》卷11，页25，同治四年慧香簃排印本。据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第54页上说：“从1852年2月开始，道台（指吴健彰）奉江南总督的命令，正式向外国乞援对付叛乱者。”但查阅中国官私文录均为是年9月开始。这里从中国说。
②夏燮《中西纪事》卷11，页25。
③参见《清实录》文宗朝卷83至89；《太平天国》（七）第77页。
④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57页。
⑤《太平天国译丛》第1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参见1952年《新建设》《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
②《上海法租界史》，第59页。
③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
④参见费正清《1842—1854年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第421、526页。
①同治《上海县志》卷21，页50。
②参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1页。
③吴煦《复蓝太守书》，《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85页。
④《清实录》文宗朝，卷154，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286页。
①②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289页、第297—298页、第300页。
③《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3页。
①②④《何桂清等书札》，第20—21页，第23页，第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3。 ①见《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编》第6册，第163页。
②《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3—164页。
③④《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0、221页。
⑤《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679页。
①《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5页。
②③《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1页。
④《上海法租界史》，第244页。
⑤⑥《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3页。
①《吴煦档案选编》第一册，第222页。
②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57—159页。
③④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2，页15—16、页18。
①《上海法租界史》，第246页②③《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93、98页。
④《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0页。
⑤吴煦《禀何宫保》，《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52页。
⑥冯桂芬《借兵俄法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⑦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⑧《弢园尺牍》，第6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3，页20。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9，页32。
②同上书卷71，页10。
③同上书卷72，页10。
①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和扬子江贸易的文件》，1862年，第6页。
①《北华捷报》，1861年12月21日、1862年3月22日。
①参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9页。
②《借师助剿章程八条》，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68页。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页3。
②《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45页。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页27。
④同上书卷5，页13。
⑤《中兴别记》卷55，页866。
⑥曾国藩《复者借洋兵助剿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451页，世界书局版。
⑦《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80页。 ①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26、页54。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页28。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90页。
②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64页。
③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的补充文件》，1862年，第8页。
①《海防档·购买舰炮》，第57页。
②英国蓝皮书《关于英中联合舰队的文书》第十九号文件。
③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37。
④阿斯本舰队详情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