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洋务文化教育，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所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这种事业，既与清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动有关，也与办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及一切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洋务文化教育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它培养了包括翻译、外交、律例、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陆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些文化教育事业，主要是由于洋务派在洋务活动实践中，意识到培养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性而逐渐举办的，是适应洋务活动的具体需要进行的。因此，虽有一些计划，但并无远景规划和战略目标，因而基本上是被动的，尤其在洋务运动开始时是如此。
首先意识到紧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译）人才。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并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由于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没有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了，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开始增多，其中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迫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也不高，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事实上其中一些人也确实不能信赖。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即发觉这些通事的劣迹而揭露说：“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通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塾，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他们知识不多，翻译往往失实）“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
上面一段话说明：一、过去那些从事通事工作者，多系社会无赖游民；二、这些人多系外国侵略者培养出来的；三、这类通事为侵略者服务，反而对中国的事起坏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就非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不可。
较早感到自己培养翻译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他一则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①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②从仅仅为了消除“隔膜”，发展到“不受人欺蒙”，自然是一个进步。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又超过奕，他表达这种心情说：“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这就是说，中外交涉，凭外国翻译官传达，恐有“偏袒捏架情弊”，固不可靠；仅恃“觅雇通事”传话，也靠不住，他很可能成为“洋务之大害”。因此，要对洋人“通其志，达其意，知其虚实诚伪”，非有自己的译员不可。可见，清政府洋务派积极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在培训买办人员，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统治者的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有防备和抵御外国侵略的一面的。只是由于中国当时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使这种类型的人才必然蒙上买办色彩而已。但对每个个人来说，不见得都带有这种色彩。
洋务运动中翻译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不仅仅限于对外交涉中的译员，随着洋务事业发展，他们被逐渐地更多地使用于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书籍的翻译。1868年曾国藩说过：“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此，他提议在江南制造局“另立学馆，以习翻译”，选聪颖子弟，一方面学习外文，另一方面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因为单有外文没有科技知识，是译不好科技书的。曾氏主张“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②后起的刘铭传也认识到“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后进以广人才”的重要性。他在1884年任台防大臣时就说：“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究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①以上事实表明，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做对外交涉中的译员，还是做科学技术等图书的翻译，都有御外侮的目的。这个目的尤以后者最为突出。左宗棠对此有很明确的见解。他所办求是堂艺局，在教习外语的同时，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课程列为必修课，一反“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的陋规，他认为没有广博深邃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有所创新，只能停止在模仿上，而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左氏自豪他说，他的外文与科技知识并重培养人才的方针，将来在技艺方面不仅可与西洋并驾齐驱，且有可能驾而上之。这样，“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做我，一切皆自将敛抑”②了。左氏虽把西洋科学技术学到手一事看得太简单容易，但他的外语、科技并重的方针是对头的，这是他御外侮迫切心情的表露。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适应形势需要而设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首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继之而设的是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现从京师同文馆谈起。
京师同文馆是在原俄文馆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旧设的俄文馆并未取得多少成效，奕等人认为，俄文学馆久已“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俄语，对此除加以整顿而外，应改设同文馆，增加英、法语言文字专业，这是因为英法交涉事繁，急需通晓英、法语言之人的缘故。原来的俄文馆人数为24名，改设同文馆后仍不逾此数。这就是说学俄文者减少，以便将名额让给学英、法文者。英法文教习本拟在上海、广州两地聘请，饬令该两处地方官“各派二人来京差委”，并令他们“携带各国书籍来京”③，但广东方面“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①于是聘请威妥玛推荐的兼通汉文的英人包尔腾为英语教习。随即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开馆②。次年春，由法国哥士耆推荐司默灵为法文教习。由于司默灵是传教士，总理衙门初不谓然，嗣见司默灵“尚无传教士习气，因与切实言定，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可见清政府对于传教士是很警惕的。至于俄文教习，由俄使巴留捷克推荐的向充俄馆翻译的柏林担任。英、法、俄各文馆均设汉文教习：英文馆汉文教习为徐树琳，俄文馆为八旗教习杨亦铭，法文馆为张旭升，他们于1863午陆续到任。洋文教习与汉文教习薪金悬殊极大，洋教习年薪库平银1000两，汉教习月给8两，年共96两，相距10倍以上。这是因为“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来充当。”③这在迫切需要外语人才的情况下，是应该允许的。同文馆的学生来源，是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13～14岁以下者4—5人。当时实际挑取的人数是20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将来传补将次完竣，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酌量录取，挨次传补。”④说明清王朝在培养新式洋务人才中，注重在满州贵族亲信中挑选，从这一事实可看出清政府对洋务事业的重视了。然而，在改革开放起步的19世纪下半期，在汉族洋务官僚握有实力的情况下，满族贵族垄断新式人才的培养的企图，只能成为泡影。它首先被李鸿章打破了。
与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同时，江苏巡抚李鸿章亦奏请在上海设立类似的学馆，清廷也命令广东设语言文字学馆说：“总莲衙门固为通商纲领，而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饬广州将军库克吉泰、两广总督晏端书仿照办理。并郑重强调：“此事为当今要务，……务当实心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又进一步指明具体办学方针说：选“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晓，质地尚可造就者，一并拣选。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厚给廪饩，时加考查。倘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①此上谕的内容比之京师同文馆：（1）年龄放宽到20岁左右；（2）强调继续学习清文的必要性；（3）明确了洋文学有成效保证“授以官职”，以示鼓励。
从“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一语看，清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更着重沪、粤两地的方言馆。这一点李鸿章在筹办之初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之说也。”在洋人、买办荟萃的上海、广州办外语学馆，远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条件有利是明显的；其次，单靠京师同文馆的学员来兼顾沪、粤两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难的。故李鸿章说：既然广东、上海两口的交涉事件转多于总理衙门，“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②。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也可看出李鸿章想打破清廷对新型人才培养的垄断权，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鸿章已认识到培养外语人才除为中外交涉之外，还为引进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他在筹办广方言馆之初即强调这方面的作用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稗助。”②从李鸿章这段话看，识见远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学外语与阅读和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系起来；其二，把学外文、科技与“自强之道”联系了起来。这种见解出自1863年春间，据我所看到的同类意见，还没有比李氏早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处于“庄岳之间”的上海，而又正在身体力行地实地办近代军用工业，因而较早体会到学习外语和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缘故。
李鸿章办上海广方言馆在选取学生上还有与同文馆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一、“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入馆学习。这里强调“近郡”，就打破了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的规矩；二、“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①小官可以入馆学外语科技，这也是一个创举。这应认为是奕等于1866年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的措施的先声。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3月开馆，冯桂芬为之拟订章程12则，招正附课学生各40名，4年毕业。聘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为西文教习；华文教习则有徐雪村、华若汀诸人。王韬记其事云：广方言馆“延西士之学问充裕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逼商衙门司理繙译，承办洋务。……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②这就打破了从正途选官的惯例。广方言馆于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内书院，成为该局翻译馆的核心。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开馆。清政府派镶黄正白旗汉军协领王镇雄为提调，汉军防御谈广枬、候补县丞汤森为馆长，江西南丰县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子登）为汉文教习，聘美人谭顺为西文教习。学生数额为20名，在广州驻防的满汉八旗向习清书翻译子弟中，拣选资质聪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择汉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这种“附学”者，限定10名①。以上说明广州方言馆在选学生上，没有上海馆广泛，是仍以八旗子弟为主的。
1879年，“因遣使各国及办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国交涉事件近亦不少”，因添设法、德二国文字学馆，在原20名英文学生中，“择其学有成效者十名分拨法、布二馆，每馆另挑质性聪颖兼晓清、汉文义者五名”，“三馆俱以十名为额。”合共30名。每馆可招收附学生各5名。除原英文馆10名学生学法、德文的同时仍须定期复习英文外，其他学生只须专习一种文字②。这个教学原则还是对的。但比之上海广方言馆在学习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学习算学等科学知识来说，就显得不足了。
广州方言馆的教习、学生待遇，都优厚于京师同文馆，汉文教习年薪480两，另给纸张笔墨书籍等项银每月4两，饭食日给120文；洋文教习年薪1200两，另给纸张笔墨银每月16两。学生每月各给3两膏火银，另有桨赏银等补贴。
京外同文馆除上海、广东外，东北珲春于1887年3月25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设立“繙译俄文书院”。此为“因地制宜，诚为当务之亟”之举。因“珲春、宁古塔、三姓三城，与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当差人员，于俄请、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来照会，多有隔阂误会。”③故必须设立“繙译俄文书院”。
其他如台湾于1887年也设立了西学馆和另一些地方设立类似的学习语言文字学馆。那些学馆大多是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兼习外国语言的学堂，与同文馆性质有所不同。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京师同文馆设立不久，即有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的倡议，清廷亦有广求格致人才以充实同文学馆的意见。于是，总理衙门奕等人在同文馆开馆三年之后，即想提高其效果和扩大学生知识领域：一方面派员到国外去走马观花般地增长见识，如1866年乘赫德回英休假之便，清政府派同文馆学生两人随同前往，“一览该国风土人情”，由曾任知县并随赫德办理文案的斌椿带往；另一方面，为作在同文馆内培养格致人才的准备，奕与创办机器局急需科技人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反复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①乃随即将培养格致人才付诸实践。现将此过程简述之。
1866年春郭嵩焘即向清廷上《保举实学人员疏》的奏折，强调“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振兴人文”。他在所举的10余人中，认为“专精数学”的南海生员邹伯奇、与“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浙江诸生李善兰，应同置于同文馆，以便与洋教习一起讲习讨论。①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奕等于同年12月，向清朝廷提出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请求。他说：“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他把天文、算学等科学知识看作是机器制造的“根本”，这是抓到要害处的。奕的请求得到清廷的认可。学习内容既有较大变化，所招学生条件也因之而与学语言文字者有异。一是“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一是“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奕坚信：“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③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坚定信心的改革，生源从八旗幼童改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和“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各官”；从14岁内外改为20以外。这种改革，很鲜明地表现了一个战略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为了使所培养的新型人才可以马上肩负重大责任，否则是没有必要这样改变的。这是一个很可嘉许的在培养人才上的大跃进。
然而，在把西学视为异端的顽固守旧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当时，居然要招收有高级学衔甚至有五品以下官衔的人，来京师圣地学习“奇技淫巧”之学，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一时遭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攻击。“非议”和“攻击”主要有以下三点：（1）此举为不急之务。认为轮船租赁，洋炮购买，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 （2）“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3）“师法西人为耻”。其他还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等谬论。奕毫不示弱地与以驳斥说“此皆不识时务”之论。指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徹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前者为“权宜之策”，后者为“永远之谋”。怎么可以说是“不急之务”呢？奕进一步批判所谓“师法西人为耻”说：“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船炮等技术先进，日本这样的小国，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些批驳是很有力的。但奕等人对于“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一说的批判则是无力的，只是说：“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不过西人“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惯技，“古已有之”的老调，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学西学的阻力，究不足取。至于对“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还击，奕只是说“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④这是“匠人”与“儒者”分别任“体”“脑”之责的观点，向顽固派妥协倾向是明显的。
然而，奕的教育改革思想还是坚定的，他酌拟《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其中特别强调：（1）“专取正途人员”，并将“前议专取举人、恩、拔、副、岁、优贡及由此项出身人员，今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为什么招收这种人？理由是他们“研经有索，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为了把这些人引进同文馆，又相应地把年令放宽至30岁。不仅如此，还规定：如果平时对于天文、算学研究有素，自愿来馆学习以精其业者，年令可以不拘，即还可以大于30岁。（2）“请优加奖叙以资鼓励”。奕认为，这些人“学习三年，试居高等，足见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终不懈，自应格外优奖，以为后之留学者劝。”并提议“此项人员，均准备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励而广招徕。”其他还有厚给薪水等优待，除供给饭食外，每月给薪十两，使其“年顾无忧，而心益专一矣！”
从以上那些规定看，奕显然是要培养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以改变官吏的结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充当各级官吏，才能使洋务路线和各项相应的政策便于推行，才有利于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的措施。而这，必然遭到顽固官僚们的反对和攻击。
以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打头阵，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批高层官僚也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招收正途有功名者入馆学习科技知识一项。张盛藻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天文算学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少年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①张盛藻这种顽因守旧观点，在一片办洋务的热潮中，很自然地遭到清廷“着无庸议”的否定上谕。倭仁不甘心失败，他除申述张盛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那些陈词滥调之外，着重渲染“师事夷人”的危害。他说：用“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它将于“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且“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如果实在需要天文数学人才，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许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等总署大臣针锋相对，指着倭仁的名字驳斥道：臣等之所以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士大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其故有二：一是正途出身人员均为“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学习西学不至于“不加拣择”，被“洋人引诱误入歧途”；二是学士大夫对今日局势均痛心疾首，均有如倭仁所说的“夷为吾仇”的心情，他们“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这种反驳是很有说服力的。倭仁的正途出身人员不能“师事夷人”的论点，正成了奕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西学的依据。奕的驳斥并不停止在这个水平上，他在以倭仁攻击之道还治倭仁之后，转为进攻说，我们认为当今之局势，只有没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运、机器制造等工商业，才能自强。如果倭仁“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①至于倭仁所说中国亦有此种人才，那很好，“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清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②可是，当清廷真的下旨饬倭仁照此办理时，倭仁只好认输，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前议不过“以理度之”而已。同文馆既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③此后虽有通政使于凌辰、左都御史灵桂、候补知州杨廷熙等人顽固无知的胡言乱语，但都未起什么作用。杨廷熙且遭到廷旨申斥。
招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学习之争，经过两个回合，以奕等人告捷，倭仁认输而告一段落。但这不等于就能付之于行动了。在奕等人与倭仁的论争过程中，社会上街头巷议极多。有的人写联语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也有的人粘纸条于同文馆门前，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①一时间竟掀起了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浪潮。诚如奕所说：“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使添设的天文、算学馆“无复有投考者”。奕无可奈何地慨叹说：“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也！”②奕对于“失人心之道”的原因，还是找对了的。
应该看到，这场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争，是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与坚守落后生产力之争。奕与倭仁虽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都主张“中学为体”，但从社会发展看，他们之间还是有是非之别的。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派人观点是要使中国永远落后下去，以奕为代表的一派人的作法，是要使中国变落后为先进。我们不能因为奕一派人站在维护清王朝反动专制统治的立场，而一概否认其变革的主张。历史上的人物，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采取必要的变革手段，从而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者不乏其例。
由于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天文算学馆开办的倡议进行阻挠，正途人员投考者寥寥无几。奕等经过磋商，不得不放宽投考者的条件，以扩大生源。其原则是“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奕说：“此举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过于拘执，因页一律收考。”③但第一次招生，投考报名者98人，实到72人，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考试，酌取30名（一说31名）。由于考生质量低劣，次年再行复试，“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留馆学习者10人而已，最后学成者不过5人。于是不得不令该生等与“旧在同文馆年八旗俊秀同在一馆，俾资探讨。”①实际上，所谓天文、算学馆是不存在了。于此可见洋务改革阻力重重，每前进一步，那怕是极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守旧理学家虽然认输了，但以奕为代表的革新教育的主张也没有成功。其原因之一是与西太后不坚决支持奕的改革有关。西太后虽然对倭仁也有不满意之处，认为倭仁“见识拘迂”，借斥责天文、算学馆之反对者杨廷熙之机，指谪倭仁“失大臣之体”，“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②等等。但她的统治地位更与坚守正统忠义的倭仁息息相关。由此可见，改革的进程与程度范围，还得惟握有实权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马首是瞻！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设立时，本在旧学宫西边，到1869年（王韬记为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其后的情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广东方言馆到1880年设实学馆后，实际没有什么发展。从成效说，上海同文馆较为好些。例如，1868年输送到总署去的严良勋、席淦、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等5名学生，经过考试，“令以算法商除、归除及勾股弦和较诸法，逐条讲论，嗣以汉文照会饬繙洋文，并令以洋文照会译成汉文。该生等于算法颇能通晓，即繙译汉洋文字亦皆明顺，均无舛错。”③但京师同文馆却不然，由于学生来源品杂不一和教学不够认真等原因，成绩不佳，以致于到中法战争前夕，“开馆多年，而通晓洋文、汉文者寥寥无几，殊属有名无实。”①而肄业于天文算学馆者，“十余年来索隐探微，穷格奥窔”，于所学仅“渐能通晓”而已。于是，从1885年起各馆从事整顿，又由于形势需要而扩大其专业范围。兹述其简况如下：（1）推广招生。鉴于原规定：“由满汉八旗咨取十三、四岁以下幼丁”，年幼学浅，“于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更恐博而不专，迄无成就。”乃改为凡满汉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均准投考，“试以策论，择其文理可观者录取，……庶可事半功倍，有裨实用。”另外规定：“满汉之举贡生监，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奕等总署首领认为“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这些人智力不在西人之下，“倘能专精务实，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实非浅鲜。”②用上述办法出示招考后，报名踊跃，应试者竞达394名，远超1867年那次招生实到72人的5倍以上。这一方面固由于招生办法有所改变，但主要原因是经过近20年洋务活动，人们对西学认识有了颇大提高的缘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七、八等日分期考试，“取其文理通顺及粗通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经过初选和复试，录取汉文80名，“幼童虽未全篇而文理明顺者”10名，天文2名，算学12名，化学3名，翻译洋文1名，共108名③。
（2）完善规章扩大规模。经过多年实践，清廷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规定了正副提调、教习的职责，教职学员的管理体制和工薪待遇。章程体现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倘有学生不往学汉文者，即由帮提调将该学生惩办”。甚至洋人礼拜天，学生也必须到馆学汉学，《堂谕》指出，“每逢外国礼拜之日，该学生等即不照常到馆学习汉文，殊非认真用功之道。”④同样对于学洋文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续增条规”中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指明“近来有一人兼习数艺者，难免务广而荒，且有不学洋文洋语，仅习别艺，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于是明确规定在洋文洋语通晓后始可兼习别艺，而且“只准兼习一艺。”①其规定的课程如表（见下页）。
在章程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同文馆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扩充。首先添设纂修官。这是因为“不特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②乃酌照方略馆之例，于1886年6月，添设纂修官两员，以席淦、汪凤藻充之，后以汪氏被调出洋，改补贵荣担任。该两员主要从事对译就之书进行删校润色的工作。不久，复设立翻译处。之所以设翻译处，是因为总署“办理交涉事甚繁，翻译尤为紧要，”乃添设英、法、俄、德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这些译员的条件，“必须于外洋情形阅历较深者，……曾经出洋充当参赞翻译差满回京者，拣选派充。”③该馆于1888年7月成立。以张德彝、沈铎充补英文翻译官，恩光充补德文翻译官；随后又以塔克什讷为俄文翻译官，联涌为法文翻译官。
同年，同文馆建立了一座天文台，这是为了学天文的学生实习之用。所设观星台，“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④这符合教学与实践统一京师同文馆学制和课程设置*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二），第84—85页，《课程表》。
注：这样，奕在20年前在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专业的设想，到1888年不仅已实现且已超出其上了。此时同文馆学生的招收范围广泛了，质量以及教学水平均有所提高。诚如《中国在进步中》的作者高斯特所说：同文馆开始是失败的，但后来“略略地有些推进”③。总署于1888年一则奏折中说：“比年该繙译等，学有成效者，颇不乏人，或调往边界，或奏带出洋，均能奉差无误，俾疆吏使臣各收指臂之益。”①同文馆培养的外语和科学技术人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有10人获得进士、举人等功名。列表*于下：
*资料来源：据《洋务运动》（二），第91、92页名单改制。
因学西学成绩较优而获得科第衔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此举却冲破了八股时文取士的陋习，初步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人士给务实学者以功名的愿望。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同文馆取得的成绩，是与汉洋教习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兹将汉、洋教习名字列表（见下页）。
谈到洋务文化教育事业，不能不简叙一下当时翻译西籍的情历任汉教习*
*资料来源：据《洋务运动》（二），第94—98页名单改制。
历任洋教习*
续 表
*资料来源：据《洋务运动》（二），第94—98页名单改制。
况。当时除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原著外，大多数人要靠阅读译作。洋务派明确认识到的这一点。马尾船政局在建厂前即雇译员翻译了一些必要的科技知识文书。李鸿章也说，对西学“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其策。”李氏认识到所译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故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从1863年到1875年，已译出这类书籍40余种，“藉是稍窥要领，牖启高明”。②到1904年间，所译刊的西书共159种，1075卷。多数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少数属于社会政治历史著作。前者如《汽机发韧》、《汽机新制》、《汽机必以》、《制火药法》、《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还有化学方面的《化学鉴原》、《化学分原》等。这些科技知识的基本书，被学堂用作课本，并被各机器局所采用。这些书大都刊印于1870年前后，中国掀起办民用工业企业高潮之际，对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如果说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是从科技开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一览表*
* 资料来源：《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石印。
始的话，京师同文馆则是从关于外国交涉条例公法开其端，后渐及于科技书的。这是由于奕主务于对外办交涉的特点决定的。奕等上奏说：“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树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①故首先依靠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以便应用。京师同文馆所译书见下表：京师同文馆翻译书籍表*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二）第87、88页。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 如果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一开头以只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对外交涉人才，5年以后才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提到学习日程使之成为理科学堂的话，那么，马尾船政局所办求是堂艺局（半年后改名为前、后学堂），则是一开始就是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主的，他们对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虽也很重视，但那不过是作为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必备的手段而已。
左宗棠向清廷请在福建设船政局的第一个奏折，即注意到把西洋造船技术学到手的问题。在造船过程中，第一步是派青年工匠跟洋人学习，但这只能“执柯伐柯”地依样画葫芦，只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才是“学到手”的标志。这就非知其原理不可，非学习其科学知识、深入探究其理论不可，也就非设立这种学堂以培养新型人才不可。左宗棠是把设立艺局与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接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厚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①可见开办求是堂艺局的目的，是要使西法“衍于中国”“传习无穷”。左氏认为，有了艺局所学的基本科技知识，经过生产操作实践，不仅可以设计制造轮船，而且可以及于其他生产领域的机器工具的制造。在造船中，轮船的主要核心部件必须做到自造。之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①所谓“兴别项之利”，就是制造轮船以外的各项生产的机器制造，左氏多次强调“以利民用”，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合格的人才是不可思议的。他指出，“因”是比较容易的，“创”是很难的。要“创”那就非办象艺局这样的学堂不为功。当艺局开办5年，艺童们学有成效，经考核，在140名学生中，列上等者70—80名，次亦30—40名时，他高兴地展望未来说：“将来迸诣尚未可限量。如果优给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用也。”②这段话不仅表现了左氏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热切向往和信心，页且那种“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以“衍于无穷”的阐述，更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代表了当时先进改革家的认识水平，即如左宗棠所说的“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③，并从而“突过西人”④。
据上所述，求是堂艺局是把培养科技人才置于办船厂的首要地位的。故在马尾船政局开工前半年即开艺局⑤，建厂开工之后，学堂房屋也优先建造。1868年迁入马尾船厂后，将艺局分为前、后学堂（下简称“学堂”），前学堂学法文，设造船、设计专业，后学堂学英文，设驾驶、轮机专业。“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艺徒共三百余名。”⑥分别设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制图、航行理论、造船学以及实际操作规则等课程。
学堂设正副监督，由德克碑任正监督，日意格副之。法员迈达等教授制造，英员嘉乐尔等教授驾驶。对洋教习的要求是严格的。左宗棠说：“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①对洋员的待遇也是优厚的。“与日意格等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②。另一方德克碑、日意格则提出保证：“教导中国员匠于造船法度一切精熟，均各自能制造，并能自造家伙，并学堂中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均各精熟，俾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③如按此规定做，即照上述奖金数给予。历史证明，德克碑、日意格等人确能“精心教导”“循循善诱”而著有成效。过去学术界常有以洋务派出惊人的高薪给洋技术人员为非者。这是不公正的。在自己没有掌握先进技术条件下，要想很快地把这种技术学到手，出这样的高价是必要的，值得的。诚如左宗棠所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④艺局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其基本精神是促使他们富于进取。左宗棠在《船政事宜胪列十条》中说：“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材也。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矣！”
上述规定，可概括为：学习要求高而且严；物质待遇是优厚的；学生的出路前途是好的、有保证的。
为实现这些原则规定，艺局采取了以下一些具体措施：（1）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年龄在15岁以上18岁以下之子弟入学。入学堂学习制造及驾驶管轮者名曰艺童。艺圃招考膂力壮健子弟分派各厂学习工作者，名曰艺徒。也就是，前者为前、后学堂学生，后者为学徒。他们除端午、中秋给假3天和年假外，星期天不休假。晨起、夜眠均有定时。上课必须专心听讲，“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得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2）在待遇上，学生除日给饭食费七钱五分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另外医药费也由学堂供给。这种优厚待遇固然是为了让学生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打破士子不屑从事技艺工作的传统的一种手段。
（3）“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
（4）学习年限为5年。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熙军功人员例议奖。”“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这种从不拘出身、广求社会贤慧子弟，对学生优给廪饩，优奖劣汰，到优予拔擢，与洋员同等给薪等等规定和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加速培养优秀新式科技人才，以便将“彼之所长”转变为“我之长”，并进而达到“驾西人而上之”。应该看到，马尾船政局的前、后学堂的作为，既远出京师同文馆之上，也超过上海、广东方言馆。实践证明，前、后学堂的成效是显著的。英国教习赖格罗称赞这些学生“勤邑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日意格也认为这些学生“均甚聪明，易学易晓。”左宗棠因此而发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①的自豪语。这句话虽言过其实一点，但丝毫没有“崇洋”的影子却是事实。
艺局的教学采取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在学专业过程中结合实际到工厂、轮船进行操作训练。例如，1871年，船政局派学生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浦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淞、柴卓群、陈锦堂等18人，并外学堂学生邓世昌等10人，登“建威”练船练习，巡历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1875年，以“扬武”号作练船，除将“建成”练船上的练习生移入外，复派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材、韦振声、史建中等，登船见习，航行海外，游历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埠，至日本而还。这种注重实用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是新式的，开创性的，它打破了完全在书斋中生活的陈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占有重要一页。
因此，可以说求是堂艺局的教育方针对头，教学原则合理而实用，教育成效也颇为显著。
首先，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轮船驾驶员。学生在1871年第一次出海练习的基础上，1873年3月，由教习洋员德勒塞率艺局学生驾船南行，先到厦门，经香港、新加坡、槟榔屿而后于7月间回到福州。在4个月的航行中，除停靠码头外，实际在洋面的时间为75天。航程是复杂的、艰辛的。诚如沈葆桢所说：“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主要由教习躬督驾驶，令艺童们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教习对艺童的操作考核是很认真的，尤其是当“飐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日如何，以分其优劣。”结果，“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于是，张成、吕翰被拔为“海东云”、“长胜”两轮管驾，使“独当一面，以观后效”②，并随“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任管驾①。从此，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轮船驾驶员。早在1870年沈葆桢就上奏说：臣“自蒙简任总理船政以来，即广为采用，通轮机者派令管轮，熟驾驶者委以管驾。人才以搜罗而叠出，从事由鼓励而渐兴。”②闽省各轮逐渐由华人管轮，到1873年最后一艘“长胜”号由洋员驾驶者也改由华人驾驶。从此轮船驾驶无一洋人了。
驾驶专业成绩显著，造船专业亦莫不然。从1873年起，船政局“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洋师付与全图，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
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做到了“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轮管车者已十四名。”③这样，制造也取得了明效。
驾驶、制造均能在仅仅五六年间取得上述成绩，在一无所有的当时，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奇迹。左宗棠高兴他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①前后学堂不是每年招生的，而是2年或3年招生一次，到80年代后期共招9届，随后即停止招生。
综上所述，洋务教育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开其端，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而逐渐及于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其中比较系统的招生培养工科技术人才的，当首推左宗棠所办的求是堂艺局。可见洋务教育，是随着洋务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而发展的。
⑤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页56。
①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2。
②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页24。
①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页30。
②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2。
①见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奏，《洋务运动》（四），第18页。
②刘铭传《遵议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洋务运动》（一），第231页。
③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页59。
①以上引文均见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页24。
②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页30。
③奕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奏折中说，是七月间设立同文馆，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3。
④以上引文见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3—14页。 ①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8—9页。
②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上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5、6。
①上引文均见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4。
②③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4。
①王韬《瀛壖杂志》卷3。
②毛鸿宾《开设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毛尚书奏稿》卷13；又见广州将军瑞麟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7，页6—7。
③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长善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21页。
①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奕奏，《洋务运动》（二），第146—147页。
①同冶六年三月初二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2。
②《郭嵩焘奏稿》，第283、284页，岳麓书让版。
③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3。
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3—4。
①以上引文均见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0，页44—46。
①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奕等奏附章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46—48。
②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张盛藻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15—17。
①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倭仁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24—25。
②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2—4。
③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15。 ①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倭仁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19。
②《翁文慕公日记》，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册7，页12、15。
③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24。
①同冶六年六月初二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52页。
②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奕等奏片，《洋务运动》（二），第56页。
③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谕，《洋务运动》（二），第51页。 ①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41—142页。
②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锦片，《洋务运动》（二），第62页。
③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3、64页。
④见《洋务运动》（二），第66页。
①见《洋务运动》（二），第75、78页。
②《续增同文馆条规》，《洋务运动》（二），第76页。
③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6页。
④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总署片，《洋务运动》（二），第90页。
③见《洋务运动》（二），第91页。
①见《洋务运动》（八），第432页。
②见《洋务运动》（二），第90页。
①光绪元年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30页。
①同治三年七月弈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多始末》卷27，页25。
①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28页。
②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页53。
③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立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111页。
④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页40。
⑤左宗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页1。
⑥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①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奏，《洋务运动》（五），第115—116页。
②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6页。
③左宗棠《船政事宜胪列十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洋务运动》（五），第26页。
④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奏片附件，《洋务运动》（五），第39页。
⑤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24页。
①见《洋务运动》（五），第25页。
①以上引文见《求是堂艺局章程》，《清末海军史料》第377—378页。
②见《洋务运动》（五），第453页。
①以上引文均见沈葆桢《续陈轮船工程并练船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洋务运动》（五），第139页。
②沈葆桢《船政教导功成吁恳奖励折》，《洋务运动》（五），第141页。
③同治九年八月沈葆桢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7，页39。
①见《洋务运动》（五），第141—142页。
首先意识到紧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译）人才。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并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由于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没有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了，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开始增多，其中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迫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也不高，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事实上其中一些人也确实不能信赖。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即发觉这些通事的劣迹而揭露说：“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通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塾，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他们知识不多，翻译往往失实）“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
上面一段话说明：一、过去那些从事通事工作者，多系社会无赖游民；二、这些人多系外国侵略者培养出来的；三、这类通事为侵略者服务，反而对中国的事起坏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就非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不可。
较早感到自己培养翻译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他一则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①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②从仅仅为了消除“隔膜”，发展到“不受人欺蒙”，自然是一个进步。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又超过奕，他表达这种心情说：“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这就是说，中外交涉，凭外国翻译官传达，恐有“偏袒捏架情弊”，固不可靠；仅恃“觅雇通事”传话，也靠不住，他很可能成为“洋务之大害”。因此，要对洋人“通其志，达其意，知其虚实诚伪”，非有自己的译员不可。可见，清政府洋务派积极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在培训买办人员，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统治者的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有防备和抵御外国侵略的一面的。只是由于中国当时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使这种类型的人才必然蒙上买办色彩而已。但对每个个人来说，不见得都带有这种色彩。
洋务运动中翻译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不仅仅限于对外交涉中的译员，随着洋务事业发展，他们被逐渐地更多地使用于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书籍的翻译。1868年曾国藩说过：“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此，他提议在江南制造局“另立学馆，以习翻译”，选聪颖子弟，一方面学习外文，另一方面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因为单有外文没有科技知识，是译不好科技书的。曾氏主张“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②后起的刘铭传也认识到“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后进以广人才”的重要性。他在1884年任台防大臣时就说：“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究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①以上事实表明，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做对外交涉中的译员，还是做科学技术等图书的翻译，都有御外侮的目的。这个目的尤以后者最为突出。左宗棠对此有很明确的见解。他所办求是堂艺局，在教习外语的同时，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课程列为必修课，一反“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的陋规，他认为没有广博深邃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有所创新，只能停止在模仿上，而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左氏自豪他说，他的外文与科技知识并重培养人才的方针，将来在技艺方面不仅可与西洋并驾齐驱，且有可能驾而上之。这样，“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做我，一切皆自将敛抑”②了。左氏虽把西洋科学技术学到手一事看得太简单容易，但他的外语、科技并重的方针是对头的，这是他御外侮迫切心情的表露。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适应形势需要而设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首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继之而设的是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现从京师同文馆谈起。
京师同文馆是在原俄文馆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旧设的俄文馆并未取得多少成效，奕等人认为，俄文学馆久已“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俄语，对此除加以整顿而外，应改设同文馆，增加英、法语言文字专业，这是因为英法交涉事繁，急需通晓英、法语言之人的缘故。原来的俄文馆人数为24名，改设同文馆后仍不逾此数。这就是说学俄文者减少，以便将名额让给学英、法文者。英法文教习本拟在上海、广州两地聘请，饬令该两处地方官“各派二人来京差委”，并令他们“携带各国书籍来京”③，但广东方面“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①于是聘请威妥玛推荐的兼通汉文的英人包尔腾为英语教习。随即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开馆②。次年春，由法国哥士耆推荐司默灵为法文教习。由于司默灵是传教士，总理衙门初不谓然，嗣见司默灵“尚无传教士习气，因与切实言定，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可见清政府对于传教士是很警惕的。至于俄文教习，由俄使巴留捷克推荐的向充俄馆翻译的柏林担任。英、法、俄各文馆均设汉文教习：英文馆汉文教习为徐树琳，俄文馆为八旗教习杨亦铭，法文馆为张旭升，他们于1863午陆续到任。洋文教习与汉文教习薪金悬殊极大，洋教习年薪库平银1000两，汉教习月给8两，年共96两，相距10倍以上。这是因为“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来充当。”③这在迫切需要外语人才的情况下，是应该允许的。同文馆的学生来源，是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13～14岁以下者4—5人。当时实际挑取的人数是20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将来传补将次完竣，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酌量录取，挨次传补。”④说明清王朝在培养新式洋务人才中，注重在满州贵族亲信中挑选，从这一事实可看出清政府对洋务事业的重视了。然而，在改革开放起步的19世纪下半期，在汉族洋务官僚握有实力的情况下，满族贵族垄断新式人才的培养的企图，只能成为泡影。它首先被李鸿章打破了。
与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同时，江苏巡抚李鸿章亦奏请在上海设立类似的学馆，清廷也命令广东设语言文字学馆说：“总莲衙门固为通商纲领，而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饬广州将军库克吉泰、两广总督晏端书仿照办理。并郑重强调：“此事为当今要务，……务当实心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又进一步指明具体办学方针说：选“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晓，质地尚可造就者，一并拣选。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厚给廪饩，时加考查。倘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①此上谕的内容比之京师同文馆：（1）年龄放宽到20岁左右；（2）强调继续学习清文的必要性；（3）明确了洋文学有成效保证“授以官职”，以示鼓励。
从“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一语看，清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更着重沪、粤两地的方言馆。这一点李鸿章在筹办之初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之说也。”在洋人、买办荟萃的上海、广州办外语学馆，远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条件有利是明显的；其次，单靠京师同文馆的学员来兼顾沪、粤两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难的。故李鸿章说：既然广东、上海两口的交涉事件转多于总理衙门，“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②。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也可看出李鸿章想打破清廷对新型人才培养的垄断权，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鸿章已认识到培养外语人才除为中外交涉之外，还为引进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他在筹办广方言馆之初即强调这方面的作用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稗助。”②从李鸿章这段话看，识见远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学外语与阅读和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系起来；其二，把学外文、科技与“自强之道”联系了起来。这种见解出自1863年春间，据我所看到的同类意见，还没有比李氏早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处于“庄岳之间”的上海，而又正在身体力行地实地办近代军用工业，因而较早体会到学习外语和引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缘故。
李鸿章办上海广方言馆在选取学生上还有与同文馆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一、“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入馆学习。这里强调“近郡”，就打破了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的规矩；二、“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①小官可以入馆学外语科技，这也是一个创举。这应认为是奕等于1866年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的措施的先声。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3月开馆，冯桂芬为之拟订章程12则，招正附课学生各40名，4年毕业。聘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为西文教习；华文教习则有徐雪村、华若汀诸人。王韬记其事云：广方言馆“延西士之学问充裕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逼商衙门司理繙译，承办洋务。……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②这就打破了从正途选官的惯例。广方言馆于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内书院，成为该局翻译馆的核心。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开馆。清政府派镶黄正白旗汉军协领王镇雄为提调，汉军防御谈广枬、候补县丞汤森为馆长，江西南丰县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子登）为汉文教习，聘美人谭顺为西文教习。学生数额为20名，在广州驻防的满汉八旗向习清书翻译子弟中，拣选资质聪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择汉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这种“附学”者，限定10名①。以上说明广州方言馆在选学生上，没有上海馆广泛，是仍以八旗子弟为主的。
1879年，“因遣使各国及办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国交涉事件近亦不少”，因添设法、德二国文字学馆，在原20名英文学生中，“择其学有成效者十名分拨法、布二馆，每馆另挑质性聪颖兼晓清、汉文义者五名”，“三馆俱以十名为额。”合共30名。每馆可招收附学生各5名。除原英文馆10名学生学法、德文的同时仍须定期复习英文外，其他学生只须专习一种文字②。这个教学原则还是对的。但比之上海广方言馆在学习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学习算学等科学知识来说，就显得不足了。
广州方言馆的教习、学生待遇，都优厚于京师同文馆，汉文教习年薪480两，另给纸张笔墨书籍等项银每月4两，饭食日给120文；洋文教习年薪1200两，另给纸张笔墨银每月16两。学生每月各给3两膏火银，另有桨赏银等补贴。
京外同文馆除上海、广东外，东北珲春于1887年3月25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设立“繙译俄文书院”。此为“因地制宜，诚为当务之亟”之举。因“珲春、宁古塔、三姓三城，与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当差人员，于俄请、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来照会，多有隔阂误会。”③故必须设立“繙译俄文书院”。
其他如台湾于1887年也设立了西学馆和另一些地方设立类似的学习语言文字学馆。那些学馆大多是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兼习外国语言的学堂，与同文馆性质有所不同。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京师同文馆设立不久，即有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的倡议，清廷亦有广求格致人才以充实同文学馆的意见。于是，总理衙门奕等人在同文馆开馆三年之后，即想提高其效果和扩大学生知识领域：一方面派员到国外去走马观花般地增长见识，如1866年乘赫德回英休假之便，清政府派同文馆学生两人随同前往，“一览该国风土人情”，由曾任知县并随赫德办理文案的斌椿带往；另一方面，为作在同文馆内培养格致人才的准备，奕与创办机器局急需科技人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反复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①乃随即将培养格致人才付诸实践。现将此过程简述之。
1866年春郭嵩焘即向清廷上《保举实学人员疏》的奏折，强调“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振兴人文”。他在所举的10余人中，认为“专精数学”的南海生员邹伯奇、与“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浙江诸生李善兰，应同置于同文馆，以便与洋教习一起讲习讨论。①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奕等于同年12月，向清朝廷提出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请求。他说：“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他把天文、算学等科学知识看作是机器制造的“根本”，这是抓到要害处的。奕的请求得到清廷的认可。学习内容既有较大变化，所招学生条件也因之而与学语言文字者有异。一是“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一是“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奕坚信：“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③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坚定信心的改革，生源从八旗幼童改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和“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各官”；从14岁内外改为20以外。这种改革，很鲜明地表现了一个战略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为了使所培养的新型人才可以马上肩负重大责任，否则是没有必要这样改变的。这是一个很可嘉许的在培养人才上的大跃进。
然而，在把西学视为异端的顽固守旧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当时，居然要招收有高级学衔甚至有五品以下官衔的人，来京师圣地学习“奇技淫巧”之学，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一时遭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攻击。“非议”和“攻击”主要有以下三点：（1）此举为不急之务。认为轮船租赁，洋炮购买，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 （2）“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3）“师法西人为耻”。其他还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等谬论。奕毫不示弱地与以驳斥说“此皆不识时务”之论。指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徹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前者为“权宜之策”，后者为“永远之谋”。怎么可以说是“不急之务”呢？奕进一步批判所谓“师法西人为耻”说：“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船炮等技术先进，日本这样的小国，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些批驳是很有力的。但奕等人对于“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一说的批判则是无力的，只是说：“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不过西人“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惯技，“古已有之”的老调，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学西学的阻力，究不足取。至于对“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还击，奕只是说“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④这是“匠人”与“儒者”分别任“体”“脑”之责的观点，向顽固派妥协倾向是明显的。
然而，奕的教育改革思想还是坚定的，他酌拟《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其中特别强调：（1）“专取正途人员”，并将“前议专取举人、恩、拔、副、岁、优贡及由此项出身人员，今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为什么招收这种人？理由是他们“研经有索，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为了把这些人引进同文馆，又相应地把年令放宽至30岁。不仅如此，还规定：如果平时对于天文、算学研究有素，自愿来馆学习以精其业者，年令可以不拘，即还可以大于30岁。（2）“请优加奖叙以资鼓励”。奕认为，这些人“学习三年，试居高等，足见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终不懈，自应格外优奖，以为后之留学者劝。”并提议“此项人员，均准备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励而广招徕。”其他还有厚给薪水等优待，除供给饭食外，每月给薪十两，使其“年顾无忧，而心益专一矣！”
从以上那些规定看，奕显然是要培养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以改变官吏的结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充当各级官吏，才能使洋务路线和各项相应的政策便于推行，才有利于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的措施。而这，必然遭到顽固官僚们的反对和攻击。
以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打头阵，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批高层官僚也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招收正途有功名者入馆学习科技知识一项。张盛藻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天文算学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少年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①张盛藻这种顽因守旧观点，在一片办洋务的热潮中，很自然地遭到清廷“着无庸议”的否定上谕。倭仁不甘心失败，他除申述张盛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那些陈词滥调之外，着重渲染“师事夷人”的危害。他说：用“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它将于“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且“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如果实在需要天文数学人才，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许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等总署大臣针锋相对，指着倭仁的名字驳斥道：臣等之所以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士大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其故有二：一是正途出身人员均为“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学习西学不至于“不加拣择”，被“洋人引诱误入歧途”；二是学士大夫对今日局势均痛心疾首，均有如倭仁所说的“夷为吾仇”的心情，他们“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这种反驳是很有说服力的。倭仁的正途出身人员不能“师事夷人”的论点，正成了奕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西学的依据。奕的驳斥并不停止在这个水平上，他在以倭仁攻击之道还治倭仁之后，转为进攻说，我们认为当今之局势，只有没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运、机器制造等工商业，才能自强。如果倭仁“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①至于倭仁所说中国亦有此种人才，那很好，“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清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②可是，当清廷真的下旨饬倭仁照此办理时，倭仁只好认输，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前议不过“以理度之”而已。同文馆既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③此后虽有通政使于凌辰、左都御史灵桂、候补知州杨廷熙等人顽固无知的胡言乱语，但都未起什么作用。杨廷熙且遭到廷旨申斥。
招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学习之争，经过两个回合，以奕等人告捷，倭仁认输而告一段落。但这不等于就能付之于行动了。在奕等人与倭仁的论争过程中，社会上街头巷议极多。有的人写联语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也有的人粘纸条于同文馆门前，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①一时间竟掀起了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浪潮。诚如奕所说：“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使添设的天文、算学馆“无复有投考者”。奕无可奈何地慨叹说：“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也！”②奕对于“失人心之道”的原因，还是找对了的。
应该看到，这场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争，是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与坚守落后生产力之争。奕与倭仁虽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都主张“中学为体”，但从社会发展看，他们之间还是有是非之别的。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派人观点是要使中国永远落后下去，以奕为代表的一派人的作法，是要使中国变落后为先进。我们不能因为奕一派人站在维护清王朝反动专制统治的立场，而一概否认其变革的主张。历史上的人物，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采取必要的变革手段，从而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者不乏其例。
由于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天文算学馆开办的倡议进行阻挠，正途人员投考者寥寥无几。奕等经过磋商，不得不放宽投考者的条件，以扩大生源。其原则是“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奕说：“此举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过于拘执，因页一律收考。”③但第一次招生，投考报名者98人，实到72人，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考试，酌取30名（一说31名）。由于考生质量低劣，次年再行复试，“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留馆学习者10人而已，最后学成者不过5人。于是不得不令该生等与“旧在同文馆年八旗俊秀同在一馆，俾资探讨。”①实际上，所谓天文、算学馆是不存在了。于此可见洋务改革阻力重重，每前进一步，那怕是极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守旧理学家虽然认输了，但以奕为代表的革新教育的主张也没有成功。其原因之一是与西太后不坚决支持奕的改革有关。西太后虽然对倭仁也有不满意之处，认为倭仁“见识拘迂”，借斥责天文、算学馆之反对者杨廷熙之机，指谪倭仁“失大臣之体”，“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②等等。但她的统治地位更与坚守正统忠义的倭仁息息相关。由此可见，改革的进程与程度范围，还得惟握有实权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马首是瞻！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设立时，本在旧学宫西边，到1869年（王韬记为1870年）移附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其后的情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广东方言馆到1880年设实学馆后，实际没有什么发展。从成效说，上海同文馆较为好些。例如，1868年输送到总署去的严良勋、席淦、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等5名学生，经过考试，“令以算法商除、归除及勾股弦和较诸法，逐条讲论，嗣以汉文照会饬繙洋文，并令以洋文照会译成汉文。该生等于算法颇能通晓，即繙译汉洋文字亦皆明顺，均无舛错。”③但京师同文馆却不然，由于学生来源品杂不一和教学不够认真等原因，成绩不佳，以致于到中法战争前夕，“开馆多年，而通晓洋文、汉文者寥寥无几，殊属有名无实。”①而肄业于天文算学馆者，“十余年来索隐探微，穷格奥窔”，于所学仅“渐能通晓”而已。于是，从1885年起各馆从事整顿，又由于形势需要而扩大其专业范围。兹述其简况如下：（1）推广招生。鉴于原规定：“由满汉八旗咨取十三、四岁以下幼丁”，年幼学浅，“于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更恐博而不专，迄无成就。”乃改为凡满汉年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均准投考，“试以策论，择其文理可观者录取，……庶可事半功倍，有裨实用。”另外规定：“满汉之举贡生监，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奕等总署首领认为“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这些人智力不在西人之下，“倘能专精务实，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实非浅鲜。”②用上述办法出示招考后，报名踊跃，应试者竞达394名，远超1867年那次招生实到72人的5倍以上。这一方面固由于招生办法有所改变，但主要原因是经过近20年洋务活动，人们对西学认识有了颇大提高的缘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七、八等日分期考试，“取其文理通顺及粗通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经过初选和复试，录取汉文80名，“幼童虽未全篇而文理明顺者”10名，天文2名，算学12名，化学3名，翻译洋文1名，共108名③。
（2）完善规章扩大规模。经过多年实践，清廷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规定了正副提调、教习的职责，教职学员的管理体制和工薪待遇。章程体现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倘有学生不往学汉文者，即由帮提调将该学生惩办”。甚至洋人礼拜天，学生也必须到馆学汉学，《堂谕》指出，“每逢外国礼拜之日，该学生等即不照常到馆学习汉文，殊非认真用功之道。”④同样对于学洋文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续增条规”中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指明“近来有一人兼习数艺者，难免务广而荒，且有不学洋文洋语，仅习别艺，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于是明确规定在洋文洋语通晓后始可兼习别艺，而且“只准兼习一艺。”①其规定的课程如表（见下页）。
在章程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同文馆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扩充。首先添设纂修官。这是因为“不特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②乃酌照方略馆之例，于1886年6月，添设纂修官两员，以席淦、汪凤藻充之，后以汪氏被调出洋，改补贵荣担任。该两员主要从事对译就之书进行删校润色的工作。不久，复设立翻译处。之所以设翻译处，是因为总署“办理交涉事甚繁，翻译尤为紧要，”乃添设英、法、俄、德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这些译员的条件，“必须于外洋情形阅历较深者，……曾经出洋充当参赞翻译差满回京者，拣选派充。”③该馆于1888年7月成立。以张德彝、沈铎充补英文翻译官，恩光充补德文翻译官；随后又以塔克什讷为俄文翻译官，联涌为法文翻译官。
同年，同文馆建立了一座天文台，这是为了学天文的学生实习之用。所设观星台，“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④这符合教学与实践统一京师同文馆学制和课程设置*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二），第84—85页，《课程表》。
注：这样，奕在20年前在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专业的设想，到1888年不仅已实现且已超出其上了。此时同文馆学生的招收范围广泛了，质量以及教学水平均有所提高。诚如《中国在进步中》的作者高斯特所说：同文馆开始是失败的，但后来“略略地有些推进”③。总署于1888年一则奏折中说：“比年该繙译等，学有成效者，颇不乏人，或调往边界，或奏带出洋，均能奉差无误，俾疆吏使臣各收指臂之益。”①同文馆培养的外语和科学技术人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有10人获得进士、举人等功名。列表*于下：
*资料来源：据《洋务运动》（二），第91、92页名单改制。
因学西学成绩较优而获得科第衔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此举却冲破了八股时文取士的陋习，初步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人士给务实学者以功名的愿望。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同文馆取得的成绩，是与汉洋教习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兹将汉、洋教习名字列表（见下页）。
谈到洋务文化教育事业，不能不简叙一下当时翻译西籍的情历任汉教习*
*资料来源：据《洋务运动》（二），第94—98页名单改制。
历任洋教习*
续 表
*资料来源：据《洋务运动》（二），第94—98页名单改制。
况。当时除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原著外，大多数人要靠阅读译作。洋务派明确认识到的这一点。马尾船政局在建厂前即雇译员翻译了一些必要的科技知识文书。李鸿章也说，对西学“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其策。”李氏认识到所译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故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从1863年到1875年，已译出这类书籍40余种，“藉是稍窥要领，牖启高明”。②到1904年间，所译刊的西书共159种，1075卷。多数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少数属于社会政治历史著作。前者如《汽机发韧》、《汽机新制》、《汽机必以》、《制火药法》、《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还有化学方面的《化学鉴原》、《化学分原》等。这些科技知识的基本书，被学堂用作课本，并被各机器局所采用。这些书大都刊印于1870年前后，中国掀起办民用工业企业高潮之际，对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如果说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是从科技开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一览表*
* 资料来源：《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石印。
始的话，京师同文馆则是从关于外国交涉条例公法开其端，后渐及于科技书的。这是由于奕主务于对外办交涉的特点决定的。奕等上奏说：“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树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①故首先依靠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以便应用。京师同文馆所译书见下表：京师同文馆翻译书籍表*
*资料来源：《洋务运动》（二）第87、88页。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 如果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一开头以只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对外交涉人才，5年以后才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提到学习日程使之成为理科学堂的话，那么，马尾船政局所办求是堂艺局（半年后改名为前、后学堂），则是一开始就是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主的，他们对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虽也很重视，但那不过是作为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必备的手段而已。
左宗棠向清廷请在福建设船政局的第一个奏折，即注意到把西洋造船技术学到手的问题。在造船过程中，第一步是派青年工匠跟洋人学习，但这只能“执柯伐柯”地依样画葫芦，只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才是“学到手”的标志。这就非知其原理不可，非学习其科学知识、深入探究其理论不可，也就非设立这种学堂以培养新型人才不可。左宗棠是把设立艺局与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接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厚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①可见开办求是堂艺局的目的，是要使西法“衍于中国”“传习无穷”。左氏认为，有了艺局所学的基本科技知识，经过生产操作实践，不仅可以设计制造轮船，而且可以及于其他生产领域的机器工具的制造。在造船中，轮船的主要核心部件必须做到自造。之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①所谓“兴别项之利”，就是制造轮船以外的各项生产的机器制造，左氏多次强调“以利民用”，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合格的人才是不可思议的。他指出，“因”是比较容易的，“创”是很难的。要“创”那就非办象艺局这样的学堂不为功。当艺局开办5年，艺童们学有成效，经考核，在140名学生中，列上等者70—80名，次亦30—40名时，他高兴地展望未来说：“将来迸诣尚未可限量。如果优给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用也。”②这段话不仅表现了左氏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热切向往和信心，页且那种“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以“衍于无穷”的阐述，更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代表了当时先进改革家的认识水平，即如左宗棠所说的“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③，并从而“突过西人”④。
据上所述，求是堂艺局是把培养科技人才置于办船厂的首要地位的。故在马尾船政局开工前半年即开艺局⑤，建厂开工之后，学堂房屋也优先建造。1868年迁入马尾船厂后，将艺局分为前、后学堂（下简称“学堂”），前学堂学法文，设造船、设计专业，后学堂学英文，设驾驶、轮机专业。“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艺徒共三百余名。”⑥分别设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制图、航行理论、造船学以及实际操作规则等课程。
学堂设正副监督，由德克碑任正监督，日意格副之。法员迈达等教授制造，英员嘉乐尔等教授驾驶。对洋教习的要求是严格的。左宗棠说：“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①对洋员的待遇也是优厚的。“与日意格等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②。另一方德克碑、日意格则提出保证：“教导中国员匠于造船法度一切精熟，均各自能制造，并能自造家伙，并学堂中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均各精熟，俾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③如按此规定做，即照上述奖金数给予。历史证明，德克碑、日意格等人确能“精心教导”“循循善诱”而著有成效。过去学术界常有以洋务派出惊人的高薪给洋技术人员为非者。这是不公正的。在自己没有掌握先进技术条件下，要想很快地把这种技术学到手，出这样的高价是必要的，值得的。诚如左宗棠所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④艺局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其基本精神是促使他们富于进取。左宗棠在《船政事宜胪列十条》中说：“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材也。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矣！”
上述规定，可概括为：学习要求高而且严；物质待遇是优厚的；学生的出路前途是好的、有保证的。
为实现这些原则规定，艺局采取了以下一些具体措施：（1）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年龄在15岁以上18岁以下之子弟入学。入学堂学习制造及驾驶管轮者名曰艺童。艺圃招考膂力壮健子弟分派各厂学习工作者，名曰艺徒。也就是，前者为前、后学堂学生，后者为学徒。他们除端午、中秋给假3天和年假外，星期天不休假。晨起、夜眠均有定时。上课必须专心听讲，“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得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2）在待遇上，学生除日给饭食费七钱五分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另外医药费也由学堂供给。这种优厚待遇固然是为了让学生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打破士子不屑从事技艺工作的传统的一种手段。
（3）“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
（4）学习年限为5年。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熙军功人员例议奖。”“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这种从不拘出身、广求社会贤慧子弟，对学生优给廪饩，优奖劣汰，到优予拔擢，与洋员同等给薪等等规定和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加速培养优秀新式科技人才，以便将“彼之所长”转变为“我之长”，并进而达到“驾西人而上之”。应该看到，马尾船政局的前、后学堂的作为，既远出京师同文馆之上，也超过上海、广东方言馆。实践证明，前、后学堂的成效是显著的。英国教习赖格罗称赞这些学生“勤邑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日意格也认为这些学生“均甚聪明，易学易晓。”左宗棠因此而发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①的自豪语。这句话虽言过其实一点，但丝毫没有“崇洋”的影子却是事实。
艺局的教学采取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在学专业过程中结合实际到工厂、轮船进行操作训练。例如，1871年，船政局派学生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浦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淞、柴卓群、陈锦堂等18人，并外学堂学生邓世昌等10人，登“建威”练船练习，巡历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1875年，以“扬武”号作练船，除将“建成”练船上的练习生移入外，复派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材、韦振声、史建中等，登船见习，航行海外，游历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埠，至日本而还。这种注重实用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是新式的，开创性的，它打破了完全在书斋中生活的陈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占有重要一页。
因此，可以说求是堂艺局的教育方针对头，教学原则合理而实用，教育成效也颇为显著。
首先，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轮船驾驶员。学生在1871年第一次出海练习的基础上，1873年3月，由教习洋员德勒塞率艺局学生驾船南行，先到厦门，经香港、新加坡、槟榔屿而后于7月间回到福州。在4个月的航行中，除停靠码头外，实际在洋面的时间为75天。航程是复杂的、艰辛的。诚如沈葆桢所说：“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主要由教习躬督驾驶，令艺童们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教习对艺童的操作考核是很认真的，尤其是当“飐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日如何，以分其优劣。”结果，“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于是，张成、吕翰被拔为“海东云”、“长胜”两轮管驾，使“独当一面，以观后效”②，并随“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任管驾①。从此，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轮船驾驶员。早在1870年沈葆桢就上奏说：臣“自蒙简任总理船政以来，即广为采用，通轮机者派令管轮，熟驾驶者委以管驾。人才以搜罗而叠出，从事由鼓励而渐兴。”②闽省各轮逐渐由华人管轮，到1873年最后一艘“长胜”号由洋员驾驶者也改由华人驾驶。从此轮船驾驶无一洋人了。
驾驶专业成绩显著，造船专业亦莫不然。从1873年起，船政局“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洋师付与全图，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
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做到了“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轮管车者已十四名。”③这样，制造也取得了明效。
驾驶、制造均能在仅仅五六年间取得上述成绩，在一无所有的当时，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奇迹。左宗棠高兴他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①前后学堂不是每年招生的，而是2年或3年招生一次，到80年代后期共招9届，随后即停止招生。
综上所述，洋务教育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开其端，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而逐渐及于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其中比较系统的招生培养工科技术人才的，当首推左宗棠所办的求是堂艺局。可见洋务教育，是随着洋务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而发展的。
⑤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页56。
①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2。
②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页24。
①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页30。
②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2。
①见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奏，《洋务运动》（四），第18页。
②刘铭传《遵议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洋务运动》（一），第231页。
③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页59。
①以上引文均见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奕等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页24。
②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页30。
③奕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奏折中说，是七月间设立同文馆，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3。
④以上引文见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3—14页。 ①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8—9页。
②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上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5、6。
①上引文均见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4。
②③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页4。
①王韬《瀛壖杂志》卷3。
②毛鸿宾《开设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毛尚书奏稿》卷13；又见广州将军瑞麟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7，页6—7。
③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长善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21页。
①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奕奏，《洋务运动》（二），第146—147页。
①同冶六年三月初二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2。
②《郭嵩焘奏稿》，第283、284页，岳麓书让版。
③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3。
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3—4。
①以上引文均见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0，页44—46。
①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奕等奏附章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46—48。
②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张盛藻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15—17。
①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倭仁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24—25。
②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2—4。
③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15。 ①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倭仁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19。
②《翁文慕公日记》，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册7，页12、15。
③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奕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页24。
①同冶六年六月初二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52页。
②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奕等奏片，《洋务运动》（二），第56页。
③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谕，《洋务运动》（二），第51页。 ①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41—142页。
②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锦片，《洋务运动》（二），第62页。
③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3、64页。
④见《洋务运动》（二），第66页。
①见《洋务运动》（二），第75、78页。
②《续增同文馆条规》，《洋务运动》（二），第76页。
③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6页。
④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总署片，《洋务运动》（二），第90页。
③见《洋务运动》（二），第91页。
①见《洋务运动》（八），第432页。
②见《洋务运动》（二），第90页。
①光绪元年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30页。
①同治三年七月弈等奏，同治朝《筹办夷多始末》卷27，页25。
①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28页。
②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页53。
③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立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111页。
④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页40。
⑤左宗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页1。
⑥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①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奏，《洋务运动》（五），第115—116页。
②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6页。
③左宗棠《船政事宜胪列十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洋务运动》（五），第26页。
④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奏片附件，《洋务运动》（五），第39页。
⑤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24页。
①见《洋务运动》（五），第25页。
①以上引文见《求是堂艺局章程》，《清末海军史料》第377—378页。
②见《洋务运动》（五），第453页。
①以上引文均见沈葆桢《续陈轮船工程并练船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洋务运动》（五），第139页。
②沈葆桢《船政教导功成吁恳奖励折》，《洋务运动》（五），第141页。
③同治九年八月沈葆桢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7，页39。
①见《洋务运动》（五），第141—142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