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一、洋务运动发展论 我对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如果将酝酿时期算在内，已整整40年了。在长期从事此项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看法。这套看法最扼要他说，就是把洋务运动置于历史长河的发展规律中进行考察评价。
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也就是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庄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显然，洋务运动的“起步”，是立足于向英法等列强妥协并取得其支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支持以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这一基点上，当然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并带有买办性。但却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作为这一“趋势”的思想反映的要求的。
中国自清朝康乾以还，已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那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价值规律服从封建主义经济的制约；少量外国商品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天灾人祸、封建压榨而促使的阶级分化，不能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因素还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凭着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优惠条件，如关税和内地税只有战前20％左右；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例如棉纺织品从30年代到60年代提高竟达3至6倍；加上倾销政策，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大大降低，竟至“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的程度。小商品生产者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了强手的竞争而败北，纷纷减产，有的甚至停产。因此他们破产了，分化了。这种破产和分化，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位规律，开始在五口的小范围内，而后逐步扩大地起着主导作用。这时封建剥削和压榨等灾祸促使的阶级分化，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从而在为资本主义创造自由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起着作用。同一现象，在战前与战后的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逐步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例如，太平天国革命所造成的地权转移，小生产者比重增加，以及社会商品率的提高等，也不能例外地要服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到50—60年代真正成为历史的趋势了，真正达到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程度。
作为客观经济规律反映的先进人物的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等进步思想家，在英国大炮教训下，认识到中国军事装备和经济的落后，以魏源为代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此后梁廷■、徐继畲、冯桂芬等思想家乃至太平天国的洪仁■，均提议学习西学，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他们对西学中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均有论述，但首先提到实践日程的，除洪仁■一人说过要在技艺、邦法二者都实践外，那时一般思想家的西学实践都是指的科技。因为这是最追切的需要。冯桂芬的《制洋器议》可以作为佐证。他们的愿望就是如冯氏所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也即变贫弱为富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1860年前后，这种思想达到高峰，形成了变革的思潮。
无论从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变革思潮主、客观两个方面看，都表明资本主义趋势是历史的潮流。但这种潮流被中外反动势力顽强地束缚着。这种情况下洋务派掀起的洋务运动，触动了弦上的箭，揿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因而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洋务运动一开始，即以购买洋枪洋炮举办新式军用工业为主，以便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近代军用工业虽有封建性买办性，但却是带有进步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1874年国内革命基本上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而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沙俄在西北的侵略也在加紧进行。海防塞防均很吃紧。资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经济侵略也在加强。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适应这个主要矛盾的变化，洋务运动的路线也有改善，即由制年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御外”的措施分为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大办海军，逐步建成了北洋舰队等新式海军，和建立了区别于旧式军队的陆军——练军，以便抵御外敌入侵；在经济上，由办军用工业为主，转变为办民用工业为主，办了轮船、电报、矿务、纺织、钢铁业等，以便分洋商之利，在经济上“收回利权”。并同这种军事、经济发展相适应，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度。于是80年代出现新的变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民主制度的变革思潮。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发展需要的反映。然而洋务派却非但不适应这种要求而变，反而从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起加强专制统治，并把这种反动倾向渗透到军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去。这对军队的战斗力、企业的竞争力都起了不好的作用。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导致甲午战争失败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我对洋务运动如上所说的一套看法，最大特点是更多的从经济发展上分析和理解问题，这绝非偶然。它的形成与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素养，以及在这一前提下，进行长期酝酿和研究的过程密切相联。这个过程在本文以下几节中叙述，这里先讲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结合。
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是同逻辑思维密切攸关的。我对经济理论特别感兴趣，与逻辑思维曾受到相当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我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专攻国学。专修科毕业后，虽转本科中国文学系肆业，但对于文学兴趣并不大。而对于逻辑思维的课程，如傅统先先生的《逻辑学》、《哲学概论》等则印象很深，对他的《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中的《唯心欤唯物钦》一节，受的影响尤大。蒋维乔先生为我们上过很多门课，其中《易经》所讲的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以及关于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朴素的辩证法和变易发展现，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青年时受到逻辑思维的熏陶较深，所以在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对理论学习兴趣特别大。1945年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即转山东大学（解放区）政治系学习。在各种课程中，我最喜欢政治经济学。1946年夏卒业，到一所干部学校山东滨海公学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在教学过程中，与他人合写了《中国近百年史》课本。通过编写，使我对中国近代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近代史两种兴趣，还未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的时候，仍然兼学政治经济学。除1947年上半年一段时间在鲁南前线工作之外，没有中断过学习。当时，不少同志背包内往往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书，我的背包中却常常带着《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书。那时书籍很少，一次，我搞到了一本分上下两册的《资本论》第一卷，如获至宝。从此开始读起《资本论》来。读《资本论》困难很多，不少章节要阅读多遍。经过反复学习，逐渐有所领悟。这样一直持续到1955年才把三卷读完。我体会到，《资本论》不但要当作政治经济学读，更要当作哲学书来读。它那种史论结合的方法，辩证逻辑的严密，至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代替。通过学习《资本沦》，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尤能潜移默化于无形。由于自己切身体会到《资本论》的好处，它对于我一生治学道路方法和学术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所以，现在，我带的研究生，一入学即要他们学《资本论》，以便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我认为，研究生对于导师，既要继承，又必须跳出框框。要跳出导师的框框，没有较先进的理论武器是难能的。
1948年夏秋间，由于工作需要，我专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始而曲阜师范，继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后改名山东医学院）。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不久，即调该校工作。那些时候，虽也教过《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和时事政策等课程，但主要是多次反复地教政治经济学。在教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资本论》当然是不离手边。到这时，才逐渐得到启示，比较自觉地把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多年所学的理论和所教的课程，名目虽多，但基本不外乎政治经济学和革命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科，革命史则主要是研究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等问题的。前者是客观的东西，后者是人们主观制定的。主观制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路线政策正确的程度，视其主观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理论得出科学共产主义结论，就是要制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策略路线的。由于我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一定造诣，所以在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等主要谈战略策略问题的课时，习惯性地较深刻地分析经济原因等客观规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学课程时，习惯性地联系路线政策的制订等主观如何反映客观规律及其对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且习惯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和分析历史社会政治问题，习惯于到经济史中找寻革命史中所发生的现象，找革命史所发生的历史背景。这样，我意识到中国现代史和现实问题的一切现象，大多和中国近代80年的历史关系至深。
从上面的叙述看，教中国近百年史转教政治理论课多年，表面上脱离了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恰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所以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了捷径。由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扩大和深入，才意识到过去所教中国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对于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对政治与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互关系，都不理解。很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所订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是那些条款？它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如何？资本家为了剥削剩余价值，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有市场竞争能力，必须廉价出售其商品，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所以《江宁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开口岸，辟租界，有5％的关税和每两“不过某分”的内地税乃至2.5％的子口半税，《马关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在中国内地可以从事工艺制造和其他资本输出条款等等。有了理论武器，总更想重温和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我再次搞中国近代史，即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其故安在？
第一，从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不深入而产生的联想。我在教中国革命史的时候，经常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其他服务于这条路线的方针政策，它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这个革命道路的客观依据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就造成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的可能性？这种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什么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客观规律？他们为什么只能局部的和某些方面反映客观现实要求，不能全面而又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至于同上述相关联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更多了。例如，党的路线是根据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又同经济变化相连，对中国社会说，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有何特点？与此相连的阶级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即旧的地主、农民阶级怎样分化？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它们分化和产生有什么特点？新的文化思想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特点？它与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发生发展的关系如何？它与旧的传统文化及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我带老一连串的问题去重温中国近代史，感到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同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不深入有关，而对上述那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必须追溯到洋务运动这段历史。因为，在鸦片战争后的20年，政治上变化是明显的，其他方面则均在酝酿中。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经济结构变化，都是发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而“西学东渐”、维新思潮、新旧思想交锋等等，也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明显地呈现出来的。因此，对那段历史研究不好，不仅当时很多现象解释不清，也影响到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我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多问题的理解。
第二，中间突破带动两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又影响到其后历史的发展。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关键。因此，研究它的来源，就须对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中外关系进行研究，才能看出洋务运动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规律性。洋务运动是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教育制度、中外关系等多方面的综合体，对这些问题历史作用的研究，必然涉及以后历史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教育是怎样改革并影响于未来的？中外交流中有何教训？……。乃至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有何可以借鉴之处？等等。因此，如果把洋务运动史研究好，对中国近百年史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均有意义。
为此，我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点放在洋务运动史上。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洋务运动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从那里入手呢？当然是经济史和思想史。经济史是洋务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不研究好，就不可能懂得洋务运动史。但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太薄弱了。思想史研究也是薄弱的一环。研究思想史必须研究人物，人物那么多，对洋务运动史说，哪几个人关系紧要？我认为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是比较关键的。这三人各有其特点和代表性。李鸿章是大家所熟知的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主要领导者和主持者，并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人物；盛宣怀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洋务运动骨干分子，洋务民用企业轮船航运、电报、纺织、煤铁矿业等，或者是参与创办，或者一手经理，几乎所有重要洋务企业均有他插足其间；郑观应则是参与洋务企业经营，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涉及面广，并且是不同层次的“面”，活动时间长，连前带后可达百年，对他们进行探讨，可达到以点带动面，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扩第一步研究经济，这也可以说是发挥我的优势吧。首先遇到的是洋务军用工业性质问题。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封建性买办性极浓不带任何资本主义性的企业。似乎是说，除多了一个买办性之外，同清政府入关以来所办军火工场的性质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近代军用工业有无资本主义性，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必须认真对待。乃写了《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1期《华东师大学报》。该文阐述了洋务军事工业是封建性买办性带有资本主义性的近代企业，并肯定其有着进步的因素。紧接着又发表了《论清政府所办民用工业性质及其必然前途》，提出民用工业转向“官僚资本买办化之外，转归商办而成为民族工业”的见解（见《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2期），亦即民用工业发展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前途的论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洋务工业本身不能定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此外，在1960年前后还发表了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发生，探索一穷二白的历史根源、中国近代阶级分化特点和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等方面的文章，从多种角度进行探索，构成了我认为洋务运动有某些进步性的看法的基调。
1960年开始着手研究人物。我对上述李、盛、郑三人齐头并进地研究而先着重于李鸿章。这不仅因为此人重要，对他研究可能有一些突破，而且资料比较齐全。除已刊的《李文忠公全书》《李文忠公尺牍》等之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约500万字的李鸿章的未刊稿，我有幸成为它的抄件第一位读者。1962年我写成了《李鸿章传》约15万字的未完稿，并写了《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发表于1962年9月21日《文汇报》）及其中期、晚期的洋务思想等3篇论文。嗣后政治运动较多，只能中途搁笔。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李鸿章传》稿和大量摘抄的未刊珍贵资料卡片，全被搜去，至今片纸未回。
我没有气馁。《李鸿章传》不再重写了，这不单是因为资料被拿走，也由于“四清”运动对我的批判，就是从《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那篇文章开刀的。心有余悸是很自然的。盛宣怀和郑观应是大有可为的。但有关盛宣怀的资料，《愚斋存稿》只有奏稿、电稿两种，且起自18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只有1896年后不连贯的几小段史料。至于1896年前几十年，资料很少，而这几十年对洋务运动史却是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未刊材料，虽有条件作初步的研究，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尚有用难。于是决定先重点研究郑观应，写《郑观应传》。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于19世纪90年代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其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很喜欢读此书。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引导力绝非偶然，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郑观应的以《盛世危言》为主的著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关于改造中国的阐述，除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和相应的政府吏治改革之外，最突出的是经济改革，其他关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甚至对于女教、女权、慈善事业、社会风气，和把流民、犯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都有论述。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没有一本可与之相比拟。至今读之犹有新鲜的时代感！然而，学术界知郑氏全貌者很少，材料缺乏是原因之一。由于我对郑观应的材料掌握较多，故决定先写《郑观应传》。
在6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两大纸箱关于郑观应的资料，其中有亲友来往信件、家书、电报稿、企业章程、告白和其他杂件，未暇细读。“文革”后期我又看到了它，那时客观形势当然不允许竟读。粉碎“四人帮”后，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大力支持下，立即行动，在大量故纸堆中找到不少珍品。例如，多年搞不清的郑观应出生年月日，就是看到其中三份相同的“生辰八字”而弄清的。根据这些资料，总算把郑氏一生历史基本理清，写成《郑观应传》，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写《郑观应传》的过程中，校编了170余万字的《郑观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分歧何在 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家：即肯定论、否定论和发展论。所请“发展论”就是我的观点。有人说我在“肯定论”、“否定论”之间走了第三条的基本肯定某些否定的“发展论”。这话貌似正确，其实不符合事实。“否定论”出现最早，建国后的30年在学术界基本上占统治地位。“肯定论”则是在我1979年2月9日发表《再论洋务派》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后一年余才出现的。因此，“发展论”不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走中间道路。为了有助于对问题的加深理解，有必要简谈我同其他两家的分歧所在。
首先是关于洋务运动发生问题上。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兴起，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镇压人民革命的叫嚷，不过是为了转移侵略者注意力，以便不动声色地加强国防力量，相机给侵略者致命一去。否定论者紧握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下简称“两个过程”）的政治路线，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标准，来衡量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既有反动性也有买办性，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折不扣把洋务运动划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一边。肯定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洋务派虽有御悔这一目标，但直接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置“两害取轻”于不顾是不对的。否定论的观点，无视洋务运动的基本做法符合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变革思潮的主、客观要求。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用“阶级斗争为纲”所能完全概括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近40年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两害取轻”一个标准所能衡量得了的。
历史进入19世纪70年代，明摆着洋务运动是在前进的。那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加强经济文化侵略之外，复破坏“中外和好”局面，发动军事进攻；在清政府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的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由制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从而政治路线有所改善。但否定论者说清政府仍是“两害取轻”的路线，丝毫没有改善；还有人竟不顾事实他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反动更买办化了。至于肯定论者，他们本来就是说洋务运动兴起是为了御侮，70年代不过继续这条进步改革的路线和措施而已。
以上是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上说的，还有一个牵涉全局的大问题，就是外交是否属于洋务运动范围？这对各学派都是难题。从鸦片战争的结果《江宁条约》开始，清政府的妥协外交路线日益出卖更多的权利，洋务运动期间也不例外地沿着这条路线滑下去。多少年来学术界习惯的把妥协外交路线看作是洋务运动重要内容。上述否定论者就是这样的观点。他们说，洋务运动中对外妥协更为严重，所订屈辱条约出卖的权利更多，洋务运动发展过程，即是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罪孽深重，毫无足取。而签订这些屈辱条约者又是洋务派主要头目一贯被骂作大卖国贼的李鸿章。因此，肯定论者要贯彻他们的论点，就非解决洋务运动与妥协外交路线的关系不可。他们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这样把妥协外交彻底撇开，肯定论就能成立了。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两者。首先，否定论者把妥协外交看作即是洋务运动路线是不正确的。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不自洋务运动始，1842年的《江宁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不都在洋务运动之前么？在洋务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订卖国条约不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中的条约么？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等同于洋务运动呢？肯定论者的观点也有问题。洋务运动就是在“两害取轻”决策下对外妥协签订《北京条约》以取其长技而“起步”的，外交总是要为内政服务服从内政的需要的，哪有与内政无关系的外交呢？
我的看法是，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有无自己的洋务外交方针？答复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约”四字。从中央的奕■到地方上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无一不强调这个方针。“守定和约”有着两面性，一是妥协性，即条约规定给予列强的权利要遵守，公认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也不能例外，因为清中央签订的条约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后者应该说是主要的一面。对外妥协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线，屈辱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所以我曾说：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即是洋务运动的路线。”（见《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洋务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改变不平等旧约，更换为平等的新约，未能达此目的，这是洋务运动应负的责任。与此有联系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之流办妥协外交签订屈辱条约的问题，怎样看？我认为李氏既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又是卖国条约签订者，这只是一人办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绝不能因为二任集于一身，就把洋务运动与洋务派混为一谈。所以我也曾说过：“洋务派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洋务派某些个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
还有一种关系到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分歧。否定论者说洋务运动只能置于敌对的一方，即划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肯定论则把它与戊戍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我认为，洋务运动与后两个运动有可并列的一面，也有不可并列的一面。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说，它们有一致之处；并且洋务运动还是后两者的前提，没有洋务运动就不可能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因此，洋务运动还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然而，戊戌、辛亥运动都是要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而洋务运动则是始终用西学来维护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反动的。所以前两者可称为进步的运劝，后者则不能笼统称为进步的运动，尽管它有着进步性的一面。
其他如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洋务派对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与否的关系，洋务派与维新派关系，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问题，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有一些分歧意见。但这些分歧讨论较多，有一些不涉及体系的看法。体系不同对某一具体问题看法却相同或相近者有之；体系相同但对某一具体事件看法却不相同者亦有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六、评价标准 各家各派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因素很多，例如资料掌握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等等。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由于所运用的方法不同和所持标准不同的缘故。否定论者运用传统的“两个过程”阶级路线斗争的标准，认为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勾结和依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人民革命而发动了洋务运动，所以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予以否定；肯定论者运用五种生产方式变革规律为武器，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刻，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故全面肯定其为进步的运动。我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否定和肯定两家的意见，是由于我运用了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这种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作过论述，对中国近代史来说，毛泽东既作过“两个过程”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阐述，也作过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关于历史发展观的论断。忽视哪一方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在1932年对此即概括地作过这样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经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规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经济状况决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状况，而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显然，社会一切斗争和变革，归根到底是经济变革的反映，同时又反射到经济变革中去。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下第425页）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经济变化最大最快，当时人称此为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是有道理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洋务运动的规律，怎么可以仅仅求之于“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而不求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即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变革；又怎么可以注意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忽视“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呢？
同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洋务运动相关联一个重要问题，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动机”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效果”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客观历史规律的，人的“动机”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效果”。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头脑加工过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
与评价标准相连的洋务运动在历史学上的地位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却由悬殊的距离逐渐趋于接近和一致。
否定论者对洋务运动贬之为卖国或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运动，置于极低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上也就不屑于费大的笔墨。这就是说，在否定论者看来，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在历史学上重要性都是很不高的。近几年来，通过讨论争鸣，否定论者尽管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仍贬得较低，但对其在历史学上的地位却也抬高了。历史科学，是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最根本他说，主要应该是反映生产方式变化、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规律的一门学问。为了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必须研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基础、文化教育、人才培养、风俗习尚等等各个方面的广泛的问题。洋务运动既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在历史学上地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不管是发展论、肯定论、否定论者，似乎都认识到，不研究好洋务运动的历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一句话，即不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的深刻性也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史学界的一个进步。
七、观点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学术观点也不例外。我在50年代后期所发表的几篇洋务工业企业的文章，实际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却起了促进作用的论点。然而，1963年后，掀起了一股“左”的思潮，它也反映在学术批判上。在这种形势下我所写的几篇文章，从体系上说有与原来观点相左者。例如1963年4月3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洋务运动简论》和1964年《新建设》5、6期合刊上发表的《论洋务派》两文，虽还保留有我固有观点的痕迹，并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强调以政治路线为标准来评价洋务运动，这是欠妥的。这说明，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形势对我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也由于自己的观点尚未形成固定的体系和不够成熟而缺乏自信。
1964年“四清”和此后十年“文革”中，研究中断，但还是断断续续地零星地阅读一些有关书籍；虽没有也不可能写什么文章，但还是不断地思考着。检讨过去的论点，我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是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由此看来，还是我50年代和60年代前三年的观点正确些和实事求是些。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1979年2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再论洋务派》，初步表达了我的这一套看法。
接着我又写了《洋务运动发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系统地表达了我对洋务运动史的观点，完成了我的洋务运动研究体系。在表达我对洋务运动系统看法的同时，对于组成洋务运动的某些部件，例如企业和人物，也进行逐个研究，以论证全局性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性质》，1981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盛宣怀》，1982年《学术月刊》第10期《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以及几篇关于论述郑观应的文章等。
有的同志问我：你的观点还有发展否？我说，历史科学同所有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我认为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学术界在方法论上讨论较多，主张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这是好现象。我认为方法可以多样化，但方法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总是最基本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不断发展。有的同志说当今有史学危机。我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不是来自方法问题，而是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够高。要在历史学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关键在于大力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是资料丰富的程度及运用资料的水平。中国近代史的资秤是丰富的，并且还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关于洋务运动的史科亦是如此。除已刊者还有大量未刊的。由于史料不断增加，过去未认识的或认识不正确的，有了新的史科改变或提高了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史科已经很够了，事实上还有不少薄弱点，有待挖掘。据我看，在今天主要是运用资料水平不够理想。
三是社会实践的状况。有同志说历史是研究过去，要把社会实践作为史学发展的一项条件，这是为什么？关于社会实践我是看得很重要的。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历史学不为现实服务就泛有存在价值。历史上的事实是很广泛很复杂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他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史学实际上可以说今人与古人在通信息或是对话。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丰富，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将被后人逐步认识，或是改变和提高认识；历史学的发展，反过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旦要说清一点，即为现实服务必须同影射史学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规律，以为后人借鉴；影射史学则是不顾历史本身的事实和科学性，生搬硬套地达到影射某一现实的目的。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以上三个历史学发展的条件，时整个历史学说是如此，时某一个学者说也是如此。只要我不断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资料并提高运用资料的水平，以及不断地社会实践，我相信我的洋务运动史的观点，还是会发展的，它将更加完善。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建国以来，洋务运动史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60年代前三年，第二次是1979年以后的几年。第一次的讨论，是以近代军用工业有没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同题揭开序幕，之后，引伸到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洋务运动代表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洋务派与顽固派论争，是一丘之貉还是带有进步与守旧的性质？等等问题。但因“左”的政治影响，讨论刚揭幕，很快变成批判而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大讨论，没有遇到上一次的厄运，学者们力求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研究，不仅涉及的问题广，讨论也较为深入。对洋务运动是否可以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官僚买办还是民族资本或两者兼而有之？到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洋务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等多方面的关系，乃至清政府的妥协外交包括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中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具体到了某一企业、某一人物的研究，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局、纺织厂、铁路等企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盛宣怀、郑观应、唐廷枢、徐润、马建忠、王韬等许多洋务人物及其属员等。发表论文而外，还有传记、专史等学术著作和专集等资料书出版。此外还在长春、上海和兰州召开三次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然而，我认为，洋务运动史的研究相对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说，只是起步不久的千里之行。为了较为深入广泛地研究洋务运动各方面的课题，我曾设想由学术界共同努力，编辑曾、左、李、丁日昌、盛宣怀、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十多个人的集子，其中如曾、李、左、盛宣怀编全集；写奕■、文祥、桂良、奕■、曾、左、李、丁、左、郑和张之洞、刘坤一、刘铭传、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经元善、谢家福、徐润、唐廷枢、郑藻如、沈毓桂乃至光绪帝、慈禧太后等20余人的学术性的传记，每本传记约写15至30万字左右；写200至300人（包括一些帮办洋务的外国人）的5000到10000字左右的洋务人物传；写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以及棉、毛等纺织厂约10部左右洋务企业史，每本约10万至20—30万字不等；写教育制度变革、军事制度改进、政府机构变化等几本专史；再写综合性的大中型的几十万至百万字的洋务运动史。写某一企业史、人物史，不限于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写至1949年，人物写到他去世为止。完成上述这些设想，需要学术界很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做好这些，不仅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新的突破，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必将大为改观。很多问题将从不认识到认识，很多问题将有新的认识，对不少人物将有新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点，即前些年有人对于学术界的洋务运动新评价不同意，说什么如果洋务运动评价高了，势必对一些人物也将作高的评价，似不必多此一举。持这种说法者的本身就缺乏科学态度。
以上我曾经有过的设想，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进行着。有些已初步做好，有些正在做，有些准备要做，有些虽有所涉及但还谈不上研究。更多的是还未着手。我认为有必要把最重要的关系全局的赶紧先做。例如，李鸿章这个人，不管是从洋务运动史或是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西关系史等来说，都十分重要，早应该写一、二本比较详细的关于李鸿章的传记；又例如，盛宣怀这个人，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或是军事、外交、政治、文化教育等史，不能想象不研究盛宣怀可以把这些历史写好。但李、盛传记至今还没有一本。这种现象，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应达到的较高水平是不相适应的。
根据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研究的现状看，虽不能说它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但却是急待精耕细作使之成为熟土沃壤的领域，它是大有可为的。除对我所设想的那些或其他更多的课题均宜大力耕耘外，这里我再提几点展望：首先，如果有新观点新材料，在宏观体系上还可作一些新的探索，但要反对那种既无新观点又无新材料像变戏法那样的概论性文章。应更多地用大力于微观的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上。因为不下这样的大工夫，不可能在宏观体系上写出有突破性的论文和著作。
第二，在大力进行微观研究的前提下，提倡多考虑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除过去已经注意研究的它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资本主义、洋务派、洋务派某一人物、清政府的外交路线等关系可继续研究外，要多考虑：它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和作用；它与农村经济结构、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等关系和作用。
第三，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需要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以与经济变革相适应时，洋务派非但不变反而加强专制统治，并将封建专制渗透到洋务企业和新式海陆军内部去。这种“渗透”必须具体细致地研究，有的文章曾作了一些探索，但还是不够具体。这个问题县体化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洋务运动失败的问题。这方面也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研究。
夏东元1986年6月30日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①本文据1986年出版的《习史启示录》，稍有改动。
②参见拙著《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也就是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庄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显然，洋务运动的“起步”，是立足于向英法等列强妥协并取得其支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支持以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这一基点上，当然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并带有买办性。但却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作为这一“趋势”的思想反映的要求的。
中国自清朝康乾以还，已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那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价值规律服从封建主义经济的制约；少量外国商品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天灾人祸、封建压榨而促使的阶级分化，不能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因素还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凭着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优惠条件，如关税和内地税只有战前20％左右；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例如棉纺织品从30年代到60年代提高竟达3至6倍；加上倾销政策，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大大降低，竟至“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的程度。小商品生产者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了强手的竞争而败北，纷纷减产，有的甚至停产。因此他们破产了，分化了。这种破产和分化，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位规律，开始在五口的小范围内，而后逐步扩大地起着主导作用。这时封建剥削和压榨等灾祸促使的阶级分化，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从而在为资本主义创造自由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起着作用。同一现象，在战前与战后的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逐步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例如，太平天国革命所造成的地权转移，小生产者比重增加，以及社会商品率的提高等，也不能例外地要服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到50—60年代真正成为历史的趋势了，真正达到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程度。
作为客观经济规律反映的先进人物的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等进步思想家，在英国大炮教训下，认识到中国军事装备和经济的落后，以魏源为代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此后梁廷■、徐继畲、冯桂芬等思想家乃至太平天国的洪仁■，均提议学习西学，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他们对西学中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均有论述，但首先提到实践日程的，除洪仁■一人说过要在技艺、邦法二者都实践外，那时一般思想家的西学实践都是指的科技。因为这是最追切的需要。冯桂芬的《制洋器议》可以作为佐证。他们的愿望就是如冯氏所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也即变贫弱为富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1860年前后，这种思想达到高峰，形成了变革的思潮。
无论从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变革思潮主、客观两个方面看，都表明资本主义趋势是历史的潮流。但这种潮流被中外反动势力顽强地束缚着。这种情况下洋务派掀起的洋务运动，触动了弦上的箭，揿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因而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洋务运动一开始，即以购买洋枪洋炮举办新式军用工业为主，以便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近代军用工业虽有封建性买办性，但却是带有进步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1874年国内革命基本上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而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沙俄在西北的侵略也在加紧进行。海防塞防均很吃紧。资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经济侵略也在加强。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适应这个主要矛盾的变化，洋务运动的路线也有改善，即由制年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御外”的措施分为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大办海军，逐步建成了北洋舰队等新式海军，和建立了区别于旧式军队的陆军——练军，以便抵御外敌入侵；在经济上，由办军用工业为主，转变为办民用工业为主，办了轮船、电报、矿务、纺织、钢铁业等，以便分洋商之利，在经济上“收回利权”。并同这种军事、经济发展相适应，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度。于是80年代出现新的变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民主制度的变革思潮。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发展需要的反映。然而洋务派却非但不适应这种要求而变，反而从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起加强专制统治，并把这种反动倾向渗透到军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去。这对军队的战斗力、企业的竞争力都起了不好的作用。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导致甲午战争失败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我对洋务运动如上所说的一套看法，最大特点是更多的从经济发展上分析和理解问题，这绝非偶然。它的形成与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素养，以及在这一前提下，进行长期酝酿和研究的过程密切相联。这个过程在本文以下几节中叙述，这里先讲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结合。
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是同逻辑思维密切攸关的。我对经济理论特别感兴趣，与逻辑思维曾受到相当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我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专攻国学。专修科毕业后，虽转本科中国文学系肆业，但对于文学兴趣并不大。而对于逻辑思维的课程，如傅统先先生的《逻辑学》、《哲学概论》等则印象很深，对他的《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中的《唯心欤唯物钦》一节，受的影响尤大。蒋维乔先生为我们上过很多门课，其中《易经》所讲的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以及关于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朴素的辩证法和变易发展现，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青年时受到逻辑思维的熏陶较深，所以在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对理论学习兴趣特别大。1945年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即转山东大学（解放区）政治系学习。在各种课程中，我最喜欢政治经济学。1946年夏卒业，到一所干部学校山东滨海公学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在教学过程中，与他人合写了《中国近百年史》课本。通过编写，使我对中国近代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近代史两种兴趣，还未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的时候，仍然兼学政治经济学。除1947年上半年一段时间在鲁南前线工作之外，没有中断过学习。当时，不少同志背包内往往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书，我的背包中却常常带着《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书。那时书籍很少，一次，我搞到了一本分上下两册的《资本论》第一卷，如获至宝。从此开始读起《资本论》来。读《资本论》困难很多，不少章节要阅读多遍。经过反复学习，逐渐有所领悟。这样一直持续到1955年才把三卷读完。我体会到，《资本论》不但要当作政治经济学读，更要当作哲学书来读。它那种史论结合的方法，辩证逻辑的严密，至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代替。通过学习《资本沦》，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尤能潜移默化于无形。由于自己切身体会到《资本论》的好处，它对于我一生治学道路方法和学术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所以，现在，我带的研究生，一入学即要他们学《资本论》，以便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我认为，研究生对于导师，既要继承，又必须跳出框框。要跳出导师的框框，没有较先进的理论武器是难能的。
1948年夏秋间，由于工作需要，我专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始而曲阜师范，继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后改名山东医学院）。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不久，即调该校工作。那些时候，虽也教过《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和时事政策等课程，但主要是多次反复地教政治经济学。在教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资本论》当然是不离手边。到这时，才逐渐得到启示，比较自觉地把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多年所学的理论和所教的课程，名目虽多，但基本不外乎政治经济学和革命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科，革命史则主要是研究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等问题的。前者是客观的东西，后者是人们主观制定的。主观制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路线政策正确的程度，视其主观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理论得出科学共产主义结论，就是要制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策略路线的。由于我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一定造诣，所以在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等主要谈战略策略问题的课时，习惯性地较深刻地分析经济原因等客观规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学课程时，习惯性地联系路线政策的制订等主观如何反映客观规律及其对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且习惯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和分析历史社会政治问题，习惯于到经济史中找寻革命史中所发生的现象，找革命史所发生的历史背景。这样，我意识到中国现代史和现实问题的一切现象，大多和中国近代80年的历史关系至深。
从上面的叙述看，教中国近百年史转教政治理论课多年，表面上脱离了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恰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所以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了捷径。由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扩大和深入，才意识到过去所教中国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对于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对政治与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互关系，都不理解。很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所订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是那些条款？它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如何？资本家为了剥削剩余价值，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有市场竞争能力，必须廉价出售其商品，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所以《江宁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开口岸，辟租界，有5％的关税和每两“不过某分”的内地税乃至2.5％的子口半税，《马关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在中国内地可以从事工艺制造和其他资本输出条款等等。有了理论武器，总更想重温和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我再次搞中国近代史，即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其故安在？
第一，从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不深入而产生的联想。我在教中国革命史的时候，经常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其他服务于这条路线的方针政策，它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这个革命道路的客观依据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就造成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的可能性？这种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什么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他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客观规律？他们为什么只能局部的和某些方面反映客观现实要求，不能全面而又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至于同上述相关联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更多了。例如，党的路线是根据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又同经济变化相连，对中国社会说，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有何特点？与此相连的阶级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即旧的地主、农民阶级怎样分化？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它们分化和产生有什么特点？新的文化思想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特点？它与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发生发展的关系如何？它与旧的传统文化及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我带老一连串的问题去重温中国近代史，感到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同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不深入有关，而对上述那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必须追溯到洋务运动这段历史。因为，在鸦片战争后的20年，政治上变化是明显的，其他方面则均在酝酿中。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经济结构变化，都是发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而“西学东渐”、维新思潮、新旧思想交锋等等，也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明显地呈现出来的。因此，对那段历史研究不好，不仅当时很多现象解释不清，也影响到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乃至我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多问题的理解。
第二，中间突破带动两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又影响到其后历史的发展。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关键。因此，研究它的来源，就须对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中外关系进行研究，才能看出洋务运动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规律性。洋务运动是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教育制度、中外关系等多方面的综合体，对这些问题历史作用的研究，必然涉及以后历史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教育是怎样改革并影响于未来的？中外交流中有何教训？……。乃至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有何可以借鉴之处？等等。因此，如果把洋务运动史研究好，对中国近百年史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均有意义。
为此，我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点放在洋务运动史上。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洋务运动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从那里入手呢？当然是经济史和思想史。经济史是洋务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不研究好，就不可能懂得洋务运动史。但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太薄弱了。思想史研究也是薄弱的一环。研究思想史必须研究人物，人物那么多，对洋务运动史说，哪几个人关系紧要？我认为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是比较关键的。这三人各有其特点和代表性。李鸿章是大家所熟知的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主要领导者和主持者，并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人物；盛宣怀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洋务运动骨干分子，洋务民用企业轮船航运、电报、纺织、煤铁矿业等，或者是参与创办，或者一手经理，几乎所有重要洋务企业均有他插足其间；郑观应则是参与洋务企业经营，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涉及面广，并且是不同层次的“面”，活动时间长，连前带后可达百年，对他们进行探讨，可达到以点带动面，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扩第一步研究经济，这也可以说是发挥我的优势吧。首先遇到的是洋务军用工业性质问题。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封建性买办性极浓不带任何资本主义性的企业。似乎是说，除多了一个买办性之外，同清政府入关以来所办军火工场的性质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近代军用工业有无资本主义性，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必须认真对待。乃写了《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1期《华东师大学报》。该文阐述了洋务军事工业是封建性买办性带有资本主义性的近代企业，并肯定其有着进步的因素。紧接着又发表了《论清政府所办民用工业性质及其必然前途》，提出民用工业转向“官僚资本买办化之外，转归商办而成为民族工业”的见解（见《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2期），亦即民用工业发展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前途的论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洋务工业本身不能定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此外，在1960年前后还发表了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发生，探索一穷二白的历史根源、中国近代阶级分化特点和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等方面的文章，从多种角度进行探索，构成了我认为洋务运动有某些进步性的看法的基调。
1960年开始着手研究人物。我对上述李、盛、郑三人齐头并进地研究而先着重于李鸿章。这不仅因为此人重要，对他研究可能有一些突破，而且资料比较齐全。除已刊的《李文忠公全书》《李文忠公尺牍》等之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约500万字的李鸿章的未刊稿，我有幸成为它的抄件第一位读者。1962年我写成了《李鸿章传》约15万字的未完稿，并写了《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发表于1962年9月21日《文汇报》）及其中期、晚期的洋务思想等3篇论文。嗣后政治运动较多，只能中途搁笔。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李鸿章传》稿和大量摘抄的未刊珍贵资料卡片，全被搜去，至今片纸未回。
我没有气馁。《李鸿章传》不再重写了，这不单是因为资料被拿走，也由于“四清”运动对我的批判，就是从《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那篇文章开刀的。心有余悸是很自然的。盛宣怀和郑观应是大有可为的。但有关盛宣怀的资料，《愚斋存稿》只有奏稿、电稿两种，且起自18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只有1896年后不连贯的几小段史料。至于1896年前几十年，资料很少，而这几十年对洋务运动史却是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未刊材料，虽有条件作初步的研究，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尚有用难。于是决定先重点研究郑观应，写《郑观应传》。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于19世纪90年代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其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很喜欢读此书。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引导力绝非偶然，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郑观应的以《盛世危言》为主的著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关于改造中国的阐述，除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和相应的政府吏治改革之外，最突出的是经济改革，其他关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甚至对于女教、女权、慈善事业、社会风气，和把流民、犯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都有论述。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没有一本可与之相比拟。至今读之犹有新鲜的时代感！然而，学术界知郑氏全貌者很少，材料缺乏是原因之一。由于我对郑观应的材料掌握较多，故决定先写《郑观应传》。
在6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两大纸箱关于郑观应的资料，其中有亲友来往信件、家书、电报稿、企业章程、告白和其他杂件，未暇细读。“文革”后期我又看到了它，那时客观形势当然不允许竟读。粉碎“四人帮”后，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大力支持下，立即行动，在大量故纸堆中找到不少珍品。例如，多年搞不清的郑观应出生年月日，就是看到其中三份相同的“生辰八字”而弄清的。根据这些资料，总算把郑氏一生历史基本理清，写成《郑观应传》，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写《郑观应传》的过程中，校编了170余万字的《郑观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分歧何在 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家：即肯定论、否定论和发展论。所请“发展论”就是我的观点。有人说我在“肯定论”、“否定论”之间走了第三条的基本肯定某些否定的“发展论”。这话貌似正确，其实不符合事实。“否定论”出现最早，建国后的30年在学术界基本上占统治地位。“肯定论”则是在我1979年2月9日发表《再论洋务派》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后一年余才出现的。因此，“发展论”不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走中间道路。为了有助于对问题的加深理解，有必要简谈我同其他两家的分歧所在。
首先是关于洋务运动发生问题上。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兴起，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镇压人民革命的叫嚷，不过是为了转移侵略者注意力，以便不动声色地加强国防力量，相机给侵略者致命一去。否定论者紧握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下简称“两个过程”）的政治路线，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标准，来衡量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既有反动性也有买办性，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折不扣把洋务运动划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一边。肯定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洋务派虽有御悔这一目标，但直接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置“两害取轻”于不顾是不对的。否定论的观点，无视洋务运动的基本做法符合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变革思潮的主、客观要求。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用“阶级斗争为纲”所能完全概括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近40年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两害取轻”一个标准所能衡量得了的。
历史进入19世纪70年代，明摆着洋务运动是在前进的。那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加强经济文化侵略之外，复破坏“中外和好”局面，发动军事进攻；在清政府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的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由制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从而政治路线有所改善。但否定论者说清政府仍是“两害取轻”的路线，丝毫没有改善；还有人竟不顾事实他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反动更买办化了。至于肯定论者，他们本来就是说洋务运动兴起是为了御侮，70年代不过继续这条进步改革的路线和措施而已。
以上是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上说的，还有一个牵涉全局的大问题，就是外交是否属于洋务运动范围？这对各学派都是难题。从鸦片战争的结果《江宁条约》开始，清政府的妥协外交路线日益出卖更多的权利，洋务运动期间也不例外地沿着这条路线滑下去。多少年来学术界习惯的把妥协外交路线看作是洋务运动重要内容。上述否定论者就是这样的观点。他们说，洋务运动中对外妥协更为严重，所订屈辱条约出卖的权利更多，洋务运动发展过程，即是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罪孽深重，毫无足取。而签订这些屈辱条约者又是洋务派主要头目一贯被骂作大卖国贼的李鸿章。因此，肯定论者要贯彻他们的论点，就非解决洋务运动与妥协外交路线的关系不可。他们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这样把妥协外交彻底撇开，肯定论就能成立了。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两者。首先，否定论者把妥协外交看作即是洋务运动路线是不正确的。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不自洋务运动始，1842年的《江宁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不都在洋务运动之前么？在洋务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订卖国条约不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中的条约么？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等同于洋务运动呢？肯定论者的观点也有问题。洋务运动就是在“两害取轻”决策下对外妥协签订《北京条约》以取其长技而“起步”的，外交总是要为内政服务服从内政的需要的，哪有与内政无关系的外交呢？
我的看法是，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有无自己的洋务外交方针？答复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约”四字。从中央的奕■到地方上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无一不强调这个方针。“守定和约”有着两面性，一是妥协性，即条约规定给予列强的权利要遵守，公认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也不能例外，因为清中央签订的条约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后者应该说是主要的一面。对外妥协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线，屈辱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所以我曾说：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即是洋务运动的路线。”（见《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洋务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改变不平等旧约，更换为平等的新约，未能达此目的，这是洋务运动应负的责任。与此有联系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之流办妥协外交签订屈辱条约的问题，怎样看？我认为李氏既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又是卖国条约签订者，这只是一人办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绝不能因为二任集于一身，就把洋务运动与洋务派混为一谈。所以我也曾说过：“洋务派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洋务派某些个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
还有一种关系到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分歧。否定论者说洋务运动只能置于敌对的一方，即划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肯定论则把它与戊戍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我认为，洋务运动与后两个运动有可并列的一面，也有不可并列的一面。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说，它们有一致之处；并且洋务运动还是后两者的前提，没有洋务运动就不可能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因此，洋务运动还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然而，戊戌、辛亥运动都是要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而洋务运动则是始终用西学来维护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反动的。所以前两者可称为进步的运劝，后者则不能笼统称为进步的运动，尽管它有着进步性的一面。
其他如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洋务派对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与否的关系，洋务派与维新派关系，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问题，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有一些分歧意见。但这些分歧讨论较多，有一些不涉及体系的看法。体系不同对某一具体问题看法却相同或相近者有之；体系相同但对某一具体事件看法却不相同者亦有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六、评价标准 各家各派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因素很多，例如资料掌握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等等。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由于所运用的方法不同和所持标准不同的缘故。否定论者运用传统的“两个过程”阶级路线斗争的标准，认为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勾结和依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人民革命而发动了洋务运动，所以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予以否定；肯定论者运用五种生产方式变革规律为武器，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刻，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故全面肯定其为进步的运动。我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否定和肯定两家的意见，是由于我运用了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这种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作过论述，对中国近代史来说，毛泽东既作过“两个过程”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阐述，也作过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关于历史发展观的论断。忽视哪一方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在1932年对此即概括地作过这样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经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规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经济状况决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状况，而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显然，社会一切斗争和变革，归根到底是经济变革的反映，同时又反射到经济变革中去。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下第425页）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经济变化最大最快，当时人称此为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是有道理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洋务运动的规律，怎么可以仅仅求之于“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而不求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即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变革；又怎么可以注意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忽视“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呢？
同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洋务运动相关联一个重要问题，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动机”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效果”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客观历史规律的，人的“动机”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效果”。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头脑加工过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
与评价标准相连的洋务运动在历史学上的地位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却由悬殊的距离逐渐趋于接近和一致。
否定论者对洋务运动贬之为卖国或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运动，置于极低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上也就不屑于费大的笔墨。这就是说，在否定论者看来，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在历史学上重要性都是很不高的。近几年来，通过讨论争鸣，否定论者尽管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仍贬得较低，但对其在历史学上的地位却也抬高了。历史科学，是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最根本他说，主要应该是反映生产方式变化、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规律的一门学问。为了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必须研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基础、文化教育、人才培养、风俗习尚等等各个方面的广泛的问题。洋务运动既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在历史学上地位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不管是发展论、肯定论、否定论者，似乎都认识到，不研究好洋务运动的历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一句话，即不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的深刻性也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史学界的一个进步。
七、观点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学术观点也不例外。我在50年代后期所发表的几篇洋务工业企业的文章，实际上已初步形成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却起了促进作用的论点。然而，1963年后，掀起了一股“左”的思潮，它也反映在学术批判上。在这种形势下我所写的几篇文章，从体系上说有与原来观点相左者。例如1963年4月3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洋务运动简论》和1964年《新建设》5、6期合刊上发表的《论洋务派》两文，虽还保留有我固有观点的痕迹，并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强调以政治路线为标准来评价洋务运动，这是欠妥的。这说明，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形势对我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也由于自己的观点尚未形成固定的体系和不够成熟而缺乏自信。
1964年“四清”和此后十年“文革”中，研究中断，但还是断断续续地零星地阅读一些有关书籍；虽没有也不可能写什么文章，但还是不断地思考着。检讨过去的论点，我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是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由此看来，还是我50年代和60年代前三年的观点正确些和实事求是些。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1979年2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再论洋务派》，初步表达了我的这一套看法。
接着我又写了《洋务运动发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系统地表达了我对洋务运动史的观点，完成了我的洋务运动研究体系。在表达我对洋务运动系统看法的同时，对于组成洋务运动的某些部件，例如企业和人物，也进行逐个研究，以论证全局性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性质》，1981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盛宣怀》，1982年《学术月刊》第10期《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以及几篇关于论述郑观应的文章等。
有的同志问我：你的观点还有发展否？我说，历史科学同所有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我认为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学术界在方法论上讨论较多，主张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这是好现象。我认为方法可以多样化，但方法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总是最基本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不断发展。有的同志说当今有史学危机。我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不是来自方法问题，而是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够高。要在历史学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关键在于大力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是资料丰富的程度及运用资料的水平。中国近代史的资秤是丰富的，并且还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关于洋务运动的史科亦是如此。除已刊者还有大量未刊的。由于史料不断增加，过去未认识的或认识不正确的，有了新的史科改变或提高了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史科已经很够了，事实上还有不少薄弱点，有待挖掘。据我看，在今天主要是运用资料水平不够理想。
三是社会实践的状况。有同志说历史是研究过去，要把社会实践作为史学发展的一项条件，这是为什么？关于社会实践我是看得很重要的。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历史学不为现实服务就泛有存在价值。历史上的事实是很广泛很复杂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他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史学实际上可以说今人与古人在通信息或是对话。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丰富，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将被后人逐步认识，或是改变和提高认识；历史学的发展，反过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旦要说清一点，即为现实服务必须同影射史学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规律，以为后人借鉴；影射史学则是不顾历史本身的事实和科学性，生搬硬套地达到影射某一现实的目的。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以上三个历史学发展的条件，时整个历史学说是如此，时某一个学者说也是如此。只要我不断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资料并提高运用资料的水平，以及不断地社会实践，我相信我的洋务运动史的观点，还是会发展的，它将更加完善。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建国以来，洋务运动史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60年代前三年，第二次是1979年以后的几年。第一次的讨论，是以近代军用工业有没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同题揭开序幕，之后，引伸到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洋务运动代表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洋务派与顽固派论争，是一丘之貉还是带有进步与守旧的性质？等等问题。但因“左”的政治影响，讨论刚揭幕，很快变成批判而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大讨论，没有遇到上一次的厄运，学者们力求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研究，不仅涉及的问题广，讨论也较为深入。对洋务运动是否可以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官僚买办还是民族资本或两者兼而有之？到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洋务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等多方面的关系，乃至清政府的妥协外交包括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中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具体到了某一企业、某一人物的研究，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局、纺织厂、铁路等企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盛宣怀、郑观应、唐廷枢、徐润、马建忠、王韬等许多洋务人物及其属员等。发表论文而外，还有传记、专史等学术著作和专集等资料书出版。此外还在长春、上海和兰州召开三次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然而，我认为，洋务运动史的研究相对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说，只是起步不久的千里之行。为了较为深入广泛地研究洋务运动各方面的课题，我曾设想由学术界共同努力，编辑曾、左、李、丁日昌、盛宣怀、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十多个人的集子，其中如曾、李、左、盛宣怀编全集；写奕■、文祥、桂良、奕■、曾、左、李、丁、左、郑和张之洞、刘坤一、刘铭传、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经元善、谢家福、徐润、唐廷枢、郑藻如、沈毓桂乃至光绪帝、慈禧太后等20余人的学术性的传记，每本传记约写15至30万字左右；写200至300人（包括一些帮办洋务的外国人）的5000到10000字左右的洋务人物传；写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以及棉、毛等纺织厂约10部左右洋务企业史，每本约10万至20—30万字不等；写教育制度变革、军事制度改进、政府机构变化等几本专史；再写综合性的大中型的几十万至百万字的洋务运动史。写某一企业史、人物史，不限于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写至1949年，人物写到他去世为止。完成上述这些设想，需要学术界很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做好这些，不仅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新的突破，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必将大为改观。很多问题将从不认识到认识，很多问题将有新的认识，对不少人物将有新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点，即前些年有人对于学术界的洋务运动新评价不同意，说什么如果洋务运动评价高了，势必对一些人物也将作高的评价，似不必多此一举。持这种说法者的本身就缺乏科学态度。
以上我曾经有过的设想，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进行着。有些已初步做好，有些正在做，有些准备要做，有些虽有所涉及但还谈不上研究。更多的是还未着手。我认为有必要把最重要的关系全局的赶紧先做。例如，李鸿章这个人，不管是从洋务运动史或是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西关系史等来说，都十分重要，早应该写一、二本比较详细的关于李鸿章的传记；又例如，盛宣怀这个人，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或是军事、外交、政治、文化教育等史，不能想象不研究盛宣怀可以把这些历史写好。但李、盛传记至今还没有一本。这种现象，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应达到的较高水平是不相适应的。
根据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研究的现状看，虽不能说它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但却是急待精耕细作使之成为熟土沃壤的领域，它是大有可为的。除对我所设想的那些或其他更多的课题均宜大力耕耘外，这里我再提几点展望：首先，如果有新观点新材料，在宏观体系上还可作一些新的探索，但要反对那种既无新观点又无新材料像变戏法那样的概论性文章。应更多地用大力于微观的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上。因为不下这样的大工夫，不可能在宏观体系上写出有突破性的论文和著作。
第二，在大力进行微观研究的前提下，提倡多考虑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除过去已经注意研究的它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资本主义、洋务派、洋务派某一人物、清政府的外交路线等关系可继续研究外，要多考虑：它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和作用；它与农村经济结构、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等关系和作用。
第三，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需要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以与经济变革相适应时，洋务派非但不变反而加强专制统治，并将封建专制渗透到洋务企业和新式海陆军内部去。这种“渗透”必须具体细致地研究，有的文章曾作了一些探索，但还是不够具体。这个问题县体化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洋务运动失败的问题。这方面也可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研究。
夏东元1986年6月30日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①本文据1986年出版的《习史启示录》，稍有改动。
②参见拙著《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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