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这一切就都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签定的条约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倒使他的帝国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被选做皇帝，这种事就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个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了有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都带来了大片欧洲地产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纪的后五十年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烦，很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讲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评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乐意承认罗马主教，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应有的范围。
教皇利用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丧生。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有钱有势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给复苏了。他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那里时，正值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干。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难说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马上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但这时玛丽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赐予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奥地利的家长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做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围着，因此他突如其来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第一个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
他三个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扩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在常识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奥地利的农民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顿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讲到这儿吧。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这一切就都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签定的条约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倒使他的帝国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被选做皇帝，这种事就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个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了有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都带来了大片欧洲地产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纪的后五十年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烦，很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讲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评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乐意承认罗马主教，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应有的范围。
教皇利用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丧生。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有钱有势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给复苏了。他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那里时，正值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干。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难说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马上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但这时玛丽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赐予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奥地利的家长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做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围着，因此他突如其来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第一个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
他三个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扩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在常识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奥地利的农民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顿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讲到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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