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罗的创伤难以真正治愈。他受的创伤太烧了。他整天暗暗地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为他的乡亲们毫无希望的未来、尤其是为蕾蒙娜很可能会受到的贫穷、苦难而伤神，他那颗多情的心也被消磨了，就像有暗火在焚烧似的。说话，发牢骚，积极的抗争，这些也许能拯救他；但所有这些都是与他自我控制、沉默寡言、受压抑的本性格格不入的。慢慢地，非常缓慢地，蕾蒙娜说不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或哪一天起，她的骇人的担心变成了更加骇人的事实：他神经错乱了，在离开圣帕斯库拉的那个早晨，他就因为害怕这件事而大喊大叫，现在终于发生了。说来奇怪，也叫人可怜，现在这事真的发生了，他却没有意识到。他只知道有时候他突然十分清醒，发现自己处于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境地里；记不清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病；他不知道在那一段段时间里他的举动是个疯子的举动；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施暴力，寻衅闹事，伤害人；没有任何破坏性的行为。在这一段段发病的时间里，他脑子里总是出现他最痛苦的生活经历的幻觉，他那副样子真叫人可怜。有时候他幻想美国人在追他，要不就是他们抢走了蕾蒙娜，他去追他们。遇到这种时俟，他就会拼命地一连奔上几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瘫倒在地，由于筋疲力尽而慢慢地真正清醒过来。有时候，他相信自己拥有大群的牛羊；只要看见牛栏羊舍，他就会进去，跟它们一起走，向路人说这些牛羊全是他的。有时他还想赶它们走，但别人骂了他以后，他就会慌里慌张地撒手作罢。有一回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路上赶着一小群山羊，他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是从哪儿赶来的。他坐在路旁，把头埋在双手里。“我的记忆怎么啦？”他说“我肯定是发烧了！”就在他这么坐着的时候，那群羊自个儿转身慢悠悠地走近旁边一个羊栏，它们的主人正站在门槛上哈哈地笑着；亚历山德罗站起来时，那人好声好气地说，“你好啊，亚历山德罗！我看见你赶走了我的羊，不过我想你会赶回来的。”
山谷里人人都认识他，知道他的情况。虽然他有病，但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个能干的人。他是这一带最好的剪毛手，最好的驯马师；尽管他随时都可能发病，一发病就到处乱跑，但大家还是争着雇他。他时常不在家，使蕾蒙娜非常伤心，不仅因为孤独，还因为她担心他的精神病随时都可能发作得更厉害，更危险。光担心不算，更让她难受的是，她必须把这担心深藏在心底里，她那聪明、可爱的天性告诉她，没有什么比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真实病情更能置他于死地的了。他不止一次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回家，大声叫着，“美国人发现我们了，麦吉拉！他们跟来了！我甩掉了他！我从另一条路上来。”遇到这种时候，她就像哄小孩一样哄他，劝他躺下休息，等他醒来，奇怪自己怎么这么累时，她就会说，“你回家的时候气都喘不过来了，亲爱的。你千万别跑得这么快；一个人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太傻了。”
这些日子蕾蒙娜开始真心地思念起费利佩。她相信亚历山德罗能治好。一个高明的医生肯定能对他有办法。如果费利佩知道她现在处于怎样的困境，肯定会来帮助她的。可是她怎样才能把费利佩叫来而又不让夫人知道呢？更何况她又怎样才能给费利佩写信而不让亚历山德罗知道信的内容呢？在这山上蕾蒙娜虽然自由自在，可她又像手脚都被锁住一样一筹莫展。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春天也悄然而逝。在这高山气候里，他们地里的麦子长得多好啊！每个角落里的野麦子长势也很旺盛。山羊欢跳、肥壮，它们的毛长得很长，像绸缎一样光亮；尽管还不到仲夏，绵羊可又到了该剪毛的时候了。春天下过一场场及时雨；小河都涨满了，两边开满稠密的鲜花，就像开在花坛里一样。
孩子已经出世了；一个温顺的小家伙，整天笑呵呵的，好像她的母亲从来没有过忧愁似的。蕾蒙娜心想，“这一年我的伤心事不断，人们会以为这孩子吮吸的全是痛苦；但是圣母保护了她。”
如果祷告能达到这个目的，那肯定是蕾蒙娜的祷告起了作用；因为虔诚、真心、悔恨的蕾蒙娜日日夜夜地跪在圣母像前，拨弄着金念珠，几乎把那上面精致的雕饰都摩平了。
在沙伯巴村子里，仲夏将有一个喜庆的日子，圣贝纳迪诺的神父将到村子里去。这天他们要送孩子去受洗；蕾蒙娜也要在这天将给费利佩的信夹在给丽婶的信中寄出，再由丽婶替她从贝纳迪诺寄给费利佩。蕾蒙娜在考虑该怎么说，怎样送信的时候，有点儿内疚——自从眼亚历山德罗结婚以来，她那颗忠诚的、水晶般明亮的心里没有任何秘密隐瞒过亚历山德罗。但这件事全是为了他。等他病好了，会感谢她的。
这封信她颇多斟酌；她非常害怕信会被夫人看见，几乎使她无法落笔。她不止一次撕掉信笺，信中吐露的真情太神圣了，冷酷的人没资格看。转眼就到了节日的前一天，信终于写好了，蕾蒙娜将它藏在了安全的地方。孩子那件精致的网眼白袍也钩好了，并且洗净、熨平。节日庆典上没有一个孩子会像她的孩子包裹得那么好看；亚历山德罗最终也同意给孩子取名叫麦吉拉。他同意得很勉强，仅仅是为了让蕾蒙娜高兴，他才作了最后的让步；在这件事上，蕾蒙娜一反迁就亚历山德罗的常态，坚持要照自己的意愿办。她一心想着要让受洗的印记盖在这个她如此喜爱的名字上；而且，“如果我死了，”她想，“亚历山德罗还有一个麦吉拉，他该多高兴啊！”
中午还没到，她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坐在门廊里等亚历山德罗，他离家已有两天了，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家，做好去沙伯巴的准备。他没有准时回家，她忐忑不安。随着时间的流失，他迟迟未归，她的担心有增无已。直到日过中天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回来。他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路，她还没看见他，就先听见路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干吗骑得这么快？”她想，跑上去迎他。他骑近了，她吃惊地发现，他骑的是一匹新马。“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她叫道。“这匹马是谁的？”
他莫名其妙地看看她，又看看马。真的，这马不是他的！他拍着脑袋，拼命回忆着。“那我的马在哪儿呢？”
“天哪！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马上把马还回去。人家会说这是你份的。”
“可是我把我的小马囚在那儿的马厩里了，他说，“他们应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偷马。我怎么会弄错的呢？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麦吉拉。肯定是我的病又犯了一次。”
蕾蒙娜害怕得心都发凉了。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带对偷马贼的处治多么厉害。“哦。亲爱的，让我把马送回去吧！”她叫道。“让我把它送回去，他们会相信我。”
“麦吉拉！”亚历山德罗惊叫道，“你以为我会把你送进那个狼窟里去吗？我的野鸽子！我把我的马留在吉姆·法劳的马厩里了。昨天晚上我在那儿，洽谈秋天为他剪羊毛的事情。我最后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我想等休息一下后就把马送回去，我太困了。”
蕾蒙娜知道他现在脑子依然很糊涂，心想让他先睡上一个小时也许更安全点，因此，尽管一种危险的感觉压抑着她，她还是同意了亚历山德罗的话。她从马厩里抱来新的干草，亲手给那匹马梳刷了一遍。那是一匹俊美、健壮的黑马；亚历山德罗肯定毫不怜恤地催它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只见它两边都汗淋淋的，鼻孔上尽是白涎沫。蕾蒙娜两眼含泪，尽心尽力地服伺它，它觉察到她的善意，用鼻子擦着她的脸。“肯定因为它像贝尼托一样黑，亚历山德罗才搞错了，”她想。“哦，圣母啊，帮助我们把这匹马平安地送回去吧！”她说。
她走进屋子，亚历山德罗睡着了。蕾蒙娜瞥了一眼太阳。太阳已经西斜。亚历山德罗已不可能在天黑前赶到法劳家再赶回来。她正想叫醒他，突然传来上尉和其它狗的狂吠，立刻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奔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一眨眼的工夫——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几乎一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蕾蒙娜就跟了出去；但她刚跑到门口，就听见一声枪响，只见亚历山德罗倒在了地上，同时，只见一个暴徒似的人从马上跳下来，站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前，又拨出手枪朝他的脑门上、脸颊上开了一枪、两枪。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咒骂，在蕾蒙娜的眩晕的知觉里，每一声咒骂都如霹雳般响彻空间，那人骂骂咧咧地把那匹黑马从蕾蒙娜拴着它的柱子上解开，跳上他骑来的那匹马，带着黑马一溜烟地走了。他边走边对蕾蒙娜晃了晃拳头，蕾蒙娜跪在地上，吃力地要把亚历山德罗的头抬起来，要止住从那叫人恶心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该死的印第安人，看你们还敢偷我们的马！”那人叫道，又恶狠狠地骂了几句，就不见了。
蕾蒙娜坐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双手拉着他的手，她显得异常的冷静，其实这比把内心的悲伤尽量地发泄出来更为可怕。亚历山德罗已无法复活了。第一颗子弹就是致命的，紧挨着心脏——那凶手枪法很准；后来用手枪打的两枪纯粹是出于放纵的兽性。须臾，蕾蒙娜站了起来，走进屋子，拿出洁白的圣坛罩布，盖在那张有枪伤的脸上。这时她回想起，有一次在圣迭戈，一个方济各会的神父被印第安人杀死了，萨尔别德拉神父曾引用过胡尼佩罗神父的话说，“感谢上帝！现在一个殉难者的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
“一个殉难者的鲜血！”这句话好像在空中飘浮；要把那个凶手嘴中吐出的脏话从天空中驱除干净。“亚历山德罗！”她说，“去跟圣徒们同住吧；一个上帝保佑的殉难者；他们会听殉难者说的话。”他的手很温暖。她把它们搁在自己胸前，一次次地亲吻着。她在他身旁躺下，一只手搂着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的亚历山德罗！哦，再跟麦吉拉说回话吧！我为什么不再伤心一些？我的亚历山德罗！他不是已经得到保佑了吗？我们很快就要跟他同住！这负担太沉了。他背不动！”接着，悲痛的浪潮压倒了她，她放声拗哭起来；但她仍然没有流泪。突然她跳了起来，紧张地打量四周。太阳早已下山了。她该上哪儿去找人帮忙呢？那个印第安老太婆踉着羊群走了，天黑前不会回来。不能老让亚历山德罗这么躺在地上呀。她该找谁去呢？到沙伯巴去是不可能的。附近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卡惠拉村，圣哈辛托的一个高地。她曾到那儿去过一次。现在她还能找到那条路吗？、她一定得试试。比这更近的地方没有人帮她忙。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跪在亚历山德罗尸体旁，吻了吻他，轻轻地说，“再见了，亲爱的。我不会去久。我去找朋友。”她快步跑走了，一直守在亚历山德罗身旁，伤心地低吠着的上尉一跃而起。跟着她跑去。“别来，上尉，”她说；把它牵回到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她双手捧着它的头，看着它的眼睛，说，“上尉，在这儿看着。”它轻轻地叫了一声，舔着她的手，趴在了地上。它明白女主人的话，乖乖地服从她的吩咐；但是它的眼睛揭望地注视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它眼前消失。
那条路崎岖不平，而且很难辨认。蕾蒙娜不止一次地停下来，在悬崖峭壁间犹疑。荆棘刺破了她的衣服，脸上也划破了，鲜血淋漓；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步履艰难地往前挪着。峡谷里一片漆黑；她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尖坡，前面仍旧只见松树林和荒芜的旷野，她的心沉了下来。以前这条路似乎没有这么长。亚历山德罗曾陪她走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高兴的日子，他们时而在某个地方逗留一番，可是这条路似乎太短了。她怀疑自己迷路了，顿时害怕起来。要是真的迷路了，那不到天亮她就得跟亚历山德罗去了；因为夜里圣哈辛托凶猛的野兽到处游窜。但是为了孩子，她决不能死。她着魔似地坚持着。最后，就在天黑得她只能看见前面几手之远时，就在她不单单由于奔跑、更由于害怕而气喘吁吁时，前面只有几杆路的地方，突然亮起了灯光。那就是卡惠拉村。几分钟后她就进了村。
卡惠拉村，圣哈辛托山上一个贫困侵扰的小地方，一块狭窄的、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坐落着一簇草棚和砖墙草顶房；这里的人很穷，但自傲，勇敢。他们是真正的山里人，凶猛，而且独立自主。
这些人中有亚历山德罗的好友，他被人杀害、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一路跑下山来请求帮助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燃遍全村。人们激动地聚集在蕾蒙娜栖息的那户人家的房子四周。她半晕半醒地躺在一张床上。她刚喘着粗气讲完那可怕的故事，人就往前一冲，栽倒在地板上，晕了过去，幸亏有人及时抱走了她怀中的孩子，这才没有使她捧着。蕾蒙娜似乎并没把孩子放在心上；当孩子被抱到床上去时，蕾蒙娜没问起她，也没注意她。一种大慈大悲的健忘症似乎迅即偷袭了她的神志。但她还是说出了几句足以使全村人群情激愤的话。这片激愤之情越来越高涨。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马——有些人要上山去把亚历山德罗的尸体运下来；有些人组织成一队立即要到吉姆·法劳家去，打死他：这是一些年轻人、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上了年纪的村长急切地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暴力。
“死一个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死十个呢，孩子们？”他说。“你们愿意像他一样丢下妻儿老小吗？如果你们对那个人动了手，白人们就会把我们通通杀死。也许他们自己会处罚他。”
那群人中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一个白人因为枪杀了一个印第安人而遭到处罚的。村长像他们一样知道这一点。一个朋友被杀了，他怎么还命令他们像女人似的呆望着呢？
“因为我老了，而你们还年轻。我看见过我们同白人的搏斗，但都失败了，”这聪明的老人说。“这件事我并不比你们好受。我的血管里在冒火；但我老了。我见得多了。我不许你们去。”
女人们帮着他劝说他们，那些年轻人放弃了他们的打算。但是显得很勉强，一个个郁郁不乐；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嘟哝：总会有这一天的。杀人的办法不止一个。法劳在山谷里露面的时候不长了。亚历山德罗的冤仇早晚得报。
法劳领着他失而复得的马，慢慢地从山上下来，心里在盘算着该怎么办。几年前，他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决不会比杀死一头牛或狼有更多的不安。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合众国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照料印第安人的事务，前一天，圣贝纳迪诺有几个人打死了一个印第安人，那个事务官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甚至还去逮捕了几个卖威士忌给印第安人的酒商。要是由他来接手处理亚历山德罗的案子，那就麻烦了。思来想去，法劳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去找就近的治安推事投案自首，就说是自卫伤人，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善心和公正。主意一定，他就骑马直奔在沙伯巴下去几英里的威尔斯法官家，声称自己“自卫伤人”，杀了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他说不准到底是什么人，那人偷了他的马。他胡诌了一通。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地方；但他没有说明，既然不认识那人和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直奔那儿呢。
他说：“我先顺着这条小路走了一段时间，但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时，我走上了一条错路，找不到原来的路了。我想我的马肯定是被领上了不会留下脚印的硬草皮路，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它了。我坚持往前走，跨过了小溪，很快又发现了原来的软草皮路。这儿我从没来过，非常荒芜。最后我来到了一道山脊上，从那儿我往下一看，看见了一个小牧场。我朝那户人家走去，就在我发现我的马被拴在一棵树，L时，狗叫了起来。听见狗叫声，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我说不准——走出屋于，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我朝他喊道，‘这匹马是谁的？’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是我的。’‘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回答说，‘圣哈辛托。’我见他边说边挥舞着大刀朝我步步逼近，我就拎起枪，对他说，‘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他没站住，我就开了枪；他还没站住，于是我又开了枪；他没倒下，我就用枪托砸了他一下，把他砸倒了，然后又用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法官在这件案子中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他把犯人送进国室，然后派人去请来六人陪审团，去检验那个据说是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尸体。第二天一早，法劳领路，他们上了山。来到牧场时，尸体已被搬走；房门锁上了；除了亚历山德罗倒下的地方尚有几滴血迹外，前几天发生的那出悲剧已看不出丝毫痕迹。法劳一见这副情景，颇觉意外，心里一块石头不觉就落了地。但是，威尔斯法官并没有就此提出连夜打道回府，相反，他打算在离卡惠拉村几英里的一个牧场里过夜，这下可把法劳吓坏了，他说夜里卡惠拉人肯定会来杀死他的，他可怜巴巴地恳求法官和陪审团的人别离开他，好生保护他。
半夜里，威尔斯法官被卡惠拉村的村长和其他首领们的脚步声惊醒。他们听说法官和陪审团来了，就来领他们进村，那个被枪杀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那里。法官责怪他们不该把尸体从现场搬开，现在已无法作尸体检验了，他们听后大为沮丧。
不过，威尔斯法官还是亲自跟他们进村去看尸体，并听蕾蒙娜详述凶杀的经过。然而，蕾蒙娜正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因此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她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当人们把她的孩子放在她怀里时，她也认不出来。她躺在床上，神情不安，辗转反侧，手里抓着念珠，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不时地夹杂着几句祷告，哭叫着亚历山德罗和费利佩；唯一清醒的标志是紧紧地抓着念珠，当人们试图把它拿走时，她就把它藏进胸脯里。
威尔斯法官是个老垦荒者了，向来不爱动感情，可这会儿，看着昏迷的蕾蒙娜，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法劳曾提出请求，要法官立即进行预审；但是法官访问了这个村子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决定一个星期后，等蕾蒙娜清醒过来，可以做证人时，再行审讯。他尽可能地让村里的人们明白，蕾蒙娜能否出庭，对审讯至关重要。事情很明显，法劳的陈述从头到尾句句假话。亚历山德罗没有刀。他没有时间从门口走出好几步；蕾蒙娜从屋里奔到门口时听到的一连串咒骂和那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时发出的。亚历山德罗不可能说很多话。
预审的日子到了。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法劳名义上是被关在囚室里，但他亲口保证准时出庭，因此照样能外出料理自己的事务。
威尔斯法官眼见审讯的日子已到，出庭的证人除了法劳本人外，别无他人，产生了一种既遗憾又宽慰的奇怪感觉。法劳是个尽人皆知的恶棍。打死亚历山德罗在他来说只是他一连串罪恶行径中的一件；法官为能把他押上审判席并将他绳之以法，心里很高兴。但是圣哈辛托山谷与世隔绝，如此荒僻，还没建立像大多数文明的村落那样能为大众接受的法律准则；再说，一个白人要是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心，那就得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正义”这个词儿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说在牵涉到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它曾经确实有过那么点儿意义的话。不管这个山谷与其他地方相隔多远，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应被遗忘的。总的说来，法官觉得宽慰，尽管有点儿内疚，就像自己是个从犯，或是出卖了朋友一样；因为他很了解亚历山德罗。然而，总的来说，当他被迫同意法劳的辩护律师提出的建议，“既然没有证人出庭，法劳当无罪释放”时，他内心还是觉得宽慰的。
他聊以自慰地想，即使把这个案子提交陪审团审判，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因为，整个圣迭戈找不到一个陪审团会判一个杀死印第安人的白人有罪，如果除了这个印第安人的妻子，别无其他证人出庭的话。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亚历山德罗的脸庞时时出现在他脑海里，还有蕾蒙娜躺在卡惠拉村那个小草屋里，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的形象使他难以平静。他知道，她之所以不出庭，不是病体未愈，就是已经死了。如果她还活着，神志清楚的话，那些印第安人准会一路背着她到法庭来。
夏天，当她跟亚历山德罗住在沙伯巴的时候，法官曾见过她好几回，她那罕见的气质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孩子们都认识她、喜欢她；常到她家里去；他的妻子曾买过她的绣品。亚历山德罗也为他干过活；谁也没有威尔斯法官那么清楚，亚历山德罗如果神志清醒的话，绝不会偷别人的马的，就像白人不会偷马一样。法劳也知道这点；大家都知道这点。大家也都知道他有奇怪的游这病；当他发起这种半疯半癫的病时，他是不负责任的。法劳知道这点。对法劳的行为，只能这样解释：当他看见自己的马在这么难走的路上被拉上山去，弄得精疲力竭，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不由自主地开了枪。“但如果对方不是印第安人，他就不会开枪！”法官沉思道。“要是他在朝任何白人开枪前，肯定会三思而行的。”
日复一日，这样的想法时时缠绕着法官，他甩也甩不开。一种不安的感觉萦绕着他：他有愧于蕾蒙娜，如果蕾蒙娜死了，那就有愧于她留下的孩子。他也许有办法对被枪杀的、无法报仇的亚历山德罗赎罪。他甚至可以收养蕾蒙娜的孩子。这件事在山谷里肯定是不同凡响的。他越想，心里越平静，他决定一代有空就到卡惠拉村去看看能做点什么。
但是命运注定陌生人不能向蕾蒙娜伸出援助之手。费利佩最终发现了她的踪迹。费利佩上路了。
山谷里人人都认识他，知道他的情况。虽然他有病，但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个能干的人。他是这一带最好的剪毛手，最好的驯马师；尽管他随时都可能发病，一发病就到处乱跑，但大家还是争着雇他。他时常不在家，使蕾蒙娜非常伤心，不仅因为孤独，还因为她担心他的精神病随时都可能发作得更厉害，更危险。光担心不算，更让她难受的是，她必须把这担心深藏在心底里，她那聪明、可爱的天性告诉她，没有什么比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真实病情更能置他于死地的了。他不止一次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回家，大声叫着，“美国人发现我们了，麦吉拉！他们跟来了！我甩掉了他！我从另一条路上来。”遇到这种时候，她就像哄小孩一样哄他，劝他躺下休息，等他醒来，奇怪自己怎么这么累时，她就会说，“你回家的时候气都喘不过来了，亲爱的。你千万别跑得这么快；一个人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太傻了。”
这些日子蕾蒙娜开始真心地思念起费利佩。她相信亚历山德罗能治好。一个高明的医生肯定能对他有办法。如果费利佩知道她现在处于怎样的困境，肯定会来帮助她的。可是她怎样才能把费利佩叫来而又不让夫人知道呢？更何况她又怎样才能给费利佩写信而不让亚历山德罗知道信的内容呢？在这山上蕾蒙娜虽然自由自在，可她又像手脚都被锁住一样一筹莫展。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春天也悄然而逝。在这高山气候里，他们地里的麦子长得多好啊！每个角落里的野麦子长势也很旺盛。山羊欢跳、肥壮，它们的毛长得很长，像绸缎一样光亮；尽管还不到仲夏，绵羊可又到了该剪毛的时候了。春天下过一场场及时雨；小河都涨满了，两边开满稠密的鲜花，就像开在花坛里一样。
孩子已经出世了；一个温顺的小家伙，整天笑呵呵的，好像她的母亲从来没有过忧愁似的。蕾蒙娜心想，“这一年我的伤心事不断，人们会以为这孩子吮吸的全是痛苦；但是圣母保护了她。”
如果祷告能达到这个目的，那肯定是蕾蒙娜的祷告起了作用；因为虔诚、真心、悔恨的蕾蒙娜日日夜夜地跪在圣母像前，拨弄着金念珠，几乎把那上面精致的雕饰都摩平了。
在沙伯巴村子里，仲夏将有一个喜庆的日子，圣贝纳迪诺的神父将到村子里去。这天他们要送孩子去受洗；蕾蒙娜也要在这天将给费利佩的信夹在给丽婶的信中寄出，再由丽婶替她从贝纳迪诺寄给费利佩。蕾蒙娜在考虑该怎么说，怎样送信的时候，有点儿内疚——自从眼亚历山德罗结婚以来，她那颗忠诚的、水晶般明亮的心里没有任何秘密隐瞒过亚历山德罗。但这件事全是为了他。等他病好了，会感谢她的。
这封信她颇多斟酌；她非常害怕信会被夫人看见，几乎使她无法落笔。她不止一次撕掉信笺，信中吐露的真情太神圣了，冷酷的人没资格看。转眼就到了节日的前一天，信终于写好了，蕾蒙娜将它藏在了安全的地方。孩子那件精致的网眼白袍也钩好了，并且洗净、熨平。节日庆典上没有一个孩子会像她的孩子包裹得那么好看；亚历山德罗最终也同意给孩子取名叫麦吉拉。他同意得很勉强，仅仅是为了让蕾蒙娜高兴，他才作了最后的让步；在这件事上，蕾蒙娜一反迁就亚历山德罗的常态，坚持要照自己的意愿办。她一心想着要让受洗的印记盖在这个她如此喜爱的名字上；而且，“如果我死了，”她想，“亚历山德罗还有一个麦吉拉，他该多高兴啊！”
中午还没到，她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坐在门廊里等亚历山德罗，他离家已有两天了，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家，做好去沙伯巴的准备。他没有准时回家，她忐忑不安。随着时间的流失，他迟迟未归，她的担心有增无已。直到日过中天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回来。他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路，她还没看见他，就先听见路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干吗骑得这么快？”她想，跑上去迎他。他骑近了，她吃惊地发现，他骑的是一匹新马。“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她叫道。“这匹马是谁的？”
他莫名其妙地看看她，又看看马。真的，这马不是他的！他拍着脑袋，拼命回忆着。“那我的马在哪儿呢？”
“天哪！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马上把马还回去。人家会说这是你份的。”
“可是我把我的小马囚在那儿的马厩里了，他说，“他们应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偷马。我怎么会弄错的呢？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麦吉拉。肯定是我的病又犯了一次。”
蕾蒙娜害怕得心都发凉了。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带对偷马贼的处治多么厉害。“哦。亲爱的，让我把马送回去吧！”她叫道。“让我把它送回去，他们会相信我。”
“麦吉拉！”亚历山德罗惊叫道，“你以为我会把你送进那个狼窟里去吗？我的野鸽子！我把我的马留在吉姆·法劳的马厩里了。昨天晚上我在那儿，洽谈秋天为他剪羊毛的事情。我最后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我想等休息一下后就把马送回去，我太困了。”
蕾蒙娜知道他现在脑子依然很糊涂，心想让他先睡上一个小时也许更安全点，因此，尽管一种危险的感觉压抑着她，她还是同意了亚历山德罗的话。她从马厩里抱来新的干草，亲手给那匹马梳刷了一遍。那是一匹俊美、健壮的黑马；亚历山德罗肯定毫不怜恤地催它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只见它两边都汗淋淋的，鼻孔上尽是白涎沫。蕾蒙娜两眼含泪，尽心尽力地服伺它，它觉察到她的善意，用鼻子擦着她的脸。“肯定因为它像贝尼托一样黑，亚历山德罗才搞错了，”她想。“哦，圣母啊，帮助我们把这匹马平安地送回去吧！”她说。
她走进屋子，亚历山德罗睡着了。蕾蒙娜瞥了一眼太阳。太阳已经西斜。亚历山德罗已不可能在天黑前赶到法劳家再赶回来。她正想叫醒他，突然传来上尉和其它狗的狂吠，立刻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奔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一眨眼的工夫——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几乎一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蕾蒙娜就跟了出去；但她刚跑到门口，就听见一声枪响，只见亚历山德罗倒在了地上，同时，只见一个暴徒似的人从马上跳下来，站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前，又拨出手枪朝他的脑门上、脸颊上开了一枪、两枪。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咒骂，在蕾蒙娜的眩晕的知觉里，每一声咒骂都如霹雳般响彻空间，那人骂骂咧咧地把那匹黑马从蕾蒙娜拴着它的柱子上解开，跳上他骑来的那匹马，带着黑马一溜烟地走了。他边走边对蕾蒙娜晃了晃拳头，蕾蒙娜跪在地上，吃力地要把亚历山德罗的头抬起来，要止住从那叫人恶心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该死的印第安人，看你们还敢偷我们的马！”那人叫道，又恶狠狠地骂了几句，就不见了。
蕾蒙娜坐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双手拉着他的手，她显得异常的冷静，其实这比把内心的悲伤尽量地发泄出来更为可怕。亚历山德罗已无法复活了。第一颗子弹就是致命的，紧挨着心脏——那凶手枪法很准；后来用手枪打的两枪纯粹是出于放纵的兽性。须臾，蕾蒙娜站了起来，走进屋子，拿出洁白的圣坛罩布，盖在那张有枪伤的脸上。这时她回想起，有一次在圣迭戈，一个方济各会的神父被印第安人杀死了，萨尔别德拉神父曾引用过胡尼佩罗神父的话说，“感谢上帝！现在一个殉难者的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
“一个殉难者的鲜血！”这句话好像在空中飘浮；要把那个凶手嘴中吐出的脏话从天空中驱除干净。“亚历山德罗！”她说，“去跟圣徒们同住吧；一个上帝保佑的殉难者；他们会听殉难者说的话。”他的手很温暖。她把它们搁在自己胸前，一次次地亲吻着。她在他身旁躺下，一只手搂着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的亚历山德罗！哦，再跟麦吉拉说回话吧！我为什么不再伤心一些？我的亚历山德罗！他不是已经得到保佑了吗？我们很快就要跟他同住！这负担太沉了。他背不动！”接着，悲痛的浪潮压倒了她，她放声拗哭起来；但她仍然没有流泪。突然她跳了起来，紧张地打量四周。太阳早已下山了。她该上哪儿去找人帮忙呢？那个印第安老太婆踉着羊群走了，天黑前不会回来。不能老让亚历山德罗这么躺在地上呀。她该找谁去呢？到沙伯巴去是不可能的。附近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卡惠拉村，圣哈辛托的一个高地。她曾到那儿去过一次。现在她还能找到那条路吗？、她一定得试试。比这更近的地方没有人帮她忙。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跪在亚历山德罗尸体旁，吻了吻他，轻轻地说，“再见了，亲爱的。我不会去久。我去找朋友。”她快步跑走了，一直守在亚历山德罗身旁，伤心地低吠着的上尉一跃而起。跟着她跑去。“别来，上尉，”她说；把它牵回到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她双手捧着它的头，看着它的眼睛，说，“上尉，在这儿看着。”它轻轻地叫了一声，舔着她的手，趴在了地上。它明白女主人的话，乖乖地服从她的吩咐；但是它的眼睛揭望地注视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它眼前消失。
那条路崎岖不平，而且很难辨认。蕾蒙娜不止一次地停下来，在悬崖峭壁间犹疑。荆棘刺破了她的衣服，脸上也划破了，鲜血淋漓；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步履艰难地往前挪着。峡谷里一片漆黑；她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尖坡，前面仍旧只见松树林和荒芜的旷野，她的心沉了下来。以前这条路似乎没有这么长。亚历山德罗曾陪她走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高兴的日子，他们时而在某个地方逗留一番，可是这条路似乎太短了。她怀疑自己迷路了，顿时害怕起来。要是真的迷路了，那不到天亮她就得跟亚历山德罗去了；因为夜里圣哈辛托凶猛的野兽到处游窜。但是为了孩子，她决不能死。她着魔似地坚持着。最后，就在天黑得她只能看见前面几手之远时，就在她不单单由于奔跑、更由于害怕而气喘吁吁时，前面只有几杆路的地方，突然亮起了灯光。那就是卡惠拉村。几分钟后她就进了村。
卡惠拉村，圣哈辛托山上一个贫困侵扰的小地方，一块狭窄的、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坐落着一簇草棚和砖墙草顶房；这里的人很穷，但自傲，勇敢。他们是真正的山里人，凶猛，而且独立自主。
这些人中有亚历山德罗的好友，他被人杀害、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一路跑下山来请求帮助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燃遍全村。人们激动地聚集在蕾蒙娜栖息的那户人家的房子四周。她半晕半醒地躺在一张床上。她刚喘着粗气讲完那可怕的故事，人就往前一冲，栽倒在地板上，晕了过去，幸亏有人及时抱走了她怀中的孩子，这才没有使她捧着。蕾蒙娜似乎并没把孩子放在心上；当孩子被抱到床上去时，蕾蒙娜没问起她，也没注意她。一种大慈大悲的健忘症似乎迅即偷袭了她的神志。但她还是说出了几句足以使全村人群情激愤的话。这片激愤之情越来越高涨。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马——有些人要上山去把亚历山德罗的尸体运下来；有些人组织成一队立即要到吉姆·法劳家去，打死他：这是一些年轻人、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上了年纪的村长急切地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暴力。
“死一个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死十个呢，孩子们？”他说。“你们愿意像他一样丢下妻儿老小吗？如果你们对那个人动了手，白人们就会把我们通通杀死。也许他们自己会处罚他。”
那群人中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一个白人因为枪杀了一个印第安人而遭到处罚的。村长像他们一样知道这一点。一个朋友被杀了，他怎么还命令他们像女人似的呆望着呢？
“因为我老了，而你们还年轻。我看见过我们同白人的搏斗，但都失败了，”这聪明的老人说。“这件事我并不比你们好受。我的血管里在冒火；但我老了。我见得多了。我不许你们去。”
女人们帮着他劝说他们，那些年轻人放弃了他们的打算。但是显得很勉强，一个个郁郁不乐；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嘟哝：总会有这一天的。杀人的办法不止一个。法劳在山谷里露面的时候不长了。亚历山德罗的冤仇早晚得报。
法劳领着他失而复得的马，慢慢地从山上下来，心里在盘算着该怎么办。几年前，他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决不会比杀死一头牛或狼有更多的不安。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合众国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照料印第安人的事务，前一天，圣贝纳迪诺有几个人打死了一个印第安人，那个事务官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甚至还去逮捕了几个卖威士忌给印第安人的酒商。要是由他来接手处理亚历山德罗的案子，那就麻烦了。思来想去，法劳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去找就近的治安推事投案自首，就说是自卫伤人，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善心和公正。主意一定，他就骑马直奔在沙伯巴下去几英里的威尔斯法官家，声称自己“自卫伤人”，杀了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他说不准到底是什么人，那人偷了他的马。他胡诌了一通。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地方；但他没有说明，既然不认识那人和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直奔那儿呢。
他说：“我先顺着这条小路走了一段时间，但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时，我走上了一条错路，找不到原来的路了。我想我的马肯定是被领上了不会留下脚印的硬草皮路，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它了。我坚持往前走，跨过了小溪，很快又发现了原来的软草皮路。这儿我从没来过，非常荒芜。最后我来到了一道山脊上，从那儿我往下一看，看见了一个小牧场。我朝那户人家走去，就在我发现我的马被拴在一棵树，L时，狗叫了起来。听见狗叫声，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我说不准——走出屋于，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我朝他喊道，‘这匹马是谁的？’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是我的。’‘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回答说，‘圣哈辛托。’我见他边说边挥舞着大刀朝我步步逼近，我就拎起枪，对他说，‘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他没站住，我就开了枪；他还没站住，于是我又开了枪；他没倒下，我就用枪托砸了他一下，把他砸倒了，然后又用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法官在这件案子中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他把犯人送进国室，然后派人去请来六人陪审团，去检验那个据说是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尸体。第二天一早，法劳领路，他们上了山。来到牧场时，尸体已被搬走；房门锁上了；除了亚历山德罗倒下的地方尚有几滴血迹外，前几天发生的那出悲剧已看不出丝毫痕迹。法劳一见这副情景，颇觉意外，心里一块石头不觉就落了地。但是，威尔斯法官并没有就此提出连夜打道回府，相反，他打算在离卡惠拉村几英里的一个牧场里过夜，这下可把法劳吓坏了，他说夜里卡惠拉人肯定会来杀死他的，他可怜巴巴地恳求法官和陪审团的人别离开他，好生保护他。
半夜里，威尔斯法官被卡惠拉村的村长和其他首领们的脚步声惊醒。他们听说法官和陪审团来了，就来领他们进村，那个被枪杀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那里。法官责怪他们不该把尸体从现场搬开，现在已无法作尸体检验了，他们听后大为沮丧。
不过，威尔斯法官还是亲自跟他们进村去看尸体，并听蕾蒙娜详述凶杀的经过。然而，蕾蒙娜正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因此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她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当人们把她的孩子放在她怀里时，她也认不出来。她躺在床上，神情不安，辗转反侧，手里抓着念珠，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不时地夹杂着几句祷告，哭叫着亚历山德罗和费利佩；唯一清醒的标志是紧紧地抓着念珠，当人们试图把它拿走时，她就把它藏进胸脯里。
威尔斯法官是个老垦荒者了，向来不爱动感情，可这会儿，看着昏迷的蕾蒙娜，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法劳曾提出请求，要法官立即进行预审；但是法官访问了这个村子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决定一个星期后，等蕾蒙娜清醒过来，可以做证人时，再行审讯。他尽可能地让村里的人们明白，蕾蒙娜能否出庭，对审讯至关重要。事情很明显，法劳的陈述从头到尾句句假话。亚历山德罗没有刀。他没有时间从门口走出好几步；蕾蒙娜从屋里奔到门口时听到的一连串咒骂和那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时发出的。亚历山德罗不可能说很多话。
预审的日子到了。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法劳名义上是被关在囚室里，但他亲口保证准时出庭，因此照样能外出料理自己的事务。
威尔斯法官眼见审讯的日子已到，出庭的证人除了法劳本人外，别无他人，产生了一种既遗憾又宽慰的奇怪感觉。法劳是个尽人皆知的恶棍。打死亚历山德罗在他来说只是他一连串罪恶行径中的一件；法官为能把他押上审判席并将他绳之以法，心里很高兴。但是圣哈辛托山谷与世隔绝，如此荒僻，还没建立像大多数文明的村落那样能为大众接受的法律准则；再说，一个白人要是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心，那就得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正义”这个词儿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说在牵涉到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它曾经确实有过那么点儿意义的话。不管这个山谷与其他地方相隔多远，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应被遗忘的。总的说来，法官觉得宽慰，尽管有点儿内疚，就像自己是个从犯，或是出卖了朋友一样；因为他很了解亚历山德罗。然而，总的来说，当他被迫同意法劳的辩护律师提出的建议，“既然没有证人出庭，法劳当无罪释放”时，他内心还是觉得宽慰的。
他聊以自慰地想，即使把这个案子提交陪审团审判，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因为，整个圣迭戈找不到一个陪审团会判一个杀死印第安人的白人有罪，如果除了这个印第安人的妻子，别无其他证人出庭的话。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亚历山德罗的脸庞时时出现在他脑海里，还有蕾蒙娜躺在卡惠拉村那个小草屋里，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的形象使他难以平静。他知道，她之所以不出庭，不是病体未愈，就是已经死了。如果她还活着，神志清楚的话，那些印第安人准会一路背着她到法庭来。
夏天，当她跟亚历山德罗住在沙伯巴的时候，法官曾见过她好几回，她那罕见的气质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孩子们都认识她、喜欢她；常到她家里去；他的妻子曾买过她的绣品。亚历山德罗也为他干过活；谁也没有威尔斯法官那么清楚，亚历山德罗如果神志清醒的话，绝不会偷别人的马的，就像白人不会偷马一样。法劳也知道这点；大家都知道这点。大家也都知道他有奇怪的游这病；当他发起这种半疯半癫的病时，他是不负责任的。法劳知道这点。对法劳的行为，只能这样解释：当他看见自己的马在这么难走的路上被拉上山去，弄得精疲力竭，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不由自主地开了枪。“但如果对方不是印第安人，他就不会开枪！”法官沉思道。“要是他在朝任何白人开枪前，肯定会三思而行的。”
日复一日，这样的想法时时缠绕着法官，他甩也甩不开。一种不安的感觉萦绕着他：他有愧于蕾蒙娜，如果蕾蒙娜死了，那就有愧于她留下的孩子。他也许有办法对被枪杀的、无法报仇的亚历山德罗赎罪。他甚至可以收养蕾蒙娜的孩子。这件事在山谷里肯定是不同凡响的。他越想，心里越平静，他决定一代有空就到卡惠拉村去看看能做点什么。
但是命运注定陌生人不能向蕾蒙娜伸出援助之手。费利佩最终发现了她的踪迹。费利佩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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