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我在《无线电与试验》中第一次读到了有关磁录音的文章。那时候在日本甚至拥有电留声机的人都很少，这种留声机的唱片是用虫膝或者铝材制成的，质量粗糙，钢针发出难听的声音，而且很快就把唱片磨坏了。但是NHK，也就是日本广播协会，当时从德国引进了一台钢带录音机。这台机器的设计是崭新的，它用一条金属带作为录音媒体，它的保真度比我们家那台维克多牌电留声机高得多。也就在相同的时候，有报道说，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制造出一种钢丝录音机。我对录下自己的声音很感兴趣，决定自制一台钢丝录音机。实际上我对这种录音机一无所知，但我有年青人勇往直前的热情，我到外面去买了一些钢琴弦回来，就动手干了起来。第一个挑战，至少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设计和制造一个录音头。我搞了一整年，用各种各样的东西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全都失败了。后来我总算弄懂了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录音头的间隙，声音就是通过这个间隙以电信号的形式传输到钢丝上去的，这个间隙太宽了，所以信号都耗散掉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偏置电流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样产生偏置电流，而永井博士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能够弄到手的书籍和杂志上都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而我自己的知识又少得可怜。就这样，仅凭知道一点基本原理和简单的实际方法，我硬是试了很久。失败了多次，我感到失望，自信心也受到挫伤，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勇气。
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告诉父母亲和老师，我想参加第八高等学校（现在的名古屋大学——译者）的理科考试。当时在日本，中学课程的水平非常高，高等学校教的东西甚至包括了美国的大学一、二年级课程。我的决定使他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虽然我的理科与数学成绩较好，但我的总体成绩却相当差。他们提醒我，要想进高等学校理科，必须通过一些课目的严格考试，而其中正好有几门是我所忽视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浪人。在古代，如果一个武士没有家主或者失去了封地，就被称作浪人，而今天一个学生如果脱离常规、用额外的时间自已学习以应付毕业后的下一次考试也被冠以同样的称呼。一年中，我努力学习，比以往更加用功。我有家庭教师为我补习英语、高等数学、国语和古典汉语。一整年中，我没有搞别的，只是学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我很想说，那一年由于我的强化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然而，我却出了另外一个风头，我成为我们学校以最低成绩排名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的学生。以前还没有一个像我那样排在第一百八十名的学生考入过理科，而我的成功来自一整年的有效学习和坚定不移。其实我一直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高等学校也并不那么轻松，我发现甚至在理科课程中也有很多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科目，例如材料学、植物学等等，我对它们不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但是自从进入三年级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专业了，我选择了物理，这门课的分数我一向都是“A”。我热爱物理，并且崇拜我的老师。
尽管我保持着乐观和热情，但是当时正是1940年，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在欧洲，法国已经向德国军队投降，英国正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温斯顿。丘吉乐告诉他的人民，他们的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指望了，只有“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正在走上灾难之路，虽然国内的报道总是说形势有利，新闻检查却十分严厉。作为学生，我们不太关心全球性的问题，甚至不太关心国内的政局，但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军方在1938年宣布了动员令。当我开始大学的学习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亚的大部分版图。国内所有旧的政党都被解散。在美国和其它盟国的经济紧迫以及切断对日本提供原材料和石油的威胁下，日本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继续控制被它强迫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其它国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对美国作战的决定。历史正在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只对物理学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高中老师之一，服部学顺先生待我非常好，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物理成绩不错，服部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知道我的志向，即使读完高中也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的。所以到了该我考虑读大学的时候，我去找他商量。我知道在大阪帝国大学物理系有一批有名的研究人员，例如八木秀次先生，他发明了八木天线，这对现代的雷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系里还有一名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人，而正是有了磁控管，才有可能产生微波能量。
有一天，服部教授告诉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他现在也在大阪教书，这个人的名字叫浅田常三郎。他是应用物理领域中最杰出的科学家。如果你打算学这一行，你就应该去见见浅田教授。你不妨在放暑假时去拜访他，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一到放假我就直奔大阪，去见浅田教授。
我在走进他那杂乱的办公室的第一步时，就开始喜欢这位先生了。浅田教授身材不高，是个胖墩墩的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说着一口带鼻音的大阪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听别人开玩笑，虽然他是个权威，但他并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教授派头。他这样的人在日本是很少有的，因为在日本教师受到极大的尊重，所以他们一般都有点趾高气昂。浅田教授看上去对地位的标志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将这些繁文缛节抛到了一边。正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决定了大阪才是我将要去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更加有名的东京或者京都大学。东京和京都大学里都有很好的物理系，还有全国有名的教授任教，但他们却更加学究气，更加古板。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浅田教授带我在他的实验室里转了一圈，那天我们谈了许多。他对我进行了一次口头考试。他想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做过哪些试验，制作过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又告诉我，他的试验室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浅田教授对待应用物理学非常认真，他正在做的工作中还包括光束电话传输，用的是高压水银灯。他可以显示如何用音频信号调制高强度的光束。我愿意与这位才华横溢、充满自信，而又平易近人、令人愉快的科学家一起学习。
在现代物理学领域中，大阪帝国大学成了认真的学生和实验者们的圣地，它是全日本大学里最新的理科学系，所以它也具备最现代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所大学是一所新的大学，所以它的教授和老师都是年青人，他们的思想活跃，不受陈规旧俗的约束。
我的父亲对于我没有选学商业而去学理科感到失望，按照他的观点，即使我进了理科，也应该学农业化学，这个专业中有些课程与酿酒业还有点关系。但是我追求的却是理科中最基本的专业——物理学。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他并不想改变我的主意，但是我敢肯定，他还是希望到时候我会担当起家里的角色，他相信物理学只是我的一种嗜好，其实有时甚至我自己也担心会是这样。
当我进入大学时，战争已经开始了，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被迫承担海军的研究项目。我继续做我的试验，所以我总是逃课，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试验时间。我发现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意讲课，因为他们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可以找到，而学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将要讲些什么。我经常逃课，所以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试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的帮助越来越大，不久后，我也可以帮他为海军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事，因为这种工作比老的电路或是电气机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纯物理。
在大学里，浅田教授被公认为是应用物理学的专家，报界经常向他谘询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撰写一个星期专栏，详细地叙述科学研究和技术上的最新动态，当然只限于不保密的内容。读者们给他写信，对他们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想法征求教授的意见。专栏办得朝气蓬勃，深入人心。
我经常为浅田教授的研究帮些忙，偶尔，他太忙了，我也替他撰写专栏文章。我记得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议论过原子能，并且阐述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极其强大的武器。”只是当时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想法都离现实太遥远。日本只有两座回旋加速器，开发原子反应的进程十分缓慢。据我所知，日本当时的技术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速度的计算，需要积累二十年才足以制成一颗炸弹。当然，我并不知道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走了多远，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曼哈顿计划。
浅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为日本帝国海军搞的研究项目，我给他当助手。与此同时，我接触到一些海军军官，他们是从离横滨不远的横须贺航空技术中心来的。临近毕业，我还没有被征兵。一天，一个军官告诉我，只要通过一次考试，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并成为一名军官。我一点都不想当海军军官，虽然有时我也会这样想，与其被毫无选择地征入海军或陆军，还不如自愿报名，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另一个军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实验室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办法。海军当时有一个计划，要委托大学培养一批新征入伍人员。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军中终生服役。后面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令人担心，因为我并不想当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然而当他谈到另一条出路时，我对前一个办法很快产生了兴趣。他说，学过物理专业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分配到战舰上去操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也就是分配到战斗区域。这样一来，如果不是了结我的生命，也会了结我的学业。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申请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军签订终生合同，但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他推荐我参加终生在海军服役的考试，并得到奖学金，这样我就可以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获得学位。他还说，他不想看到像我这样专注的研究人员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军召入，只需要通过基本训练，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这对你而言是最安全的办法。”他告戒我说。“你可以继续搞你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我对这件事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我认定在那种时候终生服役的办法更好一些。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通过。海军每月发给我三十元钱，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带在领子上。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海军，分配到大学里培训。我的任务是继续学习物理学。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我读三年级时，战争更加激烈了，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直接受到军方的控制；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办公室。
他们把让我住进一个工人宿舍改成的兵营，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应征的工人一起被赶进了工厂，而不是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到实验室去。一个人递给我一把锉刀，把我分配到机器车间。每天我都要到那个车间去干力气活，锉一些钢制零件。过了几天我开始想，如果再不离开那个鬼地方我会发疯的。全日本的学生都被从学校里赶出来，非重要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军工，现在大学的理科学生看来也不能例外了。
龟井良子，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也被从学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红蜻蜓”训练飞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经历，她至今还会使用木工工具。飞机构件厂遭到轰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为伤员做病号服，后来又被调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亚洲占领区的军事印刷品。战争后期，大部分学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课，有些甚至一天课也上不成。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远，显得薄弱，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年青的男人来干这样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才初次见面，就在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在那个工厂里干了几个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识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错了，因为我突然被调到光学实验室去，但是没有任何解释。我开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实验室里有军官和工人，他们是从摄影学校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所以他们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攒起来，让我研究。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一个办法，来防止高空干燥大气层中产生的静电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锯齿状的条纹损伤。为研究这项任务，我需要到一个好的图书馆去，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给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并假装是从海军直接打来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许，以便利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位教授对我鼎力相助。
我向上司提出申请，每天去东京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请一定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战时那种缓慢、拥挤的列车从横滨到东京大约要花一个小时，非常烦人。后来我搬到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在东京大学学法律，已经被征入海军。平时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军工万事通。
但是我并没有逃避工作。我试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静电条纹。我了解到用测绘照相机拍摄航空照片时要用大量的胶卷，这样通常会引起静电火花，损坏图像。通过阅读资料和做试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里有大量的胶卷可以利用，我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静电火花。我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胶卷上加各种电压，变换极性。不久后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那种现象。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那种现象，但还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学部缺乏合适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当然具备最好装备的合适地方是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我申请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
为了使上司早做决定，我还特意说明我不需要旅差费，因为实验室在我的母校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住宿。我只需要他们允许我去那里的实验室工作就行了。他们的唯一投资是大量的胶卷，因为当时胶卷非常少，我无法在别的地方弄到。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答应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够在配备更加先进设备的大学实验室里完成这次任务。另外，我不仅希望完成任务，还想利用这次提交给海军的正式研究报告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给我一大堆胶卷。回大学之前我把胶卷装进了我的背包。以后的几个月里，当别人都在度过艰难时光的时候，我却住在当学生时家里为我租的公寓中，从浅田教授那里得到宝贵的指导，每周只需要为我的研究发出一份报告。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我喜欢的、有创意的工作，当然我还可以继续从浅田教授那里学到新知识。
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当年光学实验室员工的聚会，我在发言中坦白了我当时离去的动机。我说，当时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于我的自私，给实验室别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来的上司站起来，说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说，就在我带着胶卷和自由离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报告，那人是一名海军上将，“将军闻讯大怒！他狠狠地训斥了我，并声称这样的事还没有前例。”训斥持续了两个小时，我的上司临走时接受了一项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带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去将军那里，告知他准备去把我带回来，将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把这件事抛到脑后算了。就这样，我被允许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烦，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加倍地赔礼道歉。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结果大家开怀大笑。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自动地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这表示我必须通过实际的海军训练，于是我乘船去了滨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离名古屋不远。我在那里接受了四个月的军官教化和训练课程。训练真难，但对我的身体是值得的。
在那个年代，只有像我一样的理科学生才能暂时免于征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征入海军，受训驾驶双引擎轰炸机。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松基地时，他去了海军的丰桥航空基地，离我不远。他每天训练时都从我们的军营上空飞过。他很幸运，被分配到双引擎夜间轰炸机部队，这种飞机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在他毕业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他的一些同学被分配驾驶战斗机，训练时间短得多，有些人成为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飞行员，当然，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另一个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中学读书，军方鼓励年青人当志愿兵，他们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军。日本当时充满了战争狂热，如果一个年青人不愿意当志愿兵，那他就会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学决定参加海军时，他才十四、五岁。我的父母大为震惊，不愿意让他去，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离开家时，我记得母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我送他上火车，我也哭了。他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幸运的是他还在训练初期阶段时战争就结束了。三兄弟经常同时在海军的飞机上飞行。我们试图制造一种热跟踪武器，为了进行试验，我经常带着试验仪器乘坐夜间飞机，我的同事教我开飞机，当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时间里，三兄弟同时在空中飞行，母亲对我们在战争中活下来已不抱希望。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居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没有受伤。
对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悲剧，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尽管宣传媒体全都指责西方国家联合攻击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那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岁时，我们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苏联是潜在的敌人，有可能与苏联作战。我们受的教育中说共产主义是危险的，日本人进入满洲是为了确保边境，建立一个保护日本、防止共产主义的缓冲区。
头脑发热的极端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壮军官当时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对前景都非常担心。1932年，一批极端分子与四十二名少壮军官攻击了所谓的“华族”，杀了大藏大臣井上顺之助和三井集团的财阀、男爵段田隈。过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们暗杀了总理大臣犬养毅，砸了掌玺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他们还抢了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这些事件警告了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暴乱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里这些事件却像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1936年发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伙军人占领了首相官邸和战事指挥所，暗杀了首相斋藤，他曾担任掌玺大臣、负责军事教育的将军和大藏大臣等要职。他们打伤了宫内厅长官，所以引起天皇对他们龙颜大怒。最后动用军队实施镇压，枪毙了十五名军官和其他一些帮凶。
虽然这次暴乱失败了，但是很明显，上层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这次打击的威胁。国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虽然是被导入歧途，但他们也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在日本有这样一种传统，人们同情那些敢于反对强大势力的人，即使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是错误的。日本的很多民间英雄都是一些为了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献身的人。从三十年代起军方就加强了对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开始主宰国策。在这种气氛中人们很难出来说话。甚至在议会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反对军国主义者，如果有人出面说过一次反对意见，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了。军国主义者占了上风。
不管什么时候父亲与他的朋友聚会，他们都会谈到时局的危险。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开明得多，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公众场合只有保持沉默。
学校里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当局的话，那时的新闻是有倾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说了攻击中国城市的传闻，还有在南京发生的事，我相信父亲听到的比他说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关心这类事情。我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战争。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闹钟，把它设定在每天早晨六点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还是12月7日，我的闹钟自动地打开收音机，我听到广播说日本空军攻击了珍珠港。我大吃一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条消息惊呆了，我记得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术高人一筹，例如，那时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金属真空管，而在日本我们没有任何同类产品。我自己就买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真空管做过试验。由于通过电影和汽车、留声机等产品，还有我叔叔了解到美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大错已经铸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报纸上一直在刊登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我们打沉了两艘以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主力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与雷普尔斯号；日本军队还占领了菲律宾和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12月份；我开始想，我们的实力比我认为的更加强大。战争一旦开始，广大公众，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为战争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其它变通的办法。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着美国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新闻，诸如歧视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们撤离中国和满洲，而满洲正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到处都可听到这样的叫嚣，赤祸对日本是危险的威胁，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我们，使之免受其害。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像我和我的父母这样的人也只有顺从。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根据一个简短的命令，我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我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逗子，那是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我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像我自己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我。如果在舰上，我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我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我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我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我还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我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我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我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我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我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豆酱和酱油运到后，我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我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我隶属于一个特别项目组，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赋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我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我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我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岁，但是他却与我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却习惯与长者为伍。我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它直到战后才问世。那时我只不过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我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在这种时刻我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先生对小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三十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我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我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我们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我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却还是要受到惊吓。在我看来，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谁会来炸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话说得尽量简单一些：“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时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消防泵人员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们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断。为了向他们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
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告诉父母亲和老师，我想参加第八高等学校（现在的名古屋大学——译者）的理科考试。当时在日本，中学课程的水平非常高，高等学校教的东西甚至包括了美国的大学一、二年级课程。我的决定使他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虽然我的理科与数学成绩较好，但我的总体成绩却相当差。他们提醒我，要想进高等学校理科，必须通过一些课目的严格考试，而其中正好有几门是我所忽视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浪人。在古代，如果一个武士没有家主或者失去了封地，就被称作浪人，而今天一个学生如果脱离常规、用额外的时间自已学习以应付毕业后的下一次考试也被冠以同样的称呼。一年中，我努力学习，比以往更加用功。我有家庭教师为我补习英语、高等数学、国语和古典汉语。一整年中，我没有搞别的，只是学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我很想说，那一年由于我的强化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然而，我却出了另外一个风头，我成为我们学校以最低成绩排名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的学生。以前还没有一个像我那样排在第一百八十名的学生考入过理科，而我的成功来自一整年的有效学习和坚定不移。其实我一直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高等学校也并不那么轻松，我发现甚至在理科课程中也有很多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科目，例如材料学、植物学等等，我对它们不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但是自从进入三年级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专业了，我选择了物理，这门课的分数我一向都是“A”。我热爱物理，并且崇拜我的老师。
尽管我保持着乐观和热情，但是当时正是1940年，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在欧洲，法国已经向德国军队投降，英国正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温斯顿。丘吉乐告诉他的人民，他们的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指望了，只有“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正在走上灾难之路，虽然国内的报道总是说形势有利，新闻检查却十分严厉。作为学生，我们不太关心全球性的问题，甚至不太关心国内的政局，但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军方在1938年宣布了动员令。当我开始大学的学习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亚的大部分版图。国内所有旧的政党都被解散。在美国和其它盟国的经济紧迫以及切断对日本提供原材料和石油的威胁下，日本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继续控制被它强迫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其它国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对美国作战的决定。历史正在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只对物理学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高中老师之一，服部学顺先生待我非常好，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物理成绩不错，服部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知道我的志向，即使读完高中也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的。所以到了该我考虑读大学的时候，我去找他商量。我知道在大阪帝国大学物理系有一批有名的研究人员，例如八木秀次先生，他发明了八木天线，这对现代的雷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系里还有一名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人，而正是有了磁控管，才有可能产生微波能量。
有一天，服部教授告诉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他现在也在大阪教书，这个人的名字叫浅田常三郎。他是应用物理领域中最杰出的科学家。如果你打算学这一行，你就应该去见见浅田教授。你不妨在放暑假时去拜访他，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一到放假我就直奔大阪，去见浅田教授。
我在走进他那杂乱的办公室的第一步时，就开始喜欢这位先生了。浅田教授身材不高，是个胖墩墩的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说着一口带鼻音的大阪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听别人开玩笑，虽然他是个权威，但他并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教授派头。他这样的人在日本是很少有的，因为在日本教师受到极大的尊重，所以他们一般都有点趾高气昂。浅田教授看上去对地位的标志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将这些繁文缛节抛到了一边。正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决定了大阪才是我将要去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更加有名的东京或者京都大学。东京和京都大学里都有很好的物理系，还有全国有名的教授任教，但他们却更加学究气，更加古板。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浅田教授带我在他的实验室里转了一圈，那天我们谈了许多。他对我进行了一次口头考试。他想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做过哪些试验，制作过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又告诉我，他的试验室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浅田教授对待应用物理学非常认真，他正在做的工作中还包括光束电话传输，用的是高压水银灯。他可以显示如何用音频信号调制高强度的光束。我愿意与这位才华横溢、充满自信，而又平易近人、令人愉快的科学家一起学习。
在现代物理学领域中，大阪帝国大学成了认真的学生和实验者们的圣地，它是全日本大学里最新的理科学系，所以它也具备最现代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所大学是一所新的大学，所以它的教授和老师都是年青人，他们的思想活跃，不受陈规旧俗的约束。
我的父亲对于我没有选学商业而去学理科感到失望，按照他的观点，即使我进了理科，也应该学农业化学，这个专业中有些课程与酿酒业还有点关系。但是我追求的却是理科中最基本的专业——物理学。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他并不想改变我的主意，但是我敢肯定，他还是希望到时候我会担当起家里的角色，他相信物理学只是我的一种嗜好，其实有时甚至我自己也担心会是这样。
当我进入大学时，战争已经开始了，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被迫承担海军的研究项目。我继续做我的试验，所以我总是逃课，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试验时间。我发现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意讲课，因为他们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可以找到，而学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将要讲些什么。我经常逃课，所以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试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的帮助越来越大，不久后，我也可以帮他为海军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事，因为这种工作比老的电路或是电气机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纯物理。
在大学里，浅田教授被公认为是应用物理学的专家，报界经常向他谘询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撰写一个星期专栏，详细地叙述科学研究和技术上的最新动态，当然只限于不保密的内容。读者们给他写信，对他们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想法征求教授的意见。专栏办得朝气蓬勃，深入人心。
我经常为浅田教授的研究帮些忙，偶尔，他太忙了，我也替他撰写专栏文章。我记得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议论过原子能，并且阐述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极其强大的武器。”只是当时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想法都离现实太遥远。日本只有两座回旋加速器，开发原子反应的进程十分缓慢。据我所知，日本当时的技术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速度的计算，需要积累二十年才足以制成一颗炸弹。当然，我并不知道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走了多远，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曼哈顿计划。
浅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为日本帝国海军搞的研究项目，我给他当助手。与此同时，我接触到一些海军军官，他们是从离横滨不远的横须贺航空技术中心来的。临近毕业，我还没有被征兵。一天，一个军官告诉我，只要通过一次考试，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并成为一名军官。我一点都不想当海军军官，虽然有时我也会这样想，与其被毫无选择地征入海军或陆军，还不如自愿报名，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另一个军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实验室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办法。海军当时有一个计划，要委托大学培养一批新征入伍人员。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军中终生服役。后面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令人担心，因为我并不想当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然而当他谈到另一条出路时，我对前一个办法很快产生了兴趣。他说，学过物理专业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分配到战舰上去操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也就是分配到战斗区域。这样一来，如果不是了结我的生命，也会了结我的学业。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申请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军签订终生合同，但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他推荐我参加终生在海军服役的考试，并得到奖学金，这样我就可以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获得学位。他还说，他不想看到像我这样专注的研究人员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军召入，只需要通过基本训练，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这对你而言是最安全的办法。”他告戒我说。“你可以继续搞你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我对这件事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我认定在那种时候终生服役的办法更好一些。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通过。海军每月发给我三十元钱，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带在领子上。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海军，分配到大学里培训。我的任务是继续学习物理学。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我读三年级时，战争更加激烈了，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直接受到军方的控制；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办公室。
他们把让我住进一个工人宿舍改成的兵营，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应征的工人一起被赶进了工厂，而不是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到实验室去。一个人递给我一把锉刀，把我分配到机器车间。每天我都要到那个车间去干力气活，锉一些钢制零件。过了几天我开始想，如果再不离开那个鬼地方我会发疯的。全日本的学生都被从学校里赶出来，非重要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军工，现在大学的理科学生看来也不能例外了。
龟井良子，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也被从学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红蜻蜓”训练飞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经历，她至今还会使用木工工具。飞机构件厂遭到轰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为伤员做病号服，后来又被调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亚洲占领区的军事印刷品。战争后期，大部分学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课，有些甚至一天课也上不成。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远，显得薄弱，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年青的男人来干这样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才初次见面，就在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在那个工厂里干了几个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识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错了，因为我突然被调到光学实验室去，但是没有任何解释。我开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实验室里有军官和工人，他们是从摄影学校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所以他们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攒起来，让我研究。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一个办法，来防止高空干燥大气层中产生的静电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锯齿状的条纹损伤。为研究这项任务，我需要到一个好的图书馆去，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给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并假装是从海军直接打来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许，以便利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位教授对我鼎力相助。
我向上司提出申请，每天去东京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请一定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战时那种缓慢、拥挤的列车从横滨到东京大约要花一个小时，非常烦人。后来我搬到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在东京大学学法律，已经被征入海军。平时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军工万事通。
但是我并没有逃避工作。我试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静电条纹。我了解到用测绘照相机拍摄航空照片时要用大量的胶卷，这样通常会引起静电火花，损坏图像。通过阅读资料和做试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里有大量的胶卷可以利用，我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静电火花。我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胶卷上加各种电压，变换极性。不久后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那种现象。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那种现象，但还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学部缺乏合适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当然具备最好装备的合适地方是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我申请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
为了使上司早做决定，我还特意说明我不需要旅差费，因为实验室在我的母校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住宿。我只需要他们允许我去那里的实验室工作就行了。他们的唯一投资是大量的胶卷，因为当时胶卷非常少，我无法在别的地方弄到。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答应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够在配备更加先进设备的大学实验室里完成这次任务。另外，我不仅希望完成任务，还想利用这次提交给海军的正式研究报告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给我一大堆胶卷。回大学之前我把胶卷装进了我的背包。以后的几个月里，当别人都在度过艰难时光的时候，我却住在当学生时家里为我租的公寓中，从浅田教授那里得到宝贵的指导，每周只需要为我的研究发出一份报告。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我喜欢的、有创意的工作，当然我还可以继续从浅田教授那里学到新知识。
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当年光学实验室员工的聚会，我在发言中坦白了我当时离去的动机。我说，当时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于我的自私，给实验室别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来的上司站起来，说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说，就在我带着胶卷和自由离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报告，那人是一名海军上将，“将军闻讯大怒！他狠狠地训斥了我，并声称这样的事还没有前例。”训斥持续了两个小时，我的上司临走时接受了一项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带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去将军那里，告知他准备去把我带回来，将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把这件事抛到脑后算了。就这样，我被允许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烦，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加倍地赔礼道歉。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结果大家开怀大笑。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自动地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这表示我必须通过实际的海军训练，于是我乘船去了滨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离名古屋不远。我在那里接受了四个月的军官教化和训练课程。训练真难，但对我的身体是值得的。
在那个年代，只有像我一样的理科学生才能暂时免于征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征入海军，受训驾驶双引擎轰炸机。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松基地时，他去了海军的丰桥航空基地，离我不远。他每天训练时都从我们的军营上空飞过。他很幸运，被分配到双引擎夜间轰炸机部队，这种飞机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在他毕业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他的一些同学被分配驾驶战斗机，训练时间短得多，有些人成为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飞行员，当然，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另一个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中学读书，军方鼓励年青人当志愿兵，他们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军。日本当时充满了战争狂热，如果一个年青人不愿意当志愿兵，那他就会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学决定参加海军时，他才十四、五岁。我的父母大为震惊，不愿意让他去，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离开家时，我记得母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我送他上火车，我也哭了。他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幸运的是他还在训练初期阶段时战争就结束了。三兄弟经常同时在海军的飞机上飞行。我们试图制造一种热跟踪武器，为了进行试验，我经常带着试验仪器乘坐夜间飞机，我的同事教我开飞机，当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时间里，三兄弟同时在空中飞行，母亲对我们在战争中活下来已不抱希望。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居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没有受伤。
对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悲剧，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尽管宣传媒体全都指责西方国家联合攻击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那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岁时，我们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苏联是潜在的敌人，有可能与苏联作战。我们受的教育中说共产主义是危险的，日本人进入满洲是为了确保边境，建立一个保护日本、防止共产主义的缓冲区。
头脑发热的极端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壮军官当时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对前景都非常担心。1932年，一批极端分子与四十二名少壮军官攻击了所谓的“华族”，杀了大藏大臣井上顺之助和三井集团的财阀、男爵段田隈。过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们暗杀了总理大臣犬养毅，砸了掌玺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他们还抢了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这些事件警告了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暴乱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里这些事件却像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1936年发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伙军人占领了首相官邸和战事指挥所，暗杀了首相斋藤，他曾担任掌玺大臣、负责军事教育的将军和大藏大臣等要职。他们打伤了宫内厅长官，所以引起天皇对他们龙颜大怒。最后动用军队实施镇压，枪毙了十五名军官和其他一些帮凶。
虽然这次暴乱失败了，但是很明显，上层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这次打击的威胁。国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虽然是被导入歧途，但他们也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在日本有这样一种传统，人们同情那些敢于反对强大势力的人，即使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是错误的。日本的很多民间英雄都是一些为了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献身的人。从三十年代起军方就加强了对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开始主宰国策。在这种气氛中人们很难出来说话。甚至在议会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反对军国主义者，如果有人出面说过一次反对意见，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了。军国主义者占了上风。
不管什么时候父亲与他的朋友聚会，他们都会谈到时局的危险。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开明得多，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公众场合只有保持沉默。
学校里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当局的话，那时的新闻是有倾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说了攻击中国城市的传闻，还有在南京发生的事，我相信父亲听到的比他说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关心这类事情。我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战争。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闹钟，把它设定在每天早晨六点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还是12月7日，我的闹钟自动地打开收音机，我听到广播说日本空军攻击了珍珠港。我大吃一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条消息惊呆了，我记得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术高人一筹，例如，那时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金属真空管，而在日本我们没有任何同类产品。我自己就买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真空管做过试验。由于通过电影和汽车、留声机等产品，还有我叔叔了解到美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大错已经铸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报纸上一直在刊登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我们打沉了两艘以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主力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与雷普尔斯号；日本军队还占领了菲律宾和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12月份；我开始想，我们的实力比我认为的更加强大。战争一旦开始，广大公众，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为战争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其它变通的办法。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着美国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新闻，诸如歧视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们撤离中国和满洲，而满洲正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到处都可听到这样的叫嚣，赤祸对日本是危险的威胁，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我们，使之免受其害。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像我和我的父母这样的人也只有顺从。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根据一个简短的命令，我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我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逗子，那是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我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像我自己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我。如果在舰上，我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我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我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我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我还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我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我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我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我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我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豆酱和酱油运到后，我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我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我隶属于一个特别项目组，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赋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我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我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我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岁，但是他却与我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却习惯与长者为伍。我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它直到战后才问世。那时我只不过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我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在这种时刻我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先生对小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三十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我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我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我们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我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却还是要受到惊吓。在我看来，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谁会来炸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话说得尽量简单一些：“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时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消防泵人员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们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断。为了向他们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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