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0年的时候我就在东京的银座地区开了一个展示室，在那里潜在的顾客们可以试用我们的产品，而没有推销员在一旁促销，展示室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地方，它的广告价值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是新公司，我们必须向日本人介绍自己，就像后来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做自我介绍一样。
在纽约建立一个展示室成为我的目标。我巡视了这座城市，意识到如果我要找的人是有钱人，他们买得起我们的高价产品，那么应该到第五街去找。我在曼哈顿中区的第五街徜徉，观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结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第五街的东段，在第45路口和第56路口之间，因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临街的出租门面，我注意到这条街上展示出很多国家的国旗，但还没有日本的。我决定，当我们的展示室开张的时候，我们将第一个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国旗。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只好定在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我亲自动手画了一张布置图，并在一面墙上镶了玻璃，使房间看上去显得大一点。我在展示室里工作，试着适应美国人的生活节奏，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真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巨大的美国市场上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那么我们要做的事绝不仅仅是在美国建立我们的公司。我应该把家搬到美国来，体验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我一个人在纽约时，我收到过很多的邀请，结识了不少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国有个家的话，这种经验将会更加丰富，因为无论我到哪里，例如到乡村俱乐部去，或者参加周末聚会，或者去吃饭，美国人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很多邀请都是发给“Mr．and Mrs．Morita”（盛田先生及其夫人——译者）的，而且我还听说单独的男宾会使女主人感到为难。如果我们一家人住在美国，我们将比作为来访外宾更加了解美国。
我没有对别人谈起过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自信应该这样做。美国是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而纽约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1962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良子到纽约参加展示室开张仪式，在开张仪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胆地向她说：“良子，我们搬到纽约来住吧。”她非常了解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甚至并不显得很惊讶。我知道，她出生在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她可以处理好搬迁到另一个大城市里去的事情，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她还是会改变自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她下决心来完善我的计划，实际上她的为人处事使每个人都惊奇不已，由于这次搬家，她甚至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业务。我知道她会处理好这些事的，因为我长年出差在外，把她一个人留在东京，她不仅要照料家务和孩子，还要充当我的私人秘书和业务联系人。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让她把一些信息转到公司办公室或者其它地方去，而且我还经常和她商量。
在美国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但我知道她的个性和信心将帮助她获得成功。现在她在国外已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她后来表现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为民间外交家的诀窍。因为良子从小到大对外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并不想到处旅行，尽管她的法国大菜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开始做书籍销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发展成为很大的连锁书店。她家的公司叫“三省堂”，现在出版很受欢迎的简明系列外语字典，这个主意是她父亲想出来的。简明字典在高中和大学学生中也是最热门的系列丛书。
良子年青时的生活充满活力，她家在东京的住宅和我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没什么大的不同，家里有佣人，有亲戚，热热闹闹，姐妹们和一个弟弟在一起有欢笑也有争吵。她曾回忆说，家里一天到晚都有人谈生意，就像我家里一样。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只出过两次远门，是到东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区去，就在富士山附近。1951年我们经人介绍相互认识之后，她承认，小的时候，她认为像我的老家名古屋那样还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亲穿西装，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喜欢带着家人出去吃饭。他们最喜欢的餐馆之一是银座的新格兰德餐厅。我的父母亲也带我去过那家餐厅，后来良子和我发现我们都还记得孩童时代留下的印象：房顶上巨大的红蓝霓虹灯。
我们的两个儿子，英夫和昌夫，还有我们的女儿直子，将会发现美国的新型生活方式很困难，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还很小，会适应的。英夫十岁，昌夫八岁，小直子才六岁。我感觉到这种经历对他们很有好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很难。
回到东京后，井深对这件事表示疑虑。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不愿意他的常务副总裁离得太远，但是我提议我可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在东京住大约一个星期。我极力提倡使用电话，现在还是如此，我解释说，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持联系。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我知道，以后飞越太平洋的旅行并不会因此有所减少。（很久以前，在我第一百三十五次飞越太平洋以后我就停止计数了。）
在纽约，我让办公室人员为我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们就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公寓。一个叫纳逊．密尔希太的著名音乐会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号第三层的公寓里，就在第82路口大都市博物馆的对面，他决定搬到巴黎去住两年，想把公寓连同全套家具暂时租出去。租金相当高，至少对我们日本人当时的财力来说是很高的，一个月一千二百美元。但是其它的条件样样令人满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纽约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装修。密尔希太大师的品味对于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马上搬进去。公寓里有十二间房间，我们在日本住惯了小房子，这里简直就是宫殿了，其中有四间卧室，加上佣人的房间，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单独的餐厅和一间书房，房间都很宽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到了晚上博物馆的灯就亮了，照在整个建筑的正面，我们想像这就是巴黎，虽然纽约已经对我们很富有魅力。我四月份住进了公寓，因为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家要到六月份才能搬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住，但却有很多事情要干。每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与纽约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也销售产品，给客户打电话，只要有空，还要去曼哈顿为孩子们找学校。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尔在找学校的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所以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给我很多忠告，甚至为我安排面谈，有时还陪我一起去。我曾到二十所学校里去面谈，想找一个合适的，希望他们愿意接收三个完全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孩。我想找一个学校，至少愿意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两年，因为我刚开始时只打算在纽约住两年。没有几个学校对此事感兴趣。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起受欧洲影响的传统。最后还是圣伯纳德学校的校长说，他很有兴趣使他的学校更加国际化，他同意接收我的儿子。我也为直子找到一家学校。随着学校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国来，我开始感到轻松多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于是我飞回东京，带着全家到新的皇宫饭店去，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度周末。那一年是1963年，东京正在准备迎接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统、许多新的饭店和其它设施。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候应该让家里的人住进东京最新的旅馆里享受一下。孩子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套间，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西式旅馆。英夫对进房间之前不必脱鞋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来到顶层，在优雅的、可以俯视皇居的皇冠餐厅饱餐了一顿，回到房间后我说出了准备搬到美国去的消息。我还向他们许诺，途中要去玩迪斯尼乐园。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中去，但是八岁的昌夫却非常愿意。后来他说，因为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都有日语配音，他以为美国人也说日语。英夫年龄稍大，对搬家不太热心，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但是我们真地去了迪斯尼乐园，就住在那个公园的旅馆里，让孩子们在去纽约之前玩了个够。至今我们都对那次愉快的旅行记忆犹新。
我意识到了这次搬家对家里人的影响，但是我相信“身临其境”这种理论。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纽约，在安家之前，我们把儿子送进了缅因州的维诺那培训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这更快的办法能使他们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培训营规定我们在开始的两周内不得去看孩子，这样他们将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会得到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把儿子送进培训营后，我建议良子去考一张美国的驾驶执照，我告诉她，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开车。另外还有些业务需要她开车去办。还有，儿子们在缅因州（我们在曼哈顿为直子也找了一个培训营。），我又要出差，她必须学会自己照料自己，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到郊区去看望朋友，周末时能够出去旅行。在准备题试的时候，她对自己有限的英语口语能力很担心，她把全部的考试资料都背下来了，包括一百道可能的试题，尽管她并不太懂。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题试，路考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得为她借了一辆用变速杆操纵的大众车，因为我买的那辆卡迪拉克是自动换档的，她觉得驾驶自动换档车不太适应。
良子喜欢回忆起1951年我们结婚后我要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考一张驾驶执照，当时这对于一个日本的妇女是件不平常的事，然而她做到了，后来我们在纽约需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司机了。当我们初建公司的时候，经常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到纽约来，良子对他们而言简直成了无价之宝。有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会生病，或者吃不惯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时需要帮助，这种情况下，良子除了会为他们做饭，还会给他们出主意。
我们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电子实验室，工程师们在那里检查和测试对手厂家生产的电视机。书房里到处都是电视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来回走动。东京的负责人来的时候，就让良子开车去肯尼迪机场（当时叫爱得威机场）接他们。有时候由于恶劣天气或者其它的原因，过来的班机转飞纽阿克，良子还要从爱得威一直开车到纽泽西去接人。在曼哈顿时她开车送我们去城里参加会议，在华尔街或者其它地方。有时我们的工程师要测试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她要开车带他转遍整个市郊，也就是试一试以帝国大厦为中心，在各个方向上到底走多远之后信号才开始消失。
夏令营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对儿子们来说是艰苦的。那里没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睡在不同的帐蓬里。营长买了一本英日字典，这样在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对他们说几个他刚学会的日语单词。我们后来听说，儿子们夜晚的时候哭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给我爸爸打电话”，并且告诉他们，在遇到麻烦而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用这个纸条，但他们一直没有用它。我感到有点担心，但是我又想，这对他们自己是很有益处的经历。当我们第一天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良子和我都强忍着没有流泪。
昌夫说，他在那里事事都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维诺那培训营有很多让个人选择的机会，这与日本的夏令营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营中每个人学的都是同样的课程。昌夫总是与多数人一样。由于他们年龄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级班，昌夫被分到初级班。所以他们只有在吃中饭的时候才能见面。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日本孩子要学会怎样打棒球和游泳，还要与美国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这些孩子说的却是第三种语言——美国俚语。但是他们和其他的营员相处得很好，我和妻子周末时尽可能地去看望他们。英夫特别能吃，他很喜欢充足的份饭，各种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昌夫不太喜欢培训营，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该回营的时候，他还是急切地想回去。后来到了要退营的时候他还感到不高兴。
孩子们学会了独立自主和美国式的作风，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看出了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开始懂得了祖国的荣誉感和国旗的象征意义。每天早晨，他们感受到唱美国国歌和升美国国旗时的伟大。后来我们在东京建一所新房子时，也安了一个旗杆，两个儿子回到国外去上学之前，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国旗。今天所有的索尼工厂都飘扬着一面日本国旗，一面索尼公司旗和一面所在国的国旗。就像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我们具体地代表着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应该骄傲地佩戴祖国的标志。
那一年直子太小，还不能到夏令培训营去，所以我们把她送到城里的毕奇伍德培训营，只在白天接受训练。她慢慢地习惯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来有一种适应性。在纽约上完一年级后，她看来已经够条件上夏令营了，由于听她哥哥讲了维诺那培训营的故事，她自己也这样想。第二年过了两周之后当我们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带我们走到湖边，上了一支小船，她自己划船让我们到处周游，她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我后来问到她当时的感觉时，她承认夜晚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熄灯以后她哭了。为了感到更加安全，她会在被子下打开手电筒。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她的零用钱越来越少。她把我们给她的全部零用钱都用在营地的小商店里买了手电筒电池。
度过了第一个充满新鲜空气和活力的夏天之后，两个儿子从缅因州回来。他们注意到纽约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发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这座城市中排出废气的气味和烟雾。学校开学了，圣伯纳德学校的其他学生怀着好奇心接受了这两个新同学。他们艰难地称呼新同学的名字。英夫记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叫他“High-dee”（与日语中英夫二字的读音相近——译者）。后来在英国的住读学校中他们又叫他Joe，这是Tojo的简称，很明显这是班上同学听说过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还记得，他用有限的英语单词上法语课时所感受到的沮丧。他正在试着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却又要用他刚开始懂一点的第二语言去学第三语言。
良子的英语刚开始时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决心使用它，她学英语，听英语，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当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没有重要的事要办时，她就带孩子们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纽约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我在纽约，有时我们出外野餐，良子开车，我把地图放在双膝上，像一个导航员。她对招待来宾也很内行，举办午餐会和鸡尾酒会她只要一个日本的帮手，她是我们带来的女佣。当我们住在纽约时，我们曾一次在家中招待过四百名客人，良子精于此道，我们回日本后她写了一本书，叫《我对家庭礼宾的看法》，这本书畅销一时，家里有外国客人来访或者要去外国人家里作客的人把这本书视为参考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里举行招待活动，当然那些有侨居海外经历、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宽敞的人现在经常在家招待外国客人。
良子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美国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经常邀请她去赴午宴，而我们当时在纽约只有一个翻译，还是个男的，良子觉得带他去参加妇女们举行的午宴不太合适。另外在日本，男人们从来不带妻子参加外面的业务娱乐活动，在其它的场合，当两对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时出席时，丈夫总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礼仪，男主人会让女贵宾坐在他的右边，经常离她的丈夫较远，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语言交流上的压力。
在她的书中，良子谈到，她这样一个没出过什么远门、又不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在纽约的社交聚会中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的妇女的英语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她还写了很多的实际经验。例如，她劝告日本妇女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穿和服：“举行社交聚会是为了能让客人们心平气和地享用一顿美餐和相互交谈。当每个人都穿着同类的服装，就会加强和谐的气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人穿着明显的华丽衣服，就会使其他的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结果整个聚会就会缺乏温馨之情。”她学会了怎样用优雅而又简洁的方式来款待客人，怎样使客人感到轻松愉快。在日本，她意识到有些外国客人担心，可能会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须使用筷子，尽管我们家住的是很现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这样的客人，而我们要举行鸡尾酒会时，她总是早早地就把餐厅的门打开，这样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银餐具。她有一份到我们家来过的客人的名单，上面写着他们什么时候来过，喜欢什么。例如，在她的名单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乌只喜欢简单的烤肉；钢琴家安德鲁．瓦茨的母亲不喜欢吃鱼，指挥家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喜欢吃寿司和生鱼片等等。
她开朗的性格使与她相处的美国人很高兴，但有时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为难，这有点像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过于坦诚直言。在纽约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叫宫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诉我，良子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时装编辑戴安娜．弗莉兰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难堪。但过了不久戴安娜就打来电话找阿良（大家都这么叫她）。那么吵架是怎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见不和，这在西方人中间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却尽量避免这样。由于日语本身的特性和结构，用日语很难吵架，事实上日语中用十分间接和非对抗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它强制你彬彬有礼，除非你有意粗鲁。大部分日本人在听到西方式的争论时，都很容易对这样的交流做出过分的反应。
良子对时装一直很感兴趣，通过她在纽约交的朋友，她把时装的信息带回日本。她用我们生产的最新录像机U-Matic采访了不少的时装设计师，例如比尔．布拉斯，奥斯卡．德拉仁塔，贝利．爱利斯和其他人，并录下了他们的时装。我们搬回日本后，她在电视里办了一个时装展示节目，这个节目延续了十年，她经常到国外的时装中心去，再把采访的信息带回来，把新的想法介绍给日本，那时日本的时装还落在时代的后面，不像今天这样，已经成为时装界的领导者。
我们原来打算在纽约住两年的，但是这个计划却由于我父亲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缩短了。他虽然免去了我在战后承担家业的责任，但我仍然是长子，现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户主，也成了家产的主人，所以我必须回东京去。我当即离开了纽约，良子在一天以内清理了公寓，赶到维诺那培训营把孩子们带回纽约，打点好所有的杂物，先将包裹发出，然后在一周内赶回了日本。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培训营或者美国，他们说，他们刚开始感受到乐趣，并且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了。孩子们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后来我们又为他们在国外找了学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国，直子去瑞士。
家里有人去世会使你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考虑家庭的未来。在考虑到孩子们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战后日本的教育系统缺乏纪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师失去了原来的威严，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社会地位。左翼教师工会和来自父母教师协会的压力使得教学质量大大下降，为了应付考试的学习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机械的背诵而已。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纪律是非常严的，这包括对身体和脑力两个方面的训练。冬天我们的教室里很冷，甚至没有加热器，但是却不允许学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军里我也受过艰苦的训练，虽然我只需要在新兵军营中接受四个月的训练，我们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前必须跑很长一段距离。当时我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是在那样艰苦的训练中，我发现我也并不是很弱的，对自我能力的认识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脑力训练方面的纪律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被迫动脑筋，那就会变成懒得动脑筋，最后也就不会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当我在国外旅行时，我意识到在英国还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学校。大部分美国学校在我看来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经为学习英语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我认识到将来由于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通信工具不断的改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学会讲英语，学会在严格的自律下工作。
从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美国和欧洲去旅行时，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还不太敢讲英语，但是当我来到欧洲大陆时，发现很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旅行者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因此使我壮起胆子开始讲一点英语。我在火车上遇到很多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的英语甚至比我懂得的还要少，我感觉到由于都不会讲当地语言，例如说德语，使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中。
就这样，我用起了初中时学的英语，还有一点我知道的德语和法语，结果发现居然也能与人交流。突然车上的一群旅行者发现大家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说英语，而我的英语又非常初浅，但还是可以被人听懂，被人接受。从欧洲回到纽约以后，我开始对人说英语，这使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我在去欧洲之前办完了晶体管许可证的交易，当时我请了一位日本朋友来当我的翻译，他看到我说英语也感到很惊奇。在离开美国之前，在所有的谈判中我对他只说日语。现在，只过了一个月，我居然可以说英语了！他想了一下，认为我在一个月内，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里学会了讲英语。我对他解释说，实际上只是一个获得自信的问题，而欧洲之行给了我这种自信。
我在寻找学校的期间，我的很多英国朋友对我谈起过大西洋学院的预科学校，我原来打算把大儿子英夫送到那里去，但是他已超龄一年。孩子们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决定让他们再在日本上一年学，为的是扎实地学到一些基本知识，例如日语和历史等。
我和我的妻子在英国花了很长时间为英夫找学校，当时他还在读高中二年级。良子对此事非常认真，她和一位朋友转遍了英国各地。这位朋友是我们在伦敦的一位负责人的妻子，叫波木绿，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日本电视上的名人，她是日语版的儿童节目“轻松小屋”的第一任女主持人。
在英国找学校时，我们请了波木绿和她的丈夫波木胜和我们同行。当时我们正在开发使用Chromatron显像管的彩色电视机，“轻松小屋”又是日本电视上白天播出的唯一彩色节目。那几天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只要有人一喊：“喂，十点钟了！”我们就会冲进实验室去看试验样机的工作情况。得到一种真正的、天然的颜色，特别是肌肤的色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很仔细地检查屏幕上的颜色。我对波木夫人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认真研究过，所以我对她丈夫开玩笑说，可能我看他太太比他都贴近，至少当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是这样。
我想良子和阿绿在英国至少参观过十几所学校后才找到了要找的学校，那是一所两年制的寄宿学校，只有五十名学生。英夫发现这所学校很困难，但还是适应了，他在第二年时被命名为“孩子头”。他获得了A和O级水平，有两所英国的大学愿意接受他。但是由于他在欧洲历史和文学方面较弱，他们让他学理科，英夫自己却并不愿意，他说：“我不想与父亲竞争。”他对经济学更感兴趣。
昌夫曾经开玩笑说，他是被强行送到大西洋学院去的。学院的院长，海军上将霍尔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他对我说他正在筹集资金。昌夫那天正好不上学，他到办公室来看我。霍尔将军也在那里，他与昌夫谈话，当场考了一下他，就表示可以录取了。昌夫至今仍然说：“我是上了圈套。”
大西洋学院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一个小庄园的城堡里，城堡中有一百五十间房间。学院的地点在威尔士格拉莫干郡南部的圣多纳茨，离卡第夫大约五十英里。城堡建于十一世纪，城堡的主人不断地加以扩建。1934年，美国出版大王威廉．兰多福．哈斯特买下了城堡，又加修了网球场和游泳池。哈斯特的情人、电影女演员玛莉．达维丝曾经说过，她和W．R．（她对威廉．兰多福的称呼）很少到城堡来，如果他们要来时，五十名威尔士歌手头戴绸缎制成的高帽子，身穿带花边的衣服，列队站在草地上向他们唱欢迎曲。1938年哈斯特打算把城堡卖掉，但是英国陆军征用了城堡，用作战时军官训练营。1960年一位有钱的捐赠者买下了城堡，并把它送给了学校。昌夫在那里过了两年，毕业后进了美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英夫回到日本来上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曾考虑在巴西开一个畜牧场，英夫想管理这个畜牧场，所以他转到达维斯的加州大学，在那里学了两年的农业经济，然后再回到日本，并从亚细亚大学毕业。其实我后来也并没有买畜牧场。
直子的学习经历比两个儿子更加复杂。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她不想上大学，这是受了一些我的影响，因为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学历无用论》，是对日本商界过份强调学历的一种反对。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创造了一种不考虑学历的政策，一个新雇员到公司来后，人们不会仅凭他的学历来判断他，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能力、具体表现和内在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对于上什么牌子的大学强调得太过份了。
直子在高中时学习法语，我们为她在瑞士的洛桑找了一所高级研修学校。虽然她在学业上很成功（作为优秀的排球和垒球运动员，她还得过奖。），但她觉得瑞士人讲的法语不是她想学的纯正巴黎口音，所以我们又把她送到巴黎去，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学会了巴黎口音。英语是下一个，她来到华盛顿，进了乔治敦的语言学习班，昌夫也曾在那里学习过。她后来还到洛杉矶去学习过时装设计。当直子回来时她已经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直子走的时候还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她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浑身充满了欢乐、活力和自信。她和她的丈夫，一位京都陶瓷公司的销售工程师最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回到了东京。
我也从孩子们的教育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主要是懂得了这一点，把他们置身于其它的文化中，才使得出身于岛国的他们了解到自己是日本人，在世界上是个少数民族。他们学会了珍惜自己的日本民族性，同时也懂得了必须适应于世界，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途径。良子曾经说过，有一点很重要，应该知道所谓的外国人并不是笼统的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有着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背景。我们在国外的短期旅行开阔了盛田家的眼界，我们无论走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感到很自在，但是日本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在纽约建立一个展示室成为我的目标。我巡视了这座城市，意识到如果我要找的人是有钱人，他们买得起我们的高价产品，那么应该到第五街去找。我在曼哈顿中区的第五街徜徉，观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结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第五街的东段，在第45路口和第56路口之间，因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临街的出租门面，我注意到这条街上展示出很多国家的国旗，但还没有日本的。我决定，当我们的展示室开张的时候，我们将第一个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国旗。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只好定在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我亲自动手画了一张布置图，并在一面墙上镶了玻璃，使房间看上去显得大一点。我在展示室里工作，试着适应美国人的生活节奏，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真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巨大的美国市场上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那么我们要做的事绝不仅仅是在美国建立我们的公司。我应该把家搬到美国来，体验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我一个人在纽约时，我收到过很多的邀请，结识了不少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国有个家的话，这种经验将会更加丰富，因为无论我到哪里，例如到乡村俱乐部去，或者参加周末聚会，或者去吃饭，美国人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很多邀请都是发给“Mr．and Mrs．Morita”（盛田先生及其夫人——译者）的，而且我还听说单独的男宾会使女主人感到为难。如果我们一家人住在美国，我们将比作为来访外宾更加了解美国。
我没有对别人谈起过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自信应该这样做。美国是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而纽约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1962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良子到纽约参加展示室开张仪式，在开张仪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胆地向她说：“良子，我们搬到纽约来住吧。”她非常了解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甚至并不显得很惊讶。我知道，她出生在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她可以处理好搬迁到另一个大城市里去的事情，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她还是会改变自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她下决心来完善我的计划，实际上她的为人处事使每个人都惊奇不已，由于这次搬家，她甚至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业务。我知道她会处理好这些事的，因为我长年出差在外，把她一个人留在东京，她不仅要照料家务和孩子，还要充当我的私人秘书和业务联系人。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让她把一些信息转到公司办公室或者其它地方去，而且我还经常和她商量。
在美国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但我知道她的个性和信心将帮助她获得成功。现在她在国外已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她后来表现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为民间外交家的诀窍。因为良子从小到大对外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并不想到处旅行，尽管她的法国大菜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开始做书籍销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发展成为很大的连锁书店。她家的公司叫“三省堂”，现在出版很受欢迎的简明系列外语字典，这个主意是她父亲想出来的。简明字典在高中和大学学生中也是最热门的系列丛书。
良子年青时的生活充满活力，她家在东京的住宅和我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没什么大的不同，家里有佣人，有亲戚，热热闹闹，姐妹们和一个弟弟在一起有欢笑也有争吵。她曾回忆说，家里一天到晚都有人谈生意，就像我家里一样。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只出过两次远门，是到东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区去，就在富士山附近。1951年我们经人介绍相互认识之后，她承认，小的时候，她认为像我的老家名古屋那样还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亲穿西装，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喜欢带着家人出去吃饭。他们最喜欢的餐馆之一是银座的新格兰德餐厅。我的父母亲也带我去过那家餐厅，后来良子和我发现我们都还记得孩童时代留下的印象：房顶上巨大的红蓝霓虹灯。
我们的两个儿子，英夫和昌夫，还有我们的女儿直子，将会发现美国的新型生活方式很困难，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还很小，会适应的。英夫十岁，昌夫八岁，小直子才六岁。我感觉到这种经历对他们很有好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很难。
回到东京后，井深对这件事表示疑虑。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不愿意他的常务副总裁离得太远，但是我提议我可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在东京住大约一个星期。我极力提倡使用电话，现在还是如此，我解释说，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持联系。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我知道，以后飞越太平洋的旅行并不会因此有所减少。（很久以前，在我第一百三十五次飞越太平洋以后我就停止计数了。）
在纽约，我让办公室人员为我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们就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公寓。一个叫纳逊．密尔希太的著名音乐会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号第三层的公寓里，就在第82路口大都市博物馆的对面，他决定搬到巴黎去住两年，想把公寓连同全套家具暂时租出去。租金相当高，至少对我们日本人当时的财力来说是很高的，一个月一千二百美元。但是其它的条件样样令人满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纽约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装修。密尔希太大师的品味对于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马上搬进去。公寓里有十二间房间，我们在日本住惯了小房子，这里简直就是宫殿了，其中有四间卧室，加上佣人的房间，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单独的餐厅和一间书房，房间都很宽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到了晚上博物馆的灯就亮了，照在整个建筑的正面，我们想像这就是巴黎，虽然纽约已经对我们很富有魅力。我四月份住进了公寓，因为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家要到六月份才能搬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住，但却有很多事情要干。每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与纽约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也销售产品，给客户打电话，只要有空，还要去曼哈顿为孩子们找学校。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尔在找学校的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所以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给我很多忠告，甚至为我安排面谈，有时还陪我一起去。我曾到二十所学校里去面谈，想找一个合适的，希望他们愿意接收三个完全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孩。我想找一个学校，至少愿意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两年，因为我刚开始时只打算在纽约住两年。没有几个学校对此事感兴趣。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起受欧洲影响的传统。最后还是圣伯纳德学校的校长说，他很有兴趣使他的学校更加国际化，他同意接收我的儿子。我也为直子找到一家学校。随着学校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国来，我开始感到轻松多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于是我飞回东京，带着全家到新的皇宫饭店去，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度周末。那一年是1963年，东京正在准备迎接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统、许多新的饭店和其它设施。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候应该让家里的人住进东京最新的旅馆里享受一下。孩子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套间，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西式旅馆。英夫对进房间之前不必脱鞋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来到顶层，在优雅的、可以俯视皇居的皇冠餐厅饱餐了一顿，回到房间后我说出了准备搬到美国去的消息。我还向他们许诺，途中要去玩迪斯尼乐园。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中去，但是八岁的昌夫却非常愿意。后来他说，因为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都有日语配音，他以为美国人也说日语。英夫年龄稍大，对搬家不太热心，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但是我们真地去了迪斯尼乐园，就住在那个公园的旅馆里，让孩子们在去纽约之前玩了个够。至今我们都对那次愉快的旅行记忆犹新。
我意识到了这次搬家对家里人的影响，但是我相信“身临其境”这种理论。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纽约，在安家之前，我们把儿子送进了缅因州的维诺那培训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这更快的办法能使他们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培训营规定我们在开始的两周内不得去看孩子，这样他们将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会得到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把儿子送进培训营后，我建议良子去考一张美国的驾驶执照，我告诉她，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开车。另外还有些业务需要她开车去办。还有，儿子们在缅因州（我们在曼哈顿为直子也找了一个培训营。），我又要出差，她必须学会自己照料自己，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到郊区去看望朋友，周末时能够出去旅行。在准备题试的时候，她对自己有限的英语口语能力很担心，她把全部的考试资料都背下来了，包括一百道可能的试题，尽管她并不太懂。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题试，路考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得为她借了一辆用变速杆操纵的大众车，因为我买的那辆卡迪拉克是自动换档的，她觉得驾驶自动换档车不太适应。
良子喜欢回忆起1951年我们结婚后我要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考一张驾驶执照，当时这对于一个日本的妇女是件不平常的事，然而她做到了，后来我们在纽约需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司机了。当我们初建公司的时候，经常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到纽约来，良子对他们而言简直成了无价之宝。有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会生病，或者吃不惯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时需要帮助，这种情况下，良子除了会为他们做饭，还会给他们出主意。
我们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电子实验室，工程师们在那里检查和测试对手厂家生产的电视机。书房里到处都是电视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来回走动。东京的负责人来的时候，就让良子开车去肯尼迪机场（当时叫爱得威机场）接他们。有时候由于恶劣天气或者其它的原因，过来的班机转飞纽阿克，良子还要从爱得威一直开车到纽泽西去接人。在曼哈顿时她开车送我们去城里参加会议，在华尔街或者其它地方。有时我们的工程师要测试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她要开车带他转遍整个市郊，也就是试一试以帝国大厦为中心，在各个方向上到底走多远之后信号才开始消失。
夏令营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对儿子们来说是艰苦的。那里没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睡在不同的帐蓬里。营长买了一本英日字典，这样在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对他们说几个他刚学会的日语单词。我们后来听说，儿子们夜晚的时候哭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给我爸爸打电话”，并且告诉他们，在遇到麻烦而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用这个纸条，但他们一直没有用它。我感到有点担心，但是我又想，这对他们自己是很有益处的经历。当我们第一天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良子和我都强忍着没有流泪。
昌夫说，他在那里事事都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维诺那培训营有很多让个人选择的机会，这与日本的夏令营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营中每个人学的都是同样的课程。昌夫总是与多数人一样。由于他们年龄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级班，昌夫被分到初级班。所以他们只有在吃中饭的时候才能见面。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日本孩子要学会怎样打棒球和游泳，还要与美国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这些孩子说的却是第三种语言——美国俚语。但是他们和其他的营员相处得很好，我和妻子周末时尽可能地去看望他们。英夫特别能吃，他很喜欢充足的份饭，各种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昌夫不太喜欢培训营，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该回营的时候，他还是急切地想回去。后来到了要退营的时候他还感到不高兴。
孩子们学会了独立自主和美国式的作风，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看出了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开始懂得了祖国的荣誉感和国旗的象征意义。每天早晨，他们感受到唱美国国歌和升美国国旗时的伟大。后来我们在东京建一所新房子时，也安了一个旗杆，两个儿子回到国外去上学之前，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国旗。今天所有的索尼工厂都飘扬着一面日本国旗，一面索尼公司旗和一面所在国的国旗。就像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我们具体地代表着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应该骄傲地佩戴祖国的标志。
那一年直子太小，还不能到夏令培训营去，所以我们把她送到城里的毕奇伍德培训营，只在白天接受训练。她慢慢地习惯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来有一种适应性。在纽约上完一年级后，她看来已经够条件上夏令营了，由于听她哥哥讲了维诺那培训营的故事，她自己也这样想。第二年过了两周之后当我们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带我们走到湖边，上了一支小船，她自己划船让我们到处周游，她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我后来问到她当时的感觉时，她承认夜晚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熄灯以后她哭了。为了感到更加安全，她会在被子下打开手电筒。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她的零用钱越来越少。她把我们给她的全部零用钱都用在营地的小商店里买了手电筒电池。
度过了第一个充满新鲜空气和活力的夏天之后，两个儿子从缅因州回来。他们注意到纽约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发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这座城市中排出废气的气味和烟雾。学校开学了，圣伯纳德学校的其他学生怀着好奇心接受了这两个新同学。他们艰难地称呼新同学的名字。英夫记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叫他“High-dee”（与日语中英夫二字的读音相近——译者）。后来在英国的住读学校中他们又叫他Joe，这是Tojo的简称，很明显这是班上同学听说过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还记得，他用有限的英语单词上法语课时所感受到的沮丧。他正在试着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却又要用他刚开始懂一点的第二语言去学第三语言。
良子的英语刚开始时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决心使用它，她学英语，听英语，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当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没有重要的事要办时，她就带孩子们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纽约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我在纽约，有时我们出外野餐，良子开车，我把地图放在双膝上，像一个导航员。她对招待来宾也很内行，举办午餐会和鸡尾酒会她只要一个日本的帮手，她是我们带来的女佣。当我们住在纽约时，我们曾一次在家中招待过四百名客人，良子精于此道，我们回日本后她写了一本书，叫《我对家庭礼宾的看法》，这本书畅销一时，家里有外国客人来访或者要去外国人家里作客的人把这本书视为参考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里举行招待活动，当然那些有侨居海外经历、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宽敞的人现在经常在家招待外国客人。
良子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美国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经常邀请她去赴午宴，而我们当时在纽约只有一个翻译，还是个男的，良子觉得带他去参加妇女们举行的午宴不太合适。另外在日本，男人们从来不带妻子参加外面的业务娱乐活动，在其它的场合，当两对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时出席时，丈夫总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礼仪，男主人会让女贵宾坐在他的右边，经常离她的丈夫较远，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语言交流上的压力。
在她的书中，良子谈到，她这样一个没出过什么远门、又不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在纽约的社交聚会中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的妇女的英语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她还写了很多的实际经验。例如，她劝告日本妇女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穿和服：“举行社交聚会是为了能让客人们心平气和地享用一顿美餐和相互交谈。当每个人都穿着同类的服装，就会加强和谐的气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人穿着明显的华丽衣服，就会使其他的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结果整个聚会就会缺乏温馨之情。”她学会了怎样用优雅而又简洁的方式来款待客人，怎样使客人感到轻松愉快。在日本，她意识到有些外国客人担心，可能会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须使用筷子，尽管我们家住的是很现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这样的客人，而我们要举行鸡尾酒会时，她总是早早地就把餐厅的门打开，这样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银餐具。她有一份到我们家来过的客人的名单，上面写着他们什么时候来过，喜欢什么。例如，在她的名单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乌只喜欢简单的烤肉；钢琴家安德鲁．瓦茨的母亲不喜欢吃鱼，指挥家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喜欢吃寿司和生鱼片等等。
她开朗的性格使与她相处的美国人很高兴，但有时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为难，这有点像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过于坦诚直言。在纽约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叫宫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诉我，良子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时装编辑戴安娜．弗莉兰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难堪。但过了不久戴安娜就打来电话找阿良（大家都这么叫她）。那么吵架是怎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见不和，这在西方人中间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却尽量避免这样。由于日语本身的特性和结构，用日语很难吵架，事实上日语中用十分间接和非对抗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它强制你彬彬有礼，除非你有意粗鲁。大部分日本人在听到西方式的争论时，都很容易对这样的交流做出过分的反应。
良子对时装一直很感兴趣，通过她在纽约交的朋友，她把时装的信息带回日本。她用我们生产的最新录像机U-Matic采访了不少的时装设计师，例如比尔．布拉斯，奥斯卡．德拉仁塔，贝利．爱利斯和其他人，并录下了他们的时装。我们搬回日本后，她在电视里办了一个时装展示节目，这个节目延续了十年，她经常到国外的时装中心去，再把采访的信息带回来，把新的想法介绍给日本，那时日本的时装还落在时代的后面，不像今天这样，已经成为时装界的领导者。
我们原来打算在纽约住两年的，但是这个计划却由于我父亲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缩短了。他虽然免去了我在战后承担家业的责任，但我仍然是长子，现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户主，也成了家产的主人，所以我必须回东京去。我当即离开了纽约，良子在一天以内清理了公寓，赶到维诺那培训营把孩子们带回纽约，打点好所有的杂物，先将包裹发出，然后在一周内赶回了日本。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培训营或者美国，他们说，他们刚开始感受到乐趣，并且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了。孩子们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后来我们又为他们在国外找了学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国，直子去瑞士。
家里有人去世会使你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考虑家庭的未来。在考虑到孩子们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战后日本的教育系统缺乏纪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师失去了原来的威严，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社会地位。左翼教师工会和来自父母教师协会的压力使得教学质量大大下降，为了应付考试的学习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机械的背诵而已。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纪律是非常严的，这包括对身体和脑力两个方面的训练。冬天我们的教室里很冷，甚至没有加热器，但是却不允许学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军里我也受过艰苦的训练，虽然我只需要在新兵军营中接受四个月的训练，我们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前必须跑很长一段距离。当时我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是在那样艰苦的训练中，我发现我也并不是很弱的，对自我能力的认识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脑力训练方面的纪律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被迫动脑筋，那就会变成懒得动脑筋，最后也就不会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当我在国外旅行时，我意识到在英国还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学校。大部分美国学校在我看来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经为学习英语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我认识到将来由于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通信工具不断的改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学会讲英语，学会在严格的自律下工作。
从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美国和欧洲去旅行时，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还不太敢讲英语，但是当我来到欧洲大陆时，发现很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旅行者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因此使我壮起胆子开始讲一点英语。我在火车上遇到很多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的英语甚至比我懂得的还要少，我感觉到由于都不会讲当地语言，例如说德语，使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中。
就这样，我用起了初中时学的英语，还有一点我知道的德语和法语，结果发现居然也能与人交流。突然车上的一群旅行者发现大家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说英语，而我的英语又非常初浅，但还是可以被人听懂，被人接受。从欧洲回到纽约以后，我开始对人说英语，这使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我在去欧洲之前办完了晶体管许可证的交易，当时我请了一位日本朋友来当我的翻译，他看到我说英语也感到很惊奇。在离开美国之前，在所有的谈判中我对他只说日语。现在，只过了一个月，我居然可以说英语了！他想了一下，认为我在一个月内，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里学会了讲英语。我对他解释说，实际上只是一个获得自信的问题，而欧洲之行给了我这种自信。
我在寻找学校的期间，我的很多英国朋友对我谈起过大西洋学院的预科学校，我原来打算把大儿子英夫送到那里去，但是他已超龄一年。孩子们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决定让他们再在日本上一年学，为的是扎实地学到一些基本知识，例如日语和历史等。
我和我的妻子在英国花了很长时间为英夫找学校，当时他还在读高中二年级。良子对此事非常认真，她和一位朋友转遍了英国各地。这位朋友是我们在伦敦的一位负责人的妻子，叫波木绿，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日本电视上的名人，她是日语版的儿童节目“轻松小屋”的第一任女主持人。
在英国找学校时，我们请了波木绿和她的丈夫波木胜和我们同行。当时我们正在开发使用Chromatron显像管的彩色电视机，“轻松小屋”又是日本电视上白天播出的唯一彩色节目。那几天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只要有人一喊：“喂，十点钟了！”我们就会冲进实验室去看试验样机的工作情况。得到一种真正的、天然的颜色，特别是肌肤的色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很仔细地检查屏幕上的颜色。我对波木夫人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认真研究过，所以我对她丈夫开玩笑说，可能我看他太太比他都贴近，至少当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是这样。
我想良子和阿绿在英国至少参观过十几所学校后才找到了要找的学校，那是一所两年制的寄宿学校，只有五十名学生。英夫发现这所学校很困难，但还是适应了，他在第二年时被命名为“孩子头”。他获得了A和O级水平，有两所英国的大学愿意接受他。但是由于他在欧洲历史和文学方面较弱，他们让他学理科，英夫自己却并不愿意，他说：“我不想与父亲竞争。”他对经济学更感兴趣。
昌夫曾经开玩笑说，他是被强行送到大西洋学院去的。学院的院长，海军上将霍尔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他对我说他正在筹集资金。昌夫那天正好不上学，他到办公室来看我。霍尔将军也在那里，他与昌夫谈话，当场考了一下他，就表示可以录取了。昌夫至今仍然说：“我是上了圈套。”
大西洋学院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一个小庄园的城堡里，城堡中有一百五十间房间。学院的地点在威尔士格拉莫干郡南部的圣多纳茨，离卡第夫大约五十英里。城堡建于十一世纪，城堡的主人不断地加以扩建。1934年，美国出版大王威廉．兰多福．哈斯特买下了城堡，又加修了网球场和游泳池。哈斯特的情人、电影女演员玛莉．达维丝曾经说过，她和W．R．（她对威廉．兰多福的称呼）很少到城堡来，如果他们要来时，五十名威尔士歌手头戴绸缎制成的高帽子，身穿带花边的衣服，列队站在草地上向他们唱欢迎曲。1938年哈斯特打算把城堡卖掉，但是英国陆军征用了城堡，用作战时军官训练营。1960年一位有钱的捐赠者买下了城堡，并把它送给了学校。昌夫在那里过了两年，毕业后进了美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英夫回到日本来上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曾考虑在巴西开一个畜牧场，英夫想管理这个畜牧场，所以他转到达维斯的加州大学，在那里学了两年的农业经济，然后再回到日本，并从亚细亚大学毕业。其实我后来也并没有买畜牧场。
直子的学习经历比两个儿子更加复杂。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她不想上大学，这是受了一些我的影响，因为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学历无用论》，是对日本商界过份强调学历的一种反对。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创造了一种不考虑学历的政策，一个新雇员到公司来后，人们不会仅凭他的学历来判断他，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能力、具体表现和内在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对于上什么牌子的大学强调得太过份了。
直子在高中时学习法语，我们为她在瑞士的洛桑找了一所高级研修学校。虽然她在学业上很成功（作为优秀的排球和垒球运动员，她还得过奖。），但她觉得瑞士人讲的法语不是她想学的纯正巴黎口音，所以我们又把她送到巴黎去，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学会了巴黎口音。英语是下一个，她来到华盛顿，进了乔治敦的语言学习班，昌夫也曾在那里学习过。她后来还到洛杉矶去学习过时装设计。当直子回来时她已经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直子走的时候还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她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浑身充满了欢乐、活力和自信。她和她的丈夫，一位京都陶瓷公司的销售工程师最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回到了东京。
我也从孩子们的教育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主要是懂得了这一点，把他们置身于其它的文化中，才使得出身于岛国的他们了解到自己是日本人，在世界上是个少数民族。他们学会了珍惜自己的日本民族性，同时也懂得了必须适应于世界，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途径。良子曾经说过，有一点很重要，应该知道所谓的外国人并不是笼统的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有着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背景。我们在国外的短期旅行开阔了盛田家的眼界，我们无论走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感到很自在，但是日本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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