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出现暴风骤雨，今天美国与欧共体在对日贸易上陷入了周期性的麻烦，这并不奇怪。我想我们应该认识到，同时也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糟糕到政治化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坐下来理智地交谈。但是这种情况就像慢性病，我们必须找出治疗的方法。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两个国家，他们的贸易额大于八百亿美元，它们的产业和服务业加在一起要占世界的30%，因为贸易的规模和多样化，所以它们注定会有一些麻烦，通常，指责别人比反省自己更加容易，太平洋两岸都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对于造成两个大国之间无休止难题的麻烦经常有大不相同的看法。我们的体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双方都有传统的做法。有些问题与种族、文化、历史或者传统都不相关，而只是与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态度有关。
在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之前，他的一位顾问访问了日本，想为里根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谋求一些主意。他与日本的一些大人物交谈，在与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他把贸易问题与国防连接到一起，他认为日本应该建造自己的军舰，再把它们交付或者出租给美国海军。那位经济学家告诉他，这样做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日本宪法的第九条，我们放弃了战争，而且也被禁止保持战争的潜在能力或者出口这种东西。里根总统的朋友兼顾问说：“那好，可以修改宪法嘛。”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在日本或者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里却很难实现。实际上是美国人起草了我们的宪法，并希望在占领期结束以后再由日本人写出自己的宪法，但是现行的宪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谈论修改宪法的言论都会遭到人们的怀疑，好像任何修改都会自动地重返军国主义的黑暗岁月。我想这是日本政治家们的短视行为，他们应该有勇气对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修改。反正这部宪法也不是日本人写的。
美国和欧洲人好像认为他们对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应该如何运行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特别是在生意场上，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发明了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永远都不应该改变。他们相信，至今为止的体系对于他们来说一直很有利，所以不需要加以改变。还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仍然把日本人视为新手，作为新手他们就应该向学校交纳学费。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仅是在同一所学校里，而且我们已经加入到教师的行列中了。
日本的经济企画厅最近对重要的经济趋势做了详细的研究，并从它们推断到2000年。这个研究表明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9．6%。苏联占12．5%，日本是第三名，占11．9%。排在后面的经济力量依次是西德，占5．9%，中国占世界产值中的5．3%。法国占4．3%，英国占2．9%。世界的经济分布图与1960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美国的产值占33．4%，苏联占15%，而日本只占1．8%。但是今天美国的比例降到了22．4%，日本的却升到10．1%。这清楚地表明，日本工业的优越性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不容忽视，其它国家应该试着全面地了解日本，并听一听它的意见。
在当今这个迅速变化、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更加相互了解的途径，我们需要交谈、交换意见，相互了解。我们可以争论，可以辩解，但是我们必须平等相待，抱着相互理解的目的去试图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知道，某些西方人很难相信一个东方国家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经济水平，而且日本至今是唯一的这样的国家，但是这并非镜中之花，它的体系决不会在明天就崩溃。日本将在世界大家庭中永存，而且正在为世界人民的福利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致力于参与两国或多国集团，试图寻求相互理解的办法。
在日本，我们生活在高密度的条件之下，我们知道必须给我们的竞争对手留出一些退路和自由。我们必须做出让步。妥协意识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和与别国的关系中的关键。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牺牲一些欲望。据我所知，在美国却很少有这种妥协的意识。大多数的美国人，或者至少是我在过去四十年里遇到的美国人，都有些固执已见，总是认为自己做事的方法是对的。历史的确证明过很多次他们是对的，我们也的确从美国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我认为美国人必须学会妥协和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日本，商界最成功的领导人并不是那些给部下下达详尽指令的人。最成功的人对部下只给与总的指导方针，鼓励他们，让他们产生自信，并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有了这种态度，他就会看到更多的独创性的行动和崭新的想法。
如果你毕生都相信自己的办法总是最好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好主意都会从你身边溜过。美国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按照美国制度办事，但他们不应该对别国的做法置若罔闻。很多努力研究别国做法的美国公司将从别国学来的经验与自己的想法相结合，已经增进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并且稳定了职工队伍。
当通用汽车公司（GM）和丰田汽车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合资办厂生产小汽车时，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就是让日方负责工厂的实际营运，这样GM就可以学习日本人的管理方法，看看他们在美国如何工作，这一步棋走得十分高明。
一旦出现错误，先找别人的原因，却很少想到自己的过失，我想这也许是人的天性吧。当美国对日本关闭的通信市场大加抱怨时，我正好在夏威夷与美国当时的特派贸易代表比尔．布罗克出席同一个会议。我们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他马上说：“在通信设备上有很大的不平衡。日本通信设备在美国的销售额比美国通信设备在日本的销售额高十一倍！”他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也的确应该感到震惊。“为什么日本人不买我们的设备？”他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1985年时，日本的通信设备市场对于外国销售商并不像美国的通信设备市场那样开放，在这一点上的确如此。但是在我看来，日本正在准备敞开市场，因为日本的独家经营的电话公司正在变成私营公司，所以我也是对的。尽管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日本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两个最开放的通信市场。事实上只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在世界上，除了美国本土之外，只有在日本，你可以买一部美国电话，把它插接到房间的电话插座上使用。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电话现在是在新加坡生产的。
当时我对布罗克先生非常认真地说道：“你知道，布罗克先生，我们正在谈论的设备不是那种大众购买的设备，而是高技术的设备，买方都是这个领域的行家。这些人买东西并不是出于胡思乱想，一时的冲动，也不会只看外观和价钱。”他对此表示同意。“如果美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生产出这样好的设备，你认为日本人应该买它，那么为什么美国的通信公司要买日本的设备而不买美国的设备呢？你应该向美国的公司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要指责我们卖得太多。”我提醒他，人们不想买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
当我帮助通用汽车公司第一次在日本投资时，我想他们应该请日本的合资伙伴帮助在日本销售GM的汽车，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继续依赖一家代理商在全国销售他们的汽车。但是GM却要求日方制造发动机，再发回美国，他们最后要求日方将小汽车发回美国。后来日本为了帮助美国的汽车工业，主动同意限制出口，他们又要求特殊照顾，以便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汽车。就连克利斯勒公司的艾柯卡。李也是这样做的，他曾经因为极力要求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汽车而名噪一时。（结果，GM进口的1986型日本小汽车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赢得了最省燃油的美名。）
我想这不是美国工业发展自身竞争能力和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途径。我最近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一个讲话，我指出，我们在美国销售的电视机有85%是由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厂提供的，其它的是从日本运来的小型机。我们甚至从美国向我们在日本的工厂出口显像管。在美国开办了很多的日本工厂，生产小轿车、卡车和汽车零件，乐器，机床，电子设备，电视机，拉链，酱油，对于这些公司而言，他们是在那里生产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我知道这一点，为了让日本运来的货也能在美国占有一定的市场，我们在美国生产的产品牺牲了一些利润。当然我们可以更加迅速地供货，还有其它的优势，但在美国生产的日本公司从很多方面对美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减少了来自日本的进口，创造了工作的机会，转让了技术，发展了服务网络。
现在在日本生产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将大量的货运回美国，或者送到自己的母公司，例如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公司，或者卖给其它公司。但是这些运回去的货增大了日本的出口量，造成更大的不平衡。日本公司卖给美国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工业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卖给美国的公司，而不是给消费者。事实上，根据1985年的统计数字，在日本向美国的出口中，一百九十亿美元，或者说日本对美全部出口量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制造的美国付属公司的原产设备和零件，上面还印有美国公司的名称。很多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在日本也有原产设备制造的大关系户，他们运出去的货也算进了日本的出口数量，好像这样做是应该的。例如，在西德、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公司就在国内销售日本制造的复印机，那上面还印着他们自己公司的名字。美国和意大利的一些销售机床的公司也是这样做的。美国、法国、英国和西德的公司把在日本为他们生产的建筑设备投入市场。美国有三家机器人制造公司在日本制造机器人。
当我要说这个主题时，我想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与一般的感觉相反，现在有几千家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日本做生意。仅美国商会就有将近六百个成员公司，《财富》杂志的前500名名单中二百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一百一十四家在日本的子公司中拥有多数所有权。通产省的数字表明，在日本的外国子公司的经营利润，作为销售额的百分比，一直比同一行业中的日本公司高。
在我看来，如果外国公司与日本竞争时遇到麻烦，往往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行业中的失败以及日本人在那个行业中的成功造成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制造出好的、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而指责他们。我意识到过去在日本建立一家独资或者合资企业是不可能的，后来也非常困难，但是不管历史的辩解是什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时代终归发生了变化，有关日本的很多评价都已经可悲地过时了。如前所述，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对我们的激光唱盘放音机技术感兴趣，但这是未来的技术，它的标准得到了日本和欧洲所有主要制造商的认同。
当我们进入下一代时，美国公司还抱着老的十二英寸黑色模拟唱片不放，它很快就会被淘汰，就像现在标准的每分钟78转的唱片已经过时了一样。当别人不能看到这种机会而且拒绝参与这个行业时，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优势。但是在其他人具有先见之明、闯入新的行业并占领了市场时再来怨天尤人就有些令人讨厌了。美国的公司不应该对这种技术置之不理，主动放弃，因为这种技术将会引出很多的应用项目，不仅仅是重放音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人首创了造就这种新型的、突破性的录音方法的技术，但是美国的公司现在好像对服务业更加感兴趣，而不想将新的技术转化成为吸引人的产品，供广大消费者享受。我感觉到有一个话题必须反复加以强调，即美国人不断地出口生产力是很危险的。美国的经理们不是集中注意力去制造具有长远竞争力的产品，而是四处寻求可以廉价生产、快速盈利的好商品。这样做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找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打着美国商标替他们供货。一定数量的这种委托供货对一个公司甚至对世界贸易都会带来好处，但存在的危险是制造厂商可能丧失他的权利和责任。
很多美国人似乎故意忽视新时代的到来，而法国人在迎接它时采用了惩罚的手段。1983年，当他们决定减缓日本的磁带录音机进入法国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精明和机智。他们选择了一个叫布瓦迪埃的内陆小镇作为录音机的入关港，古代的法国人最后在那里挡住了萨拉逊人的入侵，他们在那里只设了九个海关代理行。在批准放行之前，他们要求代理行仔细检查每一台录音机，以便将日本的录音机数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当然政府有权将海关选在它所喜欢的任意地点。但是他们现在选的这个地点是一个古战场，在732年时阻止了一场入侵，这种做法非常机智，是典型的法国式做法。
那时候，法国和其他的欧洲制造商将OEM的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制造，但是打的却是欧洲制造商的商标）返销欧洲，但是他们减缓了自己的开发，只有一两家公司例外。由于我多年的经验，当看到他们对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高关税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这种办法还不能阻止货物的涌入时，他们采用了布瓦迪埃计划，实际上是关闭了进口的大门。德国人对此大为恼火，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货物被挡在布瓦迪埃。他们公开声称，如果欧共体国家的产品也要通过布瓦迪埃，那么他们就与日本货混在一起，并且支付一样的罚金。法国人最初是想让所有的产品都通过布瓦迪埃。但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之下，法国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点，重新规定只有非欧共体国家的产品才必须通过布瓦迪埃。这表明日本人是唯一的对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我对布瓦迪埃的这种花招感到好笑。法国人这种放肆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我想日本在它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也应该多一点同样的勇气。法国的贸易部长当时发表了一个很不明智的讲话，他说：“我们没有日本货也能生活。”那好，我当然也可以说，日本没有法国的白兰地和香槟酒以及那一年进口的价值12亿美元的法国货也可以生活下去。（同年日本卖给法国价值19亿美元的货物）作为政府官员，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奥托．兰姆斯多夫当时是德国的经济部长，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此事，他开玩笑说：“为什么你们日本人不进行报复，在富士山的山顶上设一个检查站？”
日本至今还有一些混乱的、复杂的贸易壁垒，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开放自己市场的主要工业国家，它一直向前走，决不后退，而其它国家却正在加强保护主义的措施。我发现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没有贸易壁垒，其实有很多，我们运到美国去的货几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须在这里说，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我认为它能够保持下去将对世界贸易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使命，说服了一些州废除对世界各国在那里的子公司单方面征税，当时我对罗纳德。里根也是这样说的。当然里根并不需要听取我的意见。作为自由贸易的冠军，他对历史的记录非常清楚。我发誓愿意尽我所能给与帮助，就像我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所做的那样。
如果试图用政治干预的办法来避免或者缓解竞争，那么就否定了自由贸易的整体概念和自由企业的体系。我曾经在日本的议会进行游说，要求排除政府通过现存规定进行的干预，从而增进健康的竞争。只有通过竞争，自由企业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一定不要受到引诱，去走寻求政府的帮助压制竞争的捷径。我们必须看到竞争是公平的，要尽量相互待人以诚，使竞争的双方都能清楚地了解对手。这并不是说你“了解”了日本的观点你就总是或者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它是对的。但是将问题公开总比简单地决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不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要好得多。总之，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战争。我们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场中没有战争中那样的敌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讲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于好心的人中间也有这样的态度，他们觉得与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听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理解这些问题，甚至与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必须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货而失去工作的选民面前装出强硬的态度。一个美国的参议员可能会非常轻松地谈到让日本的汽车停放在横滨的码头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国的子公司直接雇用了111，550名美国人，而在欧洲和亚洲还分别雇用了21，700和27，000名当地员工，这其中不包括那些为自己公司工作、同时又销售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经销商。当然这些雇员可能并不是那位参议员先生的选民。
几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脚下的箱根召开了日美商人会议，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布鲁斯公司董事长的迈克．布鲁门托和我有一天晚上决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带上我的妻子，我们又找到美国的前农业部长奥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顿，然后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布鲁门托就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到过的最自相矛盾的讲话。他反复地讲述一种并不真实的陈词滥调，说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日元汇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措辞很严厉，与布鲁门托发生了争执。
后来美国财政部的调查没有找出日本操纵日元的任何证据，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却公开地这样说。
在箱根会议上我的日本同胞们很惊奇地看到在这样温和和愉快的会议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对意见。在这样的会议上，日本人通常喜欢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休会时，一些日本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卫，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太无礼了。”
当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们费解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芦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招待晚会，日本电视台的人上船来就会议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说，希望有个美国人和我一起参加。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迈克．布鲁门托身边，请他参加对我的采访。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视里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们在会议上争执而后来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讶。对于日本人来说，意见不同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我想解释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争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当他们不说话和拒绝讨论时才真地是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和表明自己的观点。过去，无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我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进步得并不快。
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对于造成两个大国之间无休止难题的麻烦经常有大不相同的看法。我们的体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双方都有传统的做法。有些问题与种族、文化、历史或者传统都不相关，而只是与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态度有关。
在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之前，他的一位顾问访问了日本，想为里根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谋求一些主意。他与日本的一些大人物交谈，在与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他把贸易问题与国防连接到一起，他认为日本应该建造自己的军舰，再把它们交付或者出租给美国海军。那位经济学家告诉他，这样做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日本宪法的第九条，我们放弃了战争，而且也被禁止保持战争的潜在能力或者出口这种东西。里根总统的朋友兼顾问说：“那好，可以修改宪法嘛。”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在日本或者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里却很难实现。实际上是美国人起草了我们的宪法，并希望在占领期结束以后再由日本人写出自己的宪法，但是现行的宪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谈论修改宪法的言论都会遭到人们的怀疑，好像任何修改都会自动地重返军国主义的黑暗岁月。我想这是日本政治家们的短视行为，他们应该有勇气对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修改。反正这部宪法也不是日本人写的。
美国和欧洲人好像认为他们对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应该如何运行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特别是在生意场上，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发明了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永远都不应该改变。他们相信，至今为止的体系对于他们来说一直很有利，所以不需要加以改变。还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仍然把日本人视为新手，作为新手他们就应该向学校交纳学费。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仅是在同一所学校里，而且我们已经加入到教师的行列中了。
日本的经济企画厅最近对重要的经济趋势做了详细的研究，并从它们推断到2000年。这个研究表明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9．6%。苏联占12．5%，日本是第三名，占11．9%。排在后面的经济力量依次是西德，占5．9%，中国占世界产值中的5．3%。法国占4．3%，英国占2．9%。世界的经济分布图与1960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美国的产值占33．4%，苏联占15%，而日本只占1．8%。但是今天美国的比例降到了22．4%，日本的却升到10．1%。这清楚地表明，日本工业的优越性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不容忽视，其它国家应该试着全面地了解日本，并听一听它的意见。
在当今这个迅速变化、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更加相互了解的途径，我们需要交谈、交换意见，相互了解。我们可以争论，可以辩解，但是我们必须平等相待，抱着相互理解的目的去试图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知道，某些西方人很难相信一个东方国家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经济水平，而且日本至今是唯一的这样的国家，但是这并非镜中之花，它的体系决不会在明天就崩溃。日本将在世界大家庭中永存，而且正在为世界人民的福利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致力于参与两国或多国集团，试图寻求相互理解的办法。
在日本，我们生活在高密度的条件之下，我们知道必须给我们的竞争对手留出一些退路和自由。我们必须做出让步。妥协意识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和与别国的关系中的关键。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牺牲一些欲望。据我所知，在美国却很少有这种妥协的意识。大多数的美国人，或者至少是我在过去四十年里遇到的美国人，都有些固执已见，总是认为自己做事的方法是对的。历史的确证明过很多次他们是对的，我们也的确从美国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我认为美国人必须学会妥协和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日本，商界最成功的领导人并不是那些给部下下达详尽指令的人。最成功的人对部下只给与总的指导方针，鼓励他们，让他们产生自信，并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有了这种态度，他就会看到更多的独创性的行动和崭新的想法。
如果你毕生都相信自己的办法总是最好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好主意都会从你身边溜过。美国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按照美国制度办事，但他们不应该对别国的做法置若罔闻。很多努力研究别国做法的美国公司将从别国学来的经验与自己的想法相结合，已经增进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并且稳定了职工队伍。
当通用汽车公司（GM）和丰田汽车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合资办厂生产小汽车时，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就是让日方负责工厂的实际营运，这样GM就可以学习日本人的管理方法，看看他们在美国如何工作，这一步棋走得十分高明。
一旦出现错误，先找别人的原因，却很少想到自己的过失，我想这也许是人的天性吧。当美国对日本关闭的通信市场大加抱怨时，我正好在夏威夷与美国当时的特派贸易代表比尔．布罗克出席同一个会议。我们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他马上说：“在通信设备上有很大的不平衡。日本通信设备在美国的销售额比美国通信设备在日本的销售额高十一倍！”他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也的确应该感到震惊。“为什么日本人不买我们的设备？”他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1985年时，日本的通信设备市场对于外国销售商并不像美国的通信设备市场那样开放，在这一点上的确如此。但是在我看来，日本正在准备敞开市场，因为日本的独家经营的电话公司正在变成私营公司，所以我也是对的。尽管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日本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两个最开放的通信市场。事实上只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在世界上，除了美国本土之外，只有在日本，你可以买一部美国电话，把它插接到房间的电话插座上使用。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电话现在是在新加坡生产的。
当时我对布罗克先生非常认真地说道：“你知道，布罗克先生，我们正在谈论的设备不是那种大众购买的设备，而是高技术的设备，买方都是这个领域的行家。这些人买东西并不是出于胡思乱想，一时的冲动，也不会只看外观和价钱。”他对此表示同意。“如果美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生产出这样好的设备，你认为日本人应该买它，那么为什么美国的通信公司要买日本的设备而不买美国的设备呢？你应该向美国的公司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要指责我们卖得太多。”我提醒他，人们不想买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
当我帮助通用汽车公司第一次在日本投资时，我想他们应该请日本的合资伙伴帮助在日本销售GM的汽车，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继续依赖一家代理商在全国销售他们的汽车。但是GM却要求日方制造发动机，再发回美国，他们最后要求日方将小汽车发回美国。后来日本为了帮助美国的汽车工业，主动同意限制出口，他们又要求特殊照顾，以便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汽车。就连克利斯勒公司的艾柯卡。李也是这样做的，他曾经因为极力要求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汽车而名噪一时。（结果，GM进口的1986型日本小汽车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赢得了最省燃油的美名。）
我想这不是美国工业发展自身竞争能力和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途径。我最近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一个讲话，我指出，我们在美国销售的电视机有85%是由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厂提供的，其它的是从日本运来的小型机。我们甚至从美国向我们在日本的工厂出口显像管。在美国开办了很多的日本工厂，生产小轿车、卡车和汽车零件，乐器，机床，电子设备，电视机，拉链，酱油，对于这些公司而言，他们是在那里生产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我知道这一点，为了让日本运来的货也能在美国占有一定的市场，我们在美国生产的产品牺牲了一些利润。当然我们可以更加迅速地供货，还有其它的优势，但在美国生产的日本公司从很多方面对美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减少了来自日本的进口，创造了工作的机会，转让了技术，发展了服务网络。
现在在日本生产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将大量的货运回美国，或者送到自己的母公司，例如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公司，或者卖给其它公司。但是这些运回去的货增大了日本的出口量，造成更大的不平衡。日本公司卖给美国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工业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卖给美国的公司，而不是给消费者。事实上，根据1985年的统计数字，在日本向美国的出口中，一百九十亿美元，或者说日本对美全部出口量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制造的美国付属公司的原产设备和零件，上面还印有美国公司的名称。很多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在日本也有原产设备制造的大关系户，他们运出去的货也算进了日本的出口数量，好像这样做是应该的。例如，在西德、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公司就在国内销售日本制造的复印机，那上面还印着他们自己公司的名字。美国和意大利的一些销售机床的公司也是这样做的。美国、法国、英国和西德的公司把在日本为他们生产的建筑设备投入市场。美国有三家机器人制造公司在日本制造机器人。
当我要说这个主题时，我想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与一般的感觉相反，现在有几千家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日本做生意。仅美国商会就有将近六百个成员公司，《财富》杂志的前500名名单中二百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一百一十四家在日本的子公司中拥有多数所有权。通产省的数字表明，在日本的外国子公司的经营利润，作为销售额的百分比，一直比同一行业中的日本公司高。
在我看来，如果外国公司与日本竞争时遇到麻烦，往往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行业中的失败以及日本人在那个行业中的成功造成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制造出好的、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而指责他们。我意识到过去在日本建立一家独资或者合资企业是不可能的，后来也非常困难，但是不管历史的辩解是什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时代终归发生了变化，有关日本的很多评价都已经可悲地过时了。如前所述，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对我们的激光唱盘放音机技术感兴趣，但这是未来的技术，它的标准得到了日本和欧洲所有主要制造商的认同。
当我们进入下一代时，美国公司还抱着老的十二英寸黑色模拟唱片不放，它很快就会被淘汰，就像现在标准的每分钟78转的唱片已经过时了一样。当别人不能看到这种机会而且拒绝参与这个行业时，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优势。但是在其他人具有先见之明、闯入新的行业并占领了市场时再来怨天尤人就有些令人讨厌了。美国的公司不应该对这种技术置之不理，主动放弃，因为这种技术将会引出很多的应用项目，不仅仅是重放音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人首创了造就这种新型的、突破性的录音方法的技术，但是美国的公司现在好像对服务业更加感兴趣，而不想将新的技术转化成为吸引人的产品，供广大消费者享受。我感觉到有一个话题必须反复加以强调，即美国人不断地出口生产力是很危险的。美国的经理们不是集中注意力去制造具有长远竞争力的产品，而是四处寻求可以廉价生产、快速盈利的好商品。这样做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找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打着美国商标替他们供货。一定数量的这种委托供货对一个公司甚至对世界贸易都会带来好处，但存在的危险是制造厂商可能丧失他的权利和责任。
很多美国人似乎故意忽视新时代的到来，而法国人在迎接它时采用了惩罚的手段。1983年，当他们决定减缓日本的磁带录音机进入法国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精明和机智。他们选择了一个叫布瓦迪埃的内陆小镇作为录音机的入关港，古代的法国人最后在那里挡住了萨拉逊人的入侵，他们在那里只设了九个海关代理行。在批准放行之前，他们要求代理行仔细检查每一台录音机，以便将日本的录音机数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当然政府有权将海关选在它所喜欢的任意地点。但是他们现在选的这个地点是一个古战场，在732年时阻止了一场入侵，这种做法非常机智，是典型的法国式做法。
那时候，法国和其他的欧洲制造商将OEM的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制造，但是打的却是欧洲制造商的商标）返销欧洲，但是他们减缓了自己的开发，只有一两家公司例外。由于我多年的经验，当看到他们对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高关税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这种办法还不能阻止货物的涌入时，他们采用了布瓦迪埃计划，实际上是关闭了进口的大门。德国人对此大为恼火，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货物被挡在布瓦迪埃。他们公开声称，如果欧共体国家的产品也要通过布瓦迪埃，那么他们就与日本货混在一起，并且支付一样的罚金。法国人最初是想让所有的产品都通过布瓦迪埃。但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之下，法国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点，重新规定只有非欧共体国家的产品才必须通过布瓦迪埃。这表明日本人是唯一的对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我对布瓦迪埃的这种花招感到好笑。法国人这种放肆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我想日本在它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也应该多一点同样的勇气。法国的贸易部长当时发表了一个很不明智的讲话，他说：“我们没有日本货也能生活。”那好，我当然也可以说，日本没有法国的白兰地和香槟酒以及那一年进口的价值12亿美元的法国货也可以生活下去。（同年日本卖给法国价值19亿美元的货物）作为政府官员，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奥托．兰姆斯多夫当时是德国的经济部长，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此事，他开玩笑说：“为什么你们日本人不进行报复，在富士山的山顶上设一个检查站？”
日本至今还有一些混乱的、复杂的贸易壁垒，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开放自己市场的主要工业国家，它一直向前走，决不后退，而其它国家却正在加强保护主义的措施。我发现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没有贸易壁垒，其实有很多，我们运到美国去的货几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须在这里说，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我认为它能够保持下去将对世界贸易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使命，说服了一些州废除对世界各国在那里的子公司单方面征税，当时我对罗纳德。里根也是这样说的。当然里根并不需要听取我的意见。作为自由贸易的冠军，他对历史的记录非常清楚。我发誓愿意尽我所能给与帮助，就像我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所做的那样。
如果试图用政治干预的办法来避免或者缓解竞争，那么就否定了自由贸易的整体概念和自由企业的体系。我曾经在日本的议会进行游说，要求排除政府通过现存规定进行的干预，从而增进健康的竞争。只有通过竞争，自由企业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一定不要受到引诱，去走寻求政府的帮助压制竞争的捷径。我们必须看到竞争是公平的，要尽量相互待人以诚，使竞争的双方都能清楚地了解对手。这并不是说你“了解”了日本的观点你就总是或者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它是对的。但是将问题公开总比简单地决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不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要好得多。总之，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战争。我们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场中没有战争中那样的敌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讲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于好心的人中间也有这样的态度，他们觉得与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听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理解这些问题，甚至与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必须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货而失去工作的选民面前装出强硬的态度。一个美国的参议员可能会非常轻松地谈到让日本的汽车停放在横滨的码头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国的子公司直接雇用了111，550名美国人，而在欧洲和亚洲还分别雇用了21，700和27，000名当地员工，这其中不包括那些为自己公司工作、同时又销售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经销商。当然这些雇员可能并不是那位参议员先生的选民。
几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脚下的箱根召开了日美商人会议，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布鲁斯公司董事长的迈克．布鲁门托和我有一天晚上决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带上我的妻子，我们又找到美国的前农业部长奥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顿，然后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布鲁门托就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到过的最自相矛盾的讲话。他反复地讲述一种并不真实的陈词滥调，说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日元汇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措辞很严厉，与布鲁门托发生了争执。
后来美国财政部的调查没有找出日本操纵日元的任何证据，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却公开地这样说。
在箱根会议上我的日本同胞们很惊奇地看到在这样温和和愉快的会议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对意见。在这样的会议上，日本人通常喜欢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休会时，一些日本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卫，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太无礼了。”
当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们费解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芦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招待晚会，日本电视台的人上船来就会议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说，希望有个美国人和我一起参加。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迈克．布鲁门托身边，请他参加对我的采访。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视里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们在会议上争执而后来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讶。对于日本人来说，意见不同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我想解释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争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当他们不说话和拒绝讨论时才真地是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和表明自己的观点。过去，无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我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进步得并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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