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在七月四日这天他们又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走了，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使他能付来回旅费和住里兹饭店富丽堂皇的房间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了一份礼以便继续赊帐，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我只得通知旅馆老板我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了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了！完蛋了！除了再上街去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现在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装一阵，假装我仍在报社工作，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吃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旅游者在大量涌来，我已想好了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着吃的，自己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了。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以前百般设法躲开的讨厌的人，我厌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你若一天十二个时蹲在露天咖啡座上，交朋友便不是什么难事。你渐渐认得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哪怕你除了自己的耳朵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妻子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了，我在逆境中将有人陪伴了。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一个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故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
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一起住，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先要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的日报上。我还得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描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就行了，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一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新的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点儿，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也就是一瓶香摈和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一夜我把范诺登带来了，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收他的钱，又让他免费喝了一瓶香摈，免费嫖了一回，我却从中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开这件事而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劲儿。
最糟的差事是我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了。上了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柯林斯热切他说，“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了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了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着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了。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讲述的这段往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了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了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我仿佛看到了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中国苦力们如何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垃圾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如何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如何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的人被饥馑弄得惟悴不堪，忍受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了地上长的草，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了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和蔼，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了他的灵魂。
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的宽慰了我。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一个正在烂掉的中国，它正像一头硕大的恐龙一样化为尘土，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
我再也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回买了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人物很容易断，一吹便呈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多极了，全用人脑浆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
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色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了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人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了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越年老你便越仰慕它，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孕含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你的血管中。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的柯林斯写来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信，于是一天早上我同菲尔莫上了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是到巴黎后第一次离开它。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如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作“吉米餐馆”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快速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我们边走边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如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起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身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外省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
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已经使我们陶醉了。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这玩艺儿叫作“花柳灵”，若是我没有记错的活。这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去“吉米餐馆”之前我们在一家馆子里先垫补了一点，这儿铺面很大，椽子粗大，被烟熏得很黑，餐桌上摆满了吃的。我们滥饮柯林斯推荐的甜酒，以后又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和烈性酒。柯林斯在谈论查露斯男爵，他说此人甚中他的意。
他在勒阿弗尔呆了差不多一年，滥花从前走私时积蓄下的钱财。
他的爱好很简单——吃、喝、女人和书，还得有一个私人浴室，他坚持这一点。
仍在谈论查露斯男爵，我们已到了“吉米餐馆”。这时已临近傍晚，店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吉米在店里，脸红得像棵甜菜，他太太站在他身边，是一个眼睛明亮、胸脯丰满的漂亮法国女人。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面前又摆上了茴香酒，留声机在高声尖叫，人们用英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叽哩咕嗜地闲扯。吉米和他妻子都非常快活，活跃，他们真诚地互相拍打、亲吻，还举起酒杯碰碰，置身于这样一个欢快的大笑大喊的环境中你只想脱下衣服跳一场战舞。酒店里的女人都像苍蝇一样围拢来，如果我们是柯林斯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有钱，我们穿着旧衣服来也不要紧，英国人都是这身装束。我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当然这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贵客。不过有两个极漂亮的婊子挽着我的胳膊，听候我吩咐，我还是觉得有些难堪。于是我打算硬着头皮挺下去，谁也说不上哪些饮料由酒店提供、哪些要付钱。我得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哪怕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呢。
伊薇特，就是吉米的妻子，对我们格外大方，非常友好。她在为我们准备一个小宴会，还得再等一会儿。她不让我们喝得太醉，因为她要我们好好吃饭。留声机疯了似的响着，菲尔莫早已同一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儿跳起舞来，她穿着一件紧身天鹅绒衣服，优雅的身姿一览无余。柯林斯溜到我身边小声讲了讲我身边那个姑娘的情况，“老板娘会请她吃饭的，只要你想要她。”她从前是妓女，在这个城市的郊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现在她成了一位船长的情妇。他走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她喜欢上你，就会邀你和她同居。”他又补充道。
这番话已足够了，我马上转向这位马色尔，着着实实把她吹捧了一通。我俩假装跳舞，站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互相狠命地揉弄。吉米朝我拼命挤挤眼，赞许地点点头。这个马色尔是个淫荡的婊子，同时也很令人愉快。我发现她很快就把其他姑娘打发走了，以后我们坐下来亲密地谈了许久。遗憾的是宣布吃饭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餐桌边坐了大约二十个人，我和马色尔被安排在一侧，对面就是吉米和他妻子。宴会以噼噼拍拍地打开香摈酒瓶塞开始，接着便是醉意十足的致词，在此期间马色尔和我在桌子底下互相挑逗。轮到我起身讲几句话了，我只得捏着面前的餐巾，真是使人痛苦又叫人兴奋。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拉倒，因为马色尔一直在我的裆里搔痒。
这顿饭一直吃到临近午夜，我一直盼着同马色尔在那幢悬崖上的漂亮房子里过夜，可是还办不到。柯林斯计划带我们到各处转转，我也不便拒绝。他说，“别担心，你走以前会跟她厮混个够。叫她在这儿等你，直到我们回来。”
对此她有几分不快，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这儿要呆几天，她这才高兴起来。一出门菲尔莫便极其严肃地拉住我们的胳膊说他有点儿事要说，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
“说呀，怎么了？”柯林斯快活地说，“有话快说。”
菲尔莫一时还说不出来，他哼哼卿卿了许久才迸出一句，“嗯，刚才去上厕所时我发现……”“这就是说你已经染上淋病了！”柯林斯得意洋洋地说，一边炫耀式地掏出那瓶“花柳灵”。他又刻毒地补充一句，“别去看医生，那些贪心的王八蛋会把你的血放光的。也别停止喝酒，那一套全是胡扯。每天喝两次这个……喝之前先把它摇匀。最糟的是发愁，你懂吗？来吧，等我们回去我给你一个注水器、一些高锰酸盐好了。”
于是我们便踏入了夜色，朝海滨走去，那儿传来音乐声、喊叫声、酒后的赌咒声。一路上柯林斯一直在轻声谈论这谈论那，谈他曾爱上的一个男孩，谈那孩子的父母知晓后他如何费尽周折才摆脱困境。然后他又从这个话题绕回查露斯伯爵，接着又讲到逆河而上、后来失踪的库尔茨，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欣赏柯林斯这样不断借助文学背景的手法，这好像一位百万富翁从不走下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对于他，现实与理想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进了伏尔泰堤上那家妓院，柯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铃要姑娘、要饮料，这时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谈他和库尔茨趟河弄水的经历呢。后来姑娘们上床睡在他身边，用一个个吻封住他的嘴，他这才不说这些离题的话了。这时他似乎猛地悟到自己在哪儿，于是转向开这所妓院的那位老妈妈，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这两位专程从巴黎来看这个地方的朋友。屋里有六七个姑娘，全都光着屁股，而且我得说都蛮漂亮。她们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这时我们三个仍在设法同那位老妈妈攀谈。最后老妈妈借故告辞了，叫我们随便些。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那么和善可亲，那么温柔而又充满母性，而且举止又是那么文雅。若是她稍稍年轻一点儿，我便会向她求爱的，此刻你当然不会想到我们正在“罪窟”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一所妓院。
总之，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个把钟头，只有我的状况还好，能享受这儿的优惠，柯林斯和菲尔莫则留在楼下同姑娘们聊天。
等我回来，我看到他俩躺在床上，姑娘们在床边围成一个半圆，用最最甜美的嗓音合唱“皮卡迪的玫瑰”，离开这所房子时我们在情感上都有几分沮丧，尤其是菲尔莫。柯林斯很快带我们来到一个粗野的地方，这儿挤满了请假上岸的海员。我们坐在这儿欣赏了片刻同性恋大聚会，这时正处于高潮。出来时我们必须经过红灯区，这儿脖子里围着披中的老妈妈就更多了，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边扇扇子边笑容可掬地朝过路人点头致意。全是一些好看的好心人，像是正在守护一个托儿所。三三两两的水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吵吵闹闹地闯进这些俗丽的地方，到处是性行为，它淹没了一切，像一小股潮水席卷了支撑这个城市的支柱。我们沿着这个水潭的边缘游荡，这儿一切都乱成一团，纠缠在一起，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所有的大船、拖网渔船、游艇、帆船和驳船都被一场凶猛的风暴刮上了岸。
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已经在勒阿弗尔呆了一个月或更久。我们打算星期一一早就走，因为菲尔莫必须回去工作。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在喝酒、狂欢，也顾不得什么淋病不淋病了。那天下午柯林斯向我们吐露他正考虑回到他在爱达荷的农场去，他有八年没有回家了，想在再去东方航行前回去看一眼家乡的群山。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家妓院里等一个姑娘到来，柯林斯应允悄悄给她一点儿可卡因。他告诉我们勒阿弗尔已叫他生厌了，这儿围着他转的婊子太多，再说吉米的妻子又爱上了他。她醋劲大发，使他日子很不好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通。自从我们到了以后她表现还不错，可是柯林斯告诉我们这长不了。她特别妒嫉一个俄国姑娘，这个姑娘喝醉酒后有时到酒吧里来，是个捣蛋鬼。除了这些女人，他还如醉如痴地爱着头一天对我们讲过的那个男孩。他说，“一个男孩子能叫你心碎，他是他妈的那么美！那么狠心！”听到这话我们笑了，这真是太反常了，可是柯林斯却是十分认真的。
到了星期日午夜前后我和菲尔莫去睡了，人们给了我们一间在酒吧顶上的房间，这儿闷热极了，一点儿气也不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们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喊叫，留声机不停地在唱。突然暴风雨来临了——一场常见的大暴雨。在雷鸣声和打在窗玻璃上的风雨声中，楼下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风暴也传进了我们耳朵。这声音近得吓人，十分不祥，女人们扯着嗓子拼命尖叫、酒瓶砸得粉碎、桌子被掀翻，还不时传来人的身体砰然摔倒在地板上发出的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响声。
大约到了六点柯林斯把头探进门来，他脸上敷满药膏，一只胳膊用吊带吊着，还咧着大嘴笑呢。
他说，“正如我所说的，昨天夜里她撒野了。我想你们听到吵闹了吧？”
我们很快穿好衣服下楼同吉米道别，这个酒店全被毁了，没有一只酒瓶还立着未倒，没有一把椅子没有砸烂，镜子橱窗也被砸成碎片。吉米正在给自己调一份鸡尾酒。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把事情串起来了。我们摇摇摆摆去睡觉后不久那个俄国姑娘进来了，伊蔽特立即侮辱了她，甚至连借口也不找一个。于是她俩开始互相揪头发，正揪得起劲，一个瑞典大汉走进来给俄国姑娘下巴上来了记清脆的耳光，目的是叫她清醒一下。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柯林斯质问这个大块头究竟有什么权利卷入一场私人纠纷。作为答复，他的下巴上被那人捣了一下。这一下很有力，使他飞到酒店另一头去了。
“活该！”伊蔽特嚷道，一面利用这个好机会抄起一个酒瓶朝俄国姑娘头上抡去。正在这时候下起了大雷雨，一刹那间爆发了一场十足的大混战，女人们都发了歇斯底里，迫不急待地抓住这个机会报私仇。没有什么比得上酒馆里的一场漂亮械斗……当一个人躺在桌子底下时在他背上插把刀子或是用酒瓶子狠揍他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怜的瑞典人这才发现自己惹出了大乱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恨他，特别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希望看到他被人干掉，于是他们锁上门，把桌子推到一边，在酒柜前空出一小块地方让他俩斗出个输赢来。他们果然决出了胜负！打完这一架后他们不得不把这可怜的恶鬼送到医院去。柯林斯还算相当幸运——只是扭伤了手腕，几根手指脱了节，鼻子流了血，眼睛也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被搔了几下而已。可是如果再遇见这个瑞典人他一定要宰了他，他告诉我们这件事还没有完。
这场打斗也没有完，此后伊蔽特只得另找一家酒吧畅饮一番。她受到了侮辱，她打算了结这些事，于是她雇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俯瞰大海的悬崖边上。她要自杀，她就是打算这么干，可是这时她醉得太厉害，一爬出车子便哭起来。
别人还来不及制止，她便开始脱起衣服来。司机把她半裸着载回家里，吉米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勃然大怒，扬起磨剃须刀的皮带把她抽得屁滚尿流。她还喜欢挨揍，这个婊子。她跪在地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腿恳求道，“再来几下！”吉米却已打够了。
“你是一头者脏猪！”说着他一脚蹬在她肚子上，把她踢得没气了，也把她无聊的有关性的念头踢掉了一点儿。
我们早该走了，在清晨的光线下看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时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人在分手时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那个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萌发了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然而菲尔莫……唉，菲尔莫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总在不可触及的地方，这有点儿像在身体虚弱时看一张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象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情欲难禁的男人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
如果丢掉了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了！完蛋了！除了再上街去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现在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装一阵，假装我仍在报社工作，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吃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旅游者在大量涌来，我已想好了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着吃的，自己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了。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以前百般设法躲开的讨厌的人，我厌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你若一天十二个时蹲在露天咖啡座上，交朋友便不是什么难事。你渐渐认得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哪怕你除了自己的耳朵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妻子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了，我在逆境中将有人陪伴了。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一个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故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
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一起住，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先要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的日报上。我还得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描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就行了，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一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新的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点儿，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也就是一瓶香摈和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一夜我把范诺登带来了，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收他的钱，又让他免费喝了一瓶香摈，免费嫖了一回，我却从中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开这件事而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劲儿。
最糟的差事是我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了。上了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柯林斯热切他说，“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了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了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着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了。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讲述的这段往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了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了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我仿佛看到了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中国苦力们如何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垃圾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如何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如何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的人被饥馑弄得惟悴不堪，忍受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了地上长的草，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了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和蔼，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了他的灵魂。
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的宽慰了我。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一个正在烂掉的中国，它正像一头硕大的恐龙一样化为尘土，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
我再也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回买了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人物很容易断，一吹便呈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多极了，全用人脑浆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
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色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了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人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了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越年老你便越仰慕它，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孕含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你的血管中。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的柯林斯写来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信，于是一天早上我同菲尔莫上了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是到巴黎后第一次离开它。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如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作“吉米餐馆”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快速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我们边走边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如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起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身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外省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
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已经使我们陶醉了。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这玩艺儿叫作“花柳灵”，若是我没有记错的活。这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去“吉米餐馆”之前我们在一家馆子里先垫补了一点，这儿铺面很大，椽子粗大，被烟熏得很黑，餐桌上摆满了吃的。我们滥饮柯林斯推荐的甜酒，以后又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和烈性酒。柯林斯在谈论查露斯男爵，他说此人甚中他的意。
他在勒阿弗尔呆了差不多一年，滥花从前走私时积蓄下的钱财。
他的爱好很简单——吃、喝、女人和书，还得有一个私人浴室，他坚持这一点。
仍在谈论查露斯男爵，我们已到了“吉米餐馆”。这时已临近傍晚，店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吉米在店里，脸红得像棵甜菜，他太太站在他身边，是一个眼睛明亮、胸脯丰满的漂亮法国女人。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面前又摆上了茴香酒，留声机在高声尖叫，人们用英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叽哩咕嗜地闲扯。吉米和他妻子都非常快活，活跃，他们真诚地互相拍打、亲吻，还举起酒杯碰碰，置身于这样一个欢快的大笑大喊的环境中你只想脱下衣服跳一场战舞。酒店里的女人都像苍蝇一样围拢来，如果我们是柯林斯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有钱，我们穿着旧衣服来也不要紧，英国人都是这身装束。我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当然这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贵客。不过有两个极漂亮的婊子挽着我的胳膊，听候我吩咐，我还是觉得有些难堪。于是我打算硬着头皮挺下去，谁也说不上哪些饮料由酒店提供、哪些要付钱。我得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哪怕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呢。
伊薇特，就是吉米的妻子，对我们格外大方，非常友好。她在为我们准备一个小宴会，还得再等一会儿。她不让我们喝得太醉，因为她要我们好好吃饭。留声机疯了似的响着，菲尔莫早已同一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儿跳起舞来，她穿着一件紧身天鹅绒衣服，优雅的身姿一览无余。柯林斯溜到我身边小声讲了讲我身边那个姑娘的情况，“老板娘会请她吃饭的，只要你想要她。”她从前是妓女，在这个城市的郊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现在她成了一位船长的情妇。他走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她喜欢上你，就会邀你和她同居。”他又补充道。
这番话已足够了，我马上转向这位马色尔，着着实实把她吹捧了一通。我俩假装跳舞，站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互相狠命地揉弄。吉米朝我拼命挤挤眼，赞许地点点头。这个马色尔是个淫荡的婊子，同时也很令人愉快。我发现她很快就把其他姑娘打发走了，以后我们坐下来亲密地谈了许久。遗憾的是宣布吃饭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餐桌边坐了大约二十个人，我和马色尔被安排在一侧，对面就是吉米和他妻子。宴会以噼噼拍拍地打开香摈酒瓶塞开始，接着便是醉意十足的致词，在此期间马色尔和我在桌子底下互相挑逗。轮到我起身讲几句话了，我只得捏着面前的餐巾，真是使人痛苦又叫人兴奋。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拉倒，因为马色尔一直在我的裆里搔痒。
这顿饭一直吃到临近午夜，我一直盼着同马色尔在那幢悬崖上的漂亮房子里过夜，可是还办不到。柯林斯计划带我们到各处转转，我也不便拒绝。他说，“别担心，你走以前会跟她厮混个够。叫她在这儿等你，直到我们回来。”
对此她有几分不快，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这儿要呆几天，她这才高兴起来。一出门菲尔莫便极其严肃地拉住我们的胳膊说他有点儿事要说，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
“说呀，怎么了？”柯林斯快活地说，“有话快说。”
菲尔莫一时还说不出来，他哼哼卿卿了许久才迸出一句，“嗯，刚才去上厕所时我发现……”“这就是说你已经染上淋病了！”柯林斯得意洋洋地说，一边炫耀式地掏出那瓶“花柳灵”。他又刻毒地补充一句，“别去看医生，那些贪心的王八蛋会把你的血放光的。也别停止喝酒，那一套全是胡扯。每天喝两次这个……喝之前先把它摇匀。最糟的是发愁，你懂吗？来吧，等我们回去我给你一个注水器、一些高锰酸盐好了。”
于是我们便踏入了夜色，朝海滨走去，那儿传来音乐声、喊叫声、酒后的赌咒声。一路上柯林斯一直在轻声谈论这谈论那，谈他曾爱上的一个男孩，谈那孩子的父母知晓后他如何费尽周折才摆脱困境。然后他又从这个话题绕回查露斯伯爵，接着又讲到逆河而上、后来失踪的库尔茨，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欣赏柯林斯这样不断借助文学背景的手法，这好像一位百万富翁从不走下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对于他，现实与理想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进了伏尔泰堤上那家妓院，柯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铃要姑娘、要饮料，这时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谈他和库尔茨趟河弄水的经历呢。后来姑娘们上床睡在他身边，用一个个吻封住他的嘴，他这才不说这些离题的话了。这时他似乎猛地悟到自己在哪儿，于是转向开这所妓院的那位老妈妈，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这两位专程从巴黎来看这个地方的朋友。屋里有六七个姑娘，全都光着屁股，而且我得说都蛮漂亮。她们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这时我们三个仍在设法同那位老妈妈攀谈。最后老妈妈借故告辞了，叫我们随便些。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那么和善可亲，那么温柔而又充满母性，而且举止又是那么文雅。若是她稍稍年轻一点儿，我便会向她求爱的，此刻你当然不会想到我们正在“罪窟”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一所妓院。
总之，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个把钟头，只有我的状况还好，能享受这儿的优惠，柯林斯和菲尔莫则留在楼下同姑娘们聊天。
等我回来，我看到他俩躺在床上，姑娘们在床边围成一个半圆，用最最甜美的嗓音合唱“皮卡迪的玫瑰”，离开这所房子时我们在情感上都有几分沮丧，尤其是菲尔莫。柯林斯很快带我们来到一个粗野的地方，这儿挤满了请假上岸的海员。我们坐在这儿欣赏了片刻同性恋大聚会，这时正处于高潮。出来时我们必须经过红灯区，这儿脖子里围着披中的老妈妈就更多了，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边扇扇子边笑容可掬地朝过路人点头致意。全是一些好看的好心人，像是正在守护一个托儿所。三三两两的水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吵吵闹闹地闯进这些俗丽的地方，到处是性行为，它淹没了一切，像一小股潮水席卷了支撑这个城市的支柱。我们沿着这个水潭的边缘游荡，这儿一切都乱成一团，纠缠在一起，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所有的大船、拖网渔船、游艇、帆船和驳船都被一场凶猛的风暴刮上了岸。
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已经在勒阿弗尔呆了一个月或更久。我们打算星期一一早就走，因为菲尔莫必须回去工作。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在喝酒、狂欢，也顾不得什么淋病不淋病了。那天下午柯林斯向我们吐露他正考虑回到他在爱达荷的农场去，他有八年没有回家了，想在再去东方航行前回去看一眼家乡的群山。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家妓院里等一个姑娘到来，柯林斯应允悄悄给她一点儿可卡因。他告诉我们勒阿弗尔已叫他生厌了，这儿围着他转的婊子太多，再说吉米的妻子又爱上了他。她醋劲大发，使他日子很不好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通。自从我们到了以后她表现还不错，可是柯林斯告诉我们这长不了。她特别妒嫉一个俄国姑娘，这个姑娘喝醉酒后有时到酒吧里来，是个捣蛋鬼。除了这些女人，他还如醉如痴地爱着头一天对我们讲过的那个男孩。他说，“一个男孩子能叫你心碎，他是他妈的那么美！那么狠心！”听到这话我们笑了，这真是太反常了，可是柯林斯却是十分认真的。
到了星期日午夜前后我和菲尔莫去睡了，人们给了我们一间在酒吧顶上的房间，这儿闷热极了，一点儿气也不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们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喊叫，留声机不停地在唱。突然暴风雨来临了——一场常见的大暴雨。在雷鸣声和打在窗玻璃上的风雨声中，楼下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风暴也传进了我们耳朵。这声音近得吓人，十分不祥，女人们扯着嗓子拼命尖叫、酒瓶砸得粉碎、桌子被掀翻，还不时传来人的身体砰然摔倒在地板上发出的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响声。
大约到了六点柯林斯把头探进门来，他脸上敷满药膏，一只胳膊用吊带吊着，还咧着大嘴笑呢。
他说，“正如我所说的，昨天夜里她撒野了。我想你们听到吵闹了吧？”
我们很快穿好衣服下楼同吉米道别，这个酒店全被毁了，没有一只酒瓶还立着未倒，没有一把椅子没有砸烂，镜子橱窗也被砸成碎片。吉米正在给自己调一份鸡尾酒。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把事情串起来了。我们摇摇摆摆去睡觉后不久那个俄国姑娘进来了，伊蔽特立即侮辱了她，甚至连借口也不找一个。于是她俩开始互相揪头发，正揪得起劲，一个瑞典大汉走进来给俄国姑娘下巴上来了记清脆的耳光，目的是叫她清醒一下。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柯林斯质问这个大块头究竟有什么权利卷入一场私人纠纷。作为答复，他的下巴上被那人捣了一下。这一下很有力，使他飞到酒店另一头去了。
“活该！”伊蔽特嚷道，一面利用这个好机会抄起一个酒瓶朝俄国姑娘头上抡去。正在这时候下起了大雷雨，一刹那间爆发了一场十足的大混战，女人们都发了歇斯底里，迫不急待地抓住这个机会报私仇。没有什么比得上酒馆里的一场漂亮械斗……当一个人躺在桌子底下时在他背上插把刀子或是用酒瓶子狠揍他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怜的瑞典人这才发现自己惹出了大乱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恨他，特别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希望看到他被人干掉，于是他们锁上门，把桌子推到一边，在酒柜前空出一小块地方让他俩斗出个输赢来。他们果然决出了胜负！打完这一架后他们不得不把这可怜的恶鬼送到医院去。柯林斯还算相当幸运——只是扭伤了手腕，几根手指脱了节，鼻子流了血，眼睛也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被搔了几下而已。可是如果再遇见这个瑞典人他一定要宰了他，他告诉我们这件事还没有完。
这场打斗也没有完，此后伊蔽特只得另找一家酒吧畅饮一番。她受到了侮辱，她打算了结这些事，于是她雇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俯瞰大海的悬崖边上。她要自杀，她就是打算这么干，可是这时她醉得太厉害，一爬出车子便哭起来。
别人还来不及制止，她便开始脱起衣服来。司机把她半裸着载回家里，吉米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勃然大怒，扬起磨剃须刀的皮带把她抽得屁滚尿流。她还喜欢挨揍，这个婊子。她跪在地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腿恳求道，“再来几下！”吉米却已打够了。
“你是一头者脏猪！”说着他一脚蹬在她肚子上，把她踢得没气了，也把她无聊的有关性的念头踢掉了一点儿。
我们早该走了，在清晨的光线下看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时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人在分手时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那个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萌发了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然而菲尔莫……唉，菲尔莫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总在不可触及的地方，这有点儿像在身体虚弱时看一张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象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情欲难禁的男人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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