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像那样过去、带着许多好吃好喝的，阳光明媚，一辆小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不时抽支雪茄，在海滩上打一会儿盹，研究过往的窟窿眼儿，又说又笑，还唱了一会儿小曲——这就是我和麦克格利高尔度过的许多许多日子中的一天。像那样的日子真的似乎使轮子停止转动。表面上快快活活，时间就像梦一般糊里糊涂地过去。但是实际上，却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不祥的兆头，使我第二天萎靡不振，心中不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会不得不停顿下来；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无能为力。必须发生某件事，某件大事，某件会将我横扫在地的事情。我需要的一切就是推我一下，但必须是我的世界之外的某种力量，能真正推动得了我，我确信这一点。我不能忧伤过度，因为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生中的事情总是——到最后——很顺当。我不可能需要花大力气。必须由天意来决定某些事——在我的情况中，就是全部听天由命。尽管从表面看来，有多少不幸，有许多事没处理好，我却知道自己生就的富贵命，而且天生两个脑袋。我承认外部情况很糟糕——但更使我担心的是内部情况。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害怕我的胃口、我的好奇心、我的柔性、我的渗透性、我的可塑性、我的和蔼可亲、我的适应能力。没有一种情况本身能吓倒我：我不知怎的，总是看见自己过舒服日子，就好像在花朵里啜饮蜂蜜。即使我被投入监狱，我也感到我会过得很好。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如何不作反抗。其他人连拉带拽地拼命干，搞得精疲力竭；我的策略是随大溜。人们对我做的事，几乎还不如他们对人对己所做的事那样叫我操心。我内心真的感觉他妈的很好，所以我必须接受全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也就是说，我和我自己的命运不同步。我竭力实践世界的命运。例如，如果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甚至连给小孩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就会马上到处去寻找吃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刚一匆匆来到外面寻找食物，就立刻又回到了世界观上面，这使我困惑不解。我没有想到专门给我们吃的食物，我想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是那一时刻世界各地处于各个阶段上的食物，它如何得到，如何准备好给人用餐，如果人们没有食物，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个想得到食物的人都得到它，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无疑，我为老婆孩子感到遗憾，但也为霍屯督人，为澳洲森林居民感到遗憾，更不用说饥饿的比利时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我对人类，对人类的愚蠢，对人类想象力的贫乏感到遗憾。
吃不上一顿饭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讨厌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凉的样子。脚下有漂亮的铺路石，街中间有柏油马路，各家门前有既美又丑的高雅的褐砂石台阶，然而一个家伙竟会整天整夜在这昂贵的材料上到处奔走，寻找一块面包干。是这种状况使我感到不安。这太不谐调了。只要人们能摇着吃饭铃冲出去喊：“听着，大家听着，我饿着肚子。谁需要擦皮鞋？谁需要倒垃圾？谁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只要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样对他们说清楚；然而不，你不敢张开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诉一个家伙你肚子饿，你就把他的屎都吓出来了，他像见了鬼似地逃走。那是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情，现在还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实很简单——某个人来到你跟前时，你只要说一声“行”。如果你不能说“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请另一个人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你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杀死你不认识的人，就为了得到那块面包干，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考虑的是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谁的嘴里，或者它卖多少钱。我为什么要去管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呢？我在世上是要活着，而不是计算，而这正是那些杂种不要你做的事——活着！他们要你花费整整一生来增加数字。那对他们有意义。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来掌舵，也许事情不会这样有条有理，但是却更加轻松愉快，耶稣作证！你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得屁滚尿流。
也许不会有碎石铺的道路、长蛇阵的汽车、高音喇叭以及亿万种新鲜玩艺儿，也许甚至窗上没有玻璃，也许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许不会有法国烹调、意大利烹调、中国烹调，也许人们的耐心消耗净尽的时候就会互相残杀，也许没有人会阻止他们，因为不会有任何监狱、警察、法官，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内阁大臣或立法机构，因为不会有他妈的任何法律让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着签证、护照、身分证，因为哪儿也用不着登记，你也用不着身分证号码，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尽管改，这是无所谓的，因为除了你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不拥有任何东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拥有任何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哩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只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当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它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个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作客，而我的朋友则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翘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当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来疏导在我内心沸腾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来安放好漏斗，来捕获一个词、一个词组时，我必然想到旧石器这样的东西。它不费力气就来了，一眨眼工夫便诞生了，你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只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就是一切。
没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来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睡着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如何洒脱。我们像安在弹簧顶上的匣中小丑，我们越挣扎，就越难于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疯了，我除了把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厅中央，就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来巩固我的抛锚地。我的脚翘到书桌上，接收着潮流的声音，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垫子里，我同在我周围漂浮旋转的零碎物处于理想的关系，因为我的朋友们自己疯了，而且是潮流的一部分，他们就竭力让我相信，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我清楚地记得，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脚所实现的同现实的第一次接触。我写过一百万字左右，请注意，写得有条有理，结构很好，却对我来说等于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密码——因为接触是通过头脑来进行的，而头脑是无用的附属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在泥中抛锚。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现在的大多数写作仍是老古董，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烧起来，没有使世界燃烧的原因。我只是古人类的传声筒；甚至我的梦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梦。
安静地坐着，想着一个由我、由救生圈产生的念头，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词汇和表达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切断电流的工具。讨厌的机器停不下来，这便是难题。我不仅处于潮流当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它。
我记得那一天，我让机器彻底停下来，也记得另一个机械装置，上面签着我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我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制成的那个机械装置，慢慢开始运行。我曾到附近的剧院去看一场轻歌舞剧表演；这是日场演出，我买了楼厅的票。排队站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坚实感。
就好像我在凝结，明显成为一块坚实的胶冻。这就像伤口治愈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我处于最高的正常状态，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况。霍乱会来临，将它污浊的气息吹进我口中——没有关系。我会弯腰去吻麻风病人手上的溃疡，不可能对我自己有任何伤害。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这种永恒冲突中有一种平衡，但我不仅有这种平衡，而且血液中有一个正整数，这意味着，至少暂时，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这时候聪明地扎下根，他就永远不会再生并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跃向这样的结局，就要奋力一跳，跳回到比旧石器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在那一刹那，我甚至不梦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奇迹的意义，但我听到我自己的齿轮啮合的时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致愿意为了这种体验的特权而当场死去。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手里拿着撕过的票根从门卫面前走过时，灯光暗下来，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临，使我的眼睛微微发花，我就站了一会儿。当幕布冉冉升起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所有的年代里，人类总是被壮观场面之前的这个简短时刻搞得默不作声。我可以感觉到幕布正在人类中升起。
我也立即明白，这是一个象征，它在人类睡梦中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明白，如果他们醒着，登上舞台的绝不会是演员而应该是他们，人类。我不是这样想——我说，这是一种理解，它如此简单，如此绝对清晰，以致机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着现实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从舞台上转开去，注意看我去我楼厅上的座位应该经过的大理石楼梯。我看见一个人慢慢登上台阶，他的手横放在栏杆上。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梦游的那个旧自我。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整个楼梯，只看见那个人已经爬过，或当时正在爬的那几级楼梯。
这人从来没有爬到楼梯顶上，他的手也从来没有从大理石栏杆上拿开。我感到帷幕降下来，一会儿工夫，我又到了布景后面，在道具中走来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员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不知道是在做梦呢，还是看着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场梦。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见活生生的东西！其余的消失在阴影中。正是为了使世界永远活生生，我没有等着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来，着手描写那一截不朽的楼梯。
正是在这个时候，达达主义者盛行一时，不久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者。这两个流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大约十年以后才听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法文书，也从来没有法国式的念头。我也许是美国独一无二的达达主义者，而我却不知道。尽管我同外界有各种接触，我却像一直生活在亚马逊丛林中一般。
没有人理解我正在写的东西，或者我为什么要那样写。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于他们说我发疯。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点儿，因为它还没有被发现，谁也不会被你说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卵巢世界，还隐藏在输卵管里。自然还没有任何东西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能看见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许迹象，当然没有胳膊，没有大腿，没有头发，没有指甲，没有牙齿。性是最不会被梦见的东西；这是克洛诺斯及其卵一般的后代的世界。这是小不点儿的世界，每一个小不点儿都是必不可少的，吓人地合乎逻辑的，绝对不可预言的。没有一件事物这样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说我描述的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像哥伦市发现的新世界一样，结果它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远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头的外观底下，看到了人类总是在内心携带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永恒真实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后重写的，没有哪一层书写的文字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译不了。
我的伙伴们晚上离开我之后，我会经常坐下来，给我的朋友，澳洲丛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筑堤人，菲律宾的伊哥洛人等写信。当然，我必须写英语，因为这是我说的唯一语言，但是在我的语言和我的好朋友们使用的心灵感应术之间有一个差异世界。任何原始人都会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会理解我：只有我周围那些人，也就是说，一个大陆上的一亿人，理解不了我的语言。为了写得好让他们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杀死什么东西，其次阻止时间进程。我刚刚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没有时间这样东西，只有现在。他们指望我否认一个我花了终生时间来窥一眼的真理吗？他们肯定这样指望。他们不想听到的一件事是，生活是不可摧毁的。他们宝贵的新世界不是建立在无辜者的毁灭，建立在强奸、掠夺、折磨、蹂躏之上的吗？两个大陆都遭玷污；两个大陆都被剥夺了一切宝贵的东西——以物的形式。我认为，没有人比蒙提祖马受到过更大的羞辱；没有一个种族比美国印第安人更无情地遭到消灭；没有一块土地像加利福尼亚那样以那样肮脏血腥的方式遭到淘金者的糟蹋。我想到我们的由来就脸红——我们的双手浸泡在鲜血与罪恶中。
通过直接去全国各地旅行，我发现，屠杀和掠夺一点儿也没有停止。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凶手，甚至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往往不必拿出枪、套索、烙铁——他们已经发现更阴险、更穷凶极恶的方法来折磨和屠杀他们自己。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我话还未出口，就让人把它消灭了。通过痛苦的经验我学会了保持沉默；我学会了默默坐着，甚至笑眯眯的，而实际上我嘴上冒泡。我学会同所有这些看上去天真无邪的恶魔握手，并对他们说：“你们好！”而他们却只是在等着我坐下来，好吸我的血。
当我在客厅里我的史前书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可能使用这种强奸与谋杀的代用语言呢？我孤身一人在这伟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类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由闪着磷光的残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独。我让一种无法释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释放能量除非是用来造成死亡和做无益之事。我不能上来就作一个详尽的声明——这意味着穿拘束衣或者上电椅。我就像一个在地牢中监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缓慢地、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渐习惯于自由所包含的惩罚；我不得不长出一层新表皮，保护我不受天上这种燃烧一般的光线伤害。
那个卵巢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生命节奏，而且有死亡节奏。活着，不惜一切代价活着的狂热愿望，不是我们身上的生命节奏的结果，而是死亡节奏的结果。不仅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继续活着，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讨厌，那它就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出于战胜死亡的盲目冲动而要使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播种死亡的手段。每一个没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长生命的人都在帮着以死亡充满世界。做最简单的手势可以传达最高的生命意识；以全身心说出的一个词可以赋予生命。活动本身没有意义：它常常是一个死亡标志。由于简单的外部压力，由于环境和榜样的力量，由于活动造成的社会趋势，人们会成为可怕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国。
个精力充沛的人关于生活、和平、现实等知道些什么？美国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个人关于智慧、能量，关于一个衣衫褴褛、正坐在树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么？什么是能量？什么是生活？人们只须读一读科学课本和哲学课本那些愚蠢的废话，就能明白，这些精力充沛的美国人其智慧多么一钱不值。听着，他们让我运转，这些疯狂的马力恶魔；为了打破他们的疯狂节奏，他们的死亡节奏，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波长，在我在自己内部找到真正的支持以前，这种波长至少可以破坏他们定下的节奏。当然，我不需要我放在客厅里的这张笨重而奇形怪状的古老书桌；当然，我不需要成半圆形摆在周围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写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带出他们使用的黄道十二宫图，将我放在天外天里。但是，当你逼得一个人几乎发疯的时候，当他自己很惊奇地发现他仍然有某种抵抗力，某种他自己的力量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像原始人。这样一个人不仅容易变得冥顽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术，施行魔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宗教——他吃苦头就吃在他的笃信宗教上。这样一个人成为一个单狂者，只专心于做一件事，这就是冲破施于他的邪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扔炸弹，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应，无论是惰性的反应还是凶猛的反应。这个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为成为生命的显示。如果在实现他的可怕需求的过程中，他倒行逆施起来，变得孤僻，说话结结巴巴，证明完全不适应社会，因而无法挣钱活命，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回到子宫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为一个你使他成为的那种可鄙的嘲笑对像，而是作为一个凭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来，这时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将对付不了他。
从他在史前书桌上用来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码，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它穿过当时的死亡语言，就像无线电穿过暴风雨。在这个波长中没有魔术，就像子宫中没有魔术一样。
人们很寂寞，无法相互交流，因为他们的所有发明只表达死亡。
死亡是统治行为世界的自动机。死亡是沉默的，因为它没有嘴。
死亡从不表达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后。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张开嘴说话，只有一个说“是”，“是”，“是”，一个一再说“是”的人才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种报偿，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结果，是的！死亡是冠与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使他们痛苦、恐惧、寂寞，给他们没有结果的能量，让他们充满只能说“不”的意志，这却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他自己的节奏，也就是生命节奏的时候写下的第一个字就是“是”！他此后写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亿万种方法表达的“是”。没有一种精力，无论有多么巨大——甚至一亿死魂灵的精力——可以同一个说“是”的人相对抗。
战争在进行，人们正被屠杀，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最终一亿，然后十亿，每一个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后一人。“不！”他们在喊。“不！他们不准通行！”然而每一个人都通行无阻；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自由通道，无论他喊“是”还是“不”。在这种精神上的破坏性渗透作用的成功显示当中，我坐在大书桌旁边，脚翘在上面，试图同亚特兰蒂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后代交谈，一点儿也不知道，阿波利奈尔在停战前一天将死在一所陆军医院，一点儿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经写下了这几句不可磨灭的诗行：“宽容吧！当你将我们，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们相比。
我们到处寻找冒险，
我们并非你的仇敌。
我们将给你一大片陌生领地，
在那里神秘之花正等人来摘龋”
我一点儿不知道，在这同一首诗中，他还写道：“同情我们吧！我们始终战斗在无垠未来的边陲，同情我们的过失，同情我们的罪。”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活着一些叫作布莱兹·桑德拉尔、雅克·瓦舍、路易·阿拉贡、特利斯坦·查拉、勒内·克莱威尔、昂利·德·蒙特朗、安德烈·布勒东、麦克斯·恩斯特、乔治·格罗茨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苏黎世的瓦格礼堂发表了第一份达达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这份奇怪的文件里这样说道：“达达是没有拖鞋或类似物的生活……没有纪律或道德的纯必然，我们唾弃人性。”一点儿也不知道1918年的达达宣言包含这些词句：“我正在写一份宣言，我什么也不想要，而我还是说某些事情，我反对作为原则的宣言，因为我也反对原则……我写这个宣言来说明，单单做一次呼吸，人们就是做了两个相反的动作；我反对动作：赞成连续的矛盾，也赞成肯定，我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作解释，因为我恨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有一种文学，它到不了贪得无厌的大众那里。创作者的作品来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为他自己而创作的。一种最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无光……每一页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满十分严肃、沉重的东西，旋风，令人头昏眼花的东西，新事物，永恒的事物，就是塞满绝对的欺骗，塞满对原则的热情，塞满排印方式。一方面，一个摇摇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个地狱的钟声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在在……”三十二年后，我仍然说着：“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利斯坦·布斯坦诺比·查拉先生！是，麦克斯·恩斯特·格布尔特先生！是！勒内·克莱威尔先生，你自杀而死，是，世界疯了，你很对。是，布莱兹·桑德拉尔先生，你杀人杀得对。
是在停战那天，你发表了你的小书——《我杀了人》吗？是，接着干，小伙子们，人性……是，雅克·瓦舍，完全正确——艺术应该是有趣的东西，有一点儿烦人。”是，我亲爱的死瓦舍你多么正确、动人，柔情的、真实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又多么烦人：“具有象征性是象征的本质。”请从另一个世界里对我们再说一遍！你在那里有麦克风吗？你找到了混战中炸飞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吗？你能把它们再安到一起吗？你记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布勒东的会晤吗？你们一起庆祝了歇斯底里的诞生吗？他，布勒东，是否告诉你，只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而不可思议的东西始终是不可思议的——又听到这样的话不是不可思议吗？尽管你的耳朵已经堵住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我要在这里为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们加上爱弥儿·布维耶对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们也许当时从中认不出我来，但我相信，他们现在能……“……他没有全疯，必要时还能解释他的行为，但他的行为仍然像杰瑞最糟糕的怪癖一样令人难堪。例如，他刚出医院，就去当码头搬运工，于是他每天下午就在卢瓦尔河沿岸的码头上卸煤。而晚上，他会穿着入时，不断更换行头，逛遍咖啡馆、电影院。而且，在战时，他会有时穿着轻骑兵中尉的制服，有时穿着英国军官、飞行员、外科军医的制眼，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在平时，他十分自由自在，对借用安德烈·沙蒙的名字来介绍布勒东不以为然，同时他又毫无虚荣心地给自己加上了最了不起的称号，自称从事过最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他从来不说“早上好”，也不说“晚上好”，也不说“再见”，从来不注意来往信件，除非是在向母亲要钱的时候留意母亲的来信。他隔了一天就不认识最好的朋友……”你们认出我了吗，小伙子们？不过是一个在同祖尼人地区的红头发白化病患者交谈的布鲁克林男孩。脚翘在书桌上，准备写“强烈的作品，永远不被人理解的作品”，这是我死去的朋友们所断言的。这些“强烈的作品”——如果你看见，你会认出这些作品吗？你知道，被杀死的成百万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作品”吗？新的存在，是！我们仍然需要新的存在。我们可以不要电话，不要汽车，不要高级轰炸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新的存在。如果亚特兰蒂斯被淹没在海底，如果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仍然是永恒的谜，这是因为不再有新的存在诞生。把机器停一会儿！倒回去！倒回到1914年，回到骑在马上的德皇陛下那里。让他用干枯的胳膊抓住缰绳骑在马上呆一会儿吧。看他的小胡子！看他神气活现的傲慢样子！
看他的以最严格的纪律整好队列的炮灰，全准备好服从口令，被击毙，被炸飞肠子，被生石灰烧死。现在停一下，看另一方面：我们伟大、光荣的文明的捍卫者，那些以战争消灭战争的人。换掉他们的衣服，换掉制服，换掉马，换掉旗帜，换掉场所。哎呀，那就是我看见骑在白马上的那位德皇陛下吗？那些就是那可怕的德国兵吗？贝尔塔巨炮在哪里？哦，我明白了——我原以为它正对准了巴黎圣母院呢！人性，我的伙伴们，总是冲锋在前的人性……而我们正在谈论的强烈的作品呢？强烈的作品在哪里？打电话给西方联合公司，派一个快腿的送信人——不要瘸子或八十多岁的老人，要一个年轻的！让他去找到那伟大的作品，把它带回来。我们需要它。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博物馆，准备好收藏它——还有玻璃纸和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它归类存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作者的名字。即使他没有名字，即使这是一部匿名作品，我们也无所谓。即使它有一点儿芥子气在里面，我们也不在乎。死活把它取回来——谁取回来就得25000元奖金。
如果他们告诉你，这些事情必然这样，事情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法国尽了最大努力，德国尽了最大努力，小利比里亚、小厄瓜多尔和所有其他联盟也都尽了最大努力；自从战争以来每一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弥补或忘却，那你就告诉他们，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好，我们不想再听到“尽最大努力”这样的逻辑；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劣质便宜货中最好的东西，我们不相信便宜货，无论好坏，我们也不相信战争纪念碑。我们不要听到事情的逻辑——或任何一种逻辑。“Je ne parne paslogiqUe，”蒙特朗说，“je parle generosite。”我认为你没有听清楚，因为这是法语。我将用女王陛下的御用语言向你重复：“我不谈逻辑，我谈慷慨。”这是拙劣的英语，女王陛下也许就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它很清楚。慷慨——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从不施行慷慨，你们任何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你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你们认为向胜利一方提供枪支弹药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派红十字会的护士或救世军到前线去就是慷慨。你们认为发放晚了二十年的退伍军人费就是慷慨；你们认为给一点点抚恤金和一把轮椅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把一个人以前的工作还给他就是慷慨。你们不懂得那操蛋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你们这些杂种！要做到慷慨，就是要在别人张嘴以前就说“是”。要说“是”，你首先得成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或达达主义者，因为你已经明白了说“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超出对你的期待，你甚至可以同时说“是”和“不”。在白天当码头搬运工，晚上当花花公子。穿任何制服都行，只要它不是你的。你给母亲写信时，让她抠出一点儿钱来，好让你有一块干净的布条来擦你的屁股。如果你看见邻居拿着一把刀追赶他的老婆，你不要感到不安：他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追赶她，如果他杀了她，你也可以相信，他确信他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设法改善你的见解，请停下来！见解无法改善呀。看看你的心和内脏——大脑是在心里的。
啊，是的，如果我那时候就知道有这些家伙存在——桑德拉尔，瓦舍、格罗茨，恩斯特、阿波利奈尔——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如果我知道，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想的正是我在想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会气炸的。是的，我想我会像炸弹一样爆炸，但是我一无所知。一点儿也不知道几乎在五十年以前，一个南美洲的疯犹太人发明这样的惊人妙语：“怀疑是长着味美思酒嘴唇的鸭子”或“我看见一只无花果吃一只野驴”——不知道差不多同时，还只是孩子的一个法国人说：“找到是椅子的鲜花”……“我的饥饿是黑色空气的剩饭”……“他的心脏，琥珀，火绒。”也许在同时，或者前后，一方面杰瑞在说“吃飞蛾的声音”，阿波利奈尔跟着他重复“在一个吞吃自己的绅士旁边”，布勒东轻声喃喃“夜晚的踏板动个不停”，也许还有那个孤独的犹太人在南十字星座下发现的“在美丽的黑色空气中”，另一方面，另一个同样孤独的人，正在流放，有着西班牙人的血统，他正准备在纸上写下这些难忘的话：“总而言之，我试图安慰自己，为我的流放，为我从永恒中被放逐出来，为出土（destierro），我喜欢用这个词来表示我失去的天堂……现在，我认为写这部小说的最佳方法是告诉人们，它应该如何来写。这是小说的小说，创作的创作。或上帝的上帝，Deus de Deo（上帝的上帝）。”如果我知道他要加上下面这些话，我一定会像炸弹一样爆炸的……“发疯的意思就是失去理性。是理性，而不是真理，因为有些疯子说出来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却保持沉默……”说起这些事情，说起战争和阵亡军人，我忍不住要提到，大约二十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法国人写的这句法文。哦，奇迹的奇迹！l faut le dire，il y a descadavres que Ji ne re－specte qua moitie（必须说，有一些我只有一半尊重的死尸）。”
是，是，再一次是！哦，让我们做一些鲁莽的事吧——纯粹为了寻开心！让我们做一些活生生的辉煌大业吧，哪怕是破坏性的呢！那位疯鞋匠说：“一切事物都产生于大神秘，由一种程度进入到另一种程度。一切事物的进行都有自己的范围，同样的东西排斥异物。”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样的卵巢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而伴随这些宣告，还有这些预言，这些妇科的宣言，同时还有新的图腾柱，新的禁忌，新的战舞。一方面，人类同胞们，诗人们，未来的挖掘者们，把他们魔术的词句吐到又黑又美的空中，另一方面，哦，深刻而错综复杂的谜！另一些人在说：“请到我们的弹药厂工作。我们保证给你最高的工资，最卫生的条件。工作非常简单，小孩子都会做。”如果你有姐妹，有妻子，有母亲，有姨妈，只要她们能使用自己的双手，只要她们能证明，她们没有坏习惯，你就被邀请带她或她们一起来弹药厂。如果你羞于玷污你的人格，他们就会十分有礼貌、十分明智地向你解释，这些精密机械装置是如何操作的，它们爆炸时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连垃圾都不要浪费，因为……以及根据事实，合众为一。
我在到处寻找工作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与其说是他们每天使我呕吐（假如我有幸喂了点儿东西在我肚子里的话），不如说是他们总是要求知道，你是否有好的习惯，你是否可靠，你是否饮食有度，你是否勤奋，你以前是否工作过，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甚至当我得到了为市政当局清扫垃圾的工作时，这垃圾对他们，对他们这些杀人凶手来说也是宝贵的。我站在齐膝深的粪堆里，低贱者中的最低贱者，一个苦力，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但我仍然是死亡考验的一部分。我试着在夜里读《地狱》，但是这是英文版的，英语不是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作品的语言。“无论什么东西实质上都进入到自我中，也就是说进入到其自己的lubet中……”lubet！如果我当时有这么一个词的话，我对我清扫垃圾的工作就会十分心平气和了呢！夜晚，在手头没有但丁作品，而我的手中又散发着人类和粘泥气味的时候，拿这个词送给自己是再甜密不过的了。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欲望”，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意欲”或神圣的“愉悦”。有一天我站在齐膝深的垃圾里，说出了据说埃克哈特大师早就说过的话；“我真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也需要我。”有一项屠宰场的工作在等着我，一项满不错的整理内脏的工作，但是我筹不到车费去芝加哥。我呆在布鲁克林，呆在我自己的内脏之宫里，在迷宫的台基上转来转去。我留在家里寻求“胚泡”、“海底的龙宫”、“天上的竖琴”、“平方英寸的田野”、“平方英寸的房子”、“黑暗的状况”、“以前天堂的空间”。
我一直被关着，一个门神福库勒斯的囚犯，合叶神卡迪亚的囚犯，门槛神利门修斯的囚犯。我只同他们的姐妹说话，叫作“恐惧”、“苍白”、“狂热”的三女神。我并不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看到或想象看到“亚洲的奢华”。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双胞胎小孩生下来挨得这么紧，以致第二个生下来时抓着第一个的脚后跟”。我看见一条叫作香杨梅大道的街，从区政厅到新池路。在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圣徒曾经走过（要不然它就会崩溃毁掉），在这条街上，没有出现过奇迹，没有出现过诗人，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人类的天才，这里连花都不长，太阳也照不进来，雨水也从不冲洗它。我推迟了二十年才给你们描述的真正地狱就是香杨梅大道，由钢铁怪物走出来的无数通往美国空虚心脏的马路之一。如果你只见过埃森、曼彻斯特、芝加哥、勒瓦卢瓦一佩雷、格拉斯哥、霍博肯、卡纳西、贝荣，你就根本没有看到进步与启蒙的辉煌空虚。亲爱的读者，你必须在死以前看一看香杨梅大道，你就会明白但丁的预见性有多强。你必须相信我，在这条街上，在街上的房子里，在铺路的鹅卵石上，在将它切成两部分的高架铁路线上，在任何一个有名字、生活在那街上的人身上，在任何经过这条街被送去屠宰或已经被屠宰的动物、鸟类、昆虫身上，都没有“lubet”、“升华”、“厌恶”的希望。这不是一条悲伤的街，因为悲伤还是有人性的，可以认得出来，它是一条纯粹空虚的街；它比头号死火山更空虚，比无信仰者口中的上帝一词更空虚。
吃不上一顿饭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讨厌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凉的样子。脚下有漂亮的铺路石，街中间有柏油马路，各家门前有既美又丑的高雅的褐砂石台阶，然而一个家伙竟会整天整夜在这昂贵的材料上到处奔走，寻找一块面包干。是这种状况使我感到不安。这太不谐调了。只要人们能摇着吃饭铃冲出去喊：“听着，大家听着，我饿着肚子。谁需要擦皮鞋？谁需要倒垃圾？谁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只要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样对他们说清楚；然而不，你不敢张开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诉一个家伙你肚子饿，你就把他的屎都吓出来了，他像见了鬼似地逃走。那是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情，现在还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实很简单——某个人来到你跟前时，你只要说一声“行”。如果你不能说“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请另一个人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你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杀死你不认识的人，就为了得到那块面包干，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考虑的是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谁的嘴里，或者它卖多少钱。我为什么要去管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呢？我在世上是要活着，而不是计算，而这正是那些杂种不要你做的事——活着！他们要你花费整整一生来增加数字。那对他们有意义。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来掌舵，也许事情不会这样有条有理，但是却更加轻松愉快，耶稣作证！你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得屁滚尿流。
也许不会有碎石铺的道路、长蛇阵的汽车、高音喇叭以及亿万种新鲜玩艺儿，也许甚至窗上没有玻璃，也许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许不会有法国烹调、意大利烹调、中国烹调，也许人们的耐心消耗净尽的时候就会互相残杀，也许没有人会阻止他们，因为不会有任何监狱、警察、法官，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内阁大臣或立法机构，因为不会有他妈的任何法律让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着签证、护照、身分证，因为哪儿也用不着登记，你也用不着身分证号码，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尽管改，这是无所谓的，因为除了你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不拥有任何东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拥有任何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哩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只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当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它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个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作客，而我的朋友则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翘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当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来疏导在我内心沸腾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来安放好漏斗，来捕获一个词、一个词组时，我必然想到旧石器这样的东西。它不费力气就来了，一眨眼工夫便诞生了，你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只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就是一切。
没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来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睡着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如何洒脱。我们像安在弹簧顶上的匣中小丑，我们越挣扎，就越难于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疯了，我除了把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厅中央，就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来巩固我的抛锚地。我的脚翘到书桌上，接收着潮流的声音，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垫子里，我同在我周围漂浮旋转的零碎物处于理想的关系，因为我的朋友们自己疯了，而且是潮流的一部分，他们就竭力让我相信，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我清楚地记得，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脚所实现的同现实的第一次接触。我写过一百万字左右，请注意，写得有条有理，结构很好，却对我来说等于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密码——因为接触是通过头脑来进行的，而头脑是无用的附属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在泥中抛锚。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现在的大多数写作仍是老古董，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烧起来，没有使世界燃烧的原因。我只是古人类的传声筒；甚至我的梦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梦。
安静地坐着，想着一个由我、由救生圈产生的念头，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词汇和表达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切断电流的工具。讨厌的机器停不下来，这便是难题。我不仅处于潮流当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它。
我记得那一天，我让机器彻底停下来，也记得另一个机械装置，上面签着我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我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制成的那个机械装置，慢慢开始运行。我曾到附近的剧院去看一场轻歌舞剧表演；这是日场演出，我买了楼厅的票。排队站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坚实感。
就好像我在凝结，明显成为一块坚实的胶冻。这就像伤口治愈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我处于最高的正常状态，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况。霍乱会来临，将它污浊的气息吹进我口中——没有关系。我会弯腰去吻麻风病人手上的溃疡，不可能对我自己有任何伤害。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这种永恒冲突中有一种平衡，但我不仅有这种平衡，而且血液中有一个正整数，这意味着，至少暂时，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这时候聪明地扎下根，他就永远不会再生并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跃向这样的结局，就要奋力一跳，跳回到比旧石器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在那一刹那，我甚至不梦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奇迹的意义，但我听到我自己的齿轮啮合的时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致愿意为了这种体验的特权而当场死去。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手里拿着撕过的票根从门卫面前走过时，灯光暗下来，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临，使我的眼睛微微发花，我就站了一会儿。当幕布冉冉升起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所有的年代里，人类总是被壮观场面之前的这个简短时刻搞得默不作声。我可以感觉到幕布正在人类中升起。
我也立即明白，这是一个象征，它在人类睡梦中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明白，如果他们醒着，登上舞台的绝不会是演员而应该是他们，人类。我不是这样想——我说，这是一种理解，它如此简单，如此绝对清晰，以致机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着现实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从舞台上转开去，注意看我去我楼厅上的座位应该经过的大理石楼梯。我看见一个人慢慢登上台阶，他的手横放在栏杆上。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梦游的那个旧自我。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整个楼梯，只看见那个人已经爬过，或当时正在爬的那几级楼梯。
这人从来没有爬到楼梯顶上，他的手也从来没有从大理石栏杆上拿开。我感到帷幕降下来，一会儿工夫，我又到了布景后面，在道具中走来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员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不知道是在做梦呢，还是看着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场梦。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见活生生的东西！其余的消失在阴影中。正是为了使世界永远活生生，我没有等着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来，着手描写那一截不朽的楼梯。
正是在这个时候，达达主义者盛行一时，不久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者。这两个流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大约十年以后才听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法文书，也从来没有法国式的念头。我也许是美国独一无二的达达主义者，而我却不知道。尽管我同外界有各种接触，我却像一直生活在亚马逊丛林中一般。
没有人理解我正在写的东西，或者我为什么要那样写。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于他们说我发疯。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点儿，因为它还没有被发现，谁也不会被你说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卵巢世界，还隐藏在输卵管里。自然还没有任何东西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能看见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许迹象，当然没有胳膊，没有大腿，没有头发，没有指甲，没有牙齿。性是最不会被梦见的东西；这是克洛诺斯及其卵一般的后代的世界。这是小不点儿的世界，每一个小不点儿都是必不可少的，吓人地合乎逻辑的，绝对不可预言的。没有一件事物这样的事物，因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说我描述的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像哥伦市发现的新世界一样，结果它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远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头的外观底下，看到了人类总是在内心携带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永恒真实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后重写的，没有哪一层书写的文字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译不了。
我的伙伴们晚上离开我之后，我会经常坐下来，给我的朋友，澳洲丛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筑堤人，菲律宾的伊哥洛人等写信。当然，我必须写英语，因为这是我说的唯一语言，但是在我的语言和我的好朋友们使用的心灵感应术之间有一个差异世界。任何原始人都会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会理解我：只有我周围那些人，也就是说，一个大陆上的一亿人，理解不了我的语言。为了写得好让他们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杀死什么东西，其次阻止时间进程。我刚刚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没有时间这样东西，只有现在。他们指望我否认一个我花了终生时间来窥一眼的真理吗？他们肯定这样指望。他们不想听到的一件事是，生活是不可摧毁的。他们宝贵的新世界不是建立在无辜者的毁灭，建立在强奸、掠夺、折磨、蹂躏之上的吗？两个大陆都遭玷污；两个大陆都被剥夺了一切宝贵的东西——以物的形式。我认为，没有人比蒙提祖马受到过更大的羞辱；没有一个种族比美国印第安人更无情地遭到消灭；没有一块土地像加利福尼亚那样以那样肮脏血腥的方式遭到淘金者的糟蹋。我想到我们的由来就脸红——我们的双手浸泡在鲜血与罪恶中。
通过直接去全国各地旅行，我发现，屠杀和掠夺一点儿也没有停止。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凶手，甚至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往往不必拿出枪、套索、烙铁——他们已经发现更阴险、更穷凶极恶的方法来折磨和屠杀他们自己。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我话还未出口，就让人把它消灭了。通过痛苦的经验我学会了保持沉默；我学会了默默坐着，甚至笑眯眯的，而实际上我嘴上冒泡。我学会同所有这些看上去天真无邪的恶魔握手，并对他们说：“你们好！”而他们却只是在等着我坐下来，好吸我的血。
当我在客厅里我的史前书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可能使用这种强奸与谋杀的代用语言呢？我孤身一人在这伟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类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由闪着磷光的残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独。我让一种无法释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释放能量除非是用来造成死亡和做无益之事。我不能上来就作一个详尽的声明——这意味着穿拘束衣或者上电椅。我就像一个在地牢中监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缓慢地、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渐习惯于自由所包含的惩罚；我不得不长出一层新表皮，保护我不受天上这种燃烧一般的光线伤害。
那个卵巢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生命节奏，而且有死亡节奏。活着，不惜一切代价活着的狂热愿望，不是我们身上的生命节奏的结果，而是死亡节奏的结果。不仅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继续活着，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讨厌，那它就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出于战胜死亡的盲目冲动而要使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播种死亡的手段。每一个没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长生命的人都在帮着以死亡充满世界。做最简单的手势可以传达最高的生命意识；以全身心说出的一个词可以赋予生命。活动本身没有意义：它常常是一个死亡标志。由于简单的外部压力，由于环境和榜样的力量，由于活动造成的社会趋势，人们会成为可怕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国。
个精力充沛的人关于生活、和平、现实等知道些什么？美国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个人关于智慧、能量，关于一个衣衫褴褛、正坐在树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么？什么是能量？什么是生活？人们只须读一读科学课本和哲学课本那些愚蠢的废话，就能明白，这些精力充沛的美国人其智慧多么一钱不值。听着，他们让我运转，这些疯狂的马力恶魔；为了打破他们的疯狂节奏，他们的死亡节奏，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波长，在我在自己内部找到真正的支持以前，这种波长至少可以破坏他们定下的节奏。当然，我不需要我放在客厅里的这张笨重而奇形怪状的古老书桌；当然，我不需要成半圆形摆在周围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写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带出他们使用的黄道十二宫图，将我放在天外天里。但是，当你逼得一个人几乎发疯的时候，当他自己很惊奇地发现他仍然有某种抵抗力，某种他自己的力量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像原始人。这样一个人不仅容易变得冥顽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术，施行魔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宗教——他吃苦头就吃在他的笃信宗教上。这样一个人成为一个单狂者，只专心于做一件事，这就是冲破施于他的邪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扔炸弹，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应，无论是惰性的反应还是凶猛的反应。这个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为成为生命的显示。如果在实现他的可怕需求的过程中，他倒行逆施起来，变得孤僻，说话结结巴巴，证明完全不适应社会，因而无法挣钱活命，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回到子宫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为一个你使他成为的那种可鄙的嘲笑对像，而是作为一个凭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来，这时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将对付不了他。
从他在史前书桌上用来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码，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它穿过当时的死亡语言，就像无线电穿过暴风雨。在这个波长中没有魔术，就像子宫中没有魔术一样。
人们很寂寞，无法相互交流，因为他们的所有发明只表达死亡。
死亡是统治行为世界的自动机。死亡是沉默的，因为它没有嘴。
死亡从不表达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后。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张开嘴说话，只有一个说“是”，“是”，“是”，一个一再说“是”的人才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种报偿，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结果，是的！死亡是冠与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使他们痛苦、恐惧、寂寞，给他们没有结果的能量，让他们充满只能说“不”的意志，这却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他自己的节奏，也就是生命节奏的时候写下的第一个字就是“是”！他此后写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亿万种方法表达的“是”。没有一种精力，无论有多么巨大——甚至一亿死魂灵的精力——可以同一个说“是”的人相对抗。
战争在进行，人们正被屠杀，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最终一亿，然后十亿，每一个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后一人。“不！”他们在喊。“不！他们不准通行！”然而每一个人都通行无阻；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自由通道，无论他喊“是”还是“不”。在这种精神上的破坏性渗透作用的成功显示当中，我坐在大书桌旁边，脚翘在上面，试图同亚特兰蒂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后代交谈，一点儿也不知道，阿波利奈尔在停战前一天将死在一所陆军医院，一点儿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经写下了这几句不可磨灭的诗行：“宽容吧！当你将我们，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们相比。
我们到处寻找冒险，
我们并非你的仇敌。
我们将给你一大片陌生领地，
在那里神秘之花正等人来摘龋”
我一点儿不知道，在这同一首诗中，他还写道：“同情我们吧！我们始终战斗在无垠未来的边陲，同情我们的过失，同情我们的罪。”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活着一些叫作布莱兹·桑德拉尔、雅克·瓦舍、路易·阿拉贡、特利斯坦·查拉、勒内·克莱威尔、昂利·德·蒙特朗、安德烈·布勒东、麦克斯·恩斯特、乔治·格罗茨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苏黎世的瓦格礼堂发表了第一份达达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这份奇怪的文件里这样说道：“达达是没有拖鞋或类似物的生活……没有纪律或道德的纯必然，我们唾弃人性。”一点儿也不知道1918年的达达宣言包含这些词句：“我正在写一份宣言，我什么也不想要，而我还是说某些事情，我反对作为原则的宣言，因为我也反对原则……我写这个宣言来说明，单单做一次呼吸，人们就是做了两个相反的动作；我反对动作：赞成连续的矛盾，也赞成肯定，我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作解释，因为我恨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有一种文学，它到不了贪得无厌的大众那里。创作者的作品来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为他自己而创作的。一种最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无光……每一页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满十分严肃、沉重的东西，旋风，令人头昏眼花的东西，新事物，永恒的事物，就是塞满绝对的欺骗，塞满对原则的热情，塞满排印方式。一方面，一个摇摇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个地狱的钟声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在在……”三十二年后，我仍然说着：“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利斯坦·布斯坦诺比·查拉先生！是，麦克斯·恩斯特·格布尔特先生！是！勒内·克莱威尔先生，你自杀而死，是，世界疯了，你很对。是，布莱兹·桑德拉尔先生，你杀人杀得对。
是在停战那天，你发表了你的小书——《我杀了人》吗？是，接着干，小伙子们，人性……是，雅克·瓦舍，完全正确——艺术应该是有趣的东西，有一点儿烦人。”是，我亲爱的死瓦舍你多么正确、动人，柔情的、真实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又多么烦人：“具有象征性是象征的本质。”请从另一个世界里对我们再说一遍！你在那里有麦克风吗？你找到了混战中炸飞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吗？你能把它们再安到一起吗？你记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布勒东的会晤吗？你们一起庆祝了歇斯底里的诞生吗？他，布勒东，是否告诉你，只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而不可思议的东西始终是不可思议的——又听到这样的话不是不可思议吗？尽管你的耳朵已经堵住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我要在这里为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们加上爱弥儿·布维耶对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们也许当时从中认不出我来，但我相信，他们现在能……“……他没有全疯，必要时还能解释他的行为，但他的行为仍然像杰瑞最糟糕的怪癖一样令人难堪。例如，他刚出医院，就去当码头搬运工，于是他每天下午就在卢瓦尔河沿岸的码头上卸煤。而晚上，他会穿着入时，不断更换行头，逛遍咖啡馆、电影院。而且，在战时，他会有时穿着轻骑兵中尉的制服，有时穿着英国军官、飞行员、外科军医的制眼，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在平时，他十分自由自在，对借用安德烈·沙蒙的名字来介绍布勒东不以为然，同时他又毫无虚荣心地给自己加上了最了不起的称号，自称从事过最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他从来不说“早上好”，也不说“晚上好”，也不说“再见”，从来不注意来往信件，除非是在向母亲要钱的时候留意母亲的来信。他隔了一天就不认识最好的朋友……”你们认出我了吗，小伙子们？不过是一个在同祖尼人地区的红头发白化病患者交谈的布鲁克林男孩。脚翘在书桌上，准备写“强烈的作品，永远不被人理解的作品”，这是我死去的朋友们所断言的。这些“强烈的作品”——如果你看见，你会认出这些作品吗？你知道，被杀死的成百万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作品”吗？新的存在，是！我们仍然需要新的存在。我们可以不要电话，不要汽车，不要高级轰炸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新的存在。如果亚特兰蒂斯被淹没在海底，如果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仍然是永恒的谜，这是因为不再有新的存在诞生。把机器停一会儿！倒回去！倒回到1914年，回到骑在马上的德皇陛下那里。让他用干枯的胳膊抓住缰绳骑在马上呆一会儿吧。看他的小胡子！看他神气活现的傲慢样子！
看他的以最严格的纪律整好队列的炮灰，全准备好服从口令，被击毙，被炸飞肠子，被生石灰烧死。现在停一下，看另一方面：我们伟大、光荣的文明的捍卫者，那些以战争消灭战争的人。换掉他们的衣服，换掉制服，换掉马，换掉旗帜，换掉场所。哎呀，那就是我看见骑在白马上的那位德皇陛下吗？那些就是那可怕的德国兵吗？贝尔塔巨炮在哪里？哦，我明白了——我原以为它正对准了巴黎圣母院呢！人性，我的伙伴们，总是冲锋在前的人性……而我们正在谈论的强烈的作品呢？强烈的作品在哪里？打电话给西方联合公司，派一个快腿的送信人——不要瘸子或八十多岁的老人，要一个年轻的！让他去找到那伟大的作品，把它带回来。我们需要它。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博物馆，准备好收藏它——还有玻璃纸和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它归类存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作者的名字。即使他没有名字，即使这是一部匿名作品，我们也无所谓。即使它有一点儿芥子气在里面，我们也不在乎。死活把它取回来——谁取回来就得25000元奖金。
如果他们告诉你，这些事情必然这样，事情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法国尽了最大努力，德国尽了最大努力，小利比里亚、小厄瓜多尔和所有其他联盟也都尽了最大努力；自从战争以来每一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做弥补或忘却，那你就告诉他们，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好，我们不想再听到“尽最大努力”这样的逻辑；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劣质便宜货中最好的东西，我们不相信便宜货，无论好坏，我们也不相信战争纪念碑。我们不要听到事情的逻辑——或任何一种逻辑。“Je ne parne paslogiqUe，”蒙特朗说，“je parle generosite。”我认为你没有听清楚，因为这是法语。我将用女王陛下的御用语言向你重复：“我不谈逻辑，我谈慷慨。”这是拙劣的英语，女王陛下也许就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它很清楚。慷慨——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从不施行慷慨，你们任何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你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你们认为向胜利一方提供枪支弹药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派红十字会的护士或救世军到前线去就是慷慨。你们认为发放晚了二十年的退伍军人费就是慷慨；你们认为给一点点抚恤金和一把轮椅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把一个人以前的工作还给他就是慷慨。你们不懂得那操蛋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你们这些杂种！要做到慷慨，就是要在别人张嘴以前就说“是”。要说“是”，你首先得成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或达达主义者，因为你已经明白了说“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超出对你的期待，你甚至可以同时说“是”和“不”。在白天当码头搬运工，晚上当花花公子。穿任何制服都行，只要它不是你的。你给母亲写信时，让她抠出一点儿钱来，好让你有一块干净的布条来擦你的屁股。如果你看见邻居拿着一把刀追赶他的老婆，你不要感到不安：他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追赶她，如果他杀了她，你也可以相信，他确信他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设法改善你的见解，请停下来！见解无法改善呀。看看你的心和内脏——大脑是在心里的。
啊，是的，如果我那时候就知道有这些家伙存在——桑德拉尔，瓦舍、格罗茨，恩斯特、阿波利奈尔——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如果我知道，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想的正是我在想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会气炸的。是的，我想我会像炸弹一样爆炸，但是我一无所知。一点儿也不知道几乎在五十年以前，一个南美洲的疯犹太人发明这样的惊人妙语：“怀疑是长着味美思酒嘴唇的鸭子”或“我看见一只无花果吃一只野驴”——不知道差不多同时，还只是孩子的一个法国人说：“找到是椅子的鲜花”……“我的饥饿是黑色空气的剩饭”……“他的心脏，琥珀，火绒。”也许在同时，或者前后，一方面杰瑞在说“吃飞蛾的声音”，阿波利奈尔跟着他重复“在一个吞吃自己的绅士旁边”，布勒东轻声喃喃“夜晚的踏板动个不停”，也许还有那个孤独的犹太人在南十字星座下发现的“在美丽的黑色空气中”，另一方面，另一个同样孤独的人，正在流放，有着西班牙人的血统，他正准备在纸上写下这些难忘的话：“总而言之，我试图安慰自己，为我的流放，为我从永恒中被放逐出来，为出土（destierro），我喜欢用这个词来表示我失去的天堂……现在，我认为写这部小说的最佳方法是告诉人们，它应该如何来写。这是小说的小说，创作的创作。或上帝的上帝，Deus de Deo（上帝的上帝）。”如果我知道他要加上下面这些话，我一定会像炸弹一样爆炸的……“发疯的意思就是失去理性。是理性，而不是真理，因为有些疯子说出来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却保持沉默……”说起这些事情，说起战争和阵亡军人，我忍不住要提到，大约二十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法国人写的这句法文。哦，奇迹的奇迹！l faut le dire，il y a descadavres que Ji ne re－specte qua moitie（必须说，有一些我只有一半尊重的死尸）。”
是，是，再一次是！哦，让我们做一些鲁莽的事吧——纯粹为了寻开心！让我们做一些活生生的辉煌大业吧，哪怕是破坏性的呢！那位疯鞋匠说：“一切事物都产生于大神秘，由一种程度进入到另一种程度。一切事物的进行都有自己的范围，同样的东西排斥异物。”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样的卵巢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而伴随这些宣告，还有这些预言，这些妇科的宣言，同时还有新的图腾柱，新的禁忌，新的战舞。一方面，人类同胞们，诗人们，未来的挖掘者们，把他们魔术的词句吐到又黑又美的空中，另一方面，哦，深刻而错综复杂的谜！另一些人在说：“请到我们的弹药厂工作。我们保证给你最高的工资，最卫生的条件。工作非常简单，小孩子都会做。”如果你有姐妹，有妻子，有母亲，有姨妈，只要她们能使用自己的双手，只要她们能证明，她们没有坏习惯，你就被邀请带她或她们一起来弹药厂。如果你羞于玷污你的人格，他们就会十分有礼貌、十分明智地向你解释，这些精密机械装置是如何操作的，它们爆炸时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连垃圾都不要浪费，因为……以及根据事实，合众为一。
我在到处寻找工作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与其说是他们每天使我呕吐（假如我有幸喂了点儿东西在我肚子里的话），不如说是他们总是要求知道，你是否有好的习惯，你是否可靠，你是否饮食有度，你是否勤奋，你以前是否工作过，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甚至当我得到了为市政当局清扫垃圾的工作时，这垃圾对他们，对他们这些杀人凶手来说也是宝贵的。我站在齐膝深的粪堆里，低贱者中的最低贱者，一个苦力，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但我仍然是死亡考验的一部分。我试着在夜里读《地狱》，但是这是英文版的，英语不是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作品的语言。“无论什么东西实质上都进入到自我中，也就是说进入到其自己的lubet中……”lubet！如果我当时有这么一个词的话，我对我清扫垃圾的工作就会十分心平气和了呢！夜晚，在手头没有但丁作品，而我的手中又散发着人类和粘泥气味的时候，拿这个词送给自己是再甜密不过的了。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欲望”，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意欲”或神圣的“愉悦”。有一天我站在齐膝深的垃圾里，说出了据说埃克哈特大师早就说过的话；“我真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也需要我。”有一项屠宰场的工作在等着我，一项满不错的整理内脏的工作，但是我筹不到车费去芝加哥。我呆在布鲁克林，呆在我自己的内脏之宫里，在迷宫的台基上转来转去。我留在家里寻求“胚泡”、“海底的龙宫”、“天上的竖琴”、“平方英寸的田野”、“平方英寸的房子”、“黑暗的状况”、“以前天堂的空间”。
我一直被关着，一个门神福库勒斯的囚犯，合叶神卡迪亚的囚犯，门槛神利门修斯的囚犯。我只同他们的姐妹说话，叫作“恐惧”、“苍白”、“狂热”的三女神。我并不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看到或想象看到“亚洲的奢华”。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双胞胎小孩生下来挨得这么紧，以致第二个生下来时抓着第一个的脚后跟”。我看见一条叫作香杨梅大道的街，从区政厅到新池路。在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圣徒曾经走过（要不然它就会崩溃毁掉），在这条街上，没有出现过奇迹，没有出现过诗人，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人类的天才，这里连花都不长，太阳也照不进来，雨水也从不冲洗它。我推迟了二十年才给你们描述的真正地狱就是香杨梅大道，由钢铁怪物走出来的无数通往美国空虚心脏的马路之一。如果你只见过埃森、曼彻斯特、芝加哥、勒瓦卢瓦一佩雷、格拉斯哥、霍博肯、卡纳西、贝荣，你就根本没有看到进步与启蒙的辉煌空虚。亲爱的读者，你必须在死以前看一看香杨梅大道，你就会明白但丁的预见性有多强。你必须相信我，在这条街上，在街上的房子里，在铺路的鹅卵石上，在将它切成两部分的高架铁路线上，在任何一个有名字、生活在那街上的人身上，在任何经过这条街被送去屠宰或已经被屠宰的动物、鸟类、昆虫身上，都没有“lubet”、“升华”、“厌恶”的希望。这不是一条悲伤的街，因为悲伤还是有人性的，可以认得出来，它是一条纯粹空虚的街；它比头号死火山更空虚，比无信仰者口中的上帝一词更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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