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美式足球明星盛会”在一个名叫福洛梅顿的小镇举行，费拉斯教练把那地方形容作“转辙器”。我们坐上一辆巴士来到该镇，——我们这一带总共有五、六个人获奖。巴士定了一、两个小时才到，而且车上没有厕所，我又喝了两杯饮料，所以等我们到了福洛梅顿，我已经憋不住了。

　　大会是在“福洛梅顿高中”礼堂举行，我们入场后，我和另外几个家伙找到厕所。不过，不知怎么的，要拉下拉练的时候，拉练夹住了我的衬衫下摆，拉不动。我拼命扯了一阵子，对手学校的一个好心家伙出去找费拉斯教练，他带着两名打手进来，七手八脚想把我的裤子拉开。一名打手说唯一的法子是干脆撕开它。教练听了，两手叉腰说：“你是要我让这孩子开着石门水库，把那玩意吊在外头，就这么出去？嘿，你认为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说完，他扭头对我说：“阿甘，你只得憋着，等宴会结束我们再替你弄开它——行吧？”我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不过我想这一晚上可有得等了。

　　礼堂里面坐着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一进去，他们个个微笑拍手。我们被安排坐在舞台上的一张巨大长桌后面，面对所有人，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这一夜果然漫漫无期。好像礼堂内每个人都上台演讲似的——连侍者和门房也不例外。我真希望妈妈在场，因为她会替我解围，可是她得了流行性感冒在家躺着。终于到了颁奖的时候；奖座是一个金色小橄榄球。照规矩，叫到名字就得走到麦克风前面领奖，然后说声“谢谢”，他们说，要是有人还想说些别的，尽量简短些，因为我们希望在二十世纪结束之前离开那儿。

　　几乎所有人都已领奖说过“谢谢”，接着轮到我了。有人用麦克风喊：“福雷斯特·甘”，对了，我可能还没告诉你，甘是我的姓氏。我起身走过去，他们把奖交给我。我凑近麦克风说：“谢谢”，结果所有的人欢呼起来，还起立鼓掌。我猜想有人事先告诉了他们我是什么白痴，所以他们特别对我好些。可是这些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那么傻站着。过了一会儿，全场安静下来，麦克风前面那个人问我还有没有话要说。我就说“我要尿尿。”

　　好半天，观众鸦雀无声，只是神色滑稽地你看我，我看你，接着他们开始交头接耳，好像闷雷。费拉斯教练上台抓着我胳膊，把我拖回座位。之后，他整晚瞪着我，不过宴会结束之后，教练和两个打手的确又带我去厕所，撕开我的裤子，我可真的尿了一大缸。

　　我尿完了，教练说：“阿甘，你实在会说话。”唔，第二年没什么精彩大事，除了有人放出消息，说有个白痴入选“全州美式足球明星队”，结果一大堆信件开始从全国各地寄来。妈妈统统保存起来，还开始剪报贴在簿子上。一天，从纽约市寄来一个包里，里面是一个正式比赛用的棒球，上面有纽约洋基棒球队所有球员的签名，那是我毕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我把那个球当做金块似的珍惜，直到有一天我在院子里抛球，一只大狗跑来从半空把球叼走，咬烂了。我老是遭遇这种事。

　　一天，费拉斯教练把我叫进去，他带我去校长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个大学来的人，他跟我握手，问我有没有考虑进大学打球。他说他们一直在“注意”我。我摇头，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大家似乎都很敬畏这个人，鞠躬哈腰，还称呼他“布莱恩先生”。但是他说要我叫他“大熊”，我觉得这名字很奇待，不过他在某些方面的确像熊。费拉期教练明白说我不是顶聪明，不过“大熊”说他的球员大部分如此，他考虑找人特别替我补习功课。过了一个星期，他们给我做一项测验，里面有各种各样我不熟悉的怪问题。答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没意思，不肯再答下去。

　　两天后“大熊”又来了，费拉斯教练把我拖进校长办公室。“大熊”神情沮丧，可是他仍旧很客气，他问我有没有尽全力做那个测验。我点头，但是校长直翻眼珠，“大熊”就说：“晤，那真不幸，因为成绩显示这孩子是个白痴。”

　　校长这下子点头了，费拉斯教练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口袋里，沉着脸怏怏不乐。我去大学打球的前途似乎到此结束。

　　我太笨不能参加大学球队这个事实，似乎毫不影响美国陆军的想法。当时是我高中最后一学年，到了春天，其他学生统统毕业。不过，他们让我也坐在台上；甚至给我一件黑袍子穿，轮到我的时候，校长宣布他们要发给我一份“特殊”文凭。我起身走向麦克风，两名打手也起身愿我一起走过去——我猜想是怕我又像在“全州美式足球明星盛宴”上说那种话。我妈妈坐夜台下前排哭哭啼啼，绞着手，我觉得好快乐，好像真的有啥成就似的。

　　可是等我们回到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嚎个不停——陆军来通知，要我向当地征兵委员会什么的报到。我不知道这是做什么，但是我妈知道——那年是一九六八年，各种鸟事都等着爆发。

　　妈妈给我一封校长写的信要我交给征兵委员会的人，可是不知怎的我在半路上把它弄丢了。报到的场面像疯人院。有个穿陆军制服的大块头黑人冲大家吼叫，要大家分成一堆一堆。我们都站在那儿，他走出来喝令：“好，我要你们一半站到那边，一半站到这边，另一半站在原地别动！”挤在那儿的人个个神情困惑，连我都明白这家伙是个白痴。

　　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房间，要我们排成一行，命令我们脱下衣服。我是不太乐意的，可是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就做了。他们检查我们的每一个部位——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私处。他们还命令我：“弯腰！”我照做，立刻有个人用指头戳进我的屁股。够了！我转身抓起那个混蛋，卯他脑袋。突然间一阵骚动，一批人跑过来扑在我身上。不过，这一招我司空见惯。我把他们甩开，冲出大门。我回到家把经过告诉我妈妈，她明明好着急，却说：“别扭心，阿甘——不会有事的。”

　　结果不然。第二个星期，—辆旅行车停夜我家屋外，好几个穿陆军制服、戴着亮晶晶黑头盔的人上前敲门找我。我躲在我的房间里，但是妈妈说他们只是来送我去征兵委员会。一路上，他们紧盯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疯子。

　　征兵委员会里面有扇门，通往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身穿光鲜制服的老头子，他也很谨慎的瞅着我。他们要我坐下，拿了一张测验卷塞到我面前，虽然它比大学球队测验的题目容易得多，但仍旧不简单。

　　做完了测验，他们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有四、五个家伙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陆续问我问题，还传递一张好像是我做的测验卷。接着他们挤成一团交头接耳，谈完之后，其中一个在一张纸上签名，交给我。我拿着它回到家，妈妈看完了那张纸立刻猛抓头发，流着泪赞美上帝，因为纸上写我“暂时缓征”，理由是我痴呆。

　　那个星期当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家有个女房客，她在电话公司担任接线生。她名叫法兰琪小姐，是个和蔼可亲的淑女，非常文静内向。可是，有天晚上，天气闷热，雷雨交加。我走过她房门的时候，她探头出来，说“阿甘，今天下午我刚好拿到一盒软糖——你要不要吃一块？”

　　我说：“要”。她就带我进她房间，那盒软糖就放在化妆台上。她给了我一块，又问我要不要再吃一块，然后指着床铺要我坐下。我起码吃了十几块软糖，当时外面闪电一亮一亮，雷声真晌，窗帘被吹得飞起来，接着法兰班小姐有点像是推了我一把，使得我躺在床上。她开始用一种亲密的动作抚摸我。“你只管闭着眼睛，”她说，“什么事都别担心。”接着发生丁一件从没发生过的事。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一直闭着眼睛，也因为我妈会宰了我，不过我告诉你，朋友：它让我对未来有了崭新的看法。

　　问题在于，法兰班小姐虽是个和蔼可亲的淑女，可是她对我做的事我宁愿是同珍妮·可兰做的。然而，我认为那是门儿都没有的事，因为我这种德行，实在难以启齿邀任何人约会。这个说法算是客气了。

　　不过，因为有了这个崭新的经验，我鼓起勇气问我妈该如何处理珍妮的事，当然我绝口没提跟法兰琪小姐的事。妈妈说她会替我处理，而后她打电话给珍妮·可兰的妈妈，说明情形。第二天晚上，天呐，珍妮·可兰居然出现在我家大

　　门口！她打扮得好漂亮，穿一件白色洋装，头发上插了朵粉红色花朵，我做梦也想不到她是这么美丽。她进了屋于，妈妈带她到客厅，给了她一杯冰滇淋汽水，把我叫下楼，因为我一见到珍妮·可兰走上我们家的楼道，我就跑上楼锁住卧房。当时我宁可让五千个人追我，也不愿走出房间，可是妈妈上楼牵着我的手下楼，而且也给了我一杯冰淇淋汽水。我紧张的情况好些了。

　　妈妈说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我们出门时，她还给了珍妮三块钱。珍妮亲切极了，有说有笑，我一个劲儿点头，咧嘴笑得活像白痴。电影院离我们家只有四、五条街，珍妮过去买票，我们进了戏院拢位子坐下。她问我要不要吃爆米花，等她买了爆米花回来，电影刚好开始放映。

　　那是一部描述一男一女抢银行的故事，女的叫邦妮，男的叫克莱，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人物。但是片于里也有许多杀人、枪战之类的鬼玩意。我觉得人居然会彼此这样开枪对杀实在好笑，因此，这种场面一出现我就哈哈笑，可是只要我一笑，珍妮就好像缩进座位里头。电影演到一半，她几乎已蹲到地上。我突然看见她缩在地上，还以为她不知怎的从座位摔下去，所以我就伸手抓她的肩膀要把她拉起来。

　　我才一拉，就听到什么东西裂开，我往下一看，原来珍妮·可兰的洋装整个被撕开了，所有东西都挂在外面。我伸出另一只手想替她遮住，但是她开始哼哼啊啊，疯狂似的挥舞胳膊；而我呢，我一直设法抓着她免得她再掉到地上或是衣服迸开，我们周围的人回头看这骚动是怎么回事。突然间，有个家伙从走道走来，拿着一把刺目的手电筒照向珍妮和我，结果因为曝光等等，珍妮开始尖叫啜泣，最后她跳起来，逃出戏院。

　　接下来我只知道有两个男人过来叫我站起来，我就跟着他们进了一间办公室。隔了几分钟，四名警察抵达，要我跟他们走。他们带我坐上一辆警车，两个坐前面，两个跟我坐后面，就像费拉斯教练那两名打手一样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只不过这一次的确“进城”了他们带我进入—个房间，给我捺指纹、拍照，然后关进牢里。那经验真恐怖。我一直担心珍妮的情况，不过，过了一阵子我妈妈出现，她用手帕揩着眼泪，绞着手指，我一看就知道我又惨了。

　　过了几天，法院举行某种仪式。我妈给我穿上西装，带找到那儿，我们遇见一个蓄胡须，拎着个大皮包的亲切男人，他跟法官说了—大堆话，然后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妈妈在内，也说了一些屁话，最后轮到我。

　　蓄胡须的男人抓着我的胳膊扶我站起来，然后，法官问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想不出来要怎么说，所以就耸耸肩，于是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补充，我就说：“我要尿尿，”因为我们坐在那儿已经有将近半天时间，我尿急得快胀破了！法官在那张大桌子后面倾身向前细看我，好像我是火星人还是什么的。接着蓄胡须那人开口了，法官等他说完叫他带我去厕所，他带我去了。我们离开法庭时我回头看见可怜的妈妈抱着头，用手帕揩眼泪。

　　总之，我回到法庭时，法官搔着下巴，说这码子事“非常奇特”，不过他认为我该从军什么的，或许可以矫正我的毛病。我妈妈告诉他美国陆军不要我，因为我是个白痴，不过就在这天早上大学寄来一封信，说我如果愿意替大学打球，可以免费入学。

　　法官说这事也很奇特，不过只要我滚出城，他就没有异议。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好行装，妈妈带我去巴士站送我上车。我望向窗外，妈妈又拿着手帕揩眼泪。这幕情景我已太熟悉。它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总之，巴士发动，我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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