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说明宇宙与人生各种道理的哲学，同时具备深刻的宗教功能。事实上，任何体大思精的哲学都会对人生产生指引的作用与评价的力量，由此规范世人的言行，使之行善避恶，追求崇高的目标。由于一个社会必定需要宗教来凝聚人心，并且作为合法权威之最终依据，因此中国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就使儒家的宗教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历代读书人饱受孔学熏陶，多以"希贤、希圣、希天"为平生志业，此即阳明（即王阳明）所谓"读书学圣贤为第一等事，而非为状元爵位谋也"。若是学行俱佳，有功于国家百姓，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条件，则身后可以奉诏入祀孔庙，永受国人钦崇。这种表彰圣贤的方式，与天主教册封圣品的美意，也有相通之处，颇可见出儒家的宗教性格。然而，近世以来，儒门淡薄，儒家成为高头讲章或御用学术，对于实际人心之规范渐失其力。如果勉强申述儒家与平民的关系，就须强调那是世俗化的儒家，好像原本的面貌已经不复可辨了。

　　儒家的原本面貌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则可以提出以下四个要点：尊礼仪、重祭祀、务实践、求根本关怀。

　　儒家推尊礼仪，一方面得自孔子不忍国人陷于礼坏乐崩之困境，同时更要为礼仪找出人性的内心依据；换言之，人性须在适当的人际关系网中，以合宜的方式表现，而礼仪正是此一方式。此外，礼仪更可进一步联系人与其他层次的存有者，如祖先、鬼神、天地山川等。古人所谓"礼"，正如东汉许慎所注："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因此，其原义不离宗教上的祭祀。儒家亦秉此精神，重视三祭：祭天、祭祖先、祭圣贤。可惜，历代王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其祖先，形成中国家族观念过于发达，入世倾向无所节制的现象。祭圣贤则只流行于少数书香世家，一般百姓转而拜祭英雄豪杰之属，为其日常生活行事之典范。

　　至于儒家之务实践与求根本关怀，则始终是大家所清楚肯定的。问题是：务实践必须与崇拜圣贤并举，才能高尚其志，显示日新其德的理想是可以达成的；同时，求根本关怀也须推源于对天的信仰，否则不易寻得定位，或甚至沦于无谓的热情。这两大问题之厘清与彰明，正是今日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这种责任的困难在于：它不是光靠理性思辨就可以应付，还须自身笃实践履、亲切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