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苟延残喘。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尽管有着种种荣耀，但在1880年毛顺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却连一米长的铁路都没有。

　　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瓜分。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的几个月后，日本也发起了对中国的进攻。1894年日本战胜中国，这让中国的精英们由焦虑进而惊惶。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借武力之威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版了一本记述他的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的描绘使儒家精英们大吃一惊。当3岁的泽东蹒跚学步时，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经起航东渡了。

　　反对清朝统治的浪潮像暴发的洪水一样迅猛高涨。在毛顺生年轻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一生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旨在修葺王朝将倾之大厦的大规模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成了一个哑炮仗，因为此时单纯的改良是不够的了。

　　泽东还不到1岁的时候，孙中山（1867—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这份请愿书列出了一揽子消灭旧中国的战斗计划。旧时的精英们谋划抵制变革：有人私下里说火车的发动机是用小孩子做燃料的，有人质疑说燃料理论难道不是对火神的亵渎吗？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时代。

　　在和父亲发生冲突以前，泽东是以中国的方式被和善地养大的。他从未挨过一巴掌，穿着开裆裤，不用大人的帮助就能够大小便。他捉蟋蟀、玩骨头节。他咯咯地笑着，高兴地接过大人们给的红鸡蛋，站在一旁看大人们焚香为慈禧太后（1835—1908）祝寿。

　　他有时会看一眼堂屋内黑色木桌上的青铜佛像，他还以不解的眼光盯着门口两旁写着有关家庭和睦、孝顺虔诚的内容的对联。他开始琢磨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意思，读字的发音是湖南人的平舌口音，“h”常读成“f”，因此，“湖南”也就成了“弗南”。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毛顺生为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而感到非常高兴。儿子是个宝，女儿是片瓦。人们认为女儿不能继承家业而且在种田时也不会像儿子那样会成为一把好手。毛顺生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虽然韶山的大部分孩子都上不起学，但泽东能够被送到学校去还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毛顺生看来，儿子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就可以管理家中的账目、写写契约合同。同时，儒家思想教育能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塑造成一名孝顺的年轻人。

　　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这所学堂十分传统，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像圣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五经”在学堂里具有至高的地位，被奉为经典。泽东8岁时开始念书。多年以后，毛泽东冷淡地说：“我8岁时就厌恶儒学。”［2］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的。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但是满族统治者仍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

　　13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

　　正如拉丁文课在现在的西方学生的眼中一样，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肯定是件苦差事。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加深了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

　　这两个人都打泽东，这使他极为恼火。他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