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三豪杰”。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后来同萧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1］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2］，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3?摇］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5］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