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9］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