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25］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1920年夏，战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