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

　　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36］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