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36年，毛泽东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

　　毛泽东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相当尖刻。“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1925年起就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的态度也不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

　　*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都发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注意权重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Roy in New Republic，9/3/51。

　　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毛泽东转向了左边，像后陈独秀时代的所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49］。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50］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就像放很多爆竹一样。毛泽东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秋白想要从城市开始，毛泽东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秋白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泽东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时他与瞿秋白若即若离。

　　骰子掷出去了。毛泽东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最后攻下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

　　毛泽东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毛泽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了。（5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泽东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共产党非常谨慎。到1927年年中，当群众激情渐减时共产党却迸出激进的火花。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

　　在去衡阳［51］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