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中的家在离滨北县城约四五十里远的一个农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农场曾改名为生产建设兵团，也来过不少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后来，建设兵团又叫了农场，知识青年也大都返城了。名字改来改去，人也走来走去，可这黑油油的土地还是老样子。

　　郑建中15岁那年，父母相继因患克山病去世，他便到场里干活，养活年仅9岁的弟弟建国。弟弟身材瘦小，在学校常受人欺侮。有一次，一个大孩子把建国的脑袋打破了。那天晚上，建中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他拎着一根镐棒就出了门。在上学路上，他截住那小 子，一镐棒就把人家腿骨打折了。为这事，他还去场部蹲了几天班房。当地的老人都说:这小子手黑，要是在解放前，准上山当了胡子。

　　弟弟与哥哥的性格截然不同。弟弟性格内向，但很聪明，爱看书，有时还爱编两句诗什么的。16岁那年，他也上了班，而且被安排到机务排，学开自走康拜因。对此，建中格外高兴。他在场里几乎什么活儿都干过。地里和场院的活儿不说，他还喂过猪、放过羊、赶 过马车、打过石头、盖过房，可就是没上过机务排。据说，为了能让弟弟上机务，他还给机务排长送了一瓶“二龙山”呢!

　　郑家那排房子的西头住着一个人叫李青山。妻子去世早，他一人拉扯三个女儿，所以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知识青年刚来的时候，他也就三十出头，可知青们都叫他“老大爷”。他手上的皮肤又黑又糙，还有大骨节病，让人看了很容易联想到鸡爪子的形象。他不善辞 令，因此也不爱说话。他胆子很小，从不干得罪人的事，但也不愿意轻易帮助别人。

　　有人说，李青山对他养的小猪比对他的闺女还要好。那年头，青霉素和链霉素是很难弄到的药。他托人买了几支，锁在箱子里。孩子得了肺炎，他舍不得拿出来用;但小猪病了，他立马就开箱子。其实，他也不是不心疼孩子，只不过觉得孩子得病死不了，而小猪得病不赶紧用药就可能死。死一口小猪就是几十块钱啊!另外，李青山还有一个“臭鸡蛋”的外号。

　　虽然李青山家喂着一二十只母鸡，但家里从不吃鸡蛋，都拿去换钱。孩子们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孩子吃鸡蛋，回家也要吃。他想出一个主意——把鸡蛋放臭之后煮给孩子吃，孩子们都说不好吃;他又炒给孩子吃，她们仍说不好吃。他对孩子们说，鸡蛋是从鸡屁股里拉出来的，所以都是这个味。从那以后，女儿们再也不要鸡蛋吃了，而他则得了这么个外号。

　　虽然李青山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三个女儿长得都挺漂亮。特别是三女儿红梅，细眉大眼、鼻端口正，而且皮肤格外细腻。当她长到十七八的时候，农场的小伙子们都背地里叫她“赛知青”。意思是说她比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女知识青年还漂亮。上班以后，她被分到食堂。每当开饭时，小伙子们不惜排长队也要等在她这个窗口买饭。

　　郑建国与李红梅是同学，又是邻居，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很有些青梅竹马。长大以后，红梅成了一朵美丽的鲜花，建国的心底当然也有不少“想法”。不过，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长大以后，建国和红梅虽然几乎天天见面，但说的话却越来越少。每次在路上相遇，红梅总是大大方方，但建国却异常紧张，心跳加快，舌头僵硬。他每天晚上都要准备一大堆台词，以便第二天见到红梅时用。然而，每次见面他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话。有时，他也想 约红梅在晚饭后到场院后面的大树下见面。但他又不敢，他怕自己会听到明确的拒绝。他知道自己缺少男子汉的魅力;他也感到红梅对他的态度只表明一种邻居间的友谊，因为她几乎对所有小伙子都一视同仁。不过他的心底毕竟还有希望和梦想，他害怕因为自己的冒昧而失 去这珍贵的希望和梦想。然而，生活又给他的梦想添上了更为浪漫的色彩。

　　那是1979年的麦收季节。辽阔的田野里，一台台康拜因正在收割小麦。有自走的胶轮康拜因;也有拖拉机牵引的铁轮康拜因。其中，郑建国驾驶的那台崭新的“东风”牌自走康拜因格外引人注目。中午，李红梅送饭来到地头。饭后，她走到“东风”旁边，好奇地看着。郑建国连忙走过来，一边带着红梅参观，一边讲解。郑建国聪明好学，他的专业技术在小青年中是数一数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