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而言，目的意味着对自我的极其可怕的承诺, 当他赢得绝对的权威地位后，这种承诺将被扭曲为破坏性的权力角色，扭曲为对任何变革型领导的潜能的放弃。尽管在他读小学时，社会是相对平静和安全的，但是当他在学业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并结交了许多朋友时，他与自己的奥地利父亲之间的矛盾逐渐升温，他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公务员；他坚持要阿道夫去技术高中读书，而不是去读具有人文精神并享有声誉的大学预科（Gymnasium）；他大失所望地发现他的儿子想成为画家，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儿子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在挑战自己的父亲，他的学习成绩开始退步。希特勒后来宣称，在这个阶段他成为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和一个“学习理解把握历史意义”的政治的、艺术的革命者。就在两人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他父亲病倒了，而且死于街头。沃尔特·兰格（Walter Langer）认为，这件事必定加剧了阿道夫对他的兄弟姐妹的死亡所感到的内疚，特别是对于他的兄弟们的死亡。不久以后，他在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失利了。

　　然后，他母亲死于乳腺癌。“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热爱我的母亲。”不到一年，他又被艺术学院拒之门外。不久以后，他再次被建筑学院拒绝。孤独而又身无分文，1908年他决定去维也纳——那个国际的、全球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城市——“克服所有障碍”。维也纳是一座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城市，是一个拥有广泛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城市。这里收留了大量的犹太人，特别是数量众多的犹太学生，再加上从南部和东部的内陆吸引来的操数种语言的各类人等。诸多教派、排外的小圈子、阴谋集团——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君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传教士和自由思想家，自由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在各种公开场合及议会中进行着无休止的论辩与争斗。

　　五年来，阿道夫住在一个租来的狭小房间中，住在专供男人居住的阴暗家庭中，或者仅仅住在廉价的旅馆中。他偶尔也靠当按日计酬的临时工或者靠沿街叫卖他的水彩画来挣些奥地利旧金币；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个无业游民，而长期依靠救济金维持生活。他将这一时期视为一生中最悲惨的阶段。尽管如此，维也纳的确成了他的政治学校。它拒绝施舍给他安全和舒适，但是它给予了他目的。他有充分的时间来阅读小册子和报纸，参加热烈的政治辩论，这些辩论占据了他失业期间的时光。“在这个阶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那里让我形成了一张世界图卷，并且形成了后来成为我所有行动的坚实基石的哲学体系。”他在这里学会了仇恨奥地利人、工联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最为重要的——仇恨犹太人。

　　这个流浪者最终从他憔悴的身体上脱下了那油污的外衣，他将犹太人作为他的挫折感攻击的对象。这些犹太人在肉体上和道德上都是不洁净的，他们是白种人的奴隶，是尘世中的渣滓——但是他们控制着相当一部分新闻、金融和教育。他们成为他自己出人头地的垫脚石。他的信条是德国以外的所有一切都必须予以拒绝。但是在这个仇恨的大熔炉里，他初步形成了他后期的意识形态。他曾拜访国会，嘲笑打哈欠的代表和无人倾听的发言者。他开始惧怕民众的统治，因为他最了解民众。他问道：“我们议会中多数制的原则难道不是要引导去推翻领导的任何一个观点吗？”大众是愚昧和胆小的，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和多数人讨价还价或者与国会议员争论不休，而是保持自己的自由，从而实现创造性的建树。多数人决不会取代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