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改革家们而言，唯一一个最为鼓舞人心的议题就是选举改革。同时其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奴隶贸易和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也被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们认为，要战胜那些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s），就必须抓住能够推动社会普遍进步的杠杆。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动荡混乱，从英国对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做出的反应开始，到与法国之间的时冷时热的长期战争，到在英国人们日益增加的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还有残酷的政治镇压，最终在英国对1830年的法国革命做出的回应达到了顶点，根据巴特勒的说法，“贯穿整个大网并且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一条线索，是一部分辉格党人在改革方面的信念，有时仅仅是一点点残余……”回想起来，英国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趋势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是否要进行意义深远的选举改革已经不是问题，而是何时要进行改革。对英国来说，曾有过对两个重要的改革时机的非同寻常的选择，一个是18世纪70年代的后期，另一个是半个世纪之后。18世纪60年代后期，在咖啡馆和酒吧中出现的对暴虐的国王和腐败的下议院的反抗，1769年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创立，以及对美国战争中的领导失误产生的不满情绪的激化，这一切导致人们提出了包括选举改革在内的各种大量的改革提议。1782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首次在下议院提出建议，要求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详细调查议会代表的身份。

　　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感受到对这一法案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感受要长过各部门之间的拉锯战。当时所表达出来的主要的需要，是更好地管理和减少腐败，一旦用其他手段消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不满，正像巴特勒指出的那样，“由于英格兰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因此人们似乎就没有对这一改革的迫切需求了”。冲突不再需要以改革作为斗争的杠杆支点；而当时的各种争议问题将领导者分化成多样和多变的阵营。在诸多会使英法两国分裂的敏感问题上，许多领导者发现，支持和鼓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要比在英国人内部培养一种新的冲突有利得多，因为后者可能危害到“国家的团结”——以及他们自己的事业。

　　格雷就是那些等待更为有利时机的人之一。在18世纪90年代，他的确向着改革方向迈出了一步。格雷自己创立了一个由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士所组成的协会，即“人民之友”（Friends of the People），专门来推进议会选举改革。1792年，为了回应来自于这一组织的鼓励，格雷发出通知，说一项改革议会的法案将要在下次会议中被提交。他随口引用了皮特早先关于需要更公平代表的见解。然而，当他刚一落座，愤怒的皮特警告大家注意无政府状态，同时质疑人民之友的爱国主义。当皮特刚一结束自己的发言，福克斯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支持格雷，特里维廉说，自此辉格党就开始分裂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围绕镇压问题的冲突，形势日益严峻，这使改革前景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关于煽动暴乱，皮特草拟了一个皇室告示，它似乎不仅针对汤姆·佩因（Tom Paine）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发起的相应社团，而且同样是针对温文尔雅的“人民之友”。

　　正当英国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而步步退缩时，英国政府转而采取抑制手段来镇压改革的欲望，从而使英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政治暗淡和萧条期。由于缺少一些重大而清晰的国内议题，格雷的政治命运时起时落。他参加了有“天才内阁”之称的一个政治联盟，该联盟承诺要将奴隶贸易非法化，在福克斯去世之后，格雷就成为了辉格党和议会的领袖。

　　随后他失去了在诺森伯兰郡议会的席位，输给了一个曾依靠过他的贵族家族，该家族成员成为他的反对党的候选人令他大吃一惊。格雷转而选择其他选区，直到父亲去世继而他自己在上议院地位被提升，这种压力才有所缓解。格雷在耐心地等待国家在拿破仑战争的狂热情绪和战后的压制中挣扎，耐心地等待国家回到国内原有的战争，此时他感觉疏远了以前支持他的那些同僚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