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的领导绝不是在唱一出独角戏，他身边聚集了大批地位显赫的大臣，这些大臣们本身对议会和人民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他亦被一群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左翼人物所推动，这些人代表着本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治团体的意志。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是一个年长而且坚定的改革支持者；格雷的女婿，“激进的”杰克·德拉姆［约翰·乔治·莱姆顿（John George Lambton）,德拉姆伯爵一世（first Earl Durham）］，他采取一种坚定的改革立场，并且曾经在一次改革法案陷入危机期间，同格雷爆发了一场令人痛苦的争吵；野心勃勃、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而且有些煽动性的（他似乎有着温和的观点）贵族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他勉强接受格雷作为改革领导者；受人尊敬的霍兰德勋爵（Lord Holland），他不时地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这些人只是卓越的辉格党集团内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领导者，他们从托利党早期的压制中脱颖而出，但却迷失了辉格党前进的方向。

　　那时从外部不断反对国王和议会的是一群“二流”的领导者，他们团结起来可能比内阁本身的作用还要大。出生在一个赤贫家庭的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由其暴躁的父亲抚养成人，弗朗西斯多少获得了一些教育，并且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了一个熟练的手工艺者，后来他继续努力，熟悉了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并成为了政治联盟的发言人，既为改革大臣们提供信息，又向其施加压力。他是基层民众联盟的缔造者，总是试图联合起支持改革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银行家和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有办法进入到其他改革家无法渗透的圈子中去。出身于一般劳动者家庭的威廉·科拜特（William Cobbett），他参过军，是一个对英国土地充满热爱的人（正像巴特勒所说的），通过他的新闻报道和在全国各地引人注目的演说来宣传议会改革。比威廉·科拜特更左的是亨利·亨特（Henry Hunt），他是一个热情四溢的演说家，反对者嘲笑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煽动家，但是他有足够的技巧来唤起民众支持改革，同时也为自己铺就了通往议会之路。在议会里，亨利攻击格雷的法案，说它对工人阶级并不充分。对这里的大多数人而言，作为沉思理性的存在——并经常身体力行——的人物，是詹姆斯·B·密尔（James BMill），他既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采取激进行为的战略家，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他一生中政治和理智活动的高潮期。

　　无数的英国人都支持这些领导人，这些人在自己的政治团体和其他的组织中被动员起来，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发言人来行动。这是一个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时代，此时，伟大的演说家们能够吸引聚集在他们面前的几万双眼睛和耳朵。在集会中，群众已经不是被动的观众，而是能够与演说者进行情感交流（当演讲过于冗长时，他们便会迫切地请求演讲者“打印出来”），他们经常的投票方式是用脚走进或者离开这个集会。这是一个在集会中组织大规模辩论的时代，并且这种辩论被带入议会，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议员们对抗；这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治化的漫画家的时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道尔（John Doyle，“HB”），他虽然对议会的改革显得相当冷漠，但是能够将议会中复杂阴暗的勾心斗角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一些尖刻的小场景简明而清楚地展现当时政党和个人的相互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格雷所要做的就是保持他在联盟中的中立，坚决主张一个更加完善的强有力的法案，并且寻求各路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懦弱的君主和顽固的上议院的阻挠，由于一度支持法案的政府人员和普通议员的优柔寡断，法案一次次地陷入危机之中，但是格雷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斡旋手段，总是能动员各种基础力量在局面停滞不前时为他伸出援手。改革法案经过无数磨难最终在1832年变成了法律条文，此时格雷也实现了ＨＭ.卡伦的所谓改革家的定义，即改革家应是“专一的单一主义者”。在大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格雷又主持了处于不断分裂状态的辉格党内阁两年之久。但是，就像特里维廉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年取得的立法方面的伟大成就——废除奴隶制度、工厂法案、印度法案、新济贫法——并非他个人的成就。辉格党人的活动正在超越他们的改革联盟的范围，当约翰·罗素勋爵在爱尔兰教会的收入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且“掀翻了改革的马车”时，格雷似乎很乐于辞职并退居到霍威克。在格雷辞职的那年，也就是1834年，国会下议院被大火夷为平地；新的建筑，容纳了经过适度改革的议会，同时体现了格雷的领导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