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众多压力，即便最有奉献精神的缓慢倡导者也发现很难做到不匆忙。以沙提叙·库马为例，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纪60年代从英国步行到印度，此后便徒步游历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目前他生活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苏醒》的双月刊，其中有许多赞同缓慢哲学的理念。一个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伦敦海德公园见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着一套亚麻西服，从一群排成行的、风格变幻莫测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详地走过来。我们在树阴下坐下。库马脱下短袜和鞋子，并将他那双足迹遍布全球许多地方的脚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谈起时间病的问题。

他说道："让时间变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种疾病，这就会将速度加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亲曾对我说，'当上帝创造时间时，他也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她是对的。"

我指出说："可你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印度农村。加速的压力，同时间赛跑，在现代世界无疑是不可抗拒的。"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在这里生活，我也屈服于匆忙，屈服于速度。有时没有其他办法去赶杂志的最后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断挣扎以避免受时间支配。"

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空哀怨地隆隆掠过。库马瞥了一眼手表。他的下一个安排是参加15分钟后开始的一本书的发行仪式。"该走了。"他浅浅一笑，说道，"我不想迟到。"

时间病也可能是存在主义萎靡不振更深刻的症状。在崩溃之前的最后阶段，人们常常加快节奏，以回避不得不面对的忧愁和苦恼。在库马看来，速度可以帮助人们将现代世界的恐惧和荒芜阻挡在外。"我们的时代为忘却的欲望所困扰，但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人们才放弃速度这一魔鬼；它加速地向我们呈现它不再希望被记住，它对自身已经厌倦；它想掐灭七情六欲中的微弱而令人发颤的火焰。"

另一些人认为速度是一种逃避，不是从生活中逃避，而是从死亡中逃避。多伦多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克·金卫在现代速度崇拜方面有些颇具洞察力的著述。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将话题从火箭发动机和宽带互联网转移了出来。"不管人们怎么想，有关速度的讨论从来不是仅仅关注技术现状的。这远远比它深入，回到了人类对先验的渴望。"他说道，"很难思考这样的事实，即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不愉快的，因此我们不断寻找从我们自身的死亡率的意识中摆脱出来的方法。速度赋予感官的仓促感，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策略。"

无论喜欢与否，人的大脑是被速度所固化的。我们从危险、忙碌、激动、悸动中获得乐趣。从快速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快速引发了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两种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会在性生活过程中穿过身体。昆德拉在谈到"速度带来的狂喜"时，他是对的。

我们不仅享受速度带来的乐趣，也习惯了速度。我们成了加速器。当我们将车驶入车道，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显得太快。然而，几分钟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正常。上了一条很滑的路，将时速减慢到每小时30英里，再慢就显得让人咬牙切齿了。加速刺激了人们对速度的无休止的欲望。当速度放到每小时70英里时，我们在诱惑的驱使下，在加速器上再使点劲，将时速提到每小时80英里、90英里甚至更快。1899年，比利时的工程师建造了世界上首辆仅仅为打破速度纪录而设计的汽车。其外观为鱼雷状，由两个电子发动机驱动，该车的车名"从不满意"概括了人们对更快的渴望：永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