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新工作制的人当然比比皆是，艾米丽·吉马德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巴黎的经济学家现在除了每年有六周以上的带薪休假外，每个月还能享受几次三天的周末，她可以打网球，也有闲暇从头至尾一页页地翻阅《费加罗报》周日刊，休长假时就到欧洲各国的博物馆游逛。"我现在有时间做一些让生活更丰富，且我的老板和我本人都有益的事情，"她说道，"如果你能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学会放松和快乐，你就能更好地工作。我们当中大部分坐办公室的人都觉得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很多大公司渐渐开始喜欢每周35小时工作制。除了因雇用更多的员工获得的税务休假外，新工作制使他们可以彼此商讨更灵活的工作方法。如雷诺汽车、宝洁公司等大制造商的员工都同意在生产旺季延长工作时间，淡季则缩短工作时间。

因此警告35小时工作制将会使法国经济彻底崩溃的预言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失业人数虽仍处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已呈下降趋势，生产率仍保持高效。实际上，有证据显示，现在法国许多工人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由于工作时间的缩短，又可望有更多的闲暇，员工会倍加努力，争取在下班打卡前完成工作。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规模较小的行业发现，每周35小时工作制对它们是一个负担，因此许多企业迟迟不肯实施新工作制，试图拖延至2005年的最后限期。支持新工作制的税务休假基金造成了国家财政亏空。与此同时，商业领袖则抱怨休闲革命使法国失去竞争力。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近年来，外资对法投资放缓，原因是一些公司选择将资金投放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必须为此承担部分责任。不错，法国的经历加剧了采取单边立场抵制全球化经济漫长工作时间文化的风险。

35小时工作制并没有成为所有劳动者的福音。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被削减，以抵消不断增长的商业成本。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常常都雇用不到足够的新员工，现有雇员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过去于等量的工作。蓝领工人则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对超时工作的限制削减了他们的收入，很多人无权决定何时休假。对那些事实上想延长时间的工人而言，这一制度令人厌恶。

法国在35小时工作制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们对时间本身的态度呈现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过吹毛求疵的监察员强制实施35小时工作制，这些人下午六点后就到停车场数汽车或查找没有熄灯的办公室。员工喝咖啡或上厕所休息片刻都极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悦。现在，法国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员工能在下班时间准时离开。

新工作制有瑕疵，这点尽人皆知。2002年，法国新右翼政府放宽对加班加点的限定，从而迈出将35小时工作制恢复到标准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民意测验显示，多于半数的法国公民认为法国应该恢复39小时工作制。36%的人希望这种改变是永恒的，18%的人则认为应该是临时性的。虽然评论家称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酝酿中，但全面废止新工作制并非轻而易举。在投入了数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金钱实施35小时工作制后，法国各公司又要就这一制度重新进行协商，令他们厌倦不已，因为当初正是一轮轮复杂的、造成分歧的协商才使35小时工作制得以成为可能。而且，对成为新工作制基础的价值观的支持仍十分强烈，这些价值观包括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娱乐等。

其他国家尤其是强制式管理文化国家应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削减一周工作时数的万灵之计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此别的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削减工作时间。

欧洲其他国家也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迫使私营部门削减工作时间。荷兰常常被树为这样的特殊范例。今天荷兰人的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数已经降为38小时，几乎少于任何其他工业国家。2002年，半数劳动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6小时。如今荷兰1/3的劳动者选择兼职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荷兰颁布的立法规定，荷兰人享有要求雇主减少他们的收入以削减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权利。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混乱的做法使正统经济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确实行之有效。荷兰将经济的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荷兰人花费在交通、购物、看电视上的时间要少于美国人，但在社交、学习、照看孩子、体育锻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则更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开始学习"荷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