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削减工作时间只是缓慢蓝图中的一部分。人们也希望能自行决定上班时间。他们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为他们提供这种自主权的行业正在收获为此带来的成果。在我们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里，让员工自主安排时间是违反意愿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标准的做法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劳动报酬而不是以工人生产产品的数量计酬。但严苛的时间安排与信息经济不相协调，因为今天的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界限远比19世纪模糊。很多现代工作取决于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在办公桌上极少出现，因此这些工作并不适合挤入固定的时间表。让员工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员工的业绩为评估标准，而不是以他们取得这些业绩所花费的时间为尺度，这样就能提供许多人极为渴望的灵活性。

研究表明，感觉能自主支配时间的人更放松、更有创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国能源公司聘请管理咨询人员对其呼叫中心的轮班体制进行精简。几乎一夜之间，该部门效率骤然下降，顾客投诉剧增，员工纷纷不辞而别。新制度剥夺了员工对自身工作时间的发言权，挫伤了他们的士气。意识到这一错误后，公司迅速给予雇员更多的换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员工说，能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有助于减少他们在班上、班下的紧张匆忙感。杜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你能自主安排时间时，无论做什么你都更心气平静，自然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经历告诉我确实如此。1998年，经历几年自由撰稿生涯后，我加盟一家加拿大报纸，任该报伦敦站派驻记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理论上我归属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即便编辑不给我打电话，但这种给我打来电话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存在。时差意味着任务常常在下午降临我的桌前，这样我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工作，就要打发儿子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得疯狂地赶活，边给孩子读苏斯博士的小说，边惦着工作上的事情，感觉痛苦不已。一份令我如此挚爱的工作为什么会变成一大负担？那时我竭力寻找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一切：我的编辑眼光狭小、报纸的报道方式不恰当、工作时间过长，如此等等。但当我开始对慢速运动展开调查时，才幡然悔悟：核心的问题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权利。那么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还坚持了近3年的时间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辞去让自己不快乐工作的理由是一样的：害怕失去优厚的报酬，害怕毁掉自己的事业，害怕让他人失望。最终，我毅然做出辞职的决定。当我所工作的报纸宣布大规模裁员时，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无比。

现在情况有了较大的好转。我每周工作时数不变，有时甚至工作时间更长，但我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现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工作日感觉不像过去那样慌张愤懑了。离开工作桌后，无论是给孩子讲睡前故事还是准备晚餐，我都无须挖空心思找捷径了。的确，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这是我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价。我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归自由撰稿生活。

当然，在工作中给予员工自主支配时间的自由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震撼性的转变。如果采取正确的态度，信息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无须借助笔记本电脑、手机来延长工作日，但可以借助这些高科技手段重新安排工作日程。很多公司已开始给员工提供更多的时间自主权。比如在英国，英国电讯、拜尔公司和劳合TSB银行现在已允许员工自行定制工作时间表：比如，在家工作或弹性上下班。虽然自主安排时间更有利于白领工作，但现在也蔓延到蓝领世界里。瑞士一些手表厂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允许每个班次的工人有3个小时的上、下班灵活变动时间。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尼龙厂让员工自行决定上班时间，前提是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至少两名工人当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