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何解
文/申郁文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39~40页,有这么几段话:
怎样的关系才能称做“好”呢?
孔夫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为什么两个人很亲密却不是相处的最佳状态呢?
孔子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数”(shuo,去声)是“屡次”的意思。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你们俩离疏远也就不远了。
……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因为周围人际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越来越多了。
这种障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加重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
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
可以看出,以上所引的几段实际上是于丹围绕着孔子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展开的。于丹试图告诉我们的主要是《论语》对我们现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告诫。她的心思很明显,也很善良,但我们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她是真从《论语》入手的吗?也就是说,她是先看到《论语》的论述对今天社会的确很有教育意义而拿出来告诫今人,还是说她想对现今人际关系的处理提出建议,再从《论语》中找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语录来作论据?
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到于丹整个的表述逻辑。
子游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事君”与“朋友”,即侍奉君主和对待朋友,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文中的“数”,之后分别得出“辱”与“疏”的不好结果。看来我们理解这话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释“数”上。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先急着来看这个令人费解的“数”。
我们知道,《论语》里的许多提法有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再次出现,这对我们真正把握《论语》的精义能提供很重要的“内证”。
我们先来看“事君”,在《论语·先进》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一天,季子然问孔子说:“仲由、冉求二人,是否能称得上‘大臣’呀?”
孔子回答说:“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什么事,原来你只问仲由和冉求俩呀!所谓大臣,是能够用‘道’来事奉君主,如果看到按照这样‘道’难以实行,便宁肯辞职不干了。现在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臣子罢了。”
季子然接着问:“那么,他们会对季氏言听计从吗?”孔子说:“如果要是杀父亲或杀君主这样的事,我想他们还是不会听从的。”
乍看孔子的回答,至少有两个地方让我们觉得费解:
一是,孔子为何在季子然面前认为仲由、冉求二人只是“具臣”?二是,孔子所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该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季子然是当时鲁国季孙氏的子弟,而仲由(字子路)和冉求(字子有)当时正好在季氏的手下为臣。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季子然便不怀好意地问孔子何谓“大臣”。我们只要看看《论语·先进》的其他两个条目,大概便能理解当时孔老夫子对他的这两个学生是多么的不满: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