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社会追求和技术变革对地方政府产生了空前的挑战，从欧美到中国，地方政府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可以掉以轻心，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资源(企业、自然资源或人口)就是必然的赢家。

　　京港沪政府不同策略应对竞争

　　在中国，由于香港、北京、上海三大主要城市都把自身定位为全球性大都市，由全球化带来的城市竞争已经在区域内展开，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应对新的挑战。

　　以香港为例，虽然财政状况相当紧张，但特区政府仍将建立提升香港文化地位的西九龙区作为战略性举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项目占据香港本岛对面黄金临海地段，占地逾40公顷。参与此项建设的大型财团，包括香港最大的地产商长江基建、新鸿基地产以及恒隆集团等。它们不仅有机会获得地标级建筑的发展机会，也将获得大量地皮带动周围物业的升值。但是，在接到来自本地居民数以万计的评议建议后，香港政府却难以下决心。它们必须将这类大型基建项目与香港未来的生存环境进行整体战略考虑。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基建项目，还包括了拓展该地国际物流竞争力的第十号货柜码头以及预期中的港珠澳大桥等。即使某项大型地产项目为政府和地产商带来大量收益，却毁坏了当地软环境包括海湾景色等，具有长远眼光的社会大众和政府是不会允许的。

　　在西九龙的开发中，尽管各参与竞标的财团均有足够的财力和专业知识，香港政府却要求它们必须寻找足够的“文化盟友”—— 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馆或卢浮宫这样的世界文化象征。由此可见，为保持城市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持久地位，只关心当期收入还远远不够。香港正力图摆脱只有生意、缺乏文化的形象，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和机构在本地落户。在欧洲，大量在伦敦上班的白领已开始在具有文化氛围的巴黎居住，“欧洲之星”跨越海峡的隧道快车既便宜又方便。

　　在利用“大学城”的概念成功激活了远郊区松江后，上海正在该地兴建大型地区性交通枢纽。可以预计，杭州居住、上海上班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杭州的人文风景以及上海日渐高涨的房产价格也促进了这种可能性。寻求新的竞争力释放点，这是上海在经历多种城市战略失败后的突围之举。上海的汽车战略、钢铁战略、海运码头战略、国际金融中心战略都未能达到预期的设想，利用更多软性环境建设，在GDP一路高歌猛进的势头下寻求下一步的战略定位，无疑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在北京，政府正在与传统形成的不断“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艰苦的斗争。“摊大饼”造成了北京城市功能无法革命性地变革，因此在争夺跨国公司总部的过程中不断输给上海。但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将投入巨资建立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卫星城”或“副中心”，将市区人口分流出去，进而进行全局性的调整，为该市在全国甚至世界经济中的持久地位打下长期基础。北京经济的近期决战在2008年奥运会，但是远期决战的筹备在今天已经悄然规划。

　　强势地方政府挑战更多领域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抓住机遇的地方政府，引领了当地经济的强势崛起，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世界各地，许多原来属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监管领域，正受到这些强势地方政府的挑战。

　　在美国，纽约州的检察官就联邦机构(如证监会等)对大型金融机构—— 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的监管效果提出了质疑。它们利用本地对投资者和保单持有者更加有利的当地立法提起诉讼，不但获得胜利，而且迫使联邦政府进行回应，从而推动了对金融行业监管的全面检讨。在加拿大，前来收购当地矿产资源的中国矿业公司发现，它们受到联邦政府的欢迎却被各地区政府质疑。这些地方政府在当地选民的支持下，对国际自由投资和贸易的原则发表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