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掉战争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理解成两个崛起的大国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挑战。一直到1941年12月，这种挑战看来都是成功的，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

　　一个勉强的参战者改变了历史的行进方式，却获得了战争最大的利益，持续至今。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与军事的影响力却乏善可陈。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时，威尔逊总统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式的信念，却被欧洲老手们轻而易举地戏弄。不过从“二战”以后，威尔逊总统的目的轻而易举实现，美国式的信念一直风行世界。

　　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传递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前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命题令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前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只能发出类似麦克唐纳式的感慨，而后者又太缺乏直接经验，往往纸上谈兵。有过教授与国务卿双重经验的亨利·基辛格知道这两类人的立场多么不同，多么难以相互沟通。

　　肯尼迪研究的目光放在决定大国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综合效应。他帮助我们把大国的崛起与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国际事件的相互关系中去观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大国兴起的缘由和维持大国地位的条件。《大国的兴衰》在带着我们从500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的同时，并没有让我们的视角仅仅停留在历史上，而是能够透过历史放眼未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后顾与前瞻，才使得该书的分析更加透彻，在立意上就具备了开拓性的优势。

　　在肯尼迪看来，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是“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的需要、增长的投资，这三者形成了一个争夺自然资源的三角”。他认为，要取得三者的绝对平衡是不大可能的，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大致的协调。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个方面不能保持大致均衡的话，一个大国就不大可能长期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实际上，近年来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就面临着这样的 挑战。

　　当然，要保持三者的平衡，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文化、机制、传统、机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等。肯尼迪认为，生产步子的快慢、国家的兴衰以及力量对比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人能够驾驭的，未来大国的发展及其大国体系的前景将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以及欧盟各国的才智，取决于各大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的“技巧和经验”。

　　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 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

　　根据肯尼迪的理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然而大国通常要进行战争或很可能进行战争，所以需要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这就可能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一项基本要求—— 如何确保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也就是如何确保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平衡。当然，理论上的最佳答案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国务家们却往往面临这样的战略困境—— 既要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又要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还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这三者都要争夺国家资源，要解决这个战略困境没有绝对的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使三者之间保持大体的协调。但是如何达到这种协调，总要受到不同国家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