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之后的17年中，肯尼迪先生仍被热烈地引用。至今，没人可以忽略《大国的兴衰》，因为肯尼迪先生的非凡优势—— 将所有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思考的能力，仍无人超越。判断一本书杰出与否的标志，除去它的思想深度、表达能力、想象力，显然还有一条更不可忽视—— 它是否具有里程碑意义。肯尼迪是第一个大胆地用如此丰富的素材来写作这一古老话题的作家，它多少可以帮助政治人物缓解麦克唐纳式的焦虑，尽管时过境迁，不尽如人意也是不可避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

　　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有时会冲破任何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理性的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缺乏数字化的全面理解。就如吴敬琏先生所讲的，没有一个决策者可以分析出社会各个方面的细致供求，并且随之变化。经济体尚且如此，遑论全球背景下的国家。

　　事关中国，国家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市场繁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迫在眉睫，困扰着决策者的思维。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关键时刻扮演支配性的因素。其中大体可以总结为四大问题。

　　(1) 公权力腐化严重，政府执政能力备受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出现了丘吉尔赢得战争却选举失败、失去政权的一幕。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腐败使得其在民众中失去信任，导致政权崩溃，一败涂地。这些并不久远的例子警示我们，历史的考验是严酷而且迫切的。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可能会拖延危机的爆发，但是却不能阻止危机的滋生与蔓延。那么，如何制止公权力腐败、防止执政质量下降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2) 预防农村社会矛盾激化

　　近些年，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村群体抗议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中国社会矛盾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农村社会存在不稳定趋势。

　　中国共有19亿亩耕地，按照当下的农业技术计算，可以养活17亿人。然而，按照户籍计算，中国共有9亿农民，其中农业劳动力接近5亿。也就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耕作不到4亩田，每个农业人口仅拥有2亩。因为气候原因，北方每亩农作物产量仅为南方的三分之一。即使按照南方的产量标准，专家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一亩地经济”。在清朝初期，中国人口才1亿，1950年接近5亿，而今是13亿。所以，中国的耕地对于农业人口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人均一亩地导致农业生产的现状：农业劳动力每年只工作三个月，从事的工作又附加值极低，且无效率可言。这样，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存在天然劣势。世贸入关之后，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就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增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实际上是由极少数大型财团控制，而且在国家补贴下进行市场化运作，而我们是以数以亿计的“家庭农场”与之抗衡。

　　中央接连出台农业生产的优惠措施，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旨在减轻农村人口的生存压力。但是，“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否能突破，会不会重复出现“谷贱伤农”的市场结果，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2006年11月的《焦点访谈》播出了陕西农作物滞销导致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就非常发人深省。

　　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把小农们组织起来离开农耕，进入工商业，曾经是它们发展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也一直把工农联盟看作是两条腿，缺一不可。所以，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策略无疑会为农业社会带来一次变革。

　　(3) 城市出现新贫民群体，人口贫富差距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