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

　　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learning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

　　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

　　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