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认可银行自身的市场风险模型在决定监管资本金充足量上的作用，标志着监管机构在政策上的大跃进——不仅允许资产组合理论的运用，而且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组合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将银行用于内部风险监控、管理、定价的模型同监管机构的法定资本金计算方法有机结合，避免设立不同机制、重复计算、耗时耗力。这是政策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性的体现，是监管政策上的一大创新。尽管银行界对《市场风险补充案》所采用的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有保留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补充案在政策架构和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所以，当大银行看到资产组合理论和银行内部风险模型已经被BIS采纳到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部分时，便觉得时机成熟，应该加紧游说此类政策在巴塞尔I的信用风险部分上的运用，使大银行充分享受大资产、高技术带来的优势。当时，确实也有几家大银行已经发展出了信用风险模型，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信贷定价和资本配置等。它们便乘这个东风，到处宣扬这些模型，希望监管部门能允许银行用信用风险模型的经济资本算法作为监管资本算法的基础，以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加权。

　　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bankingbook)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tradingbook)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而非套用巴塞尔I的代数公式。这样一来，不用等到巴塞尔I的变更，就已经从本质上抛弃了巴塞尔I，造成政策的更新换代。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套利(capitalarbitrage)或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钻政策的空子，以期达到减少资本准备金的最终目的(具体案例会在本章第四节谈论摩根银行信用衍生产品时详细描述)。

　　对于银行界的“肆无忌惮”，监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得有所反应。这第一回合便是了解情况，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看看巴塞尔I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有多严重；看看银行界如何细化量化信用风险，如何使用信用风险模型，有些什么参数变量，模型怎么设计的。自始至终，这是一个银行监管者的项目，必须要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巴塞尔I要不要修改，若要修改的话，怎么改，如何减少资本套利，等等。

　　这个项目首先就落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3．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

　　中的重要地位

　　纽约联储向来是美国商业银行政策制定的神经中枢、桥头堡。很多政策，尤其是有关大型银行和现代银行经营方面的政策，要么起源于纽约联储，要么由纽约联储来审查核实，像是非纽约联储莫属。纽约联储也乐意充当这个主人翁的角色，每每率先领头，不甘落后，以显示其重要性。

　　纽约联储的这个政策桥头堡的作用，受益于它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历史、地理位置。早在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之前，纽约的摩根财团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充当着中央银行的职责，在经济危机时刻提供紧急信用和流动储备。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很多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纽约，比如，摩根、大通、花旗、纽约银行等，其他银行也多多少少在纽约有落脚处。现在，银行经营国际化，国际上有些规模的银行基本上都在纽约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诸如德意志银行、瑞士的瑞士信贷银行(CSFB)和瑞士银行(UBS)、英国的汇丰银行(HSBC)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还有日本的诸多银行等。而这些外国分行和代理机构又大都属于纽约联储管辖，就使得纽约联储——也唯有纽约联储——能有这个条件，不仅掌握本国银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得到外国银行的宝贵材料。纽约联储的这个信息制高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金融监管部门所望尘莫及的，几千个大大小小、本土国外的银行聚集在小小的曼哈顿岛上，囊括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人才，银行监管者们自可从中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