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月份去摩根银行调研的时候，时间一下子变得非常紧迫。BIS银行监管委员会这时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表(questionnaire)，要求各大监管机构，对所属大银行所采用的信用风险模型进行调研，填写问卷表，汇总到BIS，再由BIS公布问卷结果，并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我们当时曾经协助BIS设计这份问卷表，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当时也可能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最大、最全面)把该要考虑的信用风险模型的要素都列总出来，用最浅显的语言把模型设计的不同方法都归纳进去。最后定型的问卷表与我们提议的相差不大，这可能也与当时在BIS主管这项工作的要员就是纽约联储派去的有关。但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份问卷表要得这么急，给我们的截止期限这么短，我们虽有大通银行的资料，但却少了另一大旗舰单位——摩根银行的资料。

　　摩根内部所用的信用风险模型，与他们外销的《信贷算法》并不一致，这点我们早在二月份纽约联储开会的时候就已知道，当时这两个组都来作关于它们模型的描述。但根据摩根向来在模型设计上前卫的传统，我们预计它的内部模型不会简单，得费时耗力。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当时要求领导人物临时从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挖了一个能文能武、有理论有技术的经济学家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果不出所料，摩根的模型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相当的复杂，我们费了很多周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它的模型本身就很复杂。摩根总是想方设法囊括所有能囊括进去的参数，把模型做得精致细腻。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使模型在运用于信贷定价和资本金配置时，让业务部门心悦诚服，不会产生过多的非议和指责。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模型变得相当复杂，环环相套，盘根错节，不容易一下子看懂看穿。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完整的技术文件来说明模型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是摩根的内部模型，不需要像外销产品那样，有详细清晰的说明书，更何况它几经修改，几拨工作人员前赴后继，最终的模型可能与前几轮的模型大相径庭，即便有个别说明文件，也语言简单、文字晦涩、数字符号一大堆，恍恍乎，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也就只能跟着折腾来折腾去，想方设法从现成的资料里琢磨出个原委。

　　经过几周的加班加点、冥思苦想，还有与摩根的几轮来回，我们最后总算恍然大悟，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因为赶着要给巴塞尔交问卷表，也因为模型的复杂性，我们没能作出一个数字实例来说明模型的运作，也没有写出像大通那样系统的报告。后来在向领导人物汇报的时候，也就根据巴塞尔问卷作描述。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后收集了成员国26个银行的调研问卷表。所有资料都是匿名的，用英文填写，最后的总结归纳工作由巴塞尔掌管。1999年，巴塞尔出了一篇长达65页的调研总结报告，题为《信用风险模型：当今的实践与运用》(CreditRiskModeling:CurrentPracticesandApplications)。其中心结论为：信用风险模型，作为计算监管资本的基础，尚为时过早。同市场风险模型作对比，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库有限、资产的价值不是按市定价、模拟的持有期长、难以通过回溯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现在所推行的举世瞩目的巴塞尔第二协议(BaselII)，或称新巴塞尔协议，基本定稿于2004年，经历了艰难曲折、旷日持久的过程。它在巴塞尔I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明文强调第二支柱“银行监管”和第三支柱“市场惩律”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支柱的“银行监管”，其方式方法和政策步骤，同美联储银行监管的原则规范如出一辙，为此，美联储为全世界充当了经典、模范(本书第四、五章会作详细描述)。

　　第三支柱的“市场惩律”，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共同完成监督、管辖、奖惩银行的职责。这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有生力量包括：银行的股东、债券投资者、信用评级公司、审计公司、各种金融分析机构、国内国际各类监管机构，等等。银行经营和产品越来越市场化，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增加银行监管的深度、广度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