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散文是谈天，诗就是唱歌。唱歌是使用语言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很特殊，音乐加进来强化语言，有时也代替语言。语言在经过省略和强化以后，与音乐融合为一，如精兵猛将，当十当千。诗差不多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当然是没有曲谱的，它的音乐性藏在语言本身里，诗人的专长是把语言的音乐性加以发扬利用，使文字效果和音乐效果相加或相乘。作诗叫"吟诗"，诗的定义有一条是"文之成音者也"。都指出了诗这种体裁的特性。语言，在未有文字之先，固然是用听觉来接受的，即使有了文字以后，听的机会也比看的机会多，何况还有不识字的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由那么多的人使用，在使用中不断调整修改，它已经针对人们的耳朵发展出规律来。诗人掌握了这套规律，讲求作品的节奏和音韵。散文可以不故意讲求这些，诗则必须讲求；散文作家如注重语文的音乐性也是浅尝即止，诗人对诗的音乐性则要求达到一定的标准。

　　什么是语言的节奏?语言，当它是声音的时候，那声音里有长短、高低、轻重、快慢和停顿。以"快慢"一项来说，如果每分钟吐出一百八十个字，并不是非常平均的每秒三个字，而是可能前一秒吐出四个字，后一秒吐出两个字，这就形成了快慢。从语言的形式上分析，如果一句话里有十个字，这十个字必定被声音分成几个小节，某几个字的声音结成一组，和别的字稍稍保持一点距离。每一"小节"的字数并不相等，这就形成了"长短"。

　　《儒林外史》有云：

　　"从--浦口--山上--发脉--，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结成--一个--穴--，这个穴--叫--荷花出水。"共有十九个小节，各节最少一个字，最多四个字，这是长短。其中"一个墩，一个炮"重复了三次，第一次出现时应该慢读，以后两次重复应该快读，既是重复，快了也能听得明白，只有快读，才显得出千里发脉的气势。无妨一直到"结成一个穴"再慢下来，到"荷花出水"最慢，一则这是个重要而生疏的名词，希望听的人能听清楚，二则意思告一段落，语气也便于收煞。这是快慢。

　　再谈轻重：

　　"一天--结束了--，而结束--如此之--美--，死亡--如此之--美--，毁灭--如此之--美--。""了"字本是轻声，"而"字"之"字都是虚字，声音也要轻些。"如此之"三个字连续既轻且快，这个小节跟"一个墩，一个炮"不同，"一个墩"虽然读得很快，"墩"字却要读得很重，"一个炮"亦然，因为"墩"和"炮"的声响都不是轻滑流利一类，"墩"和"炮"也都是庞然大物。"死亡如此之美"句中，于音于义应该加重的是"死亡"和"美"，"如此之"轻轻带过算了。下句中的"毁灭"和"美"亦同。

　　所谓节奏，就是由声音的长短、高低、轻重、快慢和顿挫形成的秩序，长短、高低、轻重、快慢和顿挫，相互间错综配合，连绵不断，可能产生的变化几乎是无限的。在音乐里面，长短、轻重、高低、快慢都是抽象的音符，在诗里面却是有意义的字句。诗人不但追求节奏，也追求节奏和诗中的意义融合为一，相得益彰。由不认识节奏到认识节奏，需要培养"节奏感"，培养节奏感最简易的方法是多听音乐。在音乐里面，节奏的变化丰富，相形之下，语言的节奏到底简单，认识了大巫，对小巫就不会陌生了。

　　关于音韵，我们都知道国语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有齿音唇音喉音，有开口撮口合口，有轻声变调儿化韵，字音有响哑清浊，在什么情形之下用哪种声音或不用哪种声音，使用语言的人应该有考虑。我常举广播界名人翁公正的名字作为字音组合不善的例子，翁先生有雅量，不以为忤。宋代大诗人辛弃疾三个字就不响亮，后人宁愿叫他辛稼轩。我服务过的中国台湾广播公司，这个名称看在眼里很漂亮，读在口中一个字比一个低哑，到"公"字几乎模糊难辨，幸而最后有个"司"字声势一振。无独有偶，台北还有一个"公共工程局"。多年前有一本文学杂志，名叫《读物》，内容很好，但是办了几期就停刊了，原因之一是：你到书店里去买《读物》，没有一个店员能听清楚你要买什么。

　　余光中教授在他的《诗与散文》里，举梁实秋先生《雅舍小品》中一段文字，说明散文中也有音韵问题。雅舍小品的一段文字是：

　　"如果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其人大概拘谨，如果伸胳臂拉腿的都逸出格外，其人必定豪放。字瘦如柴，其人必如排骨，字如墨猪，其人必近于'五百斤油'。"余氏称道这一段文字：虽不刻意安排平仄，但字音入耳却错落有致，只要听每句收尾的字音（正、谨、外、放、柴、骨、猪、油），在国语中四声交错，便很好听。句末的"油"字衬着前面的"猪"字，阳平承着阴平，颇为悦耳。如果末句改成"其人之近五百斤油也可知"，句法不坏，但"知"、"猪"同声，就单调刺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