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了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一事就此又搁浅了！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和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壮况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出现转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的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其国际人格几乎丧失殆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中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但曹聚仁已于1972年月因癌症病逝，这方面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担当居中调解的“和平专使”。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感到十分为难，从沟通两岸关系这一特殊任务来说，章士钊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章老年届90，再加前几年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状况，怎样作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章士钊字行严，人称“行公”或“行老”。1973年春天，与章士钊私交颇深的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向章士钊的女儿章念之提到她父亲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问道：“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章念之说：“有，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恐怕去不了。”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最后毛泽东请周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此事实际上就按毛泽东的意思定下来了。当章士钊得知此事很高兴，说毛主席懂他的想法，最理解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的心。

　　1973年5月中旬，章士钊先生启程赴港。当时台湾的班机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尚未开航。他的专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国大陆飞机，而这架飞机是中国政府所派，而载着大名的前和谈代表章士钊一家来香港“探亲”，这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香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导了章士钊到港的消息，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桥梁。

　　章士钊到达香港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他出奇地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都不多。 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先后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故旧见面，颇多感慨，都为过去几次没能成功的谈判感到惋惜，并表示继续为祖国统一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章士钊此次赴港所带中共关于和谈条件与过去大体相同，即尽快举行国共两党谈判 ，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可给予台湾省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经费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负担。如果台湾认为谈判条件不成熟，可以先进行官方或私人及团体互访作一定接触，暂不举行谈判。

　　但章土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渡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再加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病到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转重，虽经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周恩来得知章土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北京的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土钊已于7月1日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促成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章土钊在完成民族使命的过程中虽然“出师末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和国民党故旧的接触，为国共重开谈判所进行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蒋介石在得知章土钊所带来的共产党和谈条件后，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内心深处却是有触动的，一些国民党元老也受到感染。从美国回台湾不久的陈立夫即在香港《中华月刊》以辜君明的化名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提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陈立夫主张国共两党谈判，以此达到祖国统一，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于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由于台湾政治前景黯淡，再加之因钓鱼岛与日本发生争端引发岛内以台大为首的爱国学生在全岛掀起了批判分离主义与强权主义，以血书呼吁“和平、统一救中国”的浪潮，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也动了与共产党重开和谈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秘密使命交给了与共产党打过多次交道，抗战前主持过国共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大陆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得到反馈。

　　也许是蒋介石年岁已高知道来日不多了急于安排后事，也许是陈立夫在有生之年希望国共和谈的心情非常迫切，在中共方面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殷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和谈和再次合作的新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是1975年4月5日去世，毛泽东也于1976年9月9日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正如毛泽东生前所预见的那样：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继往开来，在对台湾国民党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同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构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了现实，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今日的中国，今非昔比，昌盛强大，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愿为祖国统一大业有所作为的台湾的国民党在蒋经国去世之后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而执政的既反对国民党也不喜欢共产党，崇尚西方文明，由台湾本土的所谓“精英”组成的民进党一伙人极力鼓吹“台独”，给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造成了不利而复杂的政治因素，但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台湾人民，包括岛内国民党人和民进党内有识之士，以及全球华人、华侨的强烈反对。饱经沧桑而已有交往的海峡两岸的人们，深信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大陆与台湾之间必将架起新的和平之桥，祖国统一的美好日子决不会离我们太远。

　　历史已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凡是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出过力的人士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