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派李书城到长沙的当天深夜，程潜便密召程星龄商谈对策。

　　程星龄是程潜的族弟，毕业于北京大学，一向不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抗战期间曾到解放区会晤过朱德、刘伯承等中共领导人；后到福建省任省府秘书长，因“羊枣事件”受牵连，被蒋介石作为“异党分子”关押在台湾，直到1947年1月才获释。程潜回湘不久，中共湖南工委书记周礼，就把策动程潜起义的任务，交给了在湖南大学任教的地下党员余志宏(曾当过前任省长王东原的专员，对革命热诚，忠实可靠，与国民党上层有一些联系，并有做上层工作的经验)，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他。但余志宏一时无法与程潜接近，只好通过当时在湖南大学当教授的曾是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做与程潜私交深厚的湖南省府顾问方叔章的工作，由方去做程潜周围亲信的工作，再由这些亲信去影响程潜。余志宏觉得，仅靠通向程潜这一间接的曲折的一条“线”还不够，后从与当时担任湖南省民政厅长、曾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的进步人士马子谷接触中，得知程星龄的情况；而他与程星龄也曾认识，不由暗喜，心想要是把程星龄弄回湖南，直插程潜身边，这将对策动程潜起义有很大的作用。于是托好友何之光带信去台湾，催星龄火速回湘。而这时程潜身边的邓介松、肖作霖等人，被形势所迫，急于要找能与地下党有联系的人。向地下党转达他们愿和不愿战的心情。又是那个马子谷，向他们介绍了程星龄，他们也盼望程星龄快回湖南。程星龄历尽艰险，好不容易回到长沙，第一次晋见程潜时，程潜虽对这位族弟的学识、才干以及政治倾向是清楚的，但与他仅仅谈一些台湾风土人情，毫无要星龄参加省府工作之意。程星龄感到对程潜策反一时无从入门，于是便邀约程潜的左右搞了个时事座谈会，了解各方动态，及时通过余志宏提供给地下党。哪料到没多久，程潜竟采纳了邓介松、肖作霖的建议，委他当了无事可做的省府物资委员会主任。当程潜挤走了CC派的省党部书记张炯，接着又迫使顽固反共的劣绅赵恒惕辞去省参议会会长的职务，继而又把亲蒋的原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明升暗降调往衡阳，从而统一了湖南的军政，设了个“党政军办公室”，突然重用程星龄，仅次于肖作霖，任副主任，成了他的智囊人物。

　　当程星龄深夜走进程潜的办公室时，程潜兴奋地对他说：“星龄呀，时局发展得真快哩！蒋介石看来快完蛋了！现在白崇禧派了李书城来到长沙，同我商谈如何应付局势，并携来李宗仁、白崇禧倡导和平解决国事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他出示电稿，“你过细看看。”程星龄看罢电稿，程潜沉重地叹道：“蒋军败局已定，现在唯桂军还未遭到大的打击，但无论是数量或是战斗力，比之蒋军，已经微不足道。这次李、白倡导和平，显然是逼蒋下台，由桂系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之局面。这能办得到么？我看全是梦想！若和谈不成，李、白定会负隅顽抗，那么我们湖南省首当其冲，今后处境就更困难了！”程星龄点了点头，表示完全赞成程潜对时局的分析。他沉吟一会，说：“李、白想用倡导和平来倒蒋，必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在倒蒋后，李、白若与中共和谈不成，重启战端，势必遭到人民更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我看颂公可以附和李、白的和平呼吁，一旦他们出尔反尔，就让他们自作自受，而你颂公则可坚持和平到底，另树一帜嘛！”

　　程潜背着手沉思着向前踱了几步，忽回转身，语气坚定地对程星龄道：“好！我决定附和李、白的和平呼吁，明天我也给蒋介石拍个电报！”他突然郑重地问程星龄：“你能否与共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闻听此言，心中大喜，他坦然回道：“我由台回湘之前，在湖南的中共朋友就有信催我回来；回长沙后，已有所接触，由于时机未成熟，未向颂公提出罢了。”

　　程星龄的这几句话证实了程潜的猜测，他不禁心花怒放，恳切地对程星龄说：“我的决定定了，你可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联系！”